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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像史学的诞生与近代电影的产生有关。电影的起源，可以追溯至17世纪耶稣教徒基尔谢（Athanasius Kircher ）发明的幻灯，1825年英国人约翰·A ·派里司（John A. Paris ）发明的幻盘（Thaumatrope)，1832 年比利时人约瑟夫·普拉托（Joseph Plateau）发明的诡盘（phenakistiscope ）。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初，电影产生并迅即风靡全球，作为记录人类生活的一种手段得到广泛运用。当然，不是所有的电影都是人类生活的
真实记录。而作为历史学分支学科的现代影像史学，则诞生于20世纪80年代。
从此，以镜头书写历史，与以文字书写历史一起，成为记录人类历史、凝聚人类记忆的重要手段。
1 镜头中的历史有其不可替代性
1.1 镜头中的历史传神而动人
·专题 社会记忆研究·
镜头中的历史与图书馆收藏
  ——以中国记忆项目中心影像史学实践为例
全根先
（中国国家图书馆 北京 100081）
摘 要：图像作为人类记忆的一种手段，先于文字而出现，始终是我们了解与研究历史不可或缺的重要资料。图书馆是人类记忆的汇聚之所，图书馆进行影像史料采集，既是图书馆记忆功能的回归，又是履行其基本社会职责的表现。国家图书馆中国记忆项目中心的口述史学、影像史学实践，通过对重大历史事件、重要历史人物、非物质文化遗产等的记录与保护，留下了珍贵的历史记忆，积累了丰富的文献资源，极大地提高了图书馆的服务水平与社会影响力。影像史学的发展，既契合了图书馆社会记忆功能回归的现实需要，也为图书馆馆藏体系的完善与拓展提供了重要渠道。关键词：影像史学；口述史学；图书馆；中国记忆；文献体系；资源建设中图分类号：G250.1    文献标识码：A
Viewing the History and Library Collection from the Lens: Taking the Image Historical Practice of China Memory Project Center as an Example
Abstract  Images precede words as a means of human memory. They are always a must-have for us to understand
and study history. Libraries are the gathering place of human memory. Collecting historical materials by the library represents not only the return of the memory function of the library, but also the performance of its basic social responsibilities. Through recording and protecting the major historical events, important historical figures, and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the oral history and image historical practice of China Memory Project Center of National Library has recorded considerable precious historical memories, accumulated rich literature resources and greatly improved the library's service and social influence. The development of image history not only meets the needs of the returning of the library's social memory functions, but also provides an important channel for the improvement and expansion of the library collection system.
Key words  image history; oral history; library; China memory; system of literature; resource constr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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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像史学的诞生，改变了传统史学的文字书写方式，丰富了历史的表述方法，拓宽了史学的研究视野。正如学者所说：“尤其在近现代史领域，丰富的影像资料直接为书写史学提供了一个鲜活的‘影像注
脚’。”[1]
通过镜头记录、书写的历史，具有不可替代的
价值，并因其生动形象、丰富有趣，使原本枯燥生硬的史学研究成果顿时变得兴味盎然。
德国艺术史家阿比·瓦尔堡（Aby Warburg）是20世纪初现代图像学的创始人。他认为，图像只是通
向文化深处的中介，图像是时代文化的症状，图像与文化是通过隐秘的精神象征联系在一起的。而这些象征常常不是存在于对图像显层的意义呈现起着主导作用的形式或主题中，而是存在于图像的某些特殊细节
之中[2]。他有一句格言，即“上帝住在细节中”[3]
。
笔者因工作关系，与著名纪录片导演刘湘晨先生有过工作交流。刘先生长年游走于新疆大漠南北、山川草原之间，拍摄了许多优秀的反映新疆各个少数民族文化生活的纪录片。这些纪录片，不论是从艺术角度，还是从史学角度，均具有很高的研究价值。例如电影《阿希克：最后的游吟》，第一次全方位地纪录了塔克拉玛干沙漠南缘维吾尔族民间流浪艺人阿希克的生活。阿希克为维吾尔语，意为痴迷者。在维吾尔族中，阿希克是极为特殊的一个人，对于这样一个特殊的体，人们所知很少。在这部作品中，阿希克不仅有持之以恒的经典游吟者，还有小商贩、剃头匠、铁匠、掘墓人等各种不同职业的人。在最近的距离，对他们近于隐形的生活逐一纪录，让我们有可能第一次走近维吾尔族中最隐秘的内心世界，数个世纪在新疆大地行吟的阿希克第一次被记录在镜头之中。导演通过他的镜头，不仅让观众认识与了解他们，还给人以强烈的心灵震撼。这是用文字书写的史学著作很难达到的。
刘湘晨先生的《太阳部族》反映的是高山上生活的塔吉克人。另一个作品《驯鹰人》，反映的是一位
柯尔克孜族老人驯鹰的故事。通过刘湘晨先生导演的纪录片，我们可以充分领略影像在历史叙事中的独特优势。
影像史学的优点还不只这些。在现实社会中，有些文字档案被刻意遮掩，通过文字我们很难寻历史的真相。有时候，镜头中的历史可以弥补这一缺憾，甚至使历史真相成为铁证，无可辩驳。以南京大屠杀
这样的重大历史事件为例，日本军国主义者始终否认其惨绝人寰的残暴行径，而美籍华裔作家张纯如女士拍摄的《南京暴行——被遗忘的大屠杀》，以长达600分钟的珍贵影像资料，记录了9位南京大屠杀幸存者的证言，记录了他们作为大屠杀受害者和幸存者的历史回忆，成为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这一事件的“活
证据”[4]
，引起了世界各国极大的社会反响。同时，张
纯如还发现了《拉贝日记》，成为记述南京大屠杀的著名历史档案。
1.2 镜头中的历史具有超强的传播能力
德国vs日本直播视频
用镜头记录的历史，往往具有文字作品所难以企及的超强传播能力。影像史学奠基人海登·怀特（Hayden White ）认为，作为一种新的历史表述方法，影像史学借助于影像与音响技术，比文字书写的史学著作具有更强烈的视觉冲击。他说：“电影（或电视）的确比书写的论述更能呈现某些历史现象，例如，风光景致、周遭气氛以及繁杂多变的冲突、战争、
众、情绪等。”[5]
法国哲学家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1974年在接受法国著名电影杂志《电影手册》采访时也说：“如果不依靠（电影）史诗这种方式，也就是说把历史当作英雄故事一样来讲述，历史
又该怎样才能坚持自己的话语，进而回过去？”[6]的
确，影像史学以其独特的魅力，可以在观众中产生广泛的影响力，可以在较短的时间内生动活泼地传递或许尘封已久的历史知识，并激发公众的历史兴趣，从而促进历史知识的广泛传播。
美国学者罗伯特·A ·罗森斯（Robert ·A ·Roosens ）认为，视觉媒体将成为现时代绝大多数民众获取历史知识的主要渠道[7]。当前，我们正处于资讯高度发达的信息时代，通过电视、电脑、手机等获取信息已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影视对于历史故事或者说历史事件的传播能力比过去更
强，非普通文字作品可比，这是不容置疑的。1.3 镜头中的历史未必是历史真相
在特定时代、特定背景下，记忆可能被有意篡改，只是部分地甚至片面地加以展现。镜头作为记录社会生活、记录历史事件的一个手段，当然也不例外。著名戏剧批评家、作家夏衍曾说：“电影是阶级斗争中
最犀利的思想武器。”[8]这句话的背后，反映的正是建
国以后在特定的历史时期，为了政治宣传需要而有意突出或隐去历史真相这样一个事实。在当时拍摄的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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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电影中，没有爱情，突出的是阶级感情。这样一种社会记忆，其形成与建构有其深刻的历史背景，是政治作用艺术的必然结果。正如美国学者詹姆斯·E ·扬（James ·E ·Young）所说：“历史是已经发生的事情，
而回忆则是人们相信是发生的事情。”[9]个人的记忆
何尝不是如此。在我们进行口述史采访和影像史学实践中，这样的情况经常发生。 
应当说，对于历史记忆的事实偏差，不论是发生在社会记忆，还是发生在个人记忆中，都不是什么奇怪的事，也不是什么可怕的事。在我们传统的文字书写中，同样充斥着大量的不真实信息，甚至是有意作伪的历史谎言。德国哲学家伽达默尔（Hans-Georg Gadamer ）认为，历史精神的本质并不在于对于过去事物的修复，而是在于与现时生命的思维性沟通[10]。无论是采用何种记录与叙述历史的方式，我们永远不可能完全恢复历史原样，只能是努力接近于历史真实；并且，即使是那些有意歪曲的历史作品，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的历史情景。
2 国家图书馆中国记忆项目中心的影像史学实践
国家图书馆中国记忆项目于2012年正式启动。中国记忆项目是以现当代重大历史事件、重要历史人物为主题，以传统文献体系为依托，系统性、抢救性地进行口述史料、影像文献等新类型文献建设，并最终形成特资源体系的文献建设服务项目。中国记忆项目的专题资源建设，主要包括重大历史事件与重要历史人物、非物质文化遗产与当代重要学者口述历史专题。截至目前，中国记忆项目完成或正在进行的专题有：东北抗日联军、中国远征军、大漆髹饰、蚕丝织绣、中国年画、我们的文字、学者口述史、中国图书馆界重要人物等20余个。通过这些项目的开展，积累了丰富的文献资料，提高了国家图书馆的服务水平与社会影响力。
2.1 东北抗日联军专题
东北抗日联军是中国共产党创建与领导的第一支中国人民抗日武装，从“九一八事变”到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他们在极其严酷的条件下与敌人展开殊死搏斗，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伟大胜利做出了不可磨灭的重大贡献。东北抗日联军专题资源建设项目开始于2012年，也是中国记忆项目中
心最早启动，建设时间最长、口述史受访人最多、收集文献载体形态最多样的一个专题。在项目实施过程中，我们先后在北京、辽宁、湖北、新疆、广东、吉林、黑龙江7个省区，采集和收集了79位受访人、超过150小时的口述史料，同时采集到东北抗联密营、战迹地影像资料约10小时。此外还收集到纸质或数字版历史照片约1 000幅、老战士日记手稿17册、非正式出版物138册件，以及一些相关实物[11]。自2012年始，中国记忆项目中心在已采集到的东北抗联专题口述史料基础上，通过编写口述史文章，在新华社、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中国文化报等媒体上对东北抗联战斗的生活进行报道，国家图书馆网站还开辟“中国记忆”专题网页，发布抗联老战士及战士后代口述史视频与历史照片。2013年9月18日，中央电视台《新闻直播间》播出了中国记忆项目寻访东北抗联老战士的系列新闻报道，向全国观众介绍了几位抗联老战士的生活状况。直到2014年9月18日，国家图书馆网站首页推出的东北抗联专题受访人的口述史料共35位。2015年8月，为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国家图书馆与黑龙江省兴隆林业局合作举办了“冯仲云图书馆”揭牌暨“重走抗联路”主题纪念活
动，首次以“记忆空间”概念，推动在历史事件发生地进行文献文物的本地保存和保护。2016年9月，中国记忆项目中心又推出了“中国记忆丛书·东北抗日联军系列”丛书3种：《我的抗联岁月——东北抗日联军战士口述史》《最危险的时刻——东北抗联史事考》《请把我埋在战斗过的地方——追寻失落的抗联》。
通过对东北抗联老战士及其后代的口述史料、影像史料采集，不仅抢救和保存了一大批珍贵的历史文献，还恢复了部分历史真相，使众对抗联历史的认识更加生动而具体。例如，出生于1918年的抗联老战士潘兆会，1935年就参加了东北人民革命军（东北抗日联军前身），曾任东北抗日联军第六军保安连一排排长，在战斗中屡次负伤，最后连肠子都流出来了，大难不死。1939年3月，他在养伤时，因与部队失散，弹尽粮绝，被迫弃回家。1946年，他还参加了黑龙江省汤原县的剿匪战斗。解放以后，他一直在汤原县务农。可是，他的抗联经历长期得不到有关部门承认，没有人能为他作证，他好像成了逃兵似的，国家没有给他一点应得的荣誉。2012年5月，我们对他进行了口述史采访，他的抗联经历终于得到认可，在老人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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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之前为他赢得了应得的荣誉[12]。又如，出生于1918年的抗联老战士孟宪德，曾参加过伪满洲国靖安军，1942年7月起义加入东北抗联教导旅，随部队进入苏联，在通讯连担任发报员。2014年3月，我们对孟宪德老人进行了口述史采访，老人讲述了当年他在通讯连的经历，对于研究教导旅在苏联的战斗经历是很重要的资料补充[12]。还有当年在抗联教导旅第三营的老战士张正恩，2012年5月我们在采访老人时，他讲述了1945年日本投降前他与另一名战士发现日本机场的具体经过[12]；抗联女战士王铁环，在2012年5月我们对她进行采访时，她讲述了自己在抗联队伍中成长的战斗经历。通过口述史采访与影像记录，保存了一个正在逝去的珍贵的历史记忆，并大大拓展了研究抗联历史的广度与深度。
2.2 “我们的文字”专题
“我们的文字”专题资源建设项目，是2014年中国记忆项目中心受文化部非遗司委托负责执行的一个重要项目。在这一项目策划、执行过程中，我们首先进行了前期资料搜集和整理工作，统计出非物质文化遗产各级名录中与文字关系密切的项目共62项，并从中选择关于文字传说方面的仓颉造字传说、仓颉祭祀习俗、王羲之传说，与文字书写相关的笔墨纸砚制作，以及文字书写，包括汉字书法、藏文书
法、维吾尔文书法，与文字传播相关的木活字印刷技术、雕版印刷等30个项目，开展影像史料记录、传承人口述史料采集及其他相关资料收集工作。为此，中国记忆项目中心派出5个工作组，历时一年，行程数万公里，走访了60多个市区和城镇，共拍摄视频资料400余小时，涉及41位传承人、16位专家学者[13]。这个项目的部分成果，2014年底至2015年初在国家图书馆举办了“我们的文字”大型展览，还邀请非遗传承人到展览现场进行展示；编辑出版了《我们的文字》一书；与京港地铁合作，开辟了地铁图书馆，展播与宣传“我们的文字”相关资料。新华社、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中央电视台、中国文化报等许多媒体对此进行了宣传报道，获得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好评。 
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记录与保护工作中，影像记录是口述史采集的非常重要的补充。徽墨是传统制墨技艺中的一件珍品，也是驰誉中外的“文房四宝”之一。徽州制墨的历史源远流长，至少在唐代即已出现。可是，由于市场经济大潮的冲击与人们书写习惯
的改变，徽墨制作也已成为一项需要保护的传统工艺。为此，2014年，笔者团队采访了安徽省宣城市绩溪县胡开文贸易有限公司总经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徽墨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汪爱军，并对徽墨制作的整个工艺流程进行了影像记录。与徽墨制作技艺相似，湖笔制作技艺同样亟需保护。自古以来，湖笔就是毛笔中的佼佼者，以制作精良、品质优异而享誉海内外，素有“毛颖之技甲天下”“紫毫之价如金贵”的美誉。湖笔的发源地在浙江省湖州市南浔区善琏镇，其制笔业大约始于晋代，历经唐宋直至元代，异军突起，一举奠定“毛笔之冠”的地位。2006年，湖笔制作技艺入选第一批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2014年，我们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湖笔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中国民间文化杰出传承人邱昌明进行了采访，用镜头记录了湖笔纯手工制作的全部120多道工序。2.3 影像史学与图书馆职能回归
图书馆的社会职能，主要是记录历史，传播知识。通过镜头记录历史，是图书馆基本职能的一种回归。图书馆记录历史，是履行其社会记忆功能。如果说，一个人没有记忆，在很大程度上会丧失自我；那么，一个社会如果没有记忆，这个社会就无法进步。社会记忆对于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来说，往往决定了一个社会乃至一种文明的发展方向与进程。而图书馆则正是社会记忆的汇聚之所。意大利作家翁贝托·艾柯（Umberto Eco ）说：“数百年来，图书馆一直是保存我们集体智慧的最重要的方式。它们始终都是全人
类的大脑，让我们得以从中寻求遗忘，发现未知。”
[14]
美国图书馆学家谢拉（Jesse H. Shera）说：“图书馆正是社会的这样一种新生事物：当人类积累的知识大量增加以至于超过人类大脑记忆的限度时，当口头流传无法将这些知识保留下来时，图书馆便应运而
生了。”[15]另一位美国图书馆学家巴特勒（Lee Pierce 
Butler ）在《图书馆学导论》一书的导言中指出：“图书是保存人类记忆的一种社会装置，图书馆则是将这种
记忆转移到人们意识之中的一种社会机构。”
[16]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图书馆所发挥的社会记忆功能，使人类在社会生产与生活实践中所产生、积累的知识、经验与智慧得以传承发扬。图书馆自诞生之日起，即发挥着人类文化传统的记忆与守护、知识共享与交流的平台作用。从古代两河流域、埃及最
镜头中的历史与图书馆收藏——以中国记忆项目中心影像史学实践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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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的图书馆，到当今高新技术云集的巍巍图书馆大厦，图书馆的外观乃至内涵虽然已经发生沧桑巨变，但是，它作为“人类永久记忆客观知识精华的社会机制”始终未变，也不可能改变，是“世界最美的知识花
园”“人类永恒的思想天堂”[17]。图书馆记忆，与人的
记忆既有区别又有联系。北京大学教授王子舟曾说，人的记忆可以分为四种，即：形象记忆（直观性，
保留视觉、听觉等感性知觉）、情绪记忆（体验性，保留情绪彩或情感内容）、逻辑记忆（理性，保留知识思想）、动作记忆（操作性，保留动作技能）。而图书馆的记忆，其基本内容则为：手稿记忆、印刷记忆、口述记忆、影像记忆等。今天，我们用镜头记录我们的历史，正是图书馆记忆功能的恢复，是图书馆基本职能的一种回归。
3 影像史学与图书馆收藏体系
人类对于历史的记录方式，不论是用文字记录，还是视频音像，甚至实物，都可以概括地称之为文献。数千年来，这种传递人类文明延续不断的主要载体——文献，其概念本身已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根据1983年中国文献工作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制定的《文献著录总则》规定，文献是指“记录有知识的一切载
体”[18]。所谓文献载体，就是记录、保存和传播文献
的物质实体。在中国历史上，文献载体形态在不断发展，甲骨、金石、竹简、缣帛、纸张等，曾先后被人们用于书写和印刷文献，留下了大量各种载体的文献。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又出现了胶质、磁质、光介质等文献载体。文献载体发展的总趋势，是逐步从笨重到轻便，其负载的信息密度却越来越大，传递信息的速
度也更趋快捷。
由各种不同载体组成的文献，都属于图书馆的收藏对象，也是图书馆最重要的文化资源，是图书馆开展文化服务的物质基础。图书馆的馆藏体系，不仅要满足文化保存与保护的需要，而且要适应现代经济、科技、文化和社会发展的需求，满足人们不断增长的文化信息需求。近代图书馆诞生以来，图书馆的馆藏体系一直随着社会的发展而不断变化。从传统古籍，到普通图书；从中文图书，到外文图书；从普通图书，到期刊、报纸；从纸质文献，到电子文献、音像资料，再到数字文献。图书馆的文献形态不断在变，图书馆的馆藏体系也在不断变化。
影像资料先于影像史学而出现，影像史料又是图书馆在现代历史条件下产生、发展起来的一种新的文献类型，在记录人类历史、传承人类文明中发挥着其他文献载体不可替代的重大作用，理应成为图书馆馆藏体系建设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影像资料的大量出现，开始于20世纪下半叶。在此之前，在图书馆收藏体系中，这类资料一般归入音像资料类别。所谓音像资料，又称声像资料、视听资料，是以电磁材料、感光材料为存贮介质，以电磁手段或光学手段将声音和图像记录下来而形成的一种文献类型。
随着信息时代的到来，影像资料在各种文献载体中的比重越来越大，正在成为图书馆收藏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图书馆对于影像资料的收集、整理与开发利用，理所当然地是其更好地履行公共文化职能、发挥其社会记忆功能的重要标志。
笔者认为，影像史学的发展，既契合了图书馆社会记忆功能回归的现实需要，也为图书馆馆藏体系的完善提供了重要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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