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履历，很正常，甚至很上道。中文大学的英文系硕士，德国哥廷根大学的博士。做过艺术发展局的研究总监，在何志平局长任内当过民政事务局研究总监。历年来在报刊发表的好文章不计其数，既能深情回忆香港乡间旧事，又能有板有眼地研究文化政策，还能庄谐并陈地痛斥时弊。他的读者无不折服于其学养之深湛、文笔之古雅。
不过，他也是我所知道的香港知识分子中最奇特的一位异人。自幼习武，一身好功夫；炼丹养气，常以「贫道」自称；明明是一位现代读书人，却带着一股时空错乱的古人逸气。更奇的是，我老听说他被人跟踪监视的传闻，莫非是因为在德国留学的时候搞过太多民运？而且，在这文质彬彬的外表下，我晓得他有一颗「危险」的心。
上回见他，也是为了访问，一眨眼原来就是两年。虽然心里一直惦记，但大家君子之交，我又生性疏懒，只好趁他新着《中文解毒》面世，再约他聊聊。
梁文道（梁）（陈）
殖民地官腔的异化
梁：这本书很畅销，对吗？
陈：过年之前加印了四千本，这些语文书容易卖。(熊也想买的说...)leftist
梁：市面上其实已经有很多语文书。因为大家都说我们的中文水平下降，人人都在想办法。有趣的是你觉得这跟香港的政治文化有关。
陈：六七十年代，香港政府主动开放公共空间，市民有抗争但不是真的流血，或者流的很少。由于不是公民社会本身壮大而逼得政府要退缩，所以人们一直相信政府所用的字眼，一套套地使用他们的语言，如「市民」、「社」、「权益」及「福利」等字眼。(四个字：政治正确，不过六十年代，香港的中文真的好得呱呱叫，熊记得熊的师们不但英文好，还能骈伵骊六地写文章，强!)
回归以后，官方继续流出语言，人们仍然不理。例如「施放」，从前是用「发射」，后来才改成「施放」，中立的用法应该是用「发放」或者「放」。用「施放」就好像在实验室毒死老鼠一样。还有「管有情刊物」或「管有情信息」，用英语说就是own。原本我们是用「拥有」，但你要硬生生地冤枉人家还管理着它，那就是「管有」了。这些语言真是毒害，完全是在授予官方绝对权力和绝对合法性。另外还有一些见首不见尾的说法，如「不排除」甚么、「不存在」甚么，最近的例子是林瑞麟说：「特区政府不排除在台湾设立官方办事处」，原本「不排除」是有威胁的意思，例如美军占领了冲绳，然后说「美军不排除在冲绳撤军。」(不看真的不知道原来这么恐怖，熊每次看这些官方文件都觉得头痛，老是有模棱两可，原来不是熊的错觉，看着就觉得扎眼，又累赘又烦)
梁：又如大陆说台湾如果独立，他们不排除动武，这便是一个威胁。(Good example!当时台湾好大反
应的说!陈水扁就捡到便宜了，就是这样让他再做了4年总统，那只油光满脸的鸭子) 陈：现在是将「不排除」等同「考虑」的意思，完全是搞坏了考虑、商榷、计划这几个很审慎、很准确的字眼。慢慢变成了一种newspeak，而这种 newspeak是由英文转过来的，不是中文原生。如果由古典中文转过来还好，像从前师爷的语言，我们可以从经史之中看到它怎样出现，看到它的思维。但「不排除」虽由英文而来，可它又不是英文，是「exclude」后
面没有了「possibility」一字。好像一种鬼魂的语言，未曾投胎的类似中阴身的语言。(英直译中是最可怕的文字，不中不英，不伦不类，的比喻实在太到位了!话说熊最怕看内地的电影译名，每次都囧死熊, The top gun竟然直接翻做好大的一根!!!!=口=,The day after tomorrow，香港是译做明日之后，这个真的很有危机感，明天之后会怎样?还是个可怕的未知，但内地却直接译后天，一点感觉都没有，太轻描淡写了)
一个所谓双语社会变成这样就很恐怖了，原本双语社会应该有些创造力量，要不就丰富其英文，好像印度那样；要不便丰富其中文。而不是弄一种夹杂的语言，要懂得英文才明白中文，懂得中文才明白英文。只懂中文或只懂英文的人，便不知道你在说甚么了。(是呀是呀，熊真的觉得香港是个伪双语社会，中文和英文都高不成低不就，不上不下，卡在一个尴尬的位置)
梁：但很多人说，语言是一种不断地自然演进的东西。既然我们已出现了「不排除在台湾设立官方办事处」的说法，何不干脆接受它呢？何况说话与聆听的人都不觉得有问题。(熊觉得有问题!!!)
陈：那就是当政府所说的东西是废话，讲粗俗一点就是「九（0翕）」(=口=...脏话，话说曾荫权好像有一次疑似(看...熊也被语癌感染了)爆了一句这样的东西出来)，就是不理你在说甚么也好，也不会很认真去看待。这是因为政府不认真对待那个语言，民众也不会很认真地对待它。那纯粹只是说话，背后不显示某一种威严或责任。(非常同意!)
梁：那是因为他们需要说话，但却没甚么内容。
陈：所以你会见到这些out of cultural context(没有文化后台)的语言。你捉不到他们想说甚么，它既不是中文，也不是英文，不在日常老百姓讲的东西里头，更不在粗口里头。
若你「九（0翕）」，我知道你在说甚么，你随便问一个人也能明白你的意思。但你说「不排除在台湾设立官方办事处」，我便真的不知道你想怎样了。除非你是地下党员(good!)，心态上觉得台湾可以被统治，可以随时在那儿设办事处。(当然这是不是Central government的想法就大家心里有数了~)
梁：说到「官腔」，从古至今都有，你觉得以前的官腔跟今天的官腔有甚么不同？
陈：从前的官腔只是故作高雅、用典故，因为官员想表达自己有修养、有权力、有文化。在从前的皇朝时代，这些文字是子民、臣民的一个攻击对象。如果官员用这些东西，人们就会看看他当中的典故有否出错，有错就可以当作口实。他要用这一套官腔，背后就要有一班师爷帮他去堆砌文字，结果变
成一种公平的官民竞争、对抗游戏。可是今天的官腔，你对抗不了，他掌握了绝对的合法性，可是那种合法性又不知从何而来。他们造了一些很生硬的词，比如「管有宠物」、「管有情刊物」、「信纳证供」。不是相信、就是接纳，又怎会有「信纳证供」呢？英文是accept，真厉害，这样浅的英文也可译得这样深，而且是相信和接纳之间的东西，你也不知道他想说甚么，但警方和律政署都用它。(神奇的词语)
梁：可是我觉得除了刻意去模糊一些东西外，他们也有体面的考虑。我觉得这种官腔就是尝试将一些字词自作聪明地加些变化，加点东西令到文字看上去没那么直接，看起来好像文雅一点。例如狗叫「狗只」，好像加了个「只」字，狗就不是一般的狗，就没那么「狗」。猴又变了猴子、蚊又变了蚊子。
陈：就像石梨贝水塘，「禁喂野猴」，原本四个字就写完，那条布也用少一点位，但偏偏又要
横跨三个围栏，写上「禁止喂养野生猴子」。他们觉得单词不及复词有威力，但他们不知道中文的单词才厉害。「禁喂野猴」听上去就好像「非请勿进」一样，进了去就会被打、被斩首。反而「禁止喂养野生猴子」就好像老师教学生一样啰唆。而且野生猴子和野猴是两种不同的东西。我们称家中走失的狗为野狗，但野生的狗则不是从家中走失的。这会产生很多问题，当然他们不会这样想，他们只是觉得复词比单词有教养、有文化。(言简意赅这四个字容易说但很难做，不过没想到连标榜菁英主义的港府却没有半个纯正中文的精英，可悲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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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里开始，所以都是熊自己打的
公共行政语言的政治
梁：你刚才提到六七十年代港英政府大量输出有关公共事务的语言。我想当时政府是在命名很多香港人不懂得称呼的东西，而这些东西都是公共事务、公共领域内的事物，也就是说在公共领域内发生的事物其实是由政府主导命名，然后我们大家跟着用(这段也有够饶口了，看得熊眼都快突了)。而这些命名背后都不是中性的，都有一个政治计谋在内。例如把「权利」写成「权益」，令香港人觉得自己不是争取权利(right)，而是争取权益(benefit)(这两个字只有英文才能解释个中奥妙)，整件事情mellow(圆满)了很多。
陈：或将「设立殖民地」变成「开埠」。这个很经典，哈哈！(这个确实经典，绝对的政治正确)
梁：开埠，就是完全没有武装、征服、战争或条约相关的东西在内。
陈：就好像一班广东人民落到香港，弄一个码头或渡口就是开埠。(看，这就是这个词可怕的地方，明明是帝国主义的产物，却把它说成是帮香港改善经济，是有益的东西来的，现在的中史教科书和小学常识教科书以及其他香港史的书都是用开埠，不过就算知道其背后的真正意识也不会改，昔日殖民政
府不会改，今天过了十年也没有改就知道为什么了啦....约定俗成的威力)
从前使用的这些语言是在政治压力下的临时举措。「开埠」固然隐藏了一些政治的冲突；而「市民」、「权益」则是不想让香港人觉得自己有公民的身份。但这是可以原谅的。因为它既不能给香港人民主选举或直选，亦不能给香港人公民身份。一旦给予香港人公民身分，他就是英国国民，而不是中国国民了。政府要面对当时中共和国民政府的问题，它要避开这些麻烦，又要增加一点市民的利益。(这就是香港人的尴尬，不过不知道为什么九七以后，还是以「市民」自居，是习惯还是其他?)
原来的中文也没有「程序」这个词，它应该是从化学或数学那边借过来。这应该是当年那些中文师爷想出来的社会很快接受了并跟着来用。有些还很深奥，例如在八十年代推行区议会时顺便推出了「咨询」，为什么不用「参与」？为何要用「咨询」这么深的字？(这个的原因熊可能知道的说，这个词看起来这么艰深，肯定可以彰显港府中文好，话说熊现在也习惯了这个词了...没办法，做中文的聆听卷会听到，做综合卷的聆听又会听到，做小组讨论时不抛几个这样的词语又好像不够专业，简直是利用中文课程把官腔渗入学生的脑中...防不胜防)
梁：有趣的是，这一套语言是由基层、低层的官员(现时香港绝大部份的官员都是出身在中产阶级，如曾荫权，有些甚至是身长在草根家庭)写出来，但他们又无意识地配合及表达了这个殖民地的统治方法及意识形态，是不这样？
陈：就像一座僭建，这里建一些，那里建一些，慢慢形成一个体系，然后这个体系便会生长
(僭建之中的僭建)，类似Frederick Jameson所说的「政治无意识」。大家都知道应怎样做，但却没有一个整体的计划。这就是恐怖的地方了，若果一开始便有一套很官方的宣政语言计划还好，传媒与民众尚能有一些警觉性。
梁：你说回归之后变得更坏，究竟是什么意思？
陈：以前虽然也剥夺了一些公民身分，但当时香港真的不可以赋予公民身分，因殖民地独立不了(新加坡是牛) ，香港不可以成为大英帝国的一部分。所以那一套是描述式的公共行政语言，这是可以接受的。
但回归后，这一套东西继续使用，即使香港人已变成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民，基本法也赋予我们很多的权利(注意这个词)，实际上可以叫我们作公民，但他们还是沿用市民，而「权利」还是叫「权益」。这些就是用得太久，政治惯性的东西便随他吧，很难寄望一个政府很积极地改动这些东西。(看...港府给人的信心有多大呀...)
梁：但特区还有一些新造的东西吗?
陈：新造的东西如「问责性」，由彭定康很硬性地引入这个字(其实熊很挺喜欢肥彭的，至少他做的政
治秀比董，曾的来的真，除了有实力以外，还有一点点英式幽默，不像曾氏班子那么死板，上一次在宣布施政报告时撒蕉一事，熊记得曾荫权的脸黑得很恐怖，虽然他极力压抑，尽量保持脸无表情，但看得出他很火，报纸也大肆报道；后来肥彭来香港，有记者问他面对这种事会怎样做，他就说他会谢谢送香蕉给他吃，看简简单单的一句话把事情简单地解决掉，气氛又不会变得很僵，适时的幽默感在政治场上可能会是一个巧妙的润滑剂)。起初叫做「问责性」，后来就叫作「问责」，那个「问责」是真的向市民问责，政府做完事要向市民交代解释。回归之后也会有「问责」，但慢慢变成了「问责高官」，是董建华时代的东西，叫做政治委任制(政治委任政?这么奇怪的名词也能创造出来...)。后来变成副局长、政治助理那些，叫做政治委任。但当市民或政党一骂他们，问这些是否「问责制」，他们又只好回到董建华的问责制，但其实他们已经不是问责的了，副局长与政治助理都不会走出来解释、请辞等，这些都是由秘书长所做。
也就是说殖民地继承下来的那套，合用便用，不合用便将它扭曲。另外就是一些对外的新闻公布，殖民地打左派、打leftists都是叫「发射」，不叫「施放」，但现在对付保育人士，他们不会称之为使用武力，而是称之为「施放」。(这个词也是个恐怖的词，能用便用，和现在行政的态度一样，能做就做，不能就算)
梁：既然一样是使用武力，一样是「发射」，但是改一个比较动听的名字。
陈：改一个较动听的名字，好像合法性，也好像将对方变成了死物，是一些等待处理的东西。另外就是「销毁家禽」，在大陆，电视台与报章都称之为「扑杀」(其实熊也不是很喜欢内地的一些用语，例如严重同意，什么叫做严重同意．．．严重是用来形容同意的吗？而且如果要强调严肃性的话可以用非常，极之，极度，而且用了严重这个词好像带了一些贬义，例如严重受创，这是正常的用法，但为什么同意要用严重呢？熊不解的说。另外Central Government 里面很多的用语都是由苏联那里直译的，在中文里面是很生硬很奇怪，又有一些带有强烈革命彩，用语十分暴力，老毛叫它做党八股，说要修正的，不过后来却仍是不了了之，现在还有这些可怕的语言)。在这点，我很佩服共产党的传媒，因为这是个真实的说法。我们可以说「销毁情光盘」、「销毁翻版」；但家禽，我们不能用「销毁」这个词。
梁：就好像死刑，我们总没理由说成「销毁犯人」吧。
陈：慢慢就会变成「销毁犯人」了！「销毁」、「施放」，这些都是纳粹党的语言，稍为有政治常识(注意，这不是什么专业知识，而是常识，话说香港人缺乏常识，这句真的很中point，唉．．．丢脸)，对二次大战有点警惕力的(不好意思．．．曾特首世史肥佬，连是一个民主的进程都能说得出口，还敢奢望他对二战有认识吗．．．)，都会明白。可是在香港，犹太人的力量并不是很强。其实一看见这些字眼已教人心寒。
梁：但是，为何大家会容许这套语言在政府、传媒、日常生活中被广泛使用？是否从殖民开始到现在都是这样？
陈：殖民地时代还算存在着一点抗争，起码工会与劳工处便存在着两套语言，像「工伤」与「工业意外」。但是一般而言大家都缺批判精神，普通人对中文太不认真。大家只对英文认真，一来由于是外国人使用，二来大家知道有一个权威在牛津字典、在文化和英女皇的嘴里。可是中文，却好像没有权威似的，没有翰林院，也没有国家语言委员会。因此，中文就是处于一个放荡的、不被信任的状态。(依熊看，比在野党更凄凉了)
此外殖民地时代的官式中文还真的比较好，还有一批旧学根厚的人，懂得经史的规范，懂得用一些四字词。
梁：为何现今这一代人会不懂呢？替官方办事的师爷其实有很多资源是可以用的例如写一封公文信，古代其实留下了大量的范例给我们。又如以往官方的用语，这方面在台湾倒是仍然存在的。我知道台湾每年大学联考到了出题那天便会十分紧张，把出题的教授们关在一所宿舍里，怕试题外泄，直到考完才放他们出来。(真的太夸张了＝＿＝ｂ)他们把这个叫作「入闱」，十分厉害的用语！还有，他们称行政院长为「阁揆」。其实很多中文仍是可以用的，为何我们不用呢？
陈：我们刻意断掉这个传承，不敢接台湾那一套。共产党那一套则是横空出世，由苏联那边来的，然
后加入工农兵的语言，通俗得来不太粗，又不口语。(总之就是奇怪)
近日我在写第二本关于应用文的书，教人如何作文。方法其实只得一个。让我说一个例子(这个例子真的很精!)：去年特首到元朗去，一个来自石岗菜园村的女士想向特首请愿，给他一封。那时特首正在「胜利牛丸」吃面(这家的面和丸子都很好吃~~~)，说请让他先行用膳，然后才接收她的信。可是特首用膳后便直接离去了，没有接信，因为他知道那名女士是来抗议菜园村收地事宜的。那名女士欲随后追上，却被保安人员拦截、跟着倒地。传媒访问她有何感想，女士冲口而出说了十个字：「咁o既特首，简直痛心疾首！」我想想，这句话的特，是一句口语的四六骈文。
梁：哈哈，好厉害啊！
陈：如果用白话文来说，就是：「如此特首，简直痛心疾首！」或「如斯特首，简直痛心首！」，然后我想到，究竟这名女士的话是从何而生的呢？其实，从前的戏曲、南音、对联，或者是通胜的千字文，全都是浅显通俗的四六文。即使她不读这些，听听旧时的流行曲如《铁塔凌云》(香港歌神的粤语名曲，歌词不错的)，全都是四四或四六字的，很浅显。当大家将这些入了脑，便能够于说话中流露出来。可是当这些句子进入了学校，却不让你这样写，反会将它改成：「这样的特首，真的是令人痛心疾首了。」(白话文致命缺点)语文教学将中文原本最精炼的口语与文言的表达方式扼杀了。因此学生不知道中文可以切句停顿；不知道中文没有所谓的形式文法，只有作句的章法；中文也不像英文，没有什么动词变位，亦没有第三身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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