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TU98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1530（2009）05-0075-05
收稿日期：2009-09-12
修回日期：2009-10-10
关键词：风景园林；方针政策；研究
Key Words: Landscape Architecture; Landscape Policy; Research 摘要：新中国园林绿化事业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期间，以园林绿化工作的阶级观点、生产观点、众观点、国防观点为基础，为追求革命意识的“纯粹”、在极左思潮与国际政治的影响下，遭受了严重的挫折，其发展过程存有诸多悖论与矛盾。它揭示了在园林绿化发展过程中尊重本国文化的必然性，合理借鉴外来文化的必要性，以及认可专业人士在行业实践中主导地位的重要性。
Abstract: With the standpoints of class, production, mass, and national defence, in pursuit of a pure revolutionary vision, and influenced by leftist ideology and international politics, the landscape architect
ure development of New China experienced significant regression during the Great Proletarian Cultural Revolution. But in many ways the process proved to be ironic and paradoxical. It shows for the development it is inevitable to pay respect to the nation’s own culture root, necessary to learn from foreign lessons where applicable, and important to recognize the leading role of professionals in the practices.
始于1966年5月、终于1976年10月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新中国60年发展历程中特殊的一页。“文化大革命”发动三年后，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其会议公报中激扬地宣告革命取得了“伟大的胜利”。然而，1971年的林彪事件客观上宣判了这场狂风骤雨般的运动的失败。虽然极左思潮从1970年代初开始得到些许遏制，各项建设事业也有所恢复，但总的来说，这场历时10年、震惊世界的政治运动，给中国的现代化事业和人民生活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和无法估量的损失。与其它各行各业的发展受到冲击、乃至瘫痪一样，风景园林建设事业在“文化大革命”中仿佛跌入万劫不复的深渊。10年间，园林绿地被破坏、被侵占司空见惯。据不完全统计，至1975年底，全国城市园林绿地总面积只及1959年的一半，比经济最困难的1962年还下降了28%，“真是不堪回首的一个时期。[1]”
“文化大革命”固然“不堪回首”，然而剧痛更应促使我们审慎思考，去认识发展过程中的弊端，探索继续前进的道路。由于不同的政治感情和社会经历，人们对“文化大革命”存在各种不同的理解，对其思想理论、性质、目的、经验教训等众说纷纭。本文试对“文化大革命”运动中的园林绿化政策与建设作一些初
步地剖析和探讨。
1 “园林革命”的政治背景
“园林革命”是一批自称“无产阶级革命派”的人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大旗下，在城市建设领域提出的口号之一①，其政治哲学以“文化大革命”的思想与理论为基础，直接影响了“文化大革命”期间园林绿化的实践。
“文化大革命”的思想与理论之源可以追溯到1957年反右运动扩大化。嗣后，（1893-1976）在1962年9月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提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以阶级斗争为纲”遂成为期间最流行的口号，并进一步发展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用以清扫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厉行平均主义，消灭“三大差别”，即工农差别、城乡差别、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差别。
基于同样的革命追求，曾经是“三座大山”②之一的“封建主义”也成为被讨伐的对象。要“破四旧”，即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砸烂旧世界，所要求的是破坏而不是继承，更谈不上建设。“立四新”实际上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新中国园林政策与建设60年回眸(四)
Sixty Years of Landscape Policies and
Development in China (4)
园林革命
Garden Revolution
赵纪军
ZHAO Ji-jun
风景园林 2009 第五期075
|
另外，随着中苏关系恶化，在1960年代初期的“中苏论战”中，苏联被中共指责为对正统马克思主义进行歪曲、篡改，甚至否定，而走上了“修正主义”的道路。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说：“修正主义，或者右倾机会主义，是一种资产阶级思潮，它比教条主义有更大的危险性。[2]”其表现包括利润挂帅和物质刺激，是属于资产阶级法权的东西，是资本主义性质或容易变成资本主
义性质的东西③。相反，“一穷二白”却被当作无产阶级先进性、优越性的表现：“除了别的特点之外，中国六亿人口的显著特点是一穷二白。这些看起来是坏事，其实是好事，穷则思变，要干，要革命。一张白纸，没有负担，好写最新最美的文字，好画最新最美的画图。[3]”于是，勤勉、节俭、朴素被视作无产阶级意识形态的绝对要素，而好逸恶劳、休闲享乐、贪婪索取、铺张浪费等则被视作罪恶。所以在中批判“经济主义妖风”，提倡“少花钱多办事”、“节约闹革命”等。
“以阶级斗争为纲”，反对“封资修”，即封建主义、资本主义、修正主义，理论上的终极目的是为了保持无产阶级政治意识形态的“纯洁”，保持党不变。在社会价值观上，是对“私”的批判，对“公”的称颂；在经济发展观上，是嫌“富”爱“贫”、“富则修”；在审美观上，是拒绝奢侈品、强调艰苦朴素、突出阶级斗争，是“中华儿女多奇志，不爱红装爱武装”④。可以看出，“文化大革命”所宣扬的某些理念或许有其积极意义，但不幸的是，极左思潮将理论与实践推向了自相矛盾、无法自拔的泥潭。
这些构成了1964年9月国务院转发机关事务管理局《关于取消机关、企事业单位摆放盆花的报告》要求处理盆花的政治背景。对此在与（1916-）的一次谈话中谈道：“摆设盆花是旧社会留下来的东西，它是封建士大夫阶级、资产阶级、公子哥儿，提笼架鸟的人玩的。那些吃了饭没有事情做的人，才有闲工夫养花摆花。全国解放已经十几年了，盆花不但没有减少，反而比过去发展了，现在要改变！……今后庭院里要多种树木，多种果树，还可以种点粮食、蔬菜、油料作物。北京市的中山公园和香山，要逐步改种些果树和油料作物。这样既好看，又实惠，对子孙后代有好处。[4]”1965年
6月，建工部召开了第五次城市建设工作会议，会议纪要传达了类似的革命信号：“公园绿地是众游览休息的场所，也是进行社会主义教育的场所，必须贯彻党的阶级路线，兴无灭资，反对复古主义，要更好地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为生产、为广大劳动人民服务。[5]”
这些园林绿化政策集中反映了“以阶级斗争为纲”、“抓革命，促生产”、“先生产，后生活”的政治意识形态导向，提出了“取消盆花和庭院工作革命化”、“砸烂盆花闹革命”、“不砸盆花不革命”等口号。
此外，1964年5月之后，由于苏、美加紧了对中国的军事威胁，中共中央决定对国民经济作重大的区域性布局调整，提出了重点开发和建设西部的战略，即开展“三线”建设。提出了“备战、备荒、为人民”的口号。1969年3月，在中苏边境的乌苏里江上爆发了珍宝岛战役，又提出了“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的战略方针。这些都严重影响了园林绿化事业的发展。leftist
2 “园林革命”的实践
2.1 “破旧立新”
园林绿化具有环境美化的功能、休闲游乐的属性，满足审美的需要，提供精神的愉悦，却显然与“文化大革命”的意识形态格格不入——它们被冠以“桃红柳绿毒害人”、“小桥流水封资修”、“封资修大染缸”等标签，称“公园是资产阶级遗老遗少的乐园”。在“破旧立新”口号下，掀起了砸盆花、铲草坪、拔开花灌
木的风潮，园林绿化惨遭浩劫。例如北京天坛公园价值数百元的南洋杉（Araucaria cunninghamii）被毁坏；北海公园一百多盆多年生朱锦牡丹（Hibiscus rosa-sinensis）被铲除；北京动物园十盆养了几十年的大昙花（Epiphyllum oxypetalum）被破坏；北京植物园至1972年，4000多种植物仅剩300余种等等。文物古迹也遭到严重破坏，在“破四旧”中，颐和园长廊上的画楣子被拆，22座铜佛、607座泥佛、木佛、磁佛被毁[8]；杭州西湖十景的“柳浪闻莺”、“断桥残雪”等碑刻均遭捣毁……真是不胜枚举。教育领域也难逃千疮百孔的噩运，“取消盆花和庭院工作革命化”的指示提出后，作为当时唯一的高等教育园林专业，北京林学院园林专业被视作“封资修”的典型，1965年7月被迫停办，而骨干教师在中被残酷批斗，受到严重摧残。
奇特地是，公园中一些代表革命传统、反映人民新生活的景点也在破坏之列。1968年，北京陶然亭公园高石墓——高君宇（1896-1925）、石评梅（1902-1927）之墓——墓碑被推倒，受到严重破坏。也许，高石墓不仅记载了革命的传统，更含有“享乐主义”的可疑成分——1956年周恩来总理（1898-1976）曾指示“革命与恋爱并不矛盾，留着它对青年人也有教育”[7]，要求对高石墓加以保护，却显然已不合时宜——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公园内于1954年7月在东湖南岸建成的露天舞池也被彻底夷平——舞池供游乐、享乐，同时是早年学习苏联的产物，更与“修正主义”联系在一起。上海和平公园为纪念建国10周年于1959年落成、且因之命名“和平公园”的大型石雕和平鸽也未能幸免于难——“文化大革命”的革命理念给人们的思想带来了极大的困惑与混乱。
破坏之后的“建设”简单、粗糙。颐和园内的一些园林建筑损毁严重，“过去闭塞、迂迴曲折的院落，曾使游人迷失的道路，现在也拆建成开朗畅通的过道。[8]”相似的，1967年，上海人民公园内平山填河，砍掉大批花灌木和花卉，为了不让资产阶级在后面“藏污纳垢”，却在园中央开辟了一条南北向、宽15m、长200m的主干道，在园东部从1号门到4号门辟建两条次干道，路旁列植悬铃木（Platanus spp.）等高大乔木[9]。似乎开敞、一览无余是无产阶级革命胸襟和情怀的写照，而“黑暗”、“阴暗”则是旧社会的代名词，要弃绝、要颠覆。这让人想起1960年虑天安门广场扩建时的“收”、“放”之争[10]，毫无疑问，其后的扩建是按照“放”的思路进行的。
另有一些由于“备战”需要而进行的“建设”。1969年8月27日，中央决定成立全国性的人民防空领导小
LANDSCAPE ARCHITECTURE  2009/05  076 |
组和各省、市、自治区的人民防空领导小组，许多公园或单位庭园绿地成为人防工事的基地或出入口。例如，陶然亭公园的人防工程始于1970年10月，1972年8月结束，共堆土150,000m3，最高处达20m，平均高18m[7]。在上海，人民公园、交通公园、绍兴儿童公园、静安公园等都因构筑地下防空工程在1970年代初被迫停止开放。显然，这些游赏、休闲空间的损失与破坏在当时并不值得可惜，因为艰苦奋斗、承受困苦是树立正确思想、确立革命意识的需要。
2.2 结合生产
“园林结合生产”的口号是背景下在1958年2月建筑工程部召开的第一次全国城市园林绿化会议首次提出的。如果“结合生产”在期间是力图消灭“三大差别”而进行的城市乡村化的一种努力，以及在全民炼钢、“十五年超英，二十年赶美”的宏愿下，为实现强国梦所作的努力的一部分，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结合生产”则被提升为“社会主义园林”建设的准则和绝对要求。此时所关心的首先是意识形态的纯正：“园林结合生产，是社会主义城市园林建设的重要方针。它同其他社会主义新生事物一样，是在斗争中发展起来的。过去，……曾片面强调观赏效果，也一度出现压缩园林，单纯强调经济收入的倾向。……园林绿化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为社会主义生产建设服务，为劳动人民生活服务……园林结合生产不是单纯的技术问题，也不是一时的权宜之计，而是社会主义园林区别于封建主义、资本主义、修正主义园林的一个根本标志，是个方向路线问题。[11]”
为响应关于园艺工作的指示，北京中山公园进行了一系列“结合生产”的布置：中心内坛是“生产”的重点，其东南角为桃树（Prunus persica）林，中央干道两侧植山里红树（Crataegus pinnatifida var. major），其余地块是几片苹果树（Malus pumila）林；在西坛门外和南坛门外分别沿坛墙双行栽植了金星海棠树（Malus spectabilis）和柿子树（Diospyros kaki）；果树间种药用植物，在山里红树中有鸡冠花（Celosiae cristatae），苹果树中有杭菊（Chrysanthemum morifolium）、板蓝根（Isatis tinctoria）和芍药（Paeonia Lactiflora），在树荫较浓的后河花坛栽玉簪（Hosta plantaginea Aschers）等（图01）。每到春季、“五·一”，桃花、苹果花争艳，而到“十·一”，墙里是又红又大的苹
果、一串串的山里红，墙外是金黄的柿子，展现出一派社会主义欣欣向荣的丰收景象（图02-03）。与期间一般建设封闭式的果园不同，此时果园围以矮栏杆、绿篱，是为“开放式”，以亲和众、走“无产阶级路线”，也被认为是社会主义园林风貌的体现[12]。相似的，南京、杭州、南宁、新会县会城等地也都根据各自条件布置了各种有经济价值的植物 [13]。
结合生产“既好看，又实惠”，有些学者认为这些并没有使城市环
境造成什么损失和破坏[14]。但是，早先在失败后的三年困难时期（1959-1961），为响应“以农业为基础，大办粮食”等号召，在园林绿图01 北京中山公园“园林绿化结合生产”平面示意图(1970年代)
Fig. 01 Schematic plan of productive plantings in Zhongshan Park, Beijing (1970s)
图01
风景园林 2009 第五期077
|
LANDSCAPE  ARCHITECTURE  2009/05
078 |地中发展生产正是解决粮食短缺问题、“粮食少不够吃”的尴尬局面的权宜之计，以至于出现对城市“只绿不红”的批评[15]。而在“文化大革命”中，许多地方为了“结合生产”而导致环境质量的损失和美学价值的丧失更有过之而无不及，例如福州西湖公园沦为五七农场，汕头中山公园变成养猪场等等。另外，公园绿地被蚕食，而成为名目繁多的“生产单位”用地：陶然亭公园在1967年和1970年分别被千祥皮鞋厂、市革制品厂侵占218m 2和900m 2[7]；上海陆家嘴公园于1972年沦为市公交公司汽车五场而废止[9]；南京清凉山公园被南京市自来水公司修造厂占用，徒显颓败，不堪入目等等，不一而足，以至有游人发出感叹：“工厂为什么办到公园里去了？[16]”
“结合生产”政策是特定政治、经济条件下的产物，其极端化最终消解、否定了园林绿地以绿植物为主造景的基础，偏离了现代园林绿化建设的主旨。1986年10月，城乡建设环境保护部城市建设局召开全
国城市公园工作会议，正式否定了“园林绿化结合生产”作为园林绿化工作的指导方针。
2.3 “红园林”
对园林绿地的侵蚀与破坏不仅是“物质上”的，也有“文化上”的，许多公园或景点的旧名被更新：北京香山公园改名“红山公园”；上海复兴公园改为“红卫公园”；石家庄解放公园更名“东方红公园”；福州西湖公园改称“红湖公园”；颐和园的佛香阁改为“向阳阁”，体现了“是我们心中的红太阳”的时代呼声——“红”表达了“文化大革命”极左政治所要求的纯粹的意识形态。另外，北京北海公园改作“工农兵公
园”以反映“文化大革命”所标榜的众基础，广州海幢公园改为“立新公园”以响应“破旧立新”的口号等等。
显而易见，取乎文字进行园林创作、表达园林意境原本是传统园林表现“诗情画意”的主要途径。这种传统在“文化大革命”中成为一种手段用以表达新的革命理想，却颇具讽刺意味——要画最新最美的画图的“白纸”本不纯粹，上面已然写满了厚重却沉重的、被视作“四旧”的传统。
3 园林文化的逐步回归
1968年8月，苏联因入侵捷克斯洛伐克而被中国斥为“社会帝国主义”。次年3月的珍宝岛事件使中苏关系进一步恶化。为寻求中国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主导地位、抵御来自苏联的军事威胁、并赢得在国际政治舞台上的主动，中共中央在1970年9月的第九届二中全会公报中提出中国的外交政策是建立在“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和平共处”的原则基础之上，以缓和与美国的外交关系——当时只有美国是能与苏联抗衡的世界一极。该政策直接促成了1971年4月的“乒乓外交”、10月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以及1972年2月尼克松总统访华。国际交往活动的开展产生了改善城市形象的需要，“为革命养好花、种好树”的方针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提出的。一定程度上，“旧文化”不再成为禁忌，园林绿化业务工作又逐步开展起来。
一是根据政治需要而进行大使馆的绿化，以及公共建筑、一些重点开放单位、临街单位、国宾馆、大
饭店等的绿化；二是街道绿化受到重视，提出做到路路有树、院院有树，实现“普遍绿化”；三是谨慎缓解对盆花的禁令，安排花卉生产、增加摆花插花，但以政治用花和外事用花为主；四是公园建设方针的转向，提出了“公园要办，园林事业要发展”的政策，对公园建筑和设施，尤其是古建筑，逐步进行维修，对一些公园也进行了改建，例如上海天山公园（原法华公园）1973年改建，融合了苏联文化休息公园功能分区的方法与中国传统造园借景寄情、依景构园而设置景区的处理。粉碎“四人帮”后，顺乎广大民心的
要求，正常的园林工作迅速恢复起来，日坛公园在汪菊渊先生（1913-1996）的指导下，于1978年在其东南部辟新园“曲池胜春”接待中外游客，园林基于原有坛庙的空间格局，布局结合自然式与规则式，以障景、对景、框景等传统造园手法，运用现代工程技术和现代建筑材料，创造了民族形式与现代风格融合的新园林，成为园林新时代来临的标志（图04）。
图02 北京中山公园中心内坛景
Fig. 02 The Inner Altar of Zhongshan Park, Beijing 图03 北京中山公园南坛门外丰收的柿子树
Fig. 03 The Outer Altar of Zhongshan Park, with fruit bearing persimmon trees
图02
图03
4 结语
“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基础是荒谬的，从根本上颠覆了园林绿化工作的基础、实质和主旨，对于园林绿化的建设与发展来说只是一场劫难。这一时期园林绿化的理论与实践与这场运动一样，有着诸多悖论：为了使园林成为体现无产阶级政治的场所，园林被视为“封资修大染缸”而加以批判，却又不得不时常以过去的“旧文化”为基础，表达新的革命理想；要“砸烂盆花闹革命”，但盆花却可以堂而皇之因为政治需要而加以采用——砸烂盆花符合当时“园林革命”的政治需要，却无视、甚而违背了日常的审美需求；宣称“桃红柳绿毒害人”，却在结合生产中，既要“实惠”又要“好看”，既要“经济”又要“观赏”；要批判“修正主义”的苏联经验，其经验却在新园林设计中有迹可寻；更有甚者，近现代中国革命所承传的革命文物也可以是革命的对象。这些说明在现代园林绿化发展过程中基于本国文化进行新的建设的必然性；在强调自力更生、保持自身文化特的同时，与外来文化交流、互动的必要性；并应承认熟识园林文化、造园技艺的专业人士在行业发展、园林绿化建设中的主导地位。
注释:
①其他还包括“建筑革命”、“城市规划革命”等。
②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1919-1949）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称作“三座大山”。
③胡乔木1980年6月14日同《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起草组的谈话。参见张化，苏采青.回首“”[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68.
④1961年所作七绝《为女民兵题照》末句。
⑤图01-03源自参考文献[12]；图04源自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中国新园林[M].北京：中国林业出版社，1985:204.
参考文献:
[1] 柳尚华.中国风景园林当代五十年:1949-1999[M].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99:9.
[2]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九五七年二月二十七日）[C]//选集（第五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392.
[3] .介绍一个合作社[J].红旗.1958,(1):3-4.
[4] 华南工学院教工红旗.陶铸在建筑领域的罪行批判集[M].广州：华南工学院,1967:2.
[5] 汪菊渊.我国城市绿化、园林建设的回顾与展望[J].中国园林,1992,(1):17-25.
[6] 北京市园林局园林建设史编委会.北京园林大事记，下册(1966-1982)[M].1984:69.
[7] 陶然亭公园志编纂委员会.陶然亭公园志[M].北京：北京林业出版社,1999,29,34-35.
[8] 颐和园宣传组.颐和园改革通信[J].园林革命.1968,(5):12-13.
[9] 《上海园林志》编纂委员会.上海园林志[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0:111,377.
[10] 吴良镛，郑光中.北京天安门广场——长安街规划追忆[C]//左川，郑光中.北京城市规划研究论文集
(1946-1996).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96: 148-152.
[11] 杭州市园林管理局.园林结合生产好，西湖风景面貌新[J].建筑学报.1976,(1):44-48.
[12] 北京中山公园管理处园艺班.园林结合生产大有可为[J].建筑学报.1974,(6):30-33.
[13] 北京北海景山公园管理处，云南林学院园林系.园林绿化结合生产[M].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79.
[14] 华揽洪著.李颖译.重建中国——城市规划三十年（1949-1979）[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206.
[15] 北京建设史书编辑委员会.建国以来的北京城市建设[M].1986:353.
[16] 林晓侠.工厂为什么办到公园里去了？[N].人民日报,1978-06-09.作者简介:
赵纪军/1976年生/男/河北人/英国谢菲尔德大学风景园林博士/华中科技大学建
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教师（武汉 430074）
Biography:
ZHAO Ji-jun, male, born in 1976, native of Hebei Province, who received
his PhD from the Department of Landscape of the University of Sheffi  eld,
teaches in the School of Architecture and Urban Planning of Huazh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HUST). (Wuhan 430074)
图04 日坛公园“曲池胜春”平面
Fig.04 Plan of ‘Crooked Pool in Flourishing Spring’ in Ritan Park, Beijing
图04
风景园林 2009 第五期079
|

版权声明：本站内容均来自互联网，仅供演示用，请勿用于商业和其他非法用途。如果侵犯了您的权益请与我们联系QQ:729038198，我们将在24小时内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