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福建地区与四川地区是南宋时期两个重要的刻书中心。福建地区版刻楷书自南宋早期至中期、晚期，经历了沿袭唐楷、自成风格、强化大字的演变历程，刀法则有竖画起笔呈尖角状、横画末端呈斜点状、横不平竖不直等特征。南宋前期四川地区版刻楷书较为接近颜体，早期刀法圆润，忠于笔法；中期则在颜体基础上彰显自我风格，这种变化主要因刀法所致；晚期刀法强调自我，方楞夸张。在此基础上，结合刻工等因素，辨析上图藏宋刻本《元包经传》是否为“南宋早期蜀本”。
【关键词】南宋版刻楷书；浙本；建本；特征
【中图分类号】J292.1【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5-6009（2021）13-0019-07
【作者简介】刘元堂，南京艺术学院（南京，210013）书法系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
一、南宋福建地区版刻楷书书法风格
福建地区的版刻印刷，刊书最早当属福州。北宋时期，福州地区便镌刻了佛藏《崇宁藏》《毗卢藏》及道藏《万寿道藏》三部大藏，总卷数2万卷，雕版超过40万块，镌字达3.01亿字以上。在同一地方刊印如此工程浩大的佛、道藏，在中国雕版印刷史上是空前绝后、绝无仅有的。可见福州地区在当时已是全国刻书最为发达的地区之一。在此基础上，南宋时期福州地区的刻书业得以更加迅速地发展。
地处闽北武夷山区的建宁府建安、建阳两县，盛产竹木，造纸业发达，且水路交通便利，文化事业繁荣，又毗邻版刻先进的浙江地区，因此在北宋时期即是刻书重镇。到了南宋，两地更是书坊林立，书籍销售全国各地，版刻刷
印业成为一部分人主要谋生手段之一。宋祝穆《方舆胜览》卷十一称：“建宁麻沙、崇化两坊产书，号为图书之府。”古籍版本学上所称的建本，主要指建宁地区的坊刻本，因其地处福建，故又将福建刻本统称称“闽本”或“建本”。传世的福建刻书，大多是建安、建宁地区的坊刻本。此外，福建汀州（今长汀）、泉州等地都有南宋官刻书籍存世。
关于福建地区的版刻书法风格，版本学家有认为似颜体者，有认为似柳体者。认为似颜体者有陕西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原所长黄永年先生和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中国古典文献教授杜泽逊先生等。认为似柳体者有现代书画家、古籍版本学家魏隐儒先生、国学大师程千帆和他的弟子南京大学教授徐有富先生等。
南宋福建、四川地区版刻楷书字体
与刀法特征——兼辨上图藏宋刻本《元包经传》非“南宋早期蜀本”
刘元堂
笔者认为，南宋中期自我风格成熟后的建本书法，兼具颜之宽博与柳之骨力。为了区别于浙本类欧、蜀本类颜的说法，我们将建本书法特征简称为“兼具颜柳”。
（一）福建地区版刻楷书字体特征1.南宋早期——沿袭唐楷，类似浙风。北宋时期福建地区的版刻楷书，我们现在所能见到的，只有《崇宁藏》和《毗卢藏》两部佛藏，其风格前文已述，基本是继承了欧、颜、柳等唐楷诸家特征。现存较早有确切纪年的南宋建本当属宋绍兴十二年（1142）汀州宁化县学刻本《经音辨》（国图藏），该书卷末有绍兴十二年知汀州宁化县王观国刻书后序，又有宁化县学镂版及校勘监刻人衔名十二行。宋讳缺笔至高宗嫌名觏字，慎、敦字不缺笔，前人因定此书为绍兴十二年（1142）汀州宁化县学翻刻绍兴九年临安府学本。另外，著名的杨氏“四经四史之斋”藏“四史”之一、宋王叔边建阳刻本《后汉书注》（国图藏），目录后有牌记曰：“本家今将前、后汉书，精加校正
并写作大字，锓板刊行，的无差错，收书英杰伏望炳察。钱塘王叔边谨咨。”（图1），说明王叔边乃浙人开书肆于建阳者。又如宋乾道七年（1171）蔡梦
弼刻本《史记集解索引》（国图藏），其《补史记序》后记有“建安蔡梦弼傅卿谨案京蜀诸本校理置梓于东塾”，说明该书在内容方面与浙本有渊源关系。上述三书版刻楷书风格都与南宋早期浙本风格相似，其中《史记集解索引》有近半数字体仿浙本早期近欧型风格，表明南宋早期建本风格在很大程度上受浙本影响。此外，宋乾道二年（1166）韩仲通泉州刻本《孔氏六帖》（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宋乾道四年（1168）刻庆元五年（1199）黄汝嘉重修本《春秋传》（北大图藏）、宋乾道五年（1169）建宁府黄三八郎刻本《钜宋广韵》（上图藏）、宋淳熙八年（1181）泉州州学刻本《禹贡论》（国图藏）、宋初建阳刻本《周易注》（国图藏）、宋初建阳刻本《晋书》（国图藏）、宋初建阳刻本《史记集解》等皆是字体清秀，笔画细瘦，粗细一致，结字有欧、颜之风，与早期浙本风格多有相近，气息也有些古朴。其中《周易注》《晋书》《史记集解》等书，《中国版刻图录》又称“字近瘦金体”，大概是因其字体笔画细瘦而粗细一致，及横画末端、横折的刀法接近瘦金体而言。
2.南宋中期——双向发展，自成风格。南宋中期福建地区的版刻楷书发展趋势十分明显。福建刻书尤其是坊刻本的内容，不仅继承了两浙东路茶盐司和绍兴府等地镌刻注疏合刻本的传统，而且加入其他有关内容，尽量变新花样，吸引读者以增加销售量。比如建安一经堂在经、疏基础上又加入《经典释文》的有关部分，编刻了《附释音毛诗注疏》之类书籍。又如黄善夫将《史记》的集解、索引、正义
等三家注本合刻称《史记集解索引正义》；再如“纂图重言重意互注”的《五经》《六子》等，更是极尽烦琐之能事。这些书籍的版式，正文用大字书写，注疏则用双行小字注明。南宋早期福建地区原本清秀的字体，逐渐向两个方向发展。一是字形变小，笔画变得更加细瘦，粗细统一，提按不显，如同硬笔字。此类字体成了建本注疏小字的专用字体。另一种则是字形变大，横竖的粗细变化加大，形成了横竖之比为一比三的悬殊差别。结体也有所变化，除了“曰”等字夸张的“口”
字
图1
宋王叔边建阳刻本
《后汉书注》
形尚有些颜体特征外，已经很难到原本靠近欧、颜的影子了。加之峭利的刀法，拥挤的版式，形成了典型的建本楷书风格。此类型成为建本正文大字本的专用字体。建本大小两种字体穿插在一起，版面排得又紧，故有拥挤压抑之感。
从传世作品来看，建本早期的清秀风格到典型的中期建本风格经历了渐变的过程。宋绍熙二年（1191）余仁仲万卷堂刻本《春秋公羊经传解诂》（国图藏）、宋绍熙四年（1193）吴炎刻本《东莱标注老泉先生文集》（国图藏）等尚处于过渡阶段，大小字差别不大，大字笔画粗细反差较小，刀法也并不过于峻峭。到了宋黄善夫家塾刻本《史记集解索引正义》（国图藏）、《后汉书注》（北大图藏）及宋刘元起家塾刻本《汉书注》（北大图藏）、宋蔡琪家塾刻本《汉书集注》（国图藏）、宋刻本《监本纂图重言重意互注毛诗》（国图藏）、宋刻本《唐宋白孔六帖》（上图藏）等，已经是风格
独特的建本了。
另外，宋嘉定六年（1213）鲍澣之汀州刻本《五曹筭经》（北大图藏）、《张丘建筭经》（上图藏）、《周髀筭经》（上图藏）、《九章筭经》（上图藏）等，与建阳等地刻本略有差别，字体略扁，版面清爽，且风格一致，大概出自同一批书手、刻工之手。
3.南宋晚期——强化大字，回归唐楷。南宋晚期，福建地区版刻书法风格向两个方向发展。一是在中期建本大字的基础上，强化刀法，线条愈加方硬，转弯处却加上一层圆意。如宋咸淳三年（1267）吴坚、刘震孙刻本《新编方舆胜览》（上图藏））、宋福建漕治刻本《张子语录》（国图藏）及宋咸淳福建漕治刻《邵子观物篇渔樵问对》（上图藏）（图2）等。另一种则是往初期的风格回归，刀法变圆，锋棱减弱，靠近
欧、柳等唐楷字体。日本长泽规矩也云：“到了宋末，浙中因遭受战祸而衰退，建安的出版业则有较大的发展。宋末的建安刊本，文字加一层圆味，每行字数的排列变多，字形却变
小；盖为了大量销售，必须尽量降低价格。此后风气一直到元代，故宋末元初的建本难以鉴别。”道出了南宋末期建本楷书风格变化趋势及其原因。代表刻本有宋宝庆二年（1226）建宁郡斋刻本《东汉会要》（上图藏）、宋咸淳元年（1265）吴革建宁府刻本《周易本义》（国图藏）及宋建瓯刻本《陶靖节先生诗注》（国图藏）等。
（二）福建地区版刻书法刀法特征
福建地区版刻书法的刀法特征十分明显，被版本专家作为鉴定版本的重要依据之一。中国近代著名藏书家傅增湘在建本《宋刊虞平斋百家注苏诗跋》中称：“字体隽丽，锋稜峭露，是建本之至精者。”在《宋刊巾箱本八经书后》中道：“今此本结体方峭，笔锋犀利，是闽工本，决为建本无疑。”可见，棱角峭利是建本刀法的总体特征。
具体说来，福建地区版刻书法的刀法特征，主要有以下三点共同特征：
其一，竖画起笔呈尖角状（图3）。凡是上、下书写的笔画，如竖画、撇画等，
起笔处往往不是入图3
建本刀法竖画起笔特征
100种不同的字体图２宋咸淳福建漕治刻
《邵子观物篇渔樵问对》
笔朝下即走，而是在左上角下笔，使笔画的前端呈“角”状，更有甚者，如王叔边刻《后汉书注》的此类笔画起笔处夸张成镰刀状，甚至像一个弯钩。整个字势因此有尖头尖脑之感。
其二，横画末端呈斜点状（图4）。凡是作为主笔的横画，起笔时细而尖，收笔则右下用力顿笔，在横画末端形成一个夸张的、方竣的斜点。颜真卿《多宝塔碑》里，有此种类型的横画。人们通常说的“建本似颜体”大概就是指这种特征。此种特征在蜀本字体中也有出现，但蜀本
相对圆润一些。
图4建本刀法横画末端特征
其三，横不平竖不直。凡是左右走向的笔画，都往右上斜，甚至先上微弯呈弧形的。以宝盖头最为明显。上下走向的笔画，则多呈倾斜或弧形。
南宋早、中、晚三期建本刀法之差别，以横画末端形状为例，大致说来，前期略显圆润而形小，中期形大而锐利，晚期则敦厚而势圆。
二、四川地区版刻楷书书法风格因安史之乱和黄巢起义，四川成都在唐代曾两度作为临时首都，成为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从传世版刻书法作品来看，在唐代时成都就有历书、字书及阴阳杂说、占梦相宅之类的书。五代时，成都又为蜀国的首都。相对于内地的连年战火，前蜀（891—926）、后蜀（926—965）七十多年未发生战争，稳定的社会环境为版刻业的发展提供了社会保障。前蜀昙域和尚刻《禅月集》，后蜀宰相毋昭裔命门人刻《九经》《文选》《初学记》《白氏六帖》等，都是极好的例子。北宋时，以成都为中心的四川地区雕刻了我国第一部佛教大藏经《开宝藏》及《太平御览》《册府元龟》等大型类书，说明北宋时四川地区已经成为重要刻书中心之一。
南宋初年，时任四川转运使的井宪孟在成都眉山地区主持刊刻了《宋》《齐》《梁》《陈》《魏》《北齐》《周书》等七种史书，影响广泛，被称作“眉山七史”。可惜因年代久远，我们今天见到的“眉山七史”是采用欧体的浙刻本，已无缘见到蜀本的原貌了。眉山地区还在南宋初期刊刻了《周礼》《春
秋》《礼记》《孟子》等经书及《史记》《三国志》等史书，中期又刻了大量的唐、宋人诗文集等，逐渐取代了成都的地位而成为四川地区的版刻中心。13世纪中叶，蒙古兵攻占四川地区。遭受大肆抢掠的成都眉山等地，版刻业
自此一蹶不振。因此，传世的四川地区刻本要比浙江地区和福建地区少得多。
古代四川地区刻书通常被称作“蜀本”“川本”等。唐宋时期，四川地区颜体较为流行。敦煌出土唐朝时成都府印本《剑南西川成都府樊赏家历》，便是典型的颜体。虽然北宋时期成都所刻《开宝藏》字体不类颜体，但四川地区北宋碑刻如乐山白崖《清风洞题字》、涪陵白鹤梁《熙宁题记》等皆是取法颜体。南宋绍熙年间，剑州通判吴旴翻刻颜真卿《大唐中兴颂》于剑阁县之鹤鸣山。南宋乾道八年（1172）夹江《毗卢院施主忌晨记》、南宋淳祐十二年（1252）万县《天生城题刻》也是颜字。北宋眉山籍书家苏东坡更是自幼临习颜书。与此风气相呼应，川本字体笔画肥劲朴厚，结体宽博，颜体特征极其明显。
四川地区版刻楷书书法风格基本可以分为三种类型。一种类型以《春秋经传集解》（上图藏，下页图5）和《礼记注》（国图藏）等为代表的
大字本，开版弘朗，字大如钱。字形近于颜鲁公《麻姑仙坛记》，只是缺了颜字的篆籀之气，而多了几分清雅之韵。另一类型则以十一行本《王摩诘文集》（国图藏）《李太白文集》（国图藏）及十二行本《孟浩然诗集》（国图藏）、《郑守寓文集》（国图藏）《张文昌文集》（国图藏）等为代表的中字本，字形与南宋早期浙本中的欧、颜型
较为接近，古劲朴厚。最后一种类型则以《嘉祐集》（上图藏）、《三苏先生大全集》（上图藏）等为代表的小字本，开版较小，字小如豆。
南宋前期四川地区版刻楷书较为接近颜体，中期则在颜体基础上彰显自我风格。这种变化主要因刀法所致，早期刀法圆润，忠于笔法；晚期刀法强调自我，方楞夸张。总体来说，南宋川本字体刀法具有以下几点特征：
其一，南宋川本版刻楷书颜体特征明显，不至于像建本那样有着近颜或近柳两种意见不一的观点。
其二，字体结构上窄下宽、上紧下松，形同梯形，重心下沉。凡是如“国”等有大框的字，框右边的竖画皆走向右下方，而不是回收状（图6）
。
图6南宋川本《孙可之文集》梯形字形
其三，南宋中期四川版刻楷书笔画之间、字
与字之间、字与板框界线之间本不应该粘连的地方，有很多粘连在一起。凡作为主笔的横、长撇和捺，皆较长甚至粘连在界格线上。上下字之间笔画多有碰撞。此种情况在建本中也有，但不如蜀本明显。
其四，南宋川本楷书横竖粗细相仿，比例在二比一以内。
其五，正文字体与注文字体风格一致。三、宋刻本《元包经传》“非南宋早期蜀本”辨
上海图书馆藏宋刻本《元包经传》（图7），北周卫元嵩撰、唐苏源明传、李江注并序（内含《元包数总义》二卷，宋张行成撰）。该书匡高25.5厘米，宽18.3厘米。半页八行，行十六字。左右双边。双鱼尾，上有字数，下记刻工人名。又有政和元年（1111）十
月望日奉议郎知汉州什邡县事杨楫序。低一格为绍兴三十一年（1161）四月二十日南阳张洸刻书跋，曰：“洸来宰临邛（笔者按：临邛属四川），得同年张公文饶所为数义，及邑士韦汉卿校正旧本，随卦附释音于下，因并镂板，合为一编。”《元包数总义》前有绍兴庚申张行成自序。钤印：徐、乾学之印、健蓭、崑山徐氏乾学健蓭藏书、菦圃收藏、希逸、致德堂、唯吾子孙永宝之、沈秉乾、惕斋、张泽璿印、齐七、张泽瑚印、殷六、白阳山人、王思任印、神品等。书前有海宁陈乃
乾手校跋语，云此书为南宋刊本。
关于该书的镌刻地点与时间，上海图书馆
图5南宋四川版刻
《春秋经传集解》
图7《元包经传》
（上海图书馆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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