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DI 技术溢出的区域差异及吸收门槛效应研究--基于bootstrap的内生门槛效应测算及回归检验
沈飞;吴解生;王会龙
【摘 要】Selecting the labor , capital , technology innovation , industrial added value and the introducing scale of FDI as vari-ables , this study build the fixed effect model of panel data , to verify the regional difference of the technical spillover effect of China's FDI . And then it chooses the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ing scale , financial development , and cultural and educational level of the corresponding labors , the degree of second industry and high -tech industries'development as the associating factors in the measuring of the hosting counties'regional “threshold effect” on FDI technology innovation spillover . The results show that , there exists geographic differences and changing regional gradient in China's FDI technology spillover effect . And China's regional economy , the level of financial development , human capital's education constitutes the main “threshold” effect corresponding factors , while the regional's crossing value of threshold constitutes their effe
ctiveness of FDI technology spillover absorption . Nevertheless , China as a hosting country for FDI's absorbing , her ab-sorption only exists under the circumanstance of her lower development level in the comparison of FDI's technology spillover effect , and the up-warding said corresponding effect will gradually decreasing with her formation of technology advantages and marketing competing threat-en on FDI during China's enhancement processing of independent innovation .%本研究选取各区域的经济发展规模、金融发展程度、以及劳动力文化教育水平、第二产业与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程度等构成因子，作为度量东道国区域FDI技术创新溢出“门槛”效应的关联因素；并以人力资本投入以及外资研发强度作为门槛效应因子代理变量，进行两两子样本间的内生门限回归。结果证实：我国区域的经济、金融发展水平、人力资本文化教育程度构成我国FDI技术创新溢出的主要“门槛”效应关联因子，各区域不同的“门槛”阀值跨越决定了各区域FDI技术创新溢出吸收的成效；中国作为东道国对于FDI的技术创新溢出吸收仅在其发展水平低于两者互动阀值时有效，且这一消化吸收关联效应随着其自主创新水平提升过程中的相对FDI技术优势及市场竞争威胁形成而逐步递减。
【期刊名称】《工业技术经济》
bootstrap检验方法【年(卷),期】2014(000)009
【总页数】9页(P34-42)
【关键词】FDI技术溢出;区域差异;东道国吸收;回归验证;内生门槛效应测算
【作 者】沈飞;吴解生;王会龙
【作者单位】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绍兴 312000;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绍兴 312000;绍兴文理学院，绍兴 312000
【正文语种】中 文
【中图分类】F276.7;F207;F712.9
随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进一步对外开放步伐的加快和政策措施的持续深化，FDI成为我国经济前行的重要构成部分，这其中伴随FDI引入的东道国技术创新溢出吸收，以及内资企业的各项自主独立创新交替呈现，形成了两者复杂的伴生推进。
关于FDI引入的东道国产业改进效率影响效应，学者 Laura Alfaro、Andrew Charlton［1］结合二阶段最小二乘法证实了29个东道国1985～2000年间的平均技能强度、外资依赖、东道国产业的FDI技术对接程度等因素与其产业效率改进间存在的关联影响。而Liu Xiaohui和 Buck T［2］与Fabienne Fortanier［3］均认为FDI对于推动东道国行业资本存量、就业岗位增长，及其相应技术、管理成熟化有正向影响。
关于FDI技术创新溢出与东道国内资的吸收关联，蒋殿春、夏良科 (2005)［4］结合面板数据分析，证实FDI主要是以劳动力资源要素流动以及技术示范的模式，推动东道国内资企业的学习效仿;而万坤扬［5］、薄文广［6］则证实了东道国作为引入FDI一方，其自身的经济与金融发展、人口文化结构等成为制约其技术创新溢出效应的关键性差别化要素。
关于FDI技术创新与东道国内资的消化吸收互动门槛，杨阳、姚利民［7］等人证实了我国作为FDI引入东道国存在吸收FDI技术溢出效应的地域差异。而刘厚俊、刘正良［8］则认为决定我国消化吸收FDI技术创新溢出效应的关键在于人才，且中等人才对于相对低水平的FDI技术引入，以及高层人才的高人力资本区域的FDI引入具有较为显著的效应，并推断我国FDI技术吸收的关键应是相对高层次人才的集聚。
张宇，蒋殿春［9］则通过数据包络分析的方法证实了我国各地区吸引外资及其技术创新溢出存在的地理差异，并指出一国的经济开放程度、基础设施和人力资本等要素是影响东道国获取FDI技术溢出的关键差别化要素。
关于东道国吸收FDI技术溢出及与后者互动关联，Alfaro 等人［10］、Hermes ＆ Lensink［11］，以及王永齐［12］认为金融发展作为潜在机制制约东道国对于FDI技术创新溢出的吸收;张保帅［14］利用Hansen面板门槛模型指出我国在引入FDI获取技术溢出效应时，存在于内资互动的“双门槛”效应，并以开放程度、FDI规模、贸易水平等因素呈“东高西低”地域差异。黄凌云、徐磊、冉茂盛［15］则从金融发展角度进行东道国与FDI溢出“门槛”关联验证，并指出我国的FDI技术溢出显著金融发展“双门槛效应”，但仍受制于区域金融因素的“门槛”跨越。
综上而言，现有文献主要集中于验证FDI技术溢出的东道国“门槛”存在性，或从东道国消化吸收FDI技术溢出的影响因子进行一定的模型验证，研究主要集中在区域性的比较范畴，缺乏整体性的检验，并且尚未对FDI引入、东道国内资企业两者间的技术投入与追赶过程中的互动结合“门槛”效应分析，不能完全解释我国作为FDI引入东道国在不断的自我技术创新过
程中，与FDI技术溢出效应消化吸收的互动。因此，本研究在结合现有研究基础上，从产业、金融和经济发展等角度选取我国FDI技术溢出效应吸收“门槛”效应的关联影响因子，并将两方面互动过程中典型的影响因子进行进一步的分组验证，以求形成更合乎我国FDI引入过程中的技术溢出效应规律，从而获得更切合实际的对策体系。
1  FDI技术创新溢出差异
1.1  理论依据
假定FDI对于东道国技术创新的溢出在生产要素上符合社会的CD生产函数模式，即:
式 (1)分别对应了东道国接受FDI部门的总产出，以及获得相应产出的资本与劳动投入，并以α、β分别刻画两类要素投入的产出弹性，A计作技术水平，并以两者总和作为假设，并进行式 (1)的对数化处理，则获得基于劳动和资本要素投入对应产出的全要素生产率，而根据产出全要素生产力的内部技术进步与外部技术溢出，则:
那么 (2)式对应的面板计量模型如下:
式 (3)中分别由DTApt、FDIpt表述东道国内部技术进步、外部技术溢出，而p、t分别对应各个待观测样本及其观测年份;考虑到FDI引入对于东道国技术创新与溢出存在可控制但不客观的时间与区域差异要素，分别以Cp和Uiμp对应描述，以εi描述整个过程验证的随机干扰项。
上述 (3)表示的模型中，外资要素对数化后的系数ω，刻画了东道国某一区域的外资引入的创新溢出弹性系数，该项为正数时，说明FDI对东道国技术创新溢出影响为正，否则则为消极影响，当其为0时，说明该影响不显著，即FDI的引入并未对东道国区域的技术创新产生显著影响。
1.2  创新溢出差异的参数选取
根据上述对于我国引入FDI的“自西向东”梯度变化的地域差异，针对FDI引入的工业领域，在结合价格因素的名义指标选取基础上，选取2000～2012年各年数据。具体的参数指标选取如下。
1.2.1  劳动要素投入
一般将劳动要素投入归为两类，即劳动要素投入的数量和质量，前者一般对应选取产业从业人员数据，后者按照东道国对应区域的当期总产值与总产业劳动数量的比值作为代理指标进行折算，基于FDI东道国的技术创新差异贡献研究，选取前一种方法进行劳动力要素的选取，为此，本研究选取2000～2012年间国有及对应规模以上非公有部门的从业劳动人员数量作为模型折算指标，对应的外资部门则选取了三资从业劳动要素总数量作为对应参照指标，用Lit描述。
1.2.2  对外直接投资
考虑到本研究分析的需要，以及FDI溢出存在影响时滞特征，选取存量法进行FDI存量数据选取，而现有统计资料无法满足评估对外直接投资的存量数据，因此以永续盘存法进行本研究所需的对外直接投资实际存量估算。
1.2.3  工业产值增值
类似上述指标的选取，分别提取2000～2012年间的国有及规模以上非国有企业、三资部门提取工业产值增值数据，并按照2000年作为基数进行价格调整，获得各时序年份的国内实际工业增值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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