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罗地亚共产主义者联盟的继承党
[美]宝拉·M.皮克林马可·巴斯金著乔春霞编译
克罗地亚走出共产党统治的转型，结束了政治上分散的一党制的共产主义制度，脱离了多民族的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但是，塞尔维亚人控制了它1/3的领土。克罗地亚共产主义者联盟—民主改革党(League of Communists of Croatia-Party ofDemocratic Reform)是最明显脱胎于以前执政的共产党的政党，后来由于1990年选举失败而更名为社会民主党，但是共产党的大量党员事实上还流向了新成立的政党。许多塞尔维亚人加入了塞尔维亚民主党。1991年到1995年，塞尔维亚民主党领导了反对克罗地亚当选政府的叛乱，后来加入了塞尔维亚独立民主党。
共产主义时期的反对派
在共产主义时期，有两类反对派可能为克罗地亚带来真正的自由化。第一类是一个由世界主义者、新马克思主义者和南斯拉夫主义者构成的复杂体，产生于南斯拉夫的“实践学派”。“实践学派”与其说代表一项连贯的反对派纲领，不如说代表一种对斯大林主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新马克思主义批判。其自主性代表了一种对现政权的威胁，即扩大克罗地亚政治合法性的基础，推动南斯拉夫官方话语中的多元主义。尽管实践派从未发展出一种众运动或综合性的政治纲领，但它却帮助创造了不同类型的反对派得以形成的政治空间。
最终，民族反对派证明是一种更为坚韧的反对派。实践派的社会基础远远不如民族和文化反对派深厚。1971年和1981年，克罗地亚反对天主教教会的官方运动显然与民族主义、对党内自由派的清洗、解散民族主义文化协会“克罗地亚之家协会”有关，也与囚禁一些知名的克罗地亚民族主义者有关。对共产主义者联盟而言，“克罗地亚之家协会”相当于一个有组织的反对派。
这是大学生们发动众运动的因素之一，而众运动迅速超出了政治上可以容忍的范围。总而言之，尽管“克罗地亚之春”的领导者努力为政权创造众基础，但却带来了这样一个问题：南斯拉夫社会主义政府是否拥有足够的权威，收编民族主义领导人和把这些民族运动整合到政权之中，从而成功地应对这些挑战?由于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教会和民族运动仍然处在克罗地亚主流政治生活之外，正统的列宁主义政权拒绝同这些大众运动进行建设性的接触，从而播下了政权灭亡的种子。民族—教会轴心拥有赢得外部道德和物质支持的能力，使大众运动成为一个重要的反对派来源。经济改革也进一步加强了民族—教会轴心的能力。
尽管20世纪70年代科尔丘拉夏令营关闭和《实践》杂志停刊，但是实践派运动的人员不久就到了举行会议的其他论坛。80年代初，《实践》杂志的撰稿人和许多年轻的大学生成立了《人与制度》研究小组。每年春天，这个小组还在杜布罗夫尼克研究生院举行数周的研讨会。这些论坛为年轻一代提供了官方组织之外的政治训练，其中许多人在1990年后成为杰出的人物。1989年，这些活动更全面地表现出了政治的特征。随后，南斯拉夫社会行动协会(Association of Yugoslav ofSocial Initiative)提供了一个平台，
聚集了自由派的共产主义者和非共产主义的社会公民，推动了真正的政治多元主义和改革的形成。还有许多产生于从“绿”运动到克罗地亚社会自由党和克罗地亚民主联盟第一次代表大会的社会和政治行动。这些发展表明，在1990年4月选举之前，克罗地亚已经是许多政治思想和组织进行交流的集散地。
共产主义转型的类型
1989年末，克罗地亚共产党的领导人支持多党选举的合法化。1985年，只有28%的党员积极地看待多党制，但在1990年3月第一次选举的几个月之前，
65·3%的党员支持政治多元主义，并且非共产主义者更热衷于政治竞争。1989
年底和1990年，克罗地亚共产主义者联盟的党员选择了。从1989年底到1990年6月，克罗地亚共产主义者联盟—民主改革党的党员从29·8万名减少到4·6万名，其中2·7万名加入了克罗地亚民主联盟。1989年1月至6月，在海外克罗地亚人的大力帮助下，许多以前在“克罗地亚之春”后遭到清洗的优秀党员成立了民主联盟。党的前领导人特里帕洛同温和的非共产主义的“民族和解联盟”建立了联系。“民族和解联盟”的支持者明显比克罗地亚民主联盟更加世俗化。简言之，正式组织化的先锋队指导克罗地亚政治的时代已经进入黄昏，因而许多共产党员试图建立能够赢得大众认同的非社会主义替代政党。
这些政党的党员数量表明，克罗地亚民主联盟可能被视为共产党的继承党。共有9·7万名党员逃离了克罗
地亚共产主义者联盟，进入了克罗地亚民主联盟，仅有4·6万名党员选择留在民主改革党内。20世纪90年代期间，克罗地亚民主联盟是一个围绕着民族主权来统一不同派别的运动型政党。它的竞选运动特点是提名温和的候选人，这些候选人在“克罗地亚之春”期间曾是共产党的中下层官员。人们之所以投票支持克罗地亚民主联盟，主要是为了拒绝共产党过去45年里的专断统治和腐败，重申克罗地亚的民主和宗教认同。简而言之，对克罗地亚选民来说，克罗地亚民主联盟似乎是最权威的反共产主义选择。
1990年，克罗地亚共产主义者联盟—民主改革党最初保留了自己的多民族特征。在克罗地亚的第一次选举期间，52%的党员是克罗地亚人，28%的党员是塞尔维亚人，3%的党员是南斯拉夫人，3%的党员是其他民族。一些特征和偏好使它的支持者不同于克罗地亚民主联盟。与克罗地亚民主联盟的支持者相比，克罗地亚共产主义者联盟—民主改革党的支持者更关心经济状况，而不是克罗地亚在南斯拉夫的地位。在南斯拉夫领土制度改革问题上，克罗地亚共产主义者联盟—民主改革党的支持者偏爱自治国家联盟或现存的南斯拉夫联邦，而克罗地亚民主联
盟的支持者则与之相反，他们选择的要么是自治国家联盟，要么是脱离南斯拉夫。最后，与克罗地亚民主联盟的支持者相比，克罗地亚共产主义者联盟—民主改革党支持者的宗教性更弱，更可能自视为意识形态上的中间派。
克罗地亚民主联盟最有权势的领导人是20世纪70年代初被清洗出党的前共产党员或者民族主义者，他们
早就拒斥了共产主义。相比之下，社会民主党产生自克罗地亚共产党的左派，因而是一个更恰如其分的共产党继承党。然而，在1990年的第一次选举中，克罗地亚民主联盟对克罗地亚共产主义者联盟—民主改革党的胜利并不意味着同共产主义权力结构的全面决裂。过于自信的克罗地亚共产主义者联盟—民主改革党错误地以为，选举制能够保证它的成功，能够巩固自身在第一次后共产主义多党选举中的权力。然而，赢者通吃，多数获胜制实际上使克罗地亚民主联盟在第一轮选举中获得了41·8%的选票，即67·5%的议会席位。
1992年选举之后，克罗地亚民主联盟变成了一个保守政党，致力于维护自己的政治统治，利用自己的地位来掠夺克罗地亚经济最有价值的部分。克罗地亚民主联盟继承了共产主义的遗产，以民主集中制进行了长达十年的统治。前共产党员的总统图季曼是这个运动型政党的核心人物，以一种类似于铁托的手腕来平衡温和派和极右派。1992年，克罗地亚领导人推行向波黑地区的扩张政策。1994年初，在克罗地亚民主联盟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温和派——包括总统梅西奇——在、恢复克罗地亚—穆斯林联盟和快速私有化等问题上失去了右派的支持。
总之，由于人口的变化和政治精英的战略，克罗地亚的政党制度变成了一种民族政党制，即一种每个政党的支持来自某个族并只吸引某个族的政治制
度。这些趋势又与米洛舍维奇加强塞族人在南斯拉夫的权力和支持克罗地亚塞族人的努力相互作用。
不同的共产党继承党
美国民主党领袖有两个不同民族的政党占据着克罗地亚政治的中左派位置，它们的许多党员都来自于共产党。对克族选民和那些不重视民族或宗教的选民来说，社会民主党代表着社会民主主义政党选项，而塞尔维亚独立民主党则是克罗地亚塞族人的有效代表。在图季曼去世和许多右翼党员离去后，克罗地亚民主联盟从20世纪90年代的右翼立场转向了中右立场。在图季曼去世后，各个继承党的共同特征是僵化的政党组织结构模式、一致性组织和低水平的党内民主。
在大多数情况下，共产党的继承党都失去了转型后的第一次选举，不得不进行自我改革，克罗地亚社会民主党也是如此。它在1990年选举失败后把自身改革成一个欧洲式的社会民主主义政党。在1990年克罗地亚共产主义者联盟—民主改革党选举失败后，大量塞族党员脱党，并在民族主义的塞尔维亚民主党中到了归属。克罗地亚共产主义者联盟—民主改革党的领导层清洗了强硬派分子，接受了社会民主主义思想，并于1999年加入社会党国际。2000—2003年中左执政联盟中的社会民主党领导层及其改革主义政策证明它信奉民主的原则和程序。2007年，社会民主党继续前进和自由化。
从1991年持续到1998年的战争促使克罗地亚民主联盟把民族安全放到了一切政治问题之上。因此，克罗地亚民主联盟成为克罗地亚民族统一的“先锋”或“领导党”，犹如克罗地亚共产主义者联盟在南斯拉夫社会主义时期一样。图季曼总统由此形成了对自己的个人崇拜，克罗地亚民主联盟垄断了一切。战
争使克罗地亚民主联盟在1990年提出的“我们的名字就是纲领!”这一口号变成了现实。克罗地亚民主联盟的支持者主要来自农村，超过1/3的支持者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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