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１８４８年革命时期恩格斯的民族观
张　炯
【摘要】恩格斯在１８４８年革命时期对民族问题的讨论有其特定的历史限度。恩格斯当时尚未自觉区分文化民族与政治民族，这影响了他对斯拉夫等弱小、落后民族的判断。恩格斯当时的民族主义理解杂糅了法国的普世性民族主义传统与德国的排他性民族主义传统，结果是其革命策略陷入两难。恩格斯在努力走出青年时代的激进民族主义情绪，但一方面现实的革命在催化，另一方面革命的恐怖主义再度燃起，这些都造成了他思考民族问题的困难。深入了解１９世纪的历史，给予恩格斯的民族观更多“合情”意义上的理解，实际也是一种审慎的“合理”做法。
【关键词】恩格斯；１８４８年革命；民族；民族主义
中图分类号：Ｂ２７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０－７６６０（２０２０）０１－００３５－０６
作者简介：张　炯，江西赣州人，哲学博士，（武汉４３００７４）华中科技大学人文学院哲学系助理研究员。
在１９世纪的历史背景中思考马克思恩格斯如何讨论民族问题，是一项必要却又困难的工作。国外有学者
认为：“民族主义理论表现了马克思主义巨大的历史性失败。也许马克思主义也有其它的失败，并且一些已经被更多地讨论过……但仍然没有一个……像民族问题一样如此重要、如此基本，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均是如此。”①这一判断似乎已经成为“非马克思主义者、甚至也被马克思主义者所接受的不言而喻的东西”②。但是这一现状并不构成回避民族问题的理由。相反，面对“歧视的、解构的”③等形容马克思恩格斯有关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ｍ的词，学术研究需要更为细致与谨慎的推进。
一般说来，民族主义本身囊括的含义非常丰富，如民族的形成和发展过程、民族的归属情感或意识、民族的语言和象征、争取民族利益的社会和政治运动、普遍意义或特殊性的民族信仰或民族意识形态，等等④。追其根源，民族主义是１９世纪初在欧洲产生的一种学说，它提供了一种标准，界定了那些专享自身统治的人，规定了在一个国家中如何合法地行使权力，以及规定了国家社会如何正确地组织化。简言之，民族主义认为人类自然地被划分为各个民族，唯一合法的统治类型是民族自治，“民族”也被“民族主义”赋予了意义。民族主义所声称的这些主张已经被广泛接受，并且被认为是不证自明的。１８４８年革命，史称“民族之春”，民族主义在革命的年代到达一个峰值，民族的独立解放与革命交织起来，马克思恩格斯也不可避免地卷入其中。本文试图回到１８４８年革命时期恩格斯对民族问题的讨论。这些讨论往往极具争议，甚至可能成为攻讦恩格斯的理据。我们希望通过分析恩格斯的相关论述，定位与评价其“民族主义”立场与形象。
①②③④ＴｏｍＮａｉｒｎ，ＴｈｅＢｒｅａｋ－ｕｐｏｆＢｒｉｔａｉｎ：ＣｒｉｓｉｓａｎｄＮｅ
ｏ－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ｍ，Ｌｏｎｄｏｎ：ＮｅｗＬｅｆｔＢｏｏｋｓ，１９８１，ｐ．３２９．
［英］罗纳尔多·蒙克：《马克思在２１世纪》，张英魁等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１年，第１６９页。
同上，第１７０页。
参见［英］安东尼·史密斯：《民族主义：理论，意识形态，历史》，叶江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６年，第６页。
《现代哲学》２０２０年第１期
一、文化“民族”与政治“民族”的暧昧
１８４８年革命时期的恩格斯对待民族问题的基本态度是：希望被压迫民族的解放斗争在无产阶级革命策略中扮演重要角。所以，他的基本分析框架是“革命／反革命”，即“根据民族运动为谁的利益服务，以及它在客观上成为谁的工具，把民族分为革命的和反革命的”①。问题在于，当时恩格斯尚没有明确区分文化意义上的“民族”（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ｔｙ）与政治意义上的“民族”（ｎａｔｉｏｎ），这种概念上的不精确影响着恩格斯对民族问题的判断。
恩格斯对于斯拉夫民族的历史有个颇具争议的判断：“除了波兰人、俄罗斯人———充其量还有土耳其的斯拉夫人———以外，没有一个斯拉夫民族是有未来的，原因很简单：其他一切斯拉夫人都缺乏为独立和维持生命力的历史、地理、政治和工业的基本条件。那些从来没有自己的历史，从达到文明发展的最初阶段即最低阶段的时候起就陷于异族统治之下，或者只是由于异族的压迫才被强迫提高到文明发展的最初阶段的民族，是没有生命力的，是永远也不可能获得什么独立的。”②恩格斯的表述很激进，且指向一个论点，即“没有自己历史的民族，是没有资格要求独立的”。但恩格斯此处所说的“历史”究竟指什么？确实，从政治“民族”的意义上看，捷克人等小民族几乎都是在依附大民族而成长。但是，民族的独立解放、民族国家的建立恰恰离不开文化意义的民族自觉这一前提。所以，恩格斯以“没有历史”“在历史上根本不存在”为由否定民族独立的做法有失偏颇，表现了这个时期的恩格斯在政治“民族”与文化“民族”之间的含混暧昧，他只看到政治民族的历史，继而以政治民族的历史强行覆盖文化民族的历史。当然，不应对这一时期的恩格斯太过苛责。因为到了１８６６年，恩格斯在讨论波兰问题的一组文章中已经自觉地作出政治民族与文化民族的区分③。概念的暧昧和因此引发的争议，从侧面反映出概念史的梳理工作在革命的年代很难做到细致谨慎，因为当社会政治活动的所有目的都从属于“革命”这一宏大历史叙事的时候，措辞上的偏激难以避免。
这种情况与马克思恩格斯的唯物史观有所关联。一方面，恩格斯延续了《德意志意识形态》里的观点：“人们所达到的生产力的总和决定着社会状况，因而，始终必须把‘人类的历史’同工业和交换的历史
联系起来研究和探讨。但是，这样的历史在德国是写不出来的，这也是很明显的，因为对于德国人来说，要做到这一点不仅缺乏理解能力和材料，而且还缺乏‘感性确定性’；而在莱茵河彼岸之所以不可能有关于这类事情的任何经验，是因为那里再没有什么历史。”④在这段话里，我们往往不大注意“莱茵河彼岸”。此时，“莱茵河彼岸”的民族已经被马克思恩格斯当作“没有历史”的民族。而且这些民族与莱茵河“此岸”的德意志民族不同，德意志民族“有历史”，但是这种历史德意志人“写不出来”。而对于“彼岸”民族来说，“没有历史”是一种前提，正因为“没有历史”，所以这些民族不可能有对生产力和社会关系的“感性确定性”经验。然而，马克思接下去写了一个边注：“人们之所以有历史，是因为他们必须生产自己的生命，而且必须用一定的方式来进行。”⑤我们可以认为，“莱茵河彼岸”的民族其实也具有历史上“社会活动的三个方面”，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新的需要的产生”与“繁殖”。而且，这三个方面都可以归为“生命的生产”，即包括“通
①②③
④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６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６１年，第ＸＶＩＩＩ页。
同上，第３２８页。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１６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６４年，第１７５—１７６页。恩格斯的这组题为《工人阶级与波兰有什么关系？》的文章写于１８６６年１月底到４月６日之间，原文是英
文，可以较为清晰地区分出恩格斯对ｎａｔｉｏｎ、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ｔｙ、ｐｅｏｐｌｅ、ｐｅｏｐｌｅｓ等词的具体使用。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１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第５３２—５３３页。
同上，第５３３页。
论１８４８年革命时期恩格斯的民族观
过劳动而生产自己的生命”和“通过生育而生产他人的生命”①。这些都可以归于作为文化“民族”的生命生产。可见，这种“民族”概念的暧昧在唯物史观诞生伊始就已经存在了。这并不是专属马克思恩格斯的特例。匈牙利革命家科苏特（ＬａｊｏｓＫｏｓｓｕｔｈ）②在对待非马扎尔人的少数体时曾表态：“这些体应该享有与马扎尔人完全一样的市民权利，但是鉴于他们缺乏‘历史个性（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ｐｅｒ ｓｏｎａｌｉｔｉｅｓ）’，所以他们不能形成他们自己的民族（ｎａｔｉｏｎ）。”③恩格斯的观点在１８４８年革命者的体里不算另类，甚至不乏有名有望之人与之相和。“民族”概念之暧昧复杂可见一斑。
继续民族的历史问题往下看。英国学者蒙克（ＲｏｎａｌｄｏＭｕｎｃｋ）认为：“在拥有伟大历史的民族中，人民已经通过他们为统一和独立的斗争，获得了建立强大、切实可行的民族国家的权利。这些民
族将会是文明和进步的旗手。事实上，这是一种民族的社会达尔文形式。”④１８４８年革命时期，恩格斯的民族观或多或少存在这一倾向，具体表现在他对１８４８年９月发生的“普－丹”冲突的评论。
恩格斯首先肯定，德国在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Ｓｃｈｌｅｓｗｉｇ－Ｈｏｌｓｔｅｉｎ）⑤的战争，与意大利的战争、波兹南的战争以及布拉格的巷战不同，因为后面三场战争里，德国人都反对革命，而在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德国人则支持革命，所以对丹麦的战争是德国进行的第一次革命战争，恩格斯及《新莱茵报》一开始就坚决主张德国同丹麦作战。不过，恩格斯认为德国夺取“什列斯维希”所依据的权利却容易引发争议：“文明对于野蛮的权利，进步对于停滞的权利。即使（很值得怀疑）协定对丹麦有利，但是这个权利超过了一切协定，因为这是历史发展的权利。”⑥这里有些细节需要澄清：一个强大民族对于一个落后民族的入侵究竟意味着什么？这种所谓“文明之于野蛮”“进步之于停滞”的权利究竟该如何理解？诸如此类的问题并不好回答。一方面需要考虑到上文所说的民族概念的暧昧性，另一方面恐怕还需兼顾恩格斯自身的民族性。他与马克思本就是德国人（准确地说应该是普鲁士人），马克思早年作为政治流亡者迫于普鲁士政府的驱逐禁令而无奈提交了退籍申请，但恩格斯并没有这种经历。虽然他们对普鲁士王权政治十分不屑，但这不能等同于他们对自身民族性的漠不关心，马克思甚至多次向普鲁士政府申述恢复其普鲁士国籍⑦。而且，进一步指责恩格斯具有欧洲中心论的立场未必是合理的。按照霍布斯鲍姆（ＥｒｉｃＨｏｂｓｂａｗｍ）的说法，所谓欧洲中心论以及对欧洲大陆那些拥有伟大历史的民族的褒扬，是１９世纪中期几乎每个观察者都共同持有的看法，后人如此指责他们纯属“
年代误植”（ａｎａｃｈｒｏｎｉｓｍ）⑧。但幸运的是，马克思恩格斯的唯物史观使得他们对弱小民族的同情不仅是道义上的，还有基于社会现实的冷静分析，这或许与他们自１８４９年８月底就离开欧陆的革命环境有很大关系。这在他们日后讨论印度、中国等东方社会问题时表现得尤为明显。
二、两种“民族主义”传统的杂糅
那么，我们是否可以从这一时期恩格斯认为弱小、落后民族“没有历史”的态度上，定位他为
①②
③④⑤
⑥⑦
⑧《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１卷，第５３１—５３２页。
科苏特（１８０２－１８９４）是匈牙利１８４８革命中最著名的活动家和卓越的领导人，是匈牙利民族解放运动的领袖。他在匈牙利人民的心中享有崇高荣誉，至今人们还亲切地称他为“科苏特老爹”。
ＢｅｎｅｄｉｃｔＡｎｄｅｒｓｏｎ，Ｉｍａｇｉｎｅｄ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Ｒｅｆｌｅｃｔｉｏｎ
ｓｏｎｔｈｅＯｒｉｇｉｎａｎｄＳｐｒｅａｄｏｆ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ｍ，Ｌｏｎｄｏｎ：Ｖｅｒｓｏ，１９９１，ｐ．１０３．
［英］罗纳尔多·蒙克：《马克思在２１世纪》，第１７０—１７１页。
“什列斯维希－霍尔斯坦”的归属问题在１８４８年德国革命中占有重要位置，是研究德国统一绕不开的问题。参见韩承文、徐云霞：《１８４８年德国革命中的什列斯维希———霍尔斯坦问题》，《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１９８７年第２期。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５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５８年，第４６６页。
马克思于１８４３年离开普鲁士，作为一名政治流亡者辗转多地。１８４５年１月，普鲁士政府先后要求法国与比利时驱逐马克思。迫于无奈，马克思请求退出普鲁士国籍。１８４８年革命爆发之后，马克思在《新莱茵报》上曾向普鲁士政府申诉恢复其普鲁士公民权但遭拒。１８６１年３－４月，马克思再次递交恢复普鲁士国籍的申请和申诉，均遭拒。（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５卷，第４５１—４５４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１５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６３年，第６６７—６８５页。）
ＥｒｉｃＨｏｂｓｂａｗｍ，Ｎａｔｉｏｎｓａｎｄ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ｍｓｉｎｃｅ１７８０：Ｐｒｏｇｒａｍｍｅ，ＭｙｔｈａｎｄＲｅａｌｉｔｙ，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０，ｐ．３５．
《现代哲学》２０２０年第１期
一个激进民族主义者？这需要先考察恩格斯自身“民族主义”立场的形成。在我们的理解里，恩格斯的民族主义兼有“普世主义”与“排他主义”两种传统。“普世民族主义”与启蒙运动和法国大革命直接相关，民族主义的“普世－启蒙”模式在法国大革命时期得到最显著的表现。“排他民族主义”则在拿破仑击溃德意志第一帝国之后，经文学浪漫主义运动的发酵，而在德国产生并扩散。事实上，这两种立场是激进对立的。而且自这一对立产生开始，就一直左右着欧洲各界关于民族主义的争论。直到半个多世纪后，即１８７０年普法战争爆发之后，民族主义本身才有了进一步发展。在恩格斯那里，这两种相互对立的立场杂糅于一身，很大程度上左右了恩格斯对民族问题的判断。
例如，恩格斯认为“德国人曾经努力使顽固的捷克人和斯洛文尼亚人开化（ｃｉｖｉｌｉｓｉｎｇ）起来，在他们那里建立贸易和工业以及多少还过得去的农业和文化！”①然而，这种以“开化”的名义加在斯拉夫人身上的“羁绊”，却构成巴枯宁所指认的“德意志人和马扎尔人的滔天罪行”。巴枯宁曾在１８４８年革命时期撰写了题为《对斯拉夫人的号召》的小册子，恩格斯称之为“民主的泛斯拉夫主义的纲领”，巴枯宁在其中肆意煽动斯拉夫人对马扎尔人的复仇情绪。那么，德国人和马扎尔人对斯拉夫民族所犯下的“滔天罪行”，究竟指的是什么？恩格斯的看法是怎样的呢？
nation和nationality的区别在北方，德国人从斯拉夫人手中重新夺回了起初属于德国而后来属于斯拉夫人的、由易北河至瓦尔塔河
的那片地区。恩格斯认为这片斯拉夫地区已经完全德意志化，这个既定事实已经无法挽回，除非泛斯拉夫主义者能够到那些已经消亡的语言，并把这些语言强加给当地居民。所以，恩格斯坚持认为“上述夺取行为是有利于文明的，这一点至今还没有人否认过”②。而在南方，各斯拉夫民族的零散状态，是那些非斯拉夫民族的阿瓦尔人造成的。与武力征服相比，各斯拉夫地区的德意志化要平和得多，它们是通过移民以及比较发达的民族影响不发达民族来实现的。
至于马扎尔人，尽管在匈牙利地区居住着大量的德意志人，但是马扎尔人从来没有理由抱怨巴枯宁所谓“万恶的德国政策”。恩格斯不忘揶揄道：如果德国人和马扎尔人有“罪行”，那也是在妨碍斯拉夫人“土耳其化”的意义上说的，但是，“要不是德国人和马扎尔人把这些在历史上起了如此微小的作用的零散的小民族凑在一起……要不是他们的这些所谓‘压迫者’决定了为保护这些弱小民族而进行的各次战役的结局，那么，这些民族会落到什么地步呢！”③恩格斯进一步认为，欧洲的几个大君主国大体上已经成为一种“历史的必要性”：“德国人和马扎尔人把所有这些弱小民族联合成为一个大的国家，从而使这些民族能够参与历史的发展（否则他们光靠自己始终是无法过问历史的发展的），能否认为这是‘罪行’和‘万恶的政策’呢？”相反，德国人和马扎尔人对斯拉夫人的“滔天罪行”原来是对后者而言“最好的、值得感激的行为”，是对前者而言“在自己历史上可以夸耀的行为”④。
以上恩格斯对德国人征服行为的“美化”，或者用他的措辞，“开化”“文明化”的做法，体现了两种民族主义传统杂糅于一身所带来的麻烦：一方面这显然会激起斯拉夫民族的愤怒，另一方面恐怕也难以挑起德意
志民族的革命热情。对于德意志的民族主义者，或者那些有排他民族主义情绪的德意志人而言，法兰西才是德意志应当对抗的对象，而东方民族及其背后的沙皇俄国并不在他们的视野之内，因此，他们很难以一种“文明化”的姿态去对待斯拉夫民族。恩格斯将法兰西民族主义的“普世－启蒙”彩，强行涂抹到以“排他主义－浪漫主义”为特征的德意志民族主义传统上，很难说不会引起如此两难的效应。不可否认，恩格斯本人一直酝酿着人类历史的启蒙观，而且他也在艰难地调和着法式启蒙自由主义与德式民族主义，但这些至少在１８４８年革命时期有些不合时宜。当然，
①②③④《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６卷，第３３１页。同上，第３３１—３３２页。
同上，第３３２页。
同上，第３３３页。
论１８４８年革命时期恩格斯的民族观
我们不必急于对这两种传统作价值判断，也不必急于否弃德意志狂热的民族主义。这种民族主义在德意志产生的源头在于第一帝国被拿破仑击溃，而在６０余年后，法兰西也遭遇了类似情况，布朗热民族沙文主义（Ｂｏｕｌａｎｇｉｓｍ）因法国在普法战争中战败而扩散开来。
三、革命恐怖主义的复燃
按照巴枯宁在小册子中的要求，德国人和马扎尔人应该保障奥地利斯拉夫人的独立，他要求德国和欧洲其他革命的民族，保证反革命势力可以直接在德国的大门口肆无忌惮地存在，保证他们有策划阴谋和武装起来反对革命的自由权利。对此，恩格斯明确反对：“对于那些以最反革命的民族的名义向我们所说的关于博爱的悲天悯人的漂亮话，我们的回答是：恨俄国人，过去是现在仍然是德国人的首要的革命激情；自从革命开始以来又加上了对捷克人和克罗地亚人的仇恨，只有对这些斯拉夫民族实行最坚决的恐怖主义，我们才能够同波兰人和马扎尔人一道保障革命的安全。”①按照恩格斯的说法，如果民主的泛斯拉夫主义者仍旧坚持斗争，直到斯拉夫民族在世界上自由而独立地占有一席之地为止，如果他们在对想象的斯拉夫民族性的关心中完全不考虑革命的话，那么革命的德意志人就必须对出卖革命的斯拉夫人“无情地进行殊死的斗争”：“进行歼灭战，实行无情的恐怖主义———而这样做不是为了德国的利益，而是为了革命的利益！”②
革命的恐怖、革命的暴力素来是马克思主义被西方主流意识形态所攻击与谴责的一面。其实从恩格斯的上述文字中可以读出，革命的恐怖是有前提、有目的的，它绝不是无前提、无目的的屠杀和。革命恐怖的前提在于，那些反革命的民族只关心自身民族性而完全不考虑革命。革命恐怖的目的是为了革命事业的利益，而不是为了单个民族的利益。因此，革命的恐怖主义只是一种“手段”，这种手段的对象很明确，即指向那些出卖革命的、反革命的政权、体或民族。
上文提到，恩格斯认为德意志人与马扎尔人对待斯拉夫人的“滔天罪行”最后证明是在历史上值得称道的，
正是因为他们的帮助，才使这些弱小民族得以参与历史的发展。“当然，在这种情况下难免暴力地践踏几朵娇嫩的民族鲜花。但是，没有暴力、没有坚定不移的无情手段，历史上任何事情都是不会成功的。如果亚历山大、凯撒和拿破仑也是一些像泛斯拉夫主义者现在为了维护其衰弱不堪的被保护人而要求的那种软心肠人，那历史会是什么样子呢！”③在此，可以很明显感受到恩格斯的暴力革命情结，这很可能是恩格斯在面对民族问题时一种激进情绪的释放。联系恩格斯青年时期的经历，或许可以更好地理解他的这种心理。恩格斯很早就展现出他在文学上的天赋，他曾一度与“青年德意志”（ＹｏｕｎｇＧｅｒｍａｎｙ）这一激进文学运动走得很近④。但恩格斯没有接受“青年德意志”的所有方面，他反感“青年德意志”那些离现实相去甚远的浪漫主义口号。这种反感一直延续到１８４８年革命。但是，他从“青年德意志”那里承继下来的“进步民族主义”绝对是一股不容小觑的力量。应当说，青年恩格斯的思想始终在进行两种整合，一种是将“革命自由主义”整合到他与“青年德意志”的交往中，另一种则是将“进步民族主义”整合到他与“青年黑格尔派”的交往中。
正是因为恩格斯这样的思想经历，才导致他在激进社会政治上逗留太久。尤其当其身处１８４８年民族革命的浪潮中时，他无法彻底摆脱自己的激进民族主义残余。这造成了我们给恩格斯定位的困难。一方面，１８４８年革命时期的恩格斯确实在努力走出青年时期狂热、进步的民族主义情绪。如恩格斯在比较“泛斯拉夫主义”与“泛日耳曼主义”时所表露出的明确态度：“泛斯拉夫主义的幼稚性
①②③④《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６卷，第３４２页。
同上，第３４２页。
同上，第３３３页。
恩格斯在１８３９年４月８－９日向弗里德里希·格雷培的致信中曾高度评价了“青年德意志”：“除了青年德意志以外，我们很少有什么积极的作家了。”（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４７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第１３４—１３６页。）
《现代哲学》２０２０年第１期
和反动性并不比泛日耳曼主义少些。当你们读到去年春季的布拉格泛斯拉夫主义运动的历史时，你们会感到，你们被抛回三十年以前去了……还是那一套话，还是那些幻想……”①想必当年的恩格斯写到这里，也会与青年的自己作别。另一方面，帮助他走出来的除了马克思之外，还有当年的好友莫泽斯·赫斯（ＭｏｓｅｓＨｅｓｓ）等人，只是后者同时带给恩格斯的还有革命恐怖主义。若不是马克思的决绝，恐怕恩格斯与赫斯的分道扬镳还要更晚些，但是这种革命恐怖主义情结很难说因为二人断交而消失殆尽。特别是在经由１８４８年革命的急速催化之后，它有复燃的迹象。但恩格斯毕竟已经不再是当年的“愤青”，他对弱小民族独立解放事业的分析并不完全被激情占据。例如，他认为“波兰人的功绩就在于他们首先承认并宣告土地民主制是使一切斯拉夫民族获得解放的唯一可能的形式”，而不在于他们把一些通用的套话引入波兰和俄国，如“在法国成熟了的政治自由的伟大思想”“在德国产生的哲学”等②。总之，
至少恩格斯的如下判断是毋庸置疑的：“只是在德国人民彻底摆脱这类虚无缥缈的幻想之后，德国的革命才有了可能，德国人民才开始起了一些作用。”③
学界在面对当年身处１８４８年革命中的马克思恩格斯时，往往更关注马克思对德国革命、法国革命的报道与评论，而不大关注恩格斯对民族问题的讨论，其中或许有回避争议的考虑。其实在这一时期，至少从流传于世的文献看，恩格斯比马克思更加关注民族问题④，而且不乏洞见，却大多因其激进情绪而被遮掩。实际上，恩格斯对民族问题的讨论影响了他对社会政治问题的判断，有助于我们把握恩格斯的思想走向，乃至把握１９世纪中期欧洲历史的走向。比如，他在这一时期已经察觉到法国政体、法国农民与法国民族主义之间的微妙关系。恩格斯曾在１８４８年１０月底到１１月间未完成的旅途随笔《从巴黎到伯尔尼》中提到拿破仑时代法国农民的民族感。拿破仑的《民法典》确立了法国农民的小块土地所有权，法国农民因此欣喜若狂地归附拿破仑，尤其在面对外国军队入侵法国的时候，法国农民的民族感达到狂热的地步⑤。如果我们再把目光投射到法兰西第二共和国以及法兰西第二帝国，类似的感受依然强烈。法国人民选举路易·波拿巴为法兰西第二共和国的总统，路易在经、称帝之后依然居高不下的众支持率，这背后都有强大的法兰西民族主义作祟。１８４８年革命时期的恩格斯自然不能超脱欧洲的历史情势，因而，给予恩格斯的民族观更多“合情”意义上的理解，未尝不是一种审慎的“合理”做法。
（责任编辑　巳　未）
①②③④
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６卷，第３４０页。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５卷，第４２４页。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６卷，第３４０页。
这不排除《新莱茵报》工作分工的缘故，但恐怕更应归于恩格斯本人对民族问题的敏感。埃德蒙·威尔逊的看法也可参考，恩格斯的伴侣玛丽·白恩士是一个极端的爱尔兰爱国主义者，这刺激了青年恩格斯的革命热情。（参见［美］埃德蒙·威尔逊：《到芬兰车站》，刘森尧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４年，第１２３—１２４页。）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５卷，第５６１页。

版权声明：本站内容均来自互联网，仅供演示用，请勿用于商业和其他非法用途。如果侵犯了您的权益请与我们联系QQ:729038198，我们将在24小时内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