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游汝杰：社会语⾔学与⽅⾔学专题讲义（⼀）
原⽂地址：游汝杰：社会语⾔学与⽅⾔学专题讲义(⼀)作者：对外汉语教师之家
(⼀)解题：社会语⾔学与⽅⾔学
1．汉语⽅⾔学的性质和特点
汉语⽅⾔学史可以分为传统⽅⾔学和现代⽅⾔学两⼤阶段。从汉代扬雄《⽅⾔》到清末民初章太炎《新⽅⾔》，中国传统⽅⾔学的研究⽬的在于以今证古，即以今⽅⾔证释古⽂献，或以古证今，即以古⽂献中的材料解释今⽅⾔。传统⽅⾔学属于语⽂学（philology）的范围。古代的民族学著作如地⽅志，虽然也记录⼀些⼝语词汇等，但其研究框架仍是语⽂学。
⽤现代语⾔学的眼光来研究汉语⽅⾔，肇始于19世纪中期以后纷⾄沓来的西洋传教⼠，他们⽤西⽅语⾔学的学理和概念来记录和分析汉语⽅⾔的语⾳，记录和整理⽅⾔⼝语词汇，研究⽅⾔句法，还进⾏⽅⾔⽐较和分类研究。但是他们的研究与中国传统⽅⾔学并没有传承关系，他们的研究⽅法和⽬标与传统⽅⾔学也⼤异其趣。
西洋传教⼠的研究⼯作和中国学者的描写⽅⾔学，虽然在时间的先后上有相衔接的关系，但是后者并没有直接继承前者研究成果的明显迹象，中国学者是另起炉灶重新研究各地⽅⾔的。早期现代学者如林语堂、
罗常培等⼈也曾注意到西洋传教⼠的成绩，并且撰有专⽂介绍。不过也许他们认为传教⼠只是准⽅⾔学家⽽已，⾄多只是将传教⼠的记录作为⼀种参照系罢了。
中国的现代⽅⾔学发端于赵元任的《现代吴语的研究》（1928年）。中国现代⽅⾔学是在西⽅描写⽅⾔学的直接影响下诞⽣、发展的。赵元任对各地吴语语⾳的描写所达到的精微程度，⽐之同时代的国外描写语⾔学，可以说是有过之⽽⽆不及。
但是从西⽅的描写语⾔学的观点来看，中国的描写⽅⾔学从⼀开始，就不是纯粹的描写语⾔学。调查字⾳的表格是从⽅块汉字在中古切韵⾳系的地位出发制定的，分析和归纳⾳类也都离不开中古⾳系的名⽬。从设计调查表格，到归纳声韵调系统、整理调查报告，从⽅⾔之间的互相⽐较，到构拟⽅⾔的较古阶段，都要借助传统⾳韵学知识，都离不开中古的切韵系统。⽅⾔研究的全过程⼏乎都跟历史语⾔学牵连。中国的描写⽅⾔学实际上是西⽅描写语⾔学和汉语历史⾳韵学相结合的产物。
汉语⽅⾔学是在欧洲兴起的现代⽅⾔学的⼀个⽀派或⼀部分。如果要问它有什么特点？那么可以说它的特点是将从西⽅输⼊的现代⽅⾔学与中国传统⾳韵学相结合。
2．⽅⾔学与社会语⾔学异同
⽅⾔学与社会语⾔学的相同之处有两⽅⾯。
虽然现代⽅⾔学的诞⽣⽐社会语⾔学要早得多，但是它与后出的社会语⾔学的研究对象和研究⽬的却是相同的。
第⼀，欧洲传统⽅⾔学的初衷是试图从语⾔地理的⾓度，来研究语⾔的演变历史，从⽽检验新语法学派“语⾳演变没有例外”的论点。⽅⾔学对历史语⾔学起到了极⼤的推动作⽤。传统⽅⾔学的初衷是研究语⾔的历史演变，故与社会语⾔学的⽬标之⼀是⼀致的。
社会语⾔学的⽬标之⼀也是研究语⾔演变，研究语⾔有哪些变体？如何演变？有什么规律？不过它不是从地理的⾓度，⽽是从社会的⾓度来研究语⾔的历史演变及其原因。就此⽽⾔，社会语⾔学和传统⽅⾔学可以说有异曲同⼯之妙。
第⼆，社会语⾔学的研究对象是社会⽣活中实际使⽤的语⾔。语⾔是抽象的，⽅⾔是具体的，实际使⽤的语⾔即是⽅⾔。所以社会语⾔学和⽅⾔学的研究对象是相同的。社会语⾔学的三位先锋：拉波夫、特鲁杰(Peter Trudgill,1943-)和海姆斯(Dell Hymes,1927-)，其中有两位实际上是在研究⽅⾔的基础上创建社会语⾔学的。拉波夫主要研究的是纽约的城市⽅⾔，他的博⼠学位论⽂是以纽约⿊⼈语⾔为研究对象的。特鲁杰研究的是英国诺⾥奇⽅⾔。海姆斯的背景是⼈类学，⽽⼈类语⾔学也是以实际使⽤的语⾔或⽅⾔为研究对象的。
虽然社会语⾔学在研究对象和研究⽬的⽅⾯是相同的，但是它们与⽅⾔学在理念、旨趣和调查⽅法等⽅
⾯也有以下不同之处。
第⼀，描写语⾔学认为语⾔是同质有序（ordered homogeneity）的，社会语⾔学认为语⾔是异质有序（ordered heterogeneity）的。“同质有序”是指⼀种语⾔或⽅⾔的系统在内部是⼀致的，在同⼀个语⾔社区⾥，所有的⼈在所有的场合，他们所使⽤的语⾔或⽅⾔的标准是统⼀的，⽽其结构和演变是有规律的。“异质有序”是指⼀种语⾔或⽅⾔的系统在内部是不⼀致的，会因⼈、因场合⽽异，不同的阶层有不同的标准，内部是有差异的，但其结构和演变仍然是有规律的。
第⼆，描写语⾔学的旨趣是描写共时的同质的语⾔。社会语⾔学的旨趣是研究共时的异质的语⾔，即研究语⾔的变异或变体（variant），并通过研究语⾔变异与各种社会因素的相互关系，以及异体扩散的社会机制，从共时的语⾔变异中，去研究历时的语⾔演变规律。最终建⽴语⾔演变理论。拉波夫1971年以来在宾⼣法尼亚⼤学研究语⾔演变，把该校的语⾔学系变成世界著名的“语⾔演变”研究中⼼。拉波夫近年来正在撰写三卷本的《语⾔变化原理》，第⼀卷《内部因素》已于1994年出版，第⼆卷《社会因素》已于2001年出版。
第三，传统⽅⾔学全⾯调查⼀种⽅⾔的语⾳，以归纳⾳系为直接⽬的。社会语⾔学并不⼀定着重全⾯调查语⾳，归纳、研究语⾳系统，⽽是着重调查研究不同阶层、不同年龄、不同场合的语⾔差异，即语⾔变项（variable）。
传统⽅⾔学从描写语⾔学的⽴场出发，调查⼀种⽅⾔的时候，要求尽可能全⾯记录这种⽅⾔，从⽽归纳这种⽅⾔的⾳位、声韵调系统等，⽬的是描绘这种⽅⾔系统的全貌。
社会语⾔学注重探索语⾔变异，从⽽研究语⾔的层化特征，建⽴层化模型，它并不以全⾯描写⽅⾔系统为⼰任。例如特鲁杰在英国诺⾥奇市（Norwich）调查16个语⾳变项。拉波夫在纽约调查r的变项。两⼈都没有全⾯调查两地的语⾳系统。
社会语⾔学认为分层的社会⽅⾔研究⽐地域⽅⾔更重要，注重探索层化特征的语⾔变项，认为⽅⾔学对⽅⾔的描写仅仅是社会语⾔学的起点⽽已。
第四，⽅⾔学家和社会语⾔学家都采⽤实地调查的⽅法，但是因为理念不同，所以具体做法也⼤相径庭。⽅⾔学的被调查⼈是经严格的程序⼈为选定的，并且是⼀地⼀⼈调查定标准。社会语⾔学家也从事实地调查，其特点是多阶层和多⼈次的随机抽样调查。拉波夫在北美抽样调查达数千⼈之多。然后进⾏定量分析，⽤概率统计来说明语⾔规则。实际上是借⽤社会学和统计学的⽅法来调查研究语⾔。
第五，⽅⾔学醉⼼于偏僻的乡下⽅⾔的调查，希望能到古⽼的演变缓慢的语⾔现象，早期的欧洲⽅⾔学尤其如此。⽅⾔地理学则更重视农村地区⽅⾔点的调查材料，绘制同⾔线（isogloss）必须有这些资料作为基础。⽐较⽽⾔，社会语⾔学⼀般致⼒于调查和研究⼤中城市或城镇的⽅⾔。因为城市⾥有更丰富的社会现象，有更纷繁的社会阶层，有更为多姿多彩的社会⽅⾔。
第六，⽅⾔学上的⽅⾔区是根据语⾔特征划分出来的单位，社会语⾔学上的⾔语社区(speech community)是根据语⾔层化特征、交往密度、⾃我认同划分出来的单位。⾔语社区的范围可⼤可⼩。在同⼀个⾔语社区允许存在双语或多语现象。
第七，⽅⾔学⼏乎不研究“语⾔计划”，⽽“语⾔地位、语⾔标准、语⾔规划”等问题却是社会语⾔学的重要课题。
3．社会语⾔学是⽅⾔学发展的新阶段
⼴义的西⽅⽅⾔学史似应包括三个主要阶段，即欧洲的⽅⾔地理学、北美的描写⽅⾔学和社会语⾔学。狭义的西⽅⽅⾔学只是指19世纪末期在欧洲兴起的⽅⾔学，以及后来以此为规范所进⾏的研究。
社会语⾔学⼤⼤地改变了⽅⾔学家的作⽤。⽅⾔学家不再仅仅只是公布他们的材料，⽽是注意将他们的材料与社会发展相联系，并且从中探讨理论问题。社会语⾔学⾰新了⽅⾔学只研究地域⽅⾔的传统，将研究旨趣转向社会⽅⾔，例如城市⽅⾔的社会层次分层研究。社会语⾔学应该成为⽅⾔学发展的新阶段，事实上已经有⼈将社会语⾔学纳⼊⽅⾔学的范围，例如W.N.Francis所著Dialectology: An Introduction (Longman,1983)的最后⼀章即是“社会语⾔学”。
社会语⾔学是从社会的⾓度研究语⾔，⽽中国社会和西⽅社会在许多⽅⾯⼤不相同，所以中国的社会语⾔学应该⾃有特⾊，不能照搬欧美社会语⾔学的某些范式。
社会语⾔学已经取得斐然可观的成绩，它应该是⽅⾔学今后发展的重要⽅向之⼀。传统⽅⾔学和社会语⾔学相结合，将使⽅⾔学在语⾔学园地
⾥⼤放异彩。同时应该强调⽅⾔学的传统研究⽅向仍然需要继续，某些领域甚⾄需要进⼀步加强。新的汉语⽅⾔学的特点应该是历史语⾔学、描写语⾔学和社会语⾔学三结合。
⽅⾔学今后要朝社会语⾔学的⽅向发展，这并不意味着⽅⾔学的传统研究⽅向应该取消。对于中国社会来说，⽅⾔的地域差异⽐社会差异要严重得多，何况⽅⾔的地域差异研究远未达到成熟的程度，在⽅⾔地理学⽅⾯尤其如此。所以传统研究⽅向仍然需要坚持，某些领域甚⾄需要进⼀步加强，例如⽅⾔语法研究、⽅⾔历史、⽅⾔地理等。
专题⼀汉语的形成、发展和华⼈社会
第⼀节汉语的历史源头和地理扩散
⼀、汉语的历史源头和地理扩散
1，上古汉语的形成
中国⽂明的历史，如果从古代⽂献来考察，可以上溯到距今约五千年的黄帝时代，中国
⼈从那时候开始⾃我认同，⾄今世界各地的华⼈都⾃认是炎黄⼦孙。然⽽汉语的历史，充其量只能追溯到距今三千多年的殷虚甲⾻⽂。商代的甲⾻⽂是最古⽼的汉语⽂献，它所记录的应该是商民族的语⾔。
夏民族的语⾔
那么，在商代之前建⽴夏朝的夏民族所使⽤的语⾔与商民族的语⾔是不是同⼀的？我们并不能确定。有⼈认为新⽯器时代遗址的陶器上有些符号可能是最早的汉字，这些遗址从⽢肃到台湾都有所发掘，距今六七千年。如果这些符号是⽂字的话，那么似乎它们所代表的有可能是夏代的语⾔。其实这些符号决不是真正的⽂字的前⾝，因为这些符号的种类太少，⽽分布的地域⼜过于辽阔。
商民族的语⾔
商代甲⾻⽂和后出的⾦⽂中的语⾳成分有相承关系，从这个事实出发可以认为，从商代到周代的过渡，在语⾔上并没有发⽣剧烈的变换。说得确切⼀点，应该是商代和周代的官⽅语⾔或书⾯语⾔都是最原始的汉语（或称为“华夏语”）之⼀种。然⽽我们仍然不能简单地认为周代的⼈民所使⽤的⼝头语⾔也是汉语，其实他们出⾝于戎族⽣活的地域，也许只有占⼈⼝少数的贵族才使⽤汉语。
周代的雅⾔
上述原始汉语在周代得到长⾜的发展，当时称为“雅⾔”。据《论语　述⽽》载：“⼦所雅⾔，诗、书、执archaic
礼皆雅⾔也。”“雅”假借为“夏”。“夏”是西周王畿⼀带的古名，“雅⾔”即“夏⾔”，也就是王畿或周室所使⽤的语⾔。当时的朝、聘、令、盟等政治和外交场合都以“雅⾔”作为正式的交际媒介。流传⾄今的“雅⾔”的代表作品是《诗经》和《易传》、《论语》等其他先秦⽂献。雅⾔的确⽴对于汉语的最终形成起到了决定性的作⽤。先秦时代虽然只有“雅⾔”，⽽没有“汉语”这个名称，但是现代语⾔学家通常把见于先秦⽂献的语⾔称为上古汉语（archaic Chinese或old Chinese）。“雅⾔”是以周代的主体民族周民族的语⾔为基础的，它的形成的⽂化背景是当时国内语⾔或⽅⾔分歧异出，妨碍交际，不利全国统⼀。
上古汉语的地理分布
“诗经”是构拟上古汉语的最重要的材料。《诗经"　国风》按产⽣的地域分篇，包括周南、召南、卫、郑、齐、秦、唐、宋等⼗⼋个地域。“雅⾔”是相对于“⽅⾔”⽽⾔的。上述不同的地域应有⽅⾔差别。例如据《左传"⽂公⼗三年》的有关记载，秦、魏两地的⽅⾔差别很⼤，互相不能通话。《诗》三百篇本是民歌，最初应该是⽤各地⽅⾔传诵唱的，后由⼠⼤夫整理，改⽤雅⾔记录。所以在《诗经》内部我们并不能看出有⽅⾔差别。
我们将上古汉语的地理分布范围拟测为《诗经》⼗五国风产⽣的地域。与上古汉语在地理上相邻的⾮汉语，据《左传》、《史记》、《孟⼦》、《说苑》等⽂献的明确记载，有戎、南蛮、楚、齐东、越等。这些语⾔跟中原的汉语不同，在当时是很引⼈注⽬的。
1 南⽅各⼤⽅⾔的形成及其历史层次
据《中国语⾔地图集》（朗⽂出版社，1988）的分类法，现代汉语⽅⾔第⼀层次分为⼗⼤⽅⾔，即官话、晋语、吴语、徽语、闽语、粤语、湘语、赣语、客家话和平话。对其中晋语和平话在⽅⾔系属上的地位，还是有争论的，反对者的意见认为，晋语是官话的次⽅⾔，⽽平话是粤语的次⽅⾔。先简略地谈谈汉语各⼤⽅⾔是如何形成的。
1．吴语
据《史记"吴太伯世家》，周太王的长⼦太伯和次⼦仲雍让贤，南奔⾄今江苏⽆锡、苏州⼀带。这是见于史籍的第⼀批移民吴地的北⽅汉⼈，他们带来的是三千年前渭⽔流域的汉语。吴语作为⼀种独⽴的⽅⾔，在《世说新语》、《颜⽒家训》等南北朝时代的⽂献⾥，已经有明确的记载。吴语在地理上是从北向南扩发展的，最初形成于⽆锡苏州⼀带，然后扩散到浙北的宁绍平原、杭嘉湖平原，继⽽进⼊浙江中部、南部和西南部。历史上北⽅汉⼈移居吴语区有三次⼤浪潮：第⼀次在三国时代，孙吴时代对江南的开发和经营吸引了⼤批北⽅移民；第⼆次在两晋之交，北⽅⼈不仅因战乱逃难，⼤量移⼊江南的宁镇地区，⽽且越过钱塘江，深⼊到浙东；第三次是在两宋之交，北⽅移民不仅造成后世的杭州⽅⾔岛，⽽且继续⼤批南下，在浙南的温州地区定居。历代北⽅移民带来的⽅⾔与吴语区原住居民的⽅⾔相融合，逐渐形成现代吴语。
2．湘语
先秦诸⼦、汉扬雄《⽅⾔》、汉许慎《说⽂解字》和晋郭璞《⽅⾔注》屡次提到楚语，楚语的使⽤地域：荆楚、南楚、东楚、荆汝江湘、江湘九嶷等。这些地⽅相当于今湖南、湖北。楚语在晋代以前的汉语⽅⾔中是⾮常突出的。据《世说新语》豪爽篇和轻诋篇的有关记载，对于当时的北⽅⼈来说，楚语的可懂度很差，听起来像鸟鸣，不知所云。古湘语的最早源头应该是古楚语，但是因受历代尤其是中唐北⽅移民带来的北⽅话的冲击，现代长沙⼀带的湘语，反⽽跟官话接近起来，较古⽼的湘语特征应保留在南⽚湘语中。
3．赣语、客家话
赣⽅⾔和客⽅⾔的核⼼地区在江西以及与之邻接的闽东和粤北。今江西⼀带在汉扬雄《⽅⾔》、汉许慎《说⽂解字》和晋郭璞《⽅⾔注》⾥没有作为⼀个独⽴的⽅⾔地名出现过，其地在《⽅⾔》中包含在“南楚”或“吴越扬”之中，在《说⽂解字》中包含在“吴楚”之中，在《⽅⾔注》中包含在“江南”之中。可见其地独⽴的⽅⾔特征并不显著。古江西在地理上被称为“吴头楚尾”，在赣语和客家话形成以前，古江西⽅⾔可能是⼀种兼有吴语和湘语特征的混合型⽅⾔。唐初⼤量北⽅移民进⼊赣北鄱阳湖平原。这些移民的⽅⾔和古江西⽅⾔接触形成最原始的赣语。中唐和晚唐陆续到来的北⽅移民，从赣北深⼊到赣中和赣南，赣语进⼀步得到发展。北⽅来的客家⼈起初定居在赣语区，于宋元之际西移⾄闽西和粤北。他们原来所使⽤的赣语与赣东南、闽西和粤北的⼟著⽅⾔相交融，于元明之际，形成客家⽅⾔。
4．粤语
据《淮南⼦》，秦略扬越，出兵五⼗万，越平，置桂林、南海、象郡，以谪徙民，与越杂处。东汉初马援出征南越，其⼠卒多留越不归。⼜据《通鉴》载，东汉末⼠燮为交趾太守，兄弟雄踞两粤，中国⼈⼠多往归之。宋代因北⽅辽⾦的侵袭，⼤量汉⼈南下⼴东避难。这些新来的移民被称为客户。据《北宋元丰九域志》载，客户占⼴东总⼈⼝的39%。看来正是宋代的移民带来的北⽅⽅⾔最后奠定现代粤语的基础。宋代朱熹《朱⼦语类》⼀百三⼗⼋云：“四⽅声⾳多讹，却是⼴中⼈说得声⾳尚好。”这说明宋代的粤语语⾳⽐较符合当时中原的标准⾳。清代⾳韵学家陈澧《⼴州⾳说》云：“⼴州⽅⾳合乎隋唐韵书切语，为他⽅所不及者约有数端，余⼴州⼈也，请略⾔之。”他指出⼴州⾳有五条特征与切韵⾳相合，如四声皆分清浊、咸摄韵尾不与⼭摄混读等。所⾔甚是。看起来正是宋代的移民带来的北⽅⽅⾔最后奠定现代粤语的基础。
5．闽语
第⼀批汉⼈⼊闽时代应是西汉末，当时中原政权在闽地设置了第⼀个县，即冶县，地当今福州。两汉间第⼀批⼊闽的汉⼈可能是从吴地去的。吴地⼈民⼤规模⼊闽应在汉末、三国、晋初的百年之间。移民⼊闽有两条路线，⼀是从海路以冶县为中途港在沿海地带登陆；⼆是从陆路移⼊闽西北。为了安置移民和⾏政管理，政府在沿海地区新置罗江（今福⿍）、原丰（今福州）、温⿇（今霞浦）、东安（今泉州）
、同安五县；在闽西北新置汉兴（今浦城）、建安（今建瓯）、南平、建平（今建阳）、邵武、将乐六县。由于沿海地带和闽西北的移民来源不同，加上长
期以来沿海地区和闽西北交通不便，⾄今这两个地区的闽语还是有明显的差别。到了唐宋时代闽语作为⼀种具有明星特征的独⽴的⼤⽅⾔才最后明确起来，为⼈所注意。“福佬”这个代表闽语居民的民系名称，最早也是见于唐代⽂献。宋太宗时，福建泉州南安⼈刘昌⾔曾任右谏议⼤夫，时⼈“缺其闽语难晓”⽽不服。
关于徽语形成的历史，由于缺少研究资料，⽆从深⼊讨论。从⽅⾔的特征来看，⼤致
可以认为它的底层是吴语，或者说它是从吴语发展⽽来的。
狭义的汉语⽅⾔可以不包括官话，所以上⽂未予讨论。从上⽂的讨论可知，中国南⽅的吴语、闽语、粤语、湘语、赣语、客家话这六⼤⽅⾔，从⽅⾔发⽣学的⾓度来看吴语、粤语、湘语、赣语是从北⽅⽅⾔直接分化出来的，闽语和客家话则是次⽣的，即是分别从吴语和赣语分化⽽来的。从⽅⾔形成的历史层次来看，吴语和湘语为最古⽼的⼀层，粤语其次，赣语最晚。
北⽅的汉语向南⽅扩散的过程不仅是汉语分化为⽅⾔的过程，⽽且也是汉语与当地⼟著语⾔融合的过程。这些⼟著语⾔后来发展成为现代侗台语、苗瑶语、南亚语和南岛语，它们在汉语南⽅⽅⾔⾥留下了底层成分。如果把汉语的分化和融合的过程结合起来看，图1是不完整的，我们不妨⽤图2来⽰意。
3、域外⽅⾔
汉语在海外的传播情况将在第4节讨论，这⾥先谈谈因间接接触形成的域外⽅⾔。
在语⾔地理上跟汉语邻接的越南语、⽇本语和朝鲜语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吸收了⼤量汉语字⾳和字形，这些字⾳和⼀部分字形⼀直沿⽤⾄今。语⾔学上把这三种语⾔⾥所吸收的汉语成分称为汉语的“域外⽅⾔”(xeno-dialect)。
1．越南语（古汉越语、汉越语、越化汉语）
越南语⾥的汉语成分可分为三个层次。最早的⼀层是古汉越语，指汉⾄唐初传⼊越南的零星的汉字汉⾳，例如“箸、舞”越南语读作dua4、mua5。这些字⾳带有上古汉语的特点。第⼆层次是汉越语，指唐代之后⼤量输⼊越南语的成系统的汉字和汉⾳。例如“六、难、见”在越南语⾥分别读作luc6、nan1、kien5。这些字⾳带有中古汉语的特点。汉越语⼤多见于越南语的⽂⾔。唐代的科举制度促使今越南地区的知识分⼦诵读汉⽂的经典、书籍，从⽽造成系统的汉越语。其历史背景跟汉语⽅⾔⽂读⾳⼀样。第三层次是越化汉语，产⽣的时代晚于汉越语，它是汉语和越南语融合的结果，在今天的越南语⾥很难辨别哪些是地道的越南语，哪些是越化汉语。
2．朝鲜语（⾼丽⾳）
⾃汉武帝在朝鲜建⽴郡县制度以后，汉⽂化和汉字⼤量输⼊朝鲜。到7世纪的新罗时代，产⽣了⼀种汉语和朝鲜语混合的书⾯语，称为“吏读”。字形采⽤汉语，实词多直接⽤汉字写出，虚词只⽤汉字记⾳，语法则仍⽤朝鲜语系统。在朝鲜语⾥与汉语有关的字⾳称为“⾼丽⾳”，从中可以看出古汉语的遗迹，如“三、⽅、湿” 在朝鲜语⾥分别读作sam、pa 、s p。“吏读”⼀直使⽤到20世纪初期⽇本并吞朝鲜的时候。
3．⽇本语(吴⾳、汉⾳、唐⾳)
据⽂献明确记载，中国和⽇本正式交往始于汉光武帝。此后两千年⽇本全盘输⼊中华⽂化，包括汉语的⼤量词汇和汉字。⽇语⾥的汉语词汇分为三个系统：吴⾳、汉⾳和唐⾳。吴⾳是模仿中国唐代以前的南⽅语⾳的，汉⾳是模仿中国唐代中原⼀带语⾳的，唐⾳是模仿宋明清时代的语⾳的，如“京”字的三种读法：在“东京”⾥读作kyo(吴⾳)；在“京畿”⾥读kei(汉⾳)；在“南京”⾥读作kein(唐⾳)。
域外⽅⾔研究不仅是汉藏语⾔学，特别是汉语⾳韵学研究的重要领域，⽽且也是研究古代中国和这三个邻国⽂化交流史的重要资料。例如，这三个邻国不仅从汉语输⼊⼤批汉字、汉字的读⾳、声调系统（限于越南语）和词汇，⽽且知识分⼦学习汉字、汉语和汉⽂化也蔚然成风。在很⼤程度上中国⽂化是通过汉字、外来词、汉语及其⽂献直接传播到这三个邻国的。这三个国家的政府也颇重视汉字和汉⽂化的学习，例如朝鲜李朝的科举，设置了吏⽂科，所谓吏⽂是指古代朝鲜官⽅奏章⽂牍中所使⽤的汉字。官⽅
还设了讲录院专门教授吏⽂和汉语。在这种⽂化背景下，16世纪的朝鲜诞⽣了著名的汉学家崔世珍（？—1542）。他不仅精通吏⽂，⽽且通晓汉语⼝语。他编写的《⽼乞⼤》和《朴通事》，是供古代朝鲜⼈学习汉语⽂的两本⼊门书，流传很⼴，影响很⼤。这两本书也是研究16世纪初期汉语北京⾳的价值极⾼的重要资料。朝鲜另有⼀种拼⾳⽂字，称为谚⽂。谚⽂是⼀种⾳节⽂字，创制于15世纪。不过20世纪初期之前，汉字⼀直是朝鲜的正式⽂字，国家⽂献都是⽤汉字出版的。
古代⽇本的贵族也谙熟汉⽂，⽇本现存的最古⽼的史书《古事记》，⽤掺杂⽇⽂风格的汉字写作，并⽤汉字做⾳符来标记诗歌、专有名词和古语。古代⽇本贵族⽤汉字写作的原⽂，保存⾄今的有：法隆寺⾦堂释迦像铭和法华经义疏等。8世纪前后他们模仿汉字的偏旁和笔画，创造、推⾏了“万叶假名”。古代⽇本能写汉诗的知识分⼦也⼤有⼈在，如⼤友皇⼦和⼤津皇⼦能做六朝风格的汉诗。汉字在4-5世纪经朝鲜传⼊⽇本，成为古代⽇本的官⽅⽂字。后来⽇本另⾏创制由平假名和⽚假名组成的⾳节⽂字，平假名假借汉字草书造成，⽚假名假借汉字楷书偏旁造成。汉字在⽇本⼀直沿⽤到当代，不过字数受到限制，⽇本⽂部省1981年公布的“常⽤汉字表”上的汉字只有1945个。
在古代越南情况也类似，例如《全唐⽂》卷四四六载有唐代德宗年间⽇南⼈姜公辅所著名的篇《⽩云照春海赋》。汉字对于推动这三个邻国的古代⽂明发展史曾产⽣极其重要的作⽤。13世纪以前越南没有⾃⼰的⽂字，书⾯语⾔采⽤汉字。汉字被成为儒字（chy4nho1）。13世纪创造了记录越南语的⽂字——字喃（chy4nom1）字喃是借⽤汉字的笔画和部⾸，重现组合成的新⽅块字。来⾃欧洲的传教⼠Rhodes神
⽗创造了⽤罗马字拼⾳的越南⽂（Quoc ngu）。19世纪末期法国⼈侵占越南后，拼⾳的越南逐渐盛⾏，⾄今已取代字喃和⽅块字。
第⼆节语⾔演变和社会、⽂化的关系
语⾔演变的原因是多⽅⾯的，语⾔的宏观演变⼀般都是社会、⽂化⽅⾯的原因造成的，语⾔的微观演变有⼀部分也与社会⽂化⽅⾯的原因有关。本节以汉语⽅⾔为例，讨论两者的关系。
1 ⽅⾔的据点式传播和蔓延式扩散
⼈⼝迁移是⽅⾔形成的最直接最重要的原因。原居⼀地的⼈民，其中有⼀部分⼈迁移到别地，久⽽久之形成与原居地不同的新⽅⾔，这是很常见的，例如部分闽⼈离开福建，移居海南岛，形成新的闽语（闽语琼⽂⽚）。
汉语的⼏⼤南⽅⽅⾔的初始原因即是北⽅⼈民迁徙南⽅。秦汉之前，长江以南是百越所居居地，《汉书"地理志》颜师古注⽈：“⾃会稽⾄交趾，千⼋百⾥，百粤杂处，各有种姓。”“百粤”即“百越”。字异义同，《史记》写作“越”，《汉书》写作“粤”。
北⽅⼈民移居南⽅的⽅式⼤致是，先在交通要津建⽴⼤的居民点，然后在乡下合适的地点，建⽴较⼩的居民点，再向四野逐步蔓延扩散。北⽅汉语也随之向南⽅各地传播。起初只是在汉⼈居住的城⾢⾥通⾏
汉语，⼴⼤农村仍是当地⼟著民族语⾔的天下，后来才渐渐通过杂居等途径扩散。其情况正如《后汉书"西南夷传》所载：“凡交趾所统，虽置郡县，⽽⾔语各异，重译乃通。……后颇徙中国罪⼈，使杂居其间，乃稍知⾔语，渐见礼化。”唐代柳宗元贬官⼴西柳州，所著《柳州侗氓歌》载：“愁向公庭问重译”，可见当时柳州⼀带⼟著民族的语⾔还是相当流⾏的。这个渐进的过程从汉代开始连绵不断，⾄今在西南地区仍在继续。例如，就浙江⽽⾔，这个过程从秦代开始，⼀直到明末才结束。但就⼴西的⼤部分地区⽽⾔，这个过程远未结束。⽬前的⼀般情况是，在城市和县城⾥，使⽤官话或粤语，在城镇⾥使⽤平话（⼀种汉语⽅⾔），在⼴⼤乡村还是使⽤壮语。
从历史⾏政地理的⾓度来看，北⽅汉⼈移居南⽅的过程是分两⼤步，第⼀步是县的建置，即在汉⼈集中的居民点建⽴⼀个县（母县）；第⼆步是县的析置，母县⼈⼝增加到⼀定数量。就将部分⼈迁移到附近的地⽅，建⽴新的居民点，即⼦县。在⼀个县的内部，县城是最⼤的居民点，随着⼈⼝的增加，⼜在乡下建⽴较⼩的居民点，即镇，镇下则有村。北⽅的汉⼈和汉语就是随着县的建置和析置在南⽅落脚和扩散的。来源于同⼀母县的⼦县，其⽅⾔⾃然也较接近，甚⾄在现代仍属同⼀次⽅⾔区。因为⼀则⽅⾔来源相同，⼆则来⾃同⼀母县的⼦县，因⼈⽂和地理的关系，其⼈民往来较多，⽅⾔容易保持⼀致。例如西汉在浙江中部今台州⼀带建置回浦县，三国时代析置天台，东晋⼜从天台析置仙居，唐代再从回浦析置黄岩，明代再从黄岩析置温岭，三门则是1940年从台州（即古回浦）析置的。上述天台、仙居、黄岩、温岭、三门都是从同⼀个母县回浦析置的，⾄今这些地⽅的⽅⾔仍较接近，在吴语内部⾃成⼀个次⽅⾔区，即台州⽚。
总⽽⾔之，北⽅汉语⾃秦汉以来，在南⽅随郡、县和镇的建置形成⼤⼩据点，然后向四野蔓延、扩散，此过程开始于秦汉，⾄今仍在继续。
2 历史⾏政地理与⽅⾔地理的关系
中国的地⽅⾏政区划及其管理制度，论历史之悠久、区划之严密、管理之有效，都是世所罕见。中国⼏千年来⼀直是农业社会，除⾮战乱或荒
灾，⼀般⼈都视离井背乡为畏途，在升平时代活动范围⼤致限于本府之内。这样的⽂化背景使历史⾏政区划与汉语⽅⾔区划，尤其是次⽅⾔区划有极为密切的关系，这主要表现在两⽅⾯：⼀是以旧府、州（⼆级政区）为单位，⽅⾔内部有较⼤的⼀致性，各省都有这样的例⼦。如江苏省的徐州府、福建省、⼴东省内部的⽅⾔界线。就南⽅⽅⾔⽽⾔，⽅⾔区或次⽅⾔区的界线有⼀⼤部分甚⾄可以上溯到南宋时代⼆级政区的境界线。如从唐代开始，徽州（唐宋时称歙州）就下辖六县：绩溪、歙县、休宁、黟县、祁门、婺源，⼀直到清末没有变动。今安徽和江西境内的徽语也就是分布在这⼏个县市。今江西的婺源，其⽅⾔属徽语，其⾏政区划唐代以来即属歙州（后称徽州）。⾏政区划对⽅⾔区划的形成所起的作⽤，远远超过别的⼈⽂地理现象。从普遍⽅⾔地理学的观点来看，⾏政地理对⽅⾔地理多少会有些影响。但是没有别的国家的⾏政地理对⽅⾔地理会有如此深刻的作⽤。
其中的原因主要有两⽅⾯。
第⼀，同属⼀府的县往往是从相同的母县析置的，⽅⾔的源流本来相同。例如浙江温州府的⼏个县，其最原始的母县都是西汉时的回浦（今临海）。由回浦析置永宁（东汉前期）和瑞安（三国），由永宁析置平阳（晋）和乐清（晋），由平阳和瑞安析置泰顺（明）。
第⼆，在中国古代农业社会⾥，“府”是⼀个不⼤不⼩的地域，在升平时代⼀般百姓常年⽣活在⼀府之内，不必涉⾜府外，即可安居乐业。除赴考、经商、游历之类不寻常的事外，稍⼤的事皆可在县城或府城解决。所以⼀府之内的⽅⾔容易⾃成体系，与外省有别。⽽府城是⼀府的政治、经济、⽂化、交通的中⼼，其⽅⾔⾃然是强势⽅⾔。在⼀般明清时代的县志⾥，常常会提到⽅⾔视府治为重。例如嘉靖《上海县志》
说：“⽅⾔语⾳视华亭为重。”上海县属松江府，华亭为松江旧名。府城的强势⽅⾔具有向⼼⼒和凝聚⼒，是维系全府⽅⾔⼀致性的重要因素。历史⾏政区划对⽅⾔区划的形成和稳定，在⼀般语⾔⾥多少都会起些作⽤。不过中国的历史政区的形成和发展对⽅⾔地理分布所起的作⽤之⼤，实为世所罕见。在早期欧洲，宗教地理对⽅⾔地理的影响更为深刻。在法国，主教所在的城市，其⽅⾔会影响整个教区；德国的情况也⼀样；在瑞典，同⼀教区内的⽅⾔往往相同，⽅⾔界线很少不跟教区界线相重合的。在中国，情况恰好相反，各种⼈⽂地理对⽅⾔地理能够产⽣深刻影响的，依次为历史⾏政地理、交通地理、戏曲地理、民俗地理、商业地理和宗教地理。宗教地理对⽅⾔地理的影响是最不重要的。
3 ⽂⽩异读和科举制度
“⽂⽩异读”是汉语⽅⾔的普遍现象，不过因⽅⾔不同，有⽂⽩异读的字在常⽤字中所占的⽐例也不同，如在闽语⾥⼏乎占⼀半，在吴语⾥只占不到⼗分之⼀。汉语的⽅⾔纷繁歧异，书⾯语却是统⼀的。中国历史上的政治和⽂化重⼼是在官话区，书⾯语也向来是以官话为标准的。隋唐以后实⾏考试取⼠制度，读书⼈普遍重视字⾳的标准和辨别，各地因此产⽣尽量向标准⾳靠拢的⽂读⾳。⽂读⾳本来应该只⽤于读书，但是后来⽂读⾳也渗透到⽅⾔⼝语中，同时⽂读⾳伴随着历代产⽣的以官话为基础的书⾯词汇⼤量进⼊⽅⾔⼝语。例如上海话⾥的“见组开⼝⼆等字”有⽂⽩异读，⽩读声母为g ,⽂读声母为j。“我交拨侬⼀本书”中的“交”为⽩读，“交通、交易、交涉、交叉、交换、⽴交桥”等中的“交”皆⽤⽂读⾳，不⽤⽩读⾳。从现代⽅⾔的⽴场来看，⽂⽩读不⼀定是读书⾳和说话⾳的差别，⽽是不同历史时期产⽣的字⾳的并存现象。⼀般说来，⽂⽩异读不是社会⽅⾔的不同，⽽是字⾳的历史层次不同，只有极少数⽅⾔是例外，如浙江的寿昌话。当地⼈内部交际⽤⽩读⾳，与外地⼈交际则⽤⽂读⾳。
字⾳的⽂⽩异读反映字⾳的不同历史层次。就⽅⾔⽽⾔，⽩读代表较古⽼的层次。⽂读⾳是唐代实⾏科举制度之后产⽣的。有⽂⽩异读的字，往往⽩读⽤于较古的词汇，⽂读⽤于较新的词汇。例如在厦门⽅⾔⾥，“家”在旧词“家官（公婆）”⾥⽩读作[ke1]，在新词“家长”⾥⽂读作
[ka1]；“⾏”在旧词“先⾏”（先⾛）⾥读[kia 2]，在新词“⾏动”⾥⽂读作[hi 2]。
⽂读⾳产⽣的直接原因是唐宋时代的科举制度。⽂读⾳在历史上长盛不衰、在现代愈益发展的更深刻的
⽂化背景，则是各地⽅⾔中的⽂读⾳更加接近北⽅话，⽽北⽅话向来是民族共同语或标准语的基础⽅⾔。
汉武帝时代开始建⽴“五经博⼠制”，由注重政治、历史、教育、⽂化的学者担任博⼠官。这些博⼠官不但有参政、议政的职责，⽽且还要教授弟⼦。此辈弟⼦称为太学⽣，都是各地⼗⼋岁以上的优秀青年，由各地郡县政府选送京城深造，即所谓“乡举⾥选制”。太学⽣最初的名额只有五⼗名，后来逐渐增加，到东汉末多⾄三万多名。各地来的学⽣⾃然都有⾃⼰的⽅⾔，这三万多⼈的教学和交际都是使⽤什么语⾔？史籍没有记载，当时全国⽅⾔分歧严重，其中秦晋⽅⾔是强势⽅⾔，但是可以猜想教学语⾔⼀定是秦晋⽅⾔。太学⽣毕业之后，除少数成绩列甲等者留京城充任皇帝的侍卫郎官外，其余基本回原籍充任地⽅政府的属吏。⽅⾔中⽂读⾳的始作俑者应该就是这些从京城回乡做官的知识分⼦。以上所说是官学，即“国⽴⼤学”，同时已有私学产⽣。因⽂风⽇盛，向学者⽇众，地⽅名儒四⽅从学者往往多则逾千，少则数百。私学的兴盛⽆疑有利⽂读成分的产⽣和发展。
三国魏晋时代因地⽅政治解体，选举⽆法实⾏，代之以“九品中正制”，即由来⾃各地的京官将原籍的地⽅⼈⼠，分为九等，造为簿册，作为政府选⽤⼈才的依据。
汉代的“乡举⾥选制”和三国魏晋时代的“九品中正制”有⼀个共同的流弊，就是官员个⼈的权⼒过⼤，难免私⼼，⽽失去公平。
唐代创设新的科举制度，这是⼀种公开竞选的才智考试制度，它⽐上述两种制度都要更公平合理，也给⼀般百姓以更多的机会。科举制度起初只考策论或训诂，即国家政策的理论问题或古代经籍的训释。这两种考试内容往往雷同，答卷常常流于空泛，难以考出才智的⾼低，所以后来改为偏重诗赋⼀项。（钱穆 1993）
诗赋讲究平仄，有种种韵律限制，因此读书⼈普遍重视字⾳。诗赋的⾳韵标准⾃然是帝都所在的北⽅话的语⾳。以北⽅话为基础的⽂读⾳因⽽在各地⽅⾔⾥越来越发达。各地⽂读⾳的形成、稳定和发展⼤多得益官⽅和民间的教育事业，即由教师传承，然后进⼊民间。汉唐两代国家的公⽴学校极盛，宋元明清则盛⾏私⽴的书院制度，还有⼤量遍布城镇和乡间的私塾，⽽教师中有⼀⼤部分是科举考试的落选者。
4 ⽅⾔扩散和语⾔融合
北⽅汉⼈⾃秦汉以来陆续南下，他们带来的北⽅汉语，渐渐演变成各种汉语⽅⾔，与此同时，与南⽅固有的百越⼟著语⾔接触，互相吸收对⽅的成分，发⽣双向的语⾔融合现象。⼀⽅⾯少数民族语⾔⼤量吸收汉语词汇，另⼀⽅⾯汉语也吸收少数民族语⾔词汇。
在西南各种少数民族语⾔⾥都可以到⼤量汉语来源的借词，在侗语⾥占词汇总数四分之⼀以上，在壮语⾥⽤于⽇常谈话的词汇有10％来⾃汉语，如果谈话内容涉及政治时事，借词通常超过半数。例如“筷⼦”（箸）在壮侗语族⾥读⾳如下：
壮 ta 6 布依 t 6 傣语 th 5 侗  o6
么佬 ts 6 ⽔语 tso6 ⽑难 tso6
“筷⼦”在古汉语⾥称为“箸”，是澄母御韵字，上古应读t-声母（⾆上读⾆头）。所以壮语、布依语、傣语⾥的“筷⼦”借⾃上古汉语。其他语⾔则借⾃中古汉语。
各个历史时期都有汉语词汇借⼊少数民族语⾔，从这些借词的语⾳⾯貌往往可以判断
借⼊的时代。就壮语来⽽⾔，除了少数上古时代的借词（如　肥 pi2　锣 la2）外，⼤部分是中古或近代借词。中古借词在各地⽅⾔的读⾳和对应规律⽐较整齐，保留促声韵和闭⼝韵及其韵尾-p -t -k -m，保留⼋个声调。⼀般认为中古借词是从粤语借去的。近代借词则是从当地的西南官话借⼊的。近代借词的语⾳与本族语固有词的语⾳变化规律不相吻合，没有-p -t -k -m韵尾，只有四个声调。
  伴随借词的是语⾳成分和结构的渗透，例如黔东苗语的韵母⼀共有27个，其中有9个是专门⽤来拼汉语来源的借词的，即uei ie u  u i u uen u  。从这些韵母的语⾳⾯貌可以判断它们借⾃西南官话。
伴随词汇的借⽤，也有可能借⼊相应的句法结构。例如在壮语⾥数词“⼀”是本族语，
“⼆”以上即借⾃汉语。“⼀”与量词及名词结合，⽤的是本族语固有的词序：量词+名词+数词，如to va de
u （⼀朵花）； “⼆”以上与量词及名词结合，⽤的是汉语词序：数词+量词+名词：so:  to va（两朵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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