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稽古】The Archaic to Now
杨小语
（重庆大学艺术学院，重庆…401331）
摘　要：元代景德镇创烧了一种形似竹节的瓷壶，名为“多穆”。其造型来源大概有蒙藏中亚说和欧洲起源说。明代汉族地区罕见多穆壶的使用，但在满族所在地有使用多穆的证据留下。清康熙开始，多穆瓷壶的制作又重新兴起，造型也进行了微调，外观更加精美，朝廷曾用其赏赉藏地，清代其他材质的器物中多穆造型亦很常见。现今蒙藏地区多穆容器仍然常见，尤其在藏地也发展出了独具当地特的“多穆文化”。通过多穆瓷壶可以看到由元及满清、蒙、汉、藏乃至海外各种不同文化间的碰撞与交流。
关键词：多穆壶；瓷器；造型源流；民族风俗元代景德镇开始制作瓷质多穆壶，并出现了青白瓷、青花等品种，实物在国内外皆有发现。至明代多穆瓷壶生产骤减，迄今为止，尚未有明确纪年的明代多穆瓷壶出现，因此可将明代看作是多穆瓷壶的“空白期”。清康熙时期多穆瓷壶恢复了生产，主要作为藏地上层人士的赏赉品使用。除瓷器外，清代开始金属多穆壶的制作逐渐增多。现今蒙藏地区诸多多穆壶为木质，或许在元明清时期这种木质多穆壶亦很常见，清时期生产的瓷仿木多穆壶亦从侧面说明了此点，但历史时期流传下来的木质多穆壶较少。国内学者一般认为多穆瓷壶原型来自蒙藏或中亚地区，而国外学者则提出了欧洲起源说。多穆壶在蒙藏地区使用普遍，造型不一，功能各异，在长期的使用中，蒙藏人民与多穆壶结下了不解之缘，发展出了独具地方特的“多穆文化”。前人研究中对于中外起源争论和多穆文化的分析都略显薄弱，故此文运用图像学方法在梳理多穆瓷壶造型的基础上，将对其起源争论及其所含的文化习俗进行探讨。
1　多穆瓷壶造型流变
多穆瓷壶的基本造型主体似圆锥或圆柱，上有圈状装饰，形成分节；口沿装饰为僧帽状凸起；通常有流或有盖，一些有柄，一些则以绳索代替。
元代是多穆瓷壶的创烧时期，在北京、菲律宾等地的墓葬中均有出土，说明其不仅用于内销，在海外市场中亦
占有一席之地。元代多穆瓷壶主体一般为分节圆锥状，流短而直，流高度与口相齐，一般有曲柄，柄上口沿处装饰有僧帽状凸起。元代多穆瓷壶体型较小，从10~25厘米不等。元代最为精美的一件瓷质多穆壶出土于北京斡脱赤墓中（图1），为上层人士用品。器身上除节状装饰外，还有类似皮带子的竖条状装饰，并饰有铆钉，展现出浓厚的草原风格。柄上下均装饰旋涡造型。元代外销瓷壶体量娇小，约10厘米高，这样的高度可能是有便于运输的考虑，但最大原因还是满足了东南亚人民的需求和品味。东南亚人似对小体量的瓷器有偏爱，外销东南亚的瓷器均比中国本地使用的体量小。元代外销的多穆瓷壶品种有青白釉①与青花②，装饰简单，不及北京斡脱赤墓的多穆壶精美。
【作者简介】杨小语（1989—），女，重庆人，重庆大学讲师，复旦大学博士，东京艺术大学特别研究学生，研究方向：古器物装饰。
【基金项目】重庆市社会科学规划项目（博士项目）“政治视域下明清官窑瓷器藏式装饰艺术研究”（项目编号：2018BS107）阶段性成果。①菲律宾圣塔纳（SantaAna）教堂修道院墓葬区出土有青白釉多穆瓷壶，高12.5厘米，见Leandro，Cecilia Locsin.Oriental Ceramics Discovered in The Philippines。
②菲律宾出土有青花多穆瓷壶，高10厘米，见陈连勇《多穆壶源流略考》，《收藏家》2007年第3期。
蒙风藏俗
  　——多穆瓷壶考
图1　元景德镇窑青白釉多穆壶
（图片来源：首都博物馆）
至今尚未发现有明确纪年的明代多穆瓷壶，说明这种具有蒙藏风情的器物在明代汉族地区并不太流行。但明末绘画显示在东北满人的聚集地这种壶仍被使用，这也解释了为何清时期多穆瓷壶的生产会得以恢复。明末绘画《太祖实录战图》绘有多穆壶，其中记录了明末满人聚居地的生活①。将多穆壶入画，说明当时在东北地区该壶较为常见。画中多穆壶体量较大，壶高大致为侍从身长的三分之一②。明末动荡的局势不利于瓷器生产，画中多穆壶更可能是木质或金属制品。壶柄上方口沿处有僧帽装饰，有长流与盖相齐，值得注意的是，这时流已经从短直向S形变化。多穆壶上S形流或来源于辽五代时期“凤首瓶”的流造型，其中有萨珊艺术的影响③。画中展示的多穆壶常使用在君王召见或宴请臣下等礼仪场合，摆放于几案上并有专人负责壶的使用。推测此时多穆除了盛装饮品的实用价值外，更是身份地位的象征，有极强的礼仪作用。
清代多穆瓷壶又开始制作，康乾时期留下了诸多作品，素三彩、粉彩、仿生瓷等均为此时的创新品种，装饰复杂精美。除了瓷器，此时金属多穆壶、紫砂多穆壶亦有制作。康熙时期多穆瓷壶再次蓬勃发展，此时瓷壶体量较大，高多在40厘米之上，应该是继承了满人入关前所使用的多穆外形。主体亦延续了明末的圆柱状。此时亦有造型上的创新，多为无柄、有盖的设计，上有两孔便于系绳索，以替代柄；再有
S形短流开始出现，这明显是糅合了元代短直流与明代S形长流的特征而形成的；最明显的改变是将元代柄上方的僧帽装饰移至流上方。西藏博物馆收藏了一件康熙时代的虎皮三彩多穆壶，是清廷赏赐给西藏上层的物品，近半人高，无柄，S形短流，僧帽装饰位于流上方④。乾隆多穆壶仍延续了大体量、S形短流的特征，新增了流和器身间的横档设计，多有盖、有柄，僧帽装饰仍位于流上但变大可围住整个口沿（图2）。乾隆之后的多穆瓷壶基本延续了乾隆瓷壶的外形特征。关于为何多穆瓷壶上的僧帽装饰位置由元到清发生了改变，有研究者指出从实用角度出发，将僧帽装饰于柄上的口沿处，可以更好地防止在倾倒时液体洒出烫伤手的情况发生⑤。但倾倒时前方淌出水烫伤手的几率并不大，相较于实用角度或从装饰角度出发更好理解。清代多穆瓷壶的主要功能为陈设装饰，僧帽位置的移动只是为了更加符合清人的审美，实用上的顾
虑极少⑥。笔者以为似五佛帽的僧帽装饰被置于壶前侧，更加符合五佛冠佩戴在人前额的做法。另外，这种转变的发生还可能同清时期出现的大量以绳索代柄的设计有关，以绳索拎起多穆壶，整个壶在倾倒液体时容易形成前倾的趋势，僧帽装饰置于流上，除了防烫考虑，更可能是为了防止壶盖向前滑落。
清代生产有其他材质的多穆壶，一件藏于台北的紫砂多穆壶是其中较为特别的⑦。该壶为红泥紫砂，是当时根据欧洲人需求所设计的一类用于外销的紫砂器。壶高34厘米，在以小巧著称的紫砂茗壶中十分稀少，制作水准极高。器身为柱状，流上的僧帽装饰包住整个口沿。壶上纹饰为颇具中国特的松、竹、梅，这为器物平添了一份源自东方的神秘气息，颇受西方人的喜爱。荷兰东印度公司的订单显示在康熙
时期欧洲曾向中国订购了大量带花纹的红泥茶壶，1680年销往荷兰阿姆斯特丹一地的红泥紫砂便有1635件之多⑧。这件紫砂多穆壶或正是其中的一件。
2　多穆瓷壶原型再考
关于瓷质多穆壶造型究竟来源于何处，至今尚未形成统一的定论。国内研究者们倾向于认为其来源于蒙藏或中
①出自杨勇军《〈满洲实录〉成书考》第99-111页，《清史研究》2012年第2期。
②《太祖实录战图》中“额以都招九路长见太祖”图的局部放大图，出自满泽阳《多穆壶考略》第51页，南京大学2015年出版。③出自满泽阳《多穆壶考略》第30页，南京大学2015年出版。
④出自西藏博物馆著《西藏博物馆藏明清瓷器精品》，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4年出版。⑤出自陈连勇《多穆壶源流略考》第42-46页，《收藏家》2007年第3期。⑥出自满泽阳《多穆壶考略》第49页，南京大学2015年出版。
⑦出自宋伯胤，吴光荣，黄健亮著《中国紫砂收藏鉴赏全集》第378-379页，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8出版。
⑧出自宋伯胤，吴光荣，黄健亮著《中国紫砂收藏鉴赏全集》第378页，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8出版。
图2　乾隆多穆壶（图片来源：《中国国家博物馆馆藏文物研究丛书：瓷器卷清代（精）》，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
年出版。）
图3　金斯顿陶壶
（图片来源：大英博物馆/）IDENTIFICATION AND  APPRECIATION
archaicTO CULTURAL RELICS 文物鉴定与鉴赏
【稽古】The Archaic to Now
亚地区，当地木器或金属器为其原型。而西方研究者则认为欧洲的陶质啤酒容器与多穆壶的造型来源有关①。
关于国内学者的观点，证据除了现代蒙藏地区仍有使用多穆壶的风俗习惯以外，语言学上的考证亦有。“多穆”这一称呼为音译，关于其来源现有藏语起源说、蒙语起源说、满语起源说三种观点较为流行。从掌握的证据来看，蒙语起源说更加有力。蒙语中“多穆”（domo）一般是指桶状的、上有三圈带状装饰、有把、无流、多为金属或木质的用于装奶茶的容器，“多穆”在蒙语中还可以被称为“东（dom）”和“东布（domb）”②。亦由此引出多穆壶应该是蒙古地区从中亚引入的器形，后传入藏地与满族聚居地，且在蒙藏地区至今仍非常流行。要指出的是蒙语定义中的“无流”并不是指整个多穆壶完全没有出水口，只是没有从器身上单独塑造流而已，蒙古地区的一些多穆壶会在沿口上有尖嘴状物，用于引流。元清多穆瓷壶均有从器身上单独塑造出的流，与今天藏地所见具有盛装作用的多穆造型一致，推测这是由蒙古地区传入藏地后器形发生的改变，该造型再由景德镇习得，制造出了藏式多穆瓷器。
而西方学者所持的欧洲啤酒容器说亦有一些根据。大英博物馆中收藏了多件英国出土的陶壶（博物馆研究者判断或可盛装啤酒）（图3），其所处的中世纪与中国的元代基本相当，皆属于金斯顿器物（Kingstonware）或属于金斯顿类型的器物（Kingston-typeWare），高度在10~30厘米。金斯顿陶壶身为圆锥状，有与多穆壶相似的圈状纹饰，呈分节状；金斯顿陶壶器身上无流，这与蒙语中对于多穆壶的理解颇为契合。但金斯顿陶壶口沿上没有藏传佛教僧帽状物，故这是蒙藏地区的创新。金斯顿陶壶是如
何传至远东地区的呢？一个可能的解释是元帝国疆域辽阔，其建立的通路极大方便了欧亚之间的往来，加之汉以来丝绸之路的继续发力，东西方之间交往的建立是可能的。金斯顿陶壶先传至中亚，辗转进入蒙藏地区成为多穆壶，最后内地景德镇也开始制造该造型的瓷器。在欧美金斯顿器形一直盛行，从18世纪的咖啡壶、巧克力壶等都可看作是金斯顿器形的延续。在巧克力壶中，具有盛装作用的壶上有单独塑造的长流，而制作用途的壶则无流，配一搅拌棍，类似藏区酥油桶一般。日本在19世纪亦有巧克力壶的制作，其巧克力壶的概念当然来自欧美，但仔细观察便可发现日本巧克力壶呈现为圆柱身、短直流等，却与中国多穆器形更加类似。
3　多穆文化探析
上文从词源入手探讨了蒙古地区对于多穆的理解和使用。需要指出的是虽然“多穆”一词起源于蒙语，但“多穆”该词在藏地发展出了更多的细分称呼。在藏语中“多穆”（dongmo，其发音与蒙语稍有区别，为“董穆”）一般是指装盛或制作酥油茶的桶形容器。藏语中多穆壶还可称作“良木（liangmu）”“索拉（sola）”“勒木（lemu）”等。另外，还有“雪董（xue-dong）”（制作酸奶）、“甲董（jia-dong）”（制作酥油茶）等不同功能作用多穆的各自命名，“雪董”与“甲董”均属于具有制作用途的多穆容器③。由上可知，为人熟知的酥油桶“甲董”也属于藏地多穆器形的一种。
现今藏地具有盛装作用的多穆器，其多为金属材质。据当地居民介绍，盛装型多穆壶主要是在藏人婚礼
等重要场合用于斟酒。盛装型多穆高度控制在20厘米左右，器身为圆锥状，C形柄，S形流，流、柄上均装饰僧帽装饰，手持起来颇为方便。
就现在藏地使用的具有制作用途的多穆器而言，其一般为木器，材质多为红松木、茅竹。其中制作酸奶的“雪董”，高约130厘米，口径约30厘米；而制作酥油茶的“甲董”，高约70厘米，口径约10厘米。“雪董”与“甲董”都是无流的生产型多穆用器，二者圆柱状桶身均以木板环绕构成，再用钢圈等物箍住加以固定。另外，二者都配有搅拌器，与用于制作的巧克力壶一样。搅拌器的造型是一根长于桶身的木棍，木棍上安装一个直径小于桶口径的有孔圆板，圆板上的孔可以便于搅拌时气液体的流动，木棍把手上或有铜饰品，使之美观耐用④。
酥油桶“甲董”本是藏民传统生活中的必备之物，随着科技的发展，电动的搅拌机已经逐渐代替了传统的酥油桶。部分藏民仍在坚持使用传统的酥油桶，用酥油桶制作酥油会花费极长的时间、极大的气力，在枯燥的制作过程中，能歌善舞的藏民们会吟唱歌曲来舒缓劳动造成的疲惫，愉悦心情，久而久之形成了颇具藏地特的“打酥油歌”，一曲歌罢，酥油也差不多制作完毕⑤。
藏地“多穆文化”颇为发达，甚至有超过源起之地蒙古的趋势。藏地居民在日常劳作、嫁娶之时均会使用到多
①出自Leandro，Cecilia Locsin.Oriental Ceramics Discovered in The Philippines，Rutland，Vermont&
Tokyo，Japan：Charles E.Tuttle
Company Inc，1967.
②③出自满泽阳《多穆壶定义考略》第38-42页，《文物鉴定与鉴赏》2016年第2期。
④出自马学良著《中国少数民族民俗大辞典》，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5年出版。
⑤出自李何春著《碧罗雪山两麓人民的生计模式》，中山大学出版社2013年出版。
穆容器，多穆壶成了藏民传统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环。
4　结语
多穆瓷壶是文化的集合体，不仅藏、蒙、满、汉等民族文化元素在此汇聚，欧洲的器物造型或也对此产生过影响，其从诞生之初便远销南洋，是一种具有跨文化影响力的器形。从元至清，多穆瓷壶器形发生了一些改变，最为明显的是口沿的僧帽装饰由柄上变至流上，其中有实用的考虑，也有审美的需要。明代是多穆瓷壶生产的“空白期”，这或与汉族生活中甚少用到此种器形有关。“多穆”来源于蒙语，但其在藏语中衍射出了更多不同的称呼，用以代指不同使用功能的多穆容器。在藏地甚至发展出了较蒙古地区更为绚烂的“多穆文化”，只要走进藏地，便会发现形形的多穆容器，其本身已成了藏民生活的一部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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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李何春.碧罗雪山两麓人民的生计模式[M].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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