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稽古】The Archaic to Now
1　引言
20世纪初，随着西方对新疆探险考察的兴起，俄国等国的考察队先后在吐鲁番地区窃攫了文物，打开了研究高昌回鹘王国时期艺术的门，时至今日已取得了颇丰的研究成果，但却鲜有总结研究。本文从目前学术界研究现状入手，介绍国内外新疆高昌回鹘藏传艺术研究成果中的主要观点，运用分析、归纳的方法，指出新疆高昌回鹘藏传艺术研究已有成果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分析不同观点。
2　研究成果分类评述
2.1　高昌回鹘时期藏传艺术样式研究成果
对藏传艺术样式的研究肇始于20世纪初西方探险家在此地区的考古调查、盗掘，至20世纪40年代集中出现了一批考古调查报告，但仅停留在对艺术样式的简单识别、描述阶段。20世纪40年代以后，学者们开始从历史学、宗教学、美学等角度，深入研究高昌回鹘王国的密教艺术样式。目前，国内学术界研究开始转向高昌回鹘王国时期的小型石窟。
2.2　基础性研究成果
高昌回鹘时期密教艺术样式研究前期成果以考古调查为主。俄国的季米特里克·克列门兹对吐鲁番的高昌故城、高昌、阿斯塔纳—哈拉和卓、吐峪沟、木头沟等地进行盗掘，1899年发表了《1898年圣彼得堡俄国科学院吐鲁番考察报告》一文，随后，德国、日本、法国探险队蜂拥而至。克列门兹的著作还有《吐鲁番及其古代居民》。
以格伦威德尔为首的探险队于1902—1903年考察了吐鲁番的高昌故城、交河故城、柏孜克里克石窟、胜金口、小桃儿沟石窟等地。格伦威德尔首次绘制了高昌故城的平面图，详细记录了高昌故城东南佛寺，还在《新疆古佛寺1905—1907年考古成果》一书中详细描述了高昌回鹘时期的伯西哈石窟第3窟的“灌顶图”[1]。1914年，俄国奥登堡考察了大、小桃儿沟石窟，成员C.M杜金指出小桃儿沟在维吾尔语中为“撒绥克布拉克”，意为潮湿的地方或者沼泽地[2]。
以勒克柯为首的考察队，1904年9月12日离开柏林，直到1905年12月才离开吐鲁番，前往喀什与格伦威德尔汇合。他们一共盗取了103箱文物，每箱100～160千克不等。勒克柯在《新疆的地下文化宝藏》一书中，披露了高昌故城、柏孜克里克石窟在高昌回鹘时期的密教艺术遗迹。他在此书中错误地认为，吐鲁番地区的居民及其祖先一直被看做是个完完全全接受了西方文明的民族。他的主要著作还包括《普鲁士皇家第一次（德国第二次）新疆吐鲁番考察队的缘起、行程和收获》《高昌——吐鲁番古代艺术珍品》。
1928年，时任中瑞西北科学考察团的中方成员黄文弼记述了大、小桃儿沟石窟的情况：“有一干沟，西岸有佛洞两所，壁画已遭人毁。”[3]1916年，罗振玉利用外国探险家的图片资料，编辑了中国第一套壁画资料——《高昌壁画菁华》，开国内出版新疆石窟资料之先河。
2.3　石窟的研究成果
对于高昌回鹘时期密教艺术的断代问题，常书鸿在《新疆石窟艺术》一书中论述到：“13世纪初……在宗教方面一个比较重要的变化，就是产生于西藏地方的宗教——喇嘛教也传到高昌地区。有一些反映密教题材的壁画石窟，可能就创建于此时。”[4]石窟壁画图册有《吐鲁番柏孜克里克石窟壁画艺术》《丝绸之路——新疆佛教艺
高昌回鹘时期藏传艺术研究成果评述
李云　陈诚
（新疆艺术学院，新疆…乌鲁木齐…830049）
摘　要：1898年，俄国的克列门兹考察了吐鲁番，揭开了研究高昌回鹘时期藏传艺术的序幕，至今已有100余年。文章旨在将百余年学界对吐鲁番出土的回鹘藏传艺术的研究成果进行爬梳整理、分期并评述。
关键词：高昌回鹘；石窟艺术；评述
【作者简介】李云（1971—），女，新疆乌鲁木齐人，博士，新疆艺术学院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主要从事石窟艺术和美术理论与创作研究。
陈诚（1992—），男，新疆艺术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石窟艺术。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规划基金项目“新疆回鹘佛教美术”（16XJJA760001）；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美术学重点学科“高昌回鹘佛教艺术研究综述”[2017MSXZDXKE（Y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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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收录了伯西哈石窟第3窟以及大、小桃儿沟石窟的部分密教壁画。
2.3.1　早期石窟研究成果
1995年，吕建福在《中国密教史》中研究了西域密教，指出从高昌回鹘时期伯孜克里克第6窟、第7窟中出土的千手观音绢画是西域盛行过陀罗尼密教、持明密教的有力证据。1998年，魏长洪在《西域佛教史》中认为，在高昌回鹘时期的皇家寺院——伯孜克里克石窟寺中，约有10个石窟中有十一面观音、千手观音、马头观音等大量的密教绘像。2009年，王征进一步从石窟美术风格的角度指出伯孜克里克石窟中大部分壁画具有回鹘风，是回鹘风格壁画，晚期的大、小桃儿沟石窟则是明显的密宗风格壁画。
对伯西哈石窟进行研究的主要有贾应逸、任平山等学者。2004年，贾应逸在《新疆佛教壁画的历史学研究》一书中描述第3窟“法师足踩在……两手捧着带流的，正向比丘倒水”，进而推断“该画面当为灌顶图”[5]。李翎也认为“该窟正壁两端上方表现有密宗灌顶图”[6]。任平山则认为此壁画为“一则佛传故事世尊清洗患病比丘”[7]。
2.3.2　晚期石窟研究成果
2002年，贾应逸、祁小山在《印度到中国新疆的佛教艺术》中推断了第3窟侧壁画应该是经变画，推断了第1窟侧壁为《观无量寿经变》。2010年，陈玉珍判断了小桃儿沟石窟第6窟左右两铺排列的八个塔是八塔图，进而认为其为“藏传佛教传入吐鲁番以及藏传艺术在回鹘传播的一个铁证”[8]。陈爱峰研究了大桃儿沟第9窟，认为第9窟“反映了藏传佛教风格的壁画”，其依据是第9窟左右两铺的“八十四成就者图像”。2015年，陈爱峰还研究了大桃儿沟石窟第10窟壁画，进一步证明了上文贾应逸、祁小山的结论，认定第10窟壁画是《观无量寿经变》。2018年，任平山在《吐鲁番壁画善财童子五十三参——格伦威德尔笔记小桃儿沟石窟考》中研究了小桃儿沟石窟第3窟，认为其壁画是《善财童子五十三参》，判断出小桃儿沟石窟开凿于13世纪。
3　结语
从以上论述中可以看出，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早期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国外。1949年以后，国内的研究进
入一个新阶段。1978年以后至今，研究的主要阵地又回到国内。当古调查的深入，为研究提供了新的资料，故国内出现了大批的研究成果。
目前，日本、德国等匿藏有吐鲁番文物的国家的博物馆逐步对中国学者开放藏品，为国内学者获取资料提供了更宽广的平台。新材料的发现、新研究方法的运用、复原部分文物的空间组合关系，已成为新的研究方向。■
archaic参考文献
[1]（德）格伦威德尔.新疆古佛寺1905—1907年考察成果[M].赵崇民，巫新华，译.北京：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550. [2]C.M杜金.中国新疆的建筑遗址[M].何文津，方久忠，译.北京：中华书局，2006：56-57.
[3]黄文弼.吐鲁番考古记[M].北京：中国科学院，1954：7.
[4]常书鸿.新疆石窟艺术[M].北京：中央党校出版社，1996：170.
[5]贾应逸.新疆佛教壁画的历史学研究[M].北京：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451.
[6]李翎.试论新疆地区密教信仰——以千手观音图像为例[J].新疆师范大学学报，2010（1）：98.
[7]任平山.伯西哈石窟、克孜尔石窟佛传壁画“佛洗病比丘”释读[J].西域研究，2017（1）：87.
[8]陈玉珍.藏传佛教与回鹘——传播历史与遗存[D].兰州：西北民族大学，2010.
IDENTIFICATION AND APPRECIATION
TO CULTURAL REL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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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物鉴定与鉴赏
2019.05（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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