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神童”背后，都站着⼀对残忍或虚伪的⽗母
对于孩⼦的教育，我⼀直相信，什么年龄做什么事情。⼩孩⼦的天性是爱玩耍，在学龄之前，就应该让孩⼦开开⼼⼼的玩，不需要学这个学那个。我也相信“⼩时了了，⼤未必佳”的古训，某某家的孩⼦六岁能识写上千个汉字，某某家的孩⼦七岁能背诵⼏百⾸古诗，我对此也并不羡慕。
但我知道，对我的教育观念嗤之以⿐的⼈，也⼀定很多。所以我们常常看到，许多家长望⼦成龙⼼太切，天天都带着孩⼦参加各种早教班、兴趣班、智⼒开发班，恨不得将孩⼦训练成神童。神童本为天⽣，但有的家长⽣不出神童，就⽤种种后天的⼿段制造神童，包括。
前⼏年，曾有⼀个“七⼋岁时就给故宫⽂物挑错”的“天才考古少年”红遍朋友圈，但调查发现，他的故事其实是编造出来的。前些天，⼭东莱阳第⼆实验中学14岁的初中⽣李向楠被报道6岁编程，8岁建⽹站，13岁创办公司，参加“ACPC⼤赛”等多个国际⽐赛并获⼤奖，14岁被⿇省理⼯学院录取，迅速⾛红⽹络，但很快被揭穿。
⾄于某某家的孩⼦写了⼏万⾸诗，某某家的孩⼦发表了⾼深医学论⽂，当然也是家长制造出来的嘛。
这种不理性的“神童崇拜”现象，要说起来，也是⾃古有之。早在汉代，神童便受到追捧，朝廷设了“童⼦郞”的官职，专门授予早慧的少年⼉童。唐朝时，对神童的选拔开始制度化——在科举考试中设神童科、童
⼦明经科与童⼦学究科，“凡童⼦科，⼗岁以下能通⼀经及《孝经》、《论语》，卷诵⽂⼗，通者予官；通七，予出⾝”。⼗岁以下的神童如果通过童⼦科考试，便可以获得官职。宋承唐制，科举考试也设有童⼦科，不过具体做法与唐时⼜有差异。什么差异呢？我们后⾯再说。
应该承认，⼈世间，不论古今中外，确实有⼀部分⼈天赋异禀，从⼩就表现出超乎同龄⼈的智⼒，他们真的是天才，是神童。平⼼⽽论，在科举考试中设⽴童⼦科，也确实为⼀些神童提供了脱颖⽽出的机会，⽐如我们熟悉的宋代著名词⼈晏殊就是⼀位神童，⼗四岁时便获赐同进⼠出⾝；北宋另⼀位天才的⽂学家杨⼤年，⼗⼀岁参加童⼦科殿试，宋太
宗“亲试⼀赋⼀诗，顷刻⽽就”，获授“秘书省正字”之职，相当于社科院的研究员。
但更多的神童，在通过童⼦科考试之后，并没有取得什么过⼈的成就，⽽是泯然于众⽣之中。宋⾼宗发现，“朕⾃即位以来，童⼦以诵书推恩（指童⼦科录取）多矣，未闻有登科显名者。”南宋⼈俞⽂豹也说：“以童科显者，百不⼆三；少聪慧长昏懵者，⼗常⼋九。”神童的成才率居然不过3%。不知今天⼤学少年班的成才率⼜是⼏何。宋真宗时，有个叫蔡伯俙的⼈，四岁通过童⼦科考试，是天才级的神童吧，但他得官之后，直⾄80多岁，仍然“碌碌⽆所闻”，正好应了⽼话所说，“⼩时了了，⼤未必佳”。
什么是编程举个例子更令⼈遗憾的是，童⼦科的设置还催⽣了两个严重的不良效应。第⼀个不良效应：民间受童⼦科的激励，出现了制
造“神童”的⾮理性⾏为，⽐如江西饶州，参加童⼦科考试的⼈次最多，以致“流俗因⾔饶州出神童”。元丰末年，饶州⼜有⼀名神童参加科考，获得功名及赏钱五万，于是“俚俗争慕之”，都希望⾃⼰家中也能出⼀个这样的神童，“⼩⼉不问如何，粗能念书，⾃五六岁即以次教之五经”。不管孩⼦是不是真有天赋，只要能识字，便从五六岁开始教他背诵《诗经》、《尚书》、《礼记》、《周易》、《春秋》五经。
当地甚⾄出现了专门训练“神童”的职业教师，就如今天各种应试培训班的⾦牌名师，待价⽽沽，“预为价，终⼀经偿钱若⼲”，明码标价，训练孩⼦背诵⼀经，报酬多少钱。掏得起价钱的⼈家都抢着聘请名师。
这些名师到底是怎么训练“神童”的呢？说来有些骇⼈听闻：“以⽵篮坐之⽊杪，绝其视听，……昼夜苦之。”做了⼀个⼤⽵笼，将孩⼦关进去，再吊到树梢上，这样，就能杜绝外界的影响，⽇夜逼孩⼦读经。⾄于“棍棒教育”，估计也是少不了的，因为南宋江西籍诗⼈杨万⾥有⼀⾸讲述他送家长神童赴考的诗歌写道：“⽼翁笞⼉也太痴，欲鞭辕下追霜蹄。”
第⼆个不良效应是出现了年龄之风：“⽐年以来，多有暗减岁数，州县复不审核，寖成冒滥。”本来按规定，试童⼦科的神童有年龄限制，须⼗岁以下：“童⼦举并要年⼗岁以下，通诵六经（即《诗经》、
《尚书》、《礼经》、《周易》、《乐经》、《春秋》）及《论语》、《孟⼦》全⽂，⽅许赴试。”宋代有些时期也会将童⼦科的年龄放宽到⼗⼆三岁。但许多家长在孩⼦已经超龄的情况下，谎报年龄，⽐如孩⼦已经⼗四岁了，却谎报才⼗岁，送孩⼦参加童⼦科考试。古代⼜没有⾝份证，年龄显然更加容易。
可以这么说，“神童”制造业的背后，总是站着⽆数残忍或者虚伪的⽗母。不论古今皆然。
从这个意义上说，宋代童⼦科的最⼤价值，不在于它选拔了多少名神童，⽽是它让⼀部分有见识的宋朝⼈真切地明⽩
到“神童制造”的荒谬，从⽽更深⼊地思考⼈才培育的正道。宋⼈发现，所谓的神童训练，就是背诵经书，“不过⽗兄以讲义与之诵念，实未尝通晓义理”，因⽽，这些神童“但能读诵，未必能通义理作⽂”。如此培养出来的⼉童，真的没有那
么“神”。难道国家应该这么培育⼈才吗？
南宋末，礼部侍郎李伯⽟上书宋度宗：“⼈材贵乎善养，不贵速成”，速成的“神童”并不是什么优秀⼈才。因此，李伯⽟建议，“罢童⼦科，息奔竞，以保幼稚良⼼”。
事实上，宋代的童⼦科也是经常停罢，如皇佑三年，宋仁宗下诏：“今后诸处更不得申奏及发遣念书童⼦赴阙。”元祐元年，宋哲宗亦下诏：“⾃今乞试童⼦诵书，所属⽏得令收接。”唐朝的童⼦科是常科，宋朝的童⼦科却⾮常设，“皆临期取旨，⽆常格”，因为皇帝深知，“上有所好，下必有甚焉。盖繇昨尝推恩⼀⼆童⼦，欲求试者云集”，因⽽“不可不谨也”。南宋时期，神童通过童⼦科考试⽽获得的奖励也甚轻，通常是“免解”⼀次，即可免参加科举考试的初试，直接参加礼部省试。换⾔之，宋朝的主政者对于童⼦科其实是不怎么重视的。
那为什么不⼲脆将童⼦科彻底废除了呢？研究者认为，“宋代设童⼦科，其主要⽬的并不在于选拔出多少早慧的神童，⽽是要通过政策导向来劝导民间向学。”（参见祖慧、周佳《关于宋代童⼦科的⼏个问题》）。古时没有强制性义务教育制度，激励民间向学之风的政策性诱导是⾮常重要的，童⼦科确实可以发挥很好的激励作⽤。举个例⼦，在江西庐陵，“中童⼦选者常居四⽅⼗之⼆三，⽽能⽂者亦时有之，国家⼈才之盛，⾄于童⼦，颖拔相望，盖⽂盛极矣”。
但宋⼈毕竟已意识到“保幼稚良⼼”远⽐“神童速成”更重要。⽽这个道理，今天的家长却未必明⽩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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