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德哲学对中国启蒙的意义
我之所以对康德哲学感兴趣、对整个西⽅哲学感兴趣，是因为从⼩⽣长在⼀个不讲道理的⽂化环境⾥，吃够了苦头。并不是说中国⼈不愿意讲道理，⽽是不会讲道理，只会讲眼前的道理，不会严格推理。因此眼前的道理也是似是⽽⾮的。我们先看⼀段相声，是刘宝瑞和郭启儒讲的有名的相声《蛤蟆⿎》：
甲：你这么有学问，我请问你，蛤蟆那么点⼩，叫声为什么那么⼤?
⼄：蛤蟆叫声⼤，是因为嘴⼤，脖⼦⼜憨。凡是嘴⼤脖⼦憨的叫声都⼤。
甲：我家的字纸篓也是嘴⼤脖⼦憨，怎么不响呢?
⼄：那它是⽵⼦编的，⽵⼦编的它都不响。
甲：和尚吹的那个笙管也是⽵⼦编的，它怎么就响呢?
⼄：它虽然是⽵⼦编的，但它上⾯有眼，所以就响。
甲：⽵⼦编的，有眼，就响。那我家的筛⼦也是⽵⼦编的，也有眼，它为什么不响?
⼄：它是圆圆扁扁的，圆圆扁扁的它不响。
甲：那唱戏的打的那个锣，也是圆圆扁扁的，为什么⼜响呢?
……
甲：泡泡糖为什么响?
⼄：那是有胶性的，才响。
甲：有胶性的，胶鞋底为什么不响呢?
⼄：那它挨着地了，不响。
甲：挨着地的三轮车胎，放起炮来怎么⼜那么响?
⼄：什么乱七⼋糟的!……
上述回答中，每个细节都是很认真的，似乎都说明了⼀种道理，但经不起推敲，总的来看是⼀团“乱七⼋糟的”。这样的争论或讨论，是绝对没有希望的。艺术家所反映的是现实⽣活，这段相声之所以如此引⼈捧腹，是因为它把我们周围的⽇常所见的现象提炼出来，加以典型化了。加 的意思
其实，中国⼈的⼀般思维⽅式就是这种状况，碰到什么就想当然地是什么，明明错了也不知道反思。这
种思维⽅式为⼈们⾮理性的情感情绪留下了⼤量的空间，⽽将理性挤压成了类似于条件反射的碎⽚。你不能说中国⼈不动脑筋，但中国⼈动脑⼦只动⼀下，然后就想到别的东西，通常都是情绪、体验这些不可⾔说的东西。这些东西未经认真思考，飘忽不定，渗透⼀切，它可以是⼤⽓磅礴，也可以是极精⾄微，它不需要⽤脑⼦，只需要⽤“⼼”。
⼈们通常喜欢赞美中国⼈的“诗性智慧”，但却很少有⼈看到这种诗性的负⾯。20世纪50年代以来中国发⽣的种种怪事，包括反右、⼤跃进、⼈民公社、“⽂⾰”等等，完全不合理，却渗透着“诗性精神”。我当时的⼀个简单的想法，就是以往的种种荒唐事件不能让它们就这样⽩⽩地过去了，⽽必须加以清算，包括⾃⼰做的，⾝边的⼈做的，整个民族所做的事，它的来龙去脉，为什么会这样，都要搞清楚。为了搞清楚就必须读书，提⾼⾃⼰的认识⽔平和理论⽔平。
在读研究⽣以及后来参加⼯作时，我深研了康德哲学。其实按照我的兴趣来说，我更喜欢⿊格尔。但我深知，要真正懂得⿊格尔的思想，康德哲学是⼀项基本功。连康德的“纯粹理性”都没有搞清楚，谈何⿊格尔的“辩证理性”?当然，康德哲学这项“基本功”也不是好对付的，康德和⿊格尔都是⼈类历史上被公认为最难读懂的哲学家。
然⽽，促使我不断地对他们、尤其是最近⼗⼏年来对康德哲学锲⽽不舍地钻研的，正是我当年由于不会思维⽽感受到的那种刻⾻铭⼼的痛苦，以及对周围⾮理性社会环境的那种反叛精神。我知道，这种反叛
光靠说怪话是不⾏的，它不是青春期的逆反⼼理，⽽是成⼈的⼀种深思熟虑，是对理性思维的⼀种熟练掌握和恰当运⽤。所以它是⼀种反思，⼀种彻底的清理和颠覆，⼀种重建。
本着这样⼀种精神，我在读康德的书时内⼼常常有⼀种感慨，觉得这正是我们民族所迫切需要的。当然不是指康德所提出的具体问题和他所做出的解答，⽽是指他的思维⽅法和表达⽅式。我⼒图在研究他的过程中，把他这⼀套思维⽅式和表达⽅式学到⼿，然后⽤来影响国⼈。康德哲学的普遍意义就在于，他交给每个⼈⼀件锋利⽆⽐的思想武器，让他们学会开展“纯粹理性”的批判，就是对任何哪怕是天经地义的事情都采取批判的眼光，不盲从，⽽是要问⼀个“为什么”，问⼀个“何以可能”。
因此，康德哲学对于中国⼈来说就具有巨⼤的启蒙意义。这种启蒙意义，⾸先就表现在对理性的运⽤上。康德对启蒙的定义是：“启蒙就是⼈们⾛出由他⾃⼰所招致的不成熟状态。不成熟状态就是对于不由别⼈引导⽽运⽤⾃⼰的知性⽆能为⼒。”“要有勇⽓运⽤你⾃⼰的知性!这就是启蒙的箴⾔。”在这⾥，所谓“知性”⼤致相当于理性。但理性在康德那⾥不仅仅包括知性，⽽且还包括超越的“勇⽓”。
为什么要“有勇⽓”运⽤⾃⼰的知性?因为知性作为⼀种被“运⽤”的⼯具性的能⼒，本⾝不具备超越⾃⾝的能动性，它只是逻辑理性，⽽⾮超越理性。它只有作为超越理性的利器才能发挥其⽆坚不摧的作⽤。超越理性的勇⽓⾸先体现为怀疑精神，即像笛卡尔那样，对⼀切既定的规范原则加以摧毁。这就是批判精神。笛卡尔是西⽅近代第⼀个勇者，康德的批判哲学更是体现了⼤智⼤勇。
⽽这种勇⽓最终归结到⼈类本源的⾃由精神，表现在认知上和⾏动上，就是每个⼈都愿意相信由⾃⼰亲证的道理，都愿意做⾃⼰⾃愿的事情。⼀切由他⼈或者环境、历史、传统给他预设的樊笼都是不能长期忍受的，都势必要加以突破。
那么，有了这种勇⽓，如何做呢?如何运⽤⾃⼰的知性呢?其实每个⼈只要是成⼈，都已经具备⾃⼰的知性，也会懂得如何去做。但这⾥做⼀点归纳也不是没有必要的，可以使我们更加⾃觉。我认为，⼀般知性的运⽤有三个要件，第⼀是良好的记忆⼒，第⼆是敏锐的计算能⼒，第三是综观能⼒。
先说记忆⼒。是⼈都有记忆⼒，甚⾄动物也都有⼀定的记忆⼒，有的动物⽐⼈的记忆⼒还强。但动物的记忆⼒是外在的，只是外部事物刻在动物神经系统或⼤脑中的刻痕;⽽我这⾥说的记忆⼒是指内在的记忆⼒，是⼈对⾃⼰的⾏为思想的记忆⼒，对⾃⼰说过的话、做过的事、有过的念头不忘记，⽽能够保持住，随时能够返回。
这是动物不具备的，动物只记得外界的事物，它的记忆只是为了应付外界的⽣存条件，动物不记得⾃⼰的记忆。动物可以记得⼀条路，⼀种谋⽣技巧，⼀个对它好的同伴或主⼈，当这个主⼈在它⾯前时它可以认得出来。
但是动物不可能在⾃⼰的⼼理活动中主动调⽤⾃⼰的记忆，将这种记忆和现实中的事物作⽐较、进⾏抽象或类⽐，从⽽凭借记忆进⾏思维活动。⽽⼈的记忆具有反思的意味，⼈记得⼀件事，就可以对这件事
运⽤思维，记忆是反思的前提。⾃我意识本⾝就已经是内在的记忆了：当他把⾃⼰看做对象的时候，他记得这个对象当初正是⾃我设⽴起来的；因此他也可以在这个对象⾝上随时返回到⾃⾝。
在读康德的书的时候，这种内在的记忆⼒是特别要注意训练的，否则你⽆法进⼊。当你跟着康德的思路前进时，你要尽可能记得他说过的每⼀句话，每⼀个⽤词，在理解后⾯的话时，要时时把前⾯说过的摆在⾯前，加以⽐较。如果不记得了，就要翻到前⾯去，加以查对。因此我在翻译康德的书时，特别强调应该有详细的术语页码索引，就是为了便于读者查证。
《纯粹理性批判》后⾯有50多页都是索引，聪明的研究者就会善于利⽤这个索引来做学问、写⽂章。康德⾃⼰也说过，读他的书如果只抓住⼀两句话，也许会认为他有⽭盾；但如果全⾯地来作总体性的把握，这些表⾯的⽭盾就⾃然消解了。
因此，我的讲解康德采⽤了⼀种我称之为“全息式”的讲解法，就是讲到每⼀个地⽅，都尽可能前联后挂，联系其他地⽅相应的说法，特别是把康德前⾯已经讲过的话提出来，放到⼀起来理解。同时，我们读康德的书本⾝就是对这种记忆⼒的超强训练，因为康德的句⼦是有名的长句⼦，连德国⼈都嫌太长、⽆法卒读。如果⼀句话你读到后⾯就忘了前⾯，那是根本⽆法理解的。
我们中国⼈就特别缺乏这种训练，因为中国历来都是短句⼦。⽂⾔⽂最⼤的特点就是节省字，⾔简意赅；但这同时也是它的缺点，就是不适合于表达那些特别复杂和精确的关系。当然，⽂⾔⽂的这种特点
也使它成为了⼀种适合于背诵的⽂字，由于句⼦短⼩，每个字的含义⼜都很丰富，所以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先把它背下来。中国古代做学问其实是很强调背诵的，这叫“童⼦功”；但这种背诵只是⼀种外在的记忆，即从⼩在脑⼦⾥刻下刻痕，到⽼不忘。
这不⽤动脑⼦，和动物记得它的主⼈的声⾳⽓味没有什么不同。直到今天我们的学校教育还是在花⼤⼒⽓训练这种记忆，在这⽅⾯中国⼈举世⽆双。这就压抑了⼈的内在记忆。如果⽤这种⽅法治康德哲学，就会发现根本是南辕⽽北辙。有的⼈把整本《纯粹理性批判》抄下来，有的据说读过20遍，但还是⽆济于事，搞不懂。
他们缺少的是内在的记忆，就是把前⾯读到⼀句话、⼀个词时所理解的意思从记忆中随时拉回来，与现在所理解的意思相⽐较，⽽不仅仅是把背熟了的那句话、那个词回想起来。我们开头提到的刘宝瑞的相声也说明了这⼀点：你要确⽴⼀个事物发出声⾳的原理，就必须在各种场合下记得这个原理，如果场合⼀变就可以随意改变甚⾄忘记了先前的原理，那就不是真正的原理，⽽只是想当然的意见。
下⾯再说计算能⼒。通常认为学数学的⼈⽐较理性，这在⼀般意义上也没错。理性这个词，reason，本来就有计算的意思。只不过这种计算不⼀定是对于数的计算，⽽且也是对于概念的⼀种掂量，对逻辑的⼀贯性的⼀种敏感和坚持。⽐如说，你连着说两句话，你要能够察觉到后⼀句话的意思⽐前⼀句话增加了什么，减少了什么，能够算得出来。⼀般说，结果不能⼤于原因。
你如果要说“因为”什么，“所以”就怎么样，你只能做减法不能做加法；如果要说“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如此，这就只能做加法不能做减法。⽐如前⾯讲的那个相声，本来说的是蛤蟆叫声⼤是因为嘴⼤脖⼦粗，后来⼜加上了不能是⽵⼦编的，再⼜加上了不能有眼、不能是圆圆扁扁的，……这样不断地增加，每遇到⼀种情况就加上⼀条，可以没完没了。但加得再多，仍然是原因⼩于结果，因为总还是可以再加⼀种情况来解释物体为什么发声。
我们很多⼈给⼀个概念下定义就是这样，他们先不管三七⼆⼗⼀，凭感觉定⼀个意思再说，然后发现概括不了，就根据具体情况不断延伸和扩⼤⾃⼰的定义，搞得定义越来越长，以为这样最后总可以把所有的情况都收揽进来，结果变成了⼀种泛泛⽽谈，甚⾄不知所云。⽐如说，李泽厚先⽣给“美”下的定义：“美是包含着现实⽣活发展的本质、规律和理想⽽⽤感官可以直接感知的具体形象(包括社会形象、⾃然形象和艺术形象)。”就够累赘的了，他后来说这还不够，⼜不断地作了补充。
真正的本质定义只能是唯⼀的，就是属加最近的种差(例如我对美的定义：“美就是对象化了的情感。”)，当然有时候这可能只是理想，事实上有可能同时并存好⼏种定义，但这⼏种定义必定要相互归摄或者相互冲突，⽽不能和平共处。⽽这种归摄和裁判的标准就是逻辑上的不⽭盾性、同⼀性，也就是⼀种逻辑计算能⼒。
也正是由于缺乏这种逻辑计算能⼒的训练，很多⼈说话前⾔不搭后语，偷换概念，偷换论题，在和⼈辩
论中，拼命反驳⼈家没有说过的意思，拼命捍卫⼈家没有攻击的观点。在读康德的书时，这就表现为不注意康德⼀句话中的逻辑值，任意减少和增添。康德的长句⼦最需要把所有的成分都考虑在内，他之所以要写那么长也正是出于这种意图，即将复杂的意思组织成⼀个固定的结构，在这个结构中每⼀个环节都不能少，当然也不能多。
有很多时候，读康德书产⽣的疑惑都是由于没有注意他的⼀个句⼦成分，如⼀个从句，⼀个修饰语，⼀个状语或⼀个条件。有的翻译也是这样，为了图省事把⼀个⼩词漏掉了，或者为了好理解把⼀句话截成⼏段，因此⽽意思⼤变，读不懂了。
康德有次说到，⼀个命题如果有它的限制条件，它就是⼀个有限命题；但如果把这个限制条件加进去⽽形成⼀个命题，那么这个加了限制的命题就成为⼀个⽆限的命题了。⽽读者如果没有注意到这个限制条件，或者译者把这个限制条件放在命题之外译成了另⼀句话，那么这个有限的命题就被误以为是⼀个⽆限命题了。
最后是综观能⼒。什么是综观能⼒?最简单地说，就是能够把两句或数句话合并成⼀句⼀针见⾎的话、同时⼜保持话语的⼀贯性和同⼀性的能⼒，⼜叫做概括能⼒。我们在⽇常谈话中是很随意的，从⼀个话题转到另⼀个话题，这没有什么关系；但是如果在学术交流中也限于闲谈或漫谈，最终你会发现⼀⽆所获，纯粹是浪费时间。中国⼈⾮常喜欢把学术讨论变成漫谈和闲谈，把学术⽂章写成随笔和散⽂，⽽不习惯于咬定⼀个主题追根到底，觉得那样太累。
我们看苏格拉底的对话录，会惊异于苏格拉底从头⾄尾保持⼀个论题不⾛样，有时候看似跑马似地⾛远了，但⼀会⼉⼜回到了原来的论题。苏格拉底的谈话对⼿经常抱怨说，我跟不上你的思路了，说明这样的交谈是很累⼈的。但⼈们为什么还是爱读，正是因为它使⼈能够有所收获，即使没有得出最终的结论，也能够把前⾯所讨论的内容作⼀个综观，说明我们的讨论已经达到了哪个层次。康德的思维⽅式就是这种严格逻辑⽅式发挥到极致的产物。
由于⼼中有坚强的逻辑⽀撑，他不怕⾛得更远，这往往使那些缺乏逻辑训练的⼈跟不上他的步伐，丢失了逻辑线索。但正因为如此，康德的著作在今天就是中国读者最好的思维训练营。
在《纯粹理性批判》中，康德把这种综观能⼒追溯到⾃我意识的本源的统觉能⼒，它实际上表达了⼈在认识中的主观能动性。⼈决不是被动地接受外界给予的认识材料，⽽是主动地综合这些材料以形成有规律的知识，这种主动性体现的是西⽅⾃古希腊以来所形成的⼀种超越理性的精神，即努斯精神。
西⽅⾃古希腊以来所形成的⼀种超越理性的精神，即努斯精神。
这种精神在中国传统思维⽅式中⾄少是很稀少的，中国⼈理解的超越精神是⼀种什么也不⼲的清⾼，⼀种没有责任、置⾝事外的散淡，⽽不是努⼒进⾏⾼层次的精神创造。康德的努斯精神则⼀⽅⾯体现在⼈为⾃然⽴法的主体能动性上，另⼀⽅⾯也体现在⼈为⾃⼰⽴法的道德⾃律上。
这就回到了我开头讲的，为什么康德说“要有勇⽓”?要有勇⽓已经不是⼀个理论问题，⽽是⼀个实践问题，⽽且最终是⼀个道德问题、⾃由意志问题。有勇⽓运⽤⾃⼰的知性，⼲什么呢?做⼀个⾃由⼈，进⾏道德⾃律。⽽这就是启蒙的真义。通常认为启蒙理性就是专门着眼于科学技术，是唯智主义的，⽽它的负⾯就是败坏淳朴的道德。
其实，康德的启蒙理性恰好是要重建道德，他是⾃亚⾥⼠多德以来最伟⼤的道德哲学家。他的伟⼤之处，就在于第⼀次把道德从⼀种天经地义的教条、风俗习惯或信仰变成了⾃由意志的法则，使得启蒙的道德⾼于任何以往的道德。
我们中国⼈历来认为，中国⽂化的道德⽔平举世⽆匹。然⽽，儒家道德基本上是⼀种前启蒙的道德，它不知⾃由意志为何物，⽽是诉之于天经地义的天理天道。它也讲意志的选择，但前提是选择的标准已经预定了，这标准强加于每个⼈，就看你接受不接受。接受了你就是君⼦，不接受就定为⼩⼈。这是不⾃由的选择。
反之，康德的道德本⾝就是⾃由意志⾃律的产物，⼈们并没有⼀个先定的道德善恶标准，这标准还有待于⼈的⾃由意志去建⽴。⾃由意志如何去建⽴?也不是从外部选择⼀个标准，⽽是从⾃⾝的逻辑⼀贯性中形成标准。⾃由意志不受任何外在标准的束缚，⽽只受它⾃⼰的束缚，即在时间中保持⼀贯。⾃由意志必须做到不⾃相⽭盾，⾃我取消，这才是真正⾃由的。
我们设想有⼀⼈，素不相识，也没有什么⽂化，不知道德为何物，也没有任何天经地义的教条，只有每个⼈的⾃由意志。这样⼀⼈聚在⼀起要组成社会，他们只有凭借对他⼈的⾃由意志的认同，去寻求如何能够使各⼈的⾃由意志延续的有效法则。在不断磨合中他们终于会认识到，只有这样做，使你的⾏动的准则成为⼀条普遍的法则，才最能保持每个⼈⾃由意志的⼀贯性。
于是这对他们来说就会成为⼀条“定⾔命令”，建⽴在这⼀原则上的⾏为就被称之为“道德⾏为”。正是在这种意义上，康德的道德哲学具有了超越⽂化和宗教的普世价值的因素。
康德的这⼀道德⾰命具有极其震撼的启蒙意义。原来，道德并不是我们历来所以为的，似乎就等于⼀种习惯或风俗，需要⼈从⼩被动地去适应和服从。真正的道德正好是⼈的⾃由意志所建⽴起来的;⼈性并不是天地⾃然或神的产物，⼈是⼈⾃⼰造成的。这种道德原理颠覆了东西⽅数千年的传统，赋予了独⽴⾃由的⼈以最⾼的尊严。
今天有不少⼈以为，通过返回到我们以前所具有的良好的道德风尚，就可以改变今天社会的道德状况。但这是完全⾏不通的。因为以往传统中国⼏千年的道德固然也有秩序井然、民风淳朴的时代，但那是有代价的，其代价就是牺牲⼴⼤⽼百姓的⾃由意志和⼈格尊严，所有的⼈都去顶礼膜拜⼀个⾄⾼⽆上的皇权。
最后我想说，我并不认为康德哲学就是终极的真理，或放之四海⽽皆准的法宝。它只是⼀种思维训练⼯
具，可以开拓我们的视野，更新我们的观念。西⽅近代不只是康德，有⼀⼤批启蒙思想家都有这样的作⽤。也许康德在这⽅⾯⽐较突出⼀点，但他也有⾃⾝固有的⽑病，这是必须也可以加以批评和分析的。但前提是，⾸先要搞懂他，才能超越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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