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多利亚后期英国中产阶级妇女大规模就业原因探析
维多利亚后期，英国经济有了长足发展，妇女运动蓬勃兴起，改革妇女教育现状、争取妇女就业权利的呼声日益高涨。一些年轻女性纷纷走出家门，从事自己喜欢的职业，从而导致英国中产阶级妇女就业领域进一步拓宽，就业人数急剧增加。
标签：维多利亚后期;中产阶级妇女；就业。
维多利亚后期，对英国中产阶级女性来说，充满了难得的就业机遇。许多领域向她们敞开大门，提供了大量就业机会。她们就职于办公室、商店、护理等各行各业，从男性的依附者成为独立的工资劳动者。本文试从不同视角、多个方面对维多利亚后期英国妇女就业原因作一梳理和分析，试图从一个侧面反映该时代女性的精神风貌。
（一）经济结构的改变为妇女就业提供了新的机遇
19世纪70年代，英国掀起了以科技创新为特征的第二次科技革命，电力、化学工业、通讯设施和汽车制造等新兴产业的迅速崛起，促使经济结构、生产方式、管理模式等发生了巨大变化，各个领域的专业化趋势加强，劳动分工更加细化。公共交通大为改观，新的交通工具和通讯方
式把世界各个地区联结起来，地区间的空间距离大大缩短，极大地改变了人们的生存空间。新的药品、食品、防腐剂和清洁剂的使用，增强了人们的体质、延长了人们的寿命。尽管同时期英国中上层家庭出生率降低以及大量人口移民到北美及其它白人殖民地，但19世纪下半叶和20世纪初，英国人口还是继续增加，大不列颠的人口从1851年的2081.7万人增加到1911年的4083.1万人。这一时期，农村人口继续向城市流动，农业就业人口不断下降，城市人口比重增加，从1851年的50.2%提高到1911年的78.1%[1]。城市人口的增加，带来了大量富余劳动力，工厂和企业数量不断增多，规模逐渐扩大，有的雇用工人数千人。经过第二次科技革命，英国国民经济的增长速度从1811/21-1841/51年的2.9%提高到1861/71--1861/1901年的3.3%，就业人口的人均国民收入年增长率从1.4%提高的2.2%。英国的国民生产总值从1851年的49400万英镑，增加到1901年的194800万英镑，增长了2.94倍。工业化程度发展到了一个更高的阶段，国民经济结构发生重大变化，从1851年到1901年，农、林、渔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从20.3%下降到6.1%，制造业、矿业和建筑业从34.3%上升到40.2%，商业、交通和海外收入从20.7%上升到29.8%[2]。
以电力和内燃机为核心的第二次技术革命不仅使生产方式更加先进，使生产组织更加集中，而且还导致一批新兴工业的出现。这些发展对社会的方方面面都产生了巨大的冲击，其中对
英国妇女的就业产生了重大影响。结构的转型和科技的发展大大增加了妇女就业范围的扩大,特别是出现了许多以女性为主的职业，如商店和办公室的工作。在英国，1881年时，中央和地方政府雇用7000名妇女，1991年时增加到7.6万名。小学教育的实施扩大了教育的规模，而从事这种职业的多半是女性，因为妇女有耐心教育男孩。由于这种职业的需求量大，需要很多青年女性来担当小学教师，所以很可能惠及部分农家子女，不过更多的是中产阶级和新旧下层中产阶级的女儿[3]。所有这些变化改变了妇女和工作原先的关系，她们参加工作不再只是为了糊口，为了挣一份微薄的工资贴补家用，而是被看作是获得经济独立、个性解放的一个平台和赢得人们尊重及被社会接纳的一个跳板而已。
经济的快速发展推动了社会对劳动力的日益增长，其中包括那些受过良好教育并与男性一样能胜任工作但工资较低廉的女性，这就使得中产阶级妇女就业范围必然扩大。”中产阶级职业的发展………主要集中在教师、文员、职工和医生等行业，这种发展状况源于工业革命的技术、社会多元化以及满足于廉价劳动力的需要。”[4]当时在商店、办公室工作的文职人员，妇女就业人数的比率高于男性。1861年到1911年，英格兰和威尔士的中产阶级就业于教育、护理、商店、大小公司和政府部门的人数，男性增长了192.3%，女性增长了307.0%。[5]随着工业经济的发展，中产阶级就业机会大量增加，白领工人人数相对于蓝领工人来说稳步增
长。很显然中产阶级工人的来源并非仅仅是蓝领工人，这就使得一部分地位较低的人能够进入那些传统上与中产阶级联系密切的职业，从而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一位维多利亚哲人曾说过”随着大众教育的普及，一个阶层的成员可以进入另一个阶层，很难说清阶层之间的界限，也很难确定职业属于哪个阶层。”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只有一个有足够财富来自由支配的高度发达的工业社会，才能为社会提供综合教育计划，才能使中产阶级人数（妇女和男人一样受益）的继续增长成为可能。同样，这样的社会亦与大量的、受过教育的、工资低廉的妇女成为劳动力密不可分。
（二）妇女运动是推动妇女就业的另一因素。
维多利亚后期，英国经济的快速发展需要大量的劳动力，这为妇女就业创造了千载难逢的机遇。蓬勃发展的妇女运动又进一步推动了女性进入职业领域的趋势。英国是妇女运动的诞生地。早在18世纪早期女权思想全面发展之前，一些思想进步的妇女对丈夫控制妻子的合法性就开始产生质疑。埃斯泰尔（Marry Astell）提出妇女应接受与男子相同的教育。1792年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所著《妇女的屈从地位》，指出妇女并非为男人而生，她们是拥有权力的人，有自己的权利和责任。两性在气质和能力方面的差别是教育造成的，是社会化的产物。
妇女和男性一样，通过工作甚至是有偿工作会变得更有道德和修养[6]。英国19世纪著名的哲学家、经济学家、政治和社会学家约翰.斯图亚特.穆勒于1869年发表了《论妇女的屈从地位》一书，论证了两性在法律上的不平等是妇女处于屈从地位、不能真正获得自由的根源。他说：”当法律向一个天平投入如此巨大的重量，自由的条件也不大可能是最公正时；当调整在两个人之间进行，其中一个人被宣称拥有一切，另一个人不仅一无所有，而且在最沉重的道德和宗教义务下，对任何过分的压迫都不去反抗时，自由也就没有多少价值。[7]”`他呼吁要赋予妇女参政权、工作权、教育权和婚姻自由权，要求扩大妇女的发展权。在这些女权运动家的引领下，19世纪上半期，女权运动发展起来。一些女性新闻工作者、作家纷纷发表文章，揭露当前妇女所遭受的压迫和不公平的状况。
妇女运动主要的领导者是巴巴拉·利·史密斯和贝森·帕克斯。巴巴拉·利·史密斯是弗洛伦斯·南丁格尔的表妹，她的父亲是一位激进的议员，在经济上积极帮助支持进步事业。贝森·帕克斯是巴巴拉的亲密朋友和助手，出生于一个激进的神职家庭，她父亲是三十年代英国激进运动的领导人，一位非常有实力的政治家。在她们成长的激进的圈子里，人们经常讨论一些古典政治经济学家的观点，她们利用这些观点分析社会，力求理解妇女面临的问题。亚当·斯密认为：自由竞争是社会繁荣和幸福的基础。她们已经认识到，强加在妇女身上的保持家庭地位
和女性气质的要求约束和阻碍了妇女，她们渴望扩大妇女权利，包括中产阶级男子享有的工作权，从事当时由男子垄断的职业，从而改善个人社会状况，实现自我价值，摆脱夫权制的控制，妇女运动开始步入要求工作权的阶段。
首先，建立朗汉姆社团，创办刊物，宣传妇女就业。1858年2月，巴巴拉·利·史密斯出资创办了《英国妇女杂志》，办公地点在王子街14A号，由贝森·帕克斯担任编辑。她们不断地宣传：年轻女性经济上要自立；年轻女性要进入除了传统的教师和裁缝之外的其他职业领域，[8]此外，她们在朗汉姆社团的基础上成立了多个女权运动组织，设法帮助女性获得更多的就业机会。1857年，巴巴拉发表了一篇有重大影响的文章，对妇女与工作的父权制的设想提出了挑战，她声称妇女有工作的权利，否认为金钱工作剥夺了妇女的声望并驳斥了职业妇女把工作从男人那儿夺走的说法。 “在这个世界上，我们的责任是尝试并完成上帝交给我们的任务……为上帝工作是我们所有人的责任，穷人和富人，所有民族的人，男人和女人……作为上帝的孩子，在这个世界上，妇女要接受培训从事一些工作。妇女不可以把男人作为她们的上帝……父亲没有权力把对女儿的负担转嫁给另一男人，否则会降低妇女的价值，使她们沦为，不管是合法的妻子还是大街上的，只要父亲因为性别的理由没有教她们如何为自由挣面包，妇女的身份就会降低。”[9]她们提出，中产阶级父母必须像培养儿子一样培养
女儿，使女儿接受理性教育，如果必要的话进行特殊培训以立足于社会。一位妇女语言犀利地总结道：”我们需要的是工作，工作的地方，工作的勇气，做一天工就给一天工资的公共领域；我们认为，这是不公平的，男人的不公正行为而把一切有利可图的工作都归于他们……把妇女驱逐到贫穷和苦难的最底层…..难道上帝创造出数千万的剩余妇女是为了增加社会的负担，如同监狱、济贫院和慈善机构里居住的人吗？或者是否我们的社会管理出了问题，凭什么妇女被不公平地剥夺了工作呢？”[10]
其次，采取实际行动，促进妇女就业。除了宣传工作外，朗汉姆社团的成员们还通过实际行动来支持妇女就业。”妇女就业促进会”在伦敦的中心机构及其在地方上的分支机构都建立了一系列试验性项目，培训妇女并为其提供工作，或者帮助她们在过去无法涉足的领域到工作。1860年3月，Emilly Faithful辞去了职务，建立了维多利亚出版社，培训年轻女性做排字工人。到1861年8月，出版社雇用了20个女性。妇女们每天工作8个小时，每周可挣到1英镑。1860年2月，玛丽亚.拉伊（Maria Rye）建立了法律书店,培训妇女职员抄写法律文件。1862年，又增加了两个分店。到1868年，法律书店有8个长期的女职员，还有55位女性从事临时性的工作。此外，妇女还被培训成为商店店员、公司职员、美发师、雕刻师、摄影师、家庭装饰人员、校对人员以及慈善组织的管理人员。18
再次，妇女受教育水平的提高，促进了妇女就业。在18世纪60年代早期，女孩子教育完全是个人的事，由其父母单独负责。1866年妇女教育改革的主要领导人埃米莉.戴维斯出版了《妇女的高等教育》一书，指出男女是没有差别的，适合于一种性别的教育和职业同样也适合于另一种，女孩子接受教育的目的是为了像男孩子那样进入职业领域。如果妇女从事医生、律师以及公务员等职业，她们必须接受大学教育，而为了适合大学教育，她们必须学习与男孩子同样的中学课程。让女孩子接受与男孩子相同的中等教育，成为改革者们奋斗的目标。1862年，妇女教育问题在社会科学年会上提出，大会一致地通过了修正提案，中上层妇女的教育应得到检验或衡量。后来，经过埃米莉.戴维斯的不懈努力， 1863年，女孩子被允许首次参加考试，1865年，剑桥大学以及爱丁堡大学等地方考试正式接收女孩，到了1870年，牛津大学也开始效仿。
1863年，英国政府成立了”汤顿调查团”，由汤顿勋爵领导，着手调查全国中等教育包括女子中等教育的情况。”汤顿调查团”对中等教育的调查，通常被看作是女子中等教育改革的转折点。调查团建议在一些大的城镇建立女子日校，为女子提供实用性教育。在Maria.Grey及其朋友的不断努力下，”女子公共日立学校公司”（Girl’ Public Day schools Company）建立并开办了一系列的专有学校（propriety school）。它的学费很低，使出身于普通家庭的女孩可
以就读，它的考试成绩证明教育水平是可以的而课程设置适合公共考试的需要，且没人注意家庭背景。例如，一位来自北伦敦学院的学生谈到：”没人问你是谁，你来自哪儿”。这种做法被新中学接受并作为了它的指导方针。这种学校发展很快，到世纪末出现了38所[11]。这些学校的办学目标十分明确，培养女孩子使其获得工作。
中等教育的改革为女子进入大学打下了基础， 1869年，在一些朋友的帮助下，埃米莉.戴维斯在伦敦至剑桥大学之间一个名叫希钦的地方，办了一个妇女班，聘请剑桥大学的教师来授课，学习在校生学习的课程，接受同样的考试。1874年在牛纳姆建立另一所新校，这两所学校发展成为牛津大学的两个女子学院，大学教育逐渐地向妇女敞开了大门。1870年”教育法”的实施，使女子初等教育走上了正规化的轨道。从此，从小学到大学，妇女便有了与男子相同的受教育机会，女子的潜力从而得到开发。她们入学大多不是为了拿一张文凭，而是力图通过能使她们从事各种职业的考试，谋取一个能养活自己的工作，从而获得独立的经济地位和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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