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属于欧洲吗？
下午的⼤新闻：英国公投结果出炉，脱离欧盟尘埃落定。对于这⼀结果，不少欧盟成员国政要表⽰“难过”、“悲伤”，其他各国也密切关注，讨论空前。有⼀种观点颇为流⾏：英国脱离欧盟是英国民众⿏⽬⼨光，只顾短期利益，不顾长期利益。
这是不是原因或者说主要原因，主页菌在此不做讨论。今天，和你分享英国⽜津⼤学欧洲研究教授蒂莫西·加顿艾什的⽂章《英国属于欧洲吗？》，收录于理想国译丛006《事实即颠覆：⽆以名之的⼗年的政治写作》⼀书中。尽管这是篇旧⽂，但从中我们也许我们会得出⼀点结论：英国脱离欧盟，并⾮意外，⽽是早已埋下种⼦的⼤概率事件。
英国属于欧洲吗？
⽂ | 蒂莫西·加顿艾什
译 | 于⾦权
最近⼏年，我们关于英国的⾝份和欧洲进⾏了⼴泛⼜⽆规则的德国式辩论。什么是英国？什么时候是英国？英国仍然存在吗？英国会幸存下来吗？安德鲁·马尔（Andrew Marr）已经宣布英国“不复存在”，⽽彼得·希钦斯（Peter Hitchens）则“废除”了英国。数⼗年来，⼈们⼀直把英国当作⼀个典型的民族国家。现
在诺曼·戴维斯（Norman Davies）告诉我们，英国从来都不是⼀个民族国家。安东尼·巴尼特（Anthony Barnett）表⽰，尽管英格兰是⼀个民族，但英国从来不是⼀个民族。但是罗杰·斯克鲁顿（Roger Scruton）在其关于英格兰的杰出著作中告诉我们，英格兰——他认为也不复存在了——也不是⼀个民族，只是⼀个国家、⼀⽚⼟地、⼀个家园。有⼈开始渴望像德国那样就⾝份进⾏简单明了的辩论，以民族（Staatsvolk）和⽂化民族（Kulturvolk）等的基本区别为基础。
更加显⽽易见的是，如果考虑到如今有时古怪地称之为“⾃治领⼟”（the devolved territories）的苏格兰、威尔⼠和北爱尔兰，“英国属于欧洲吗”这⼀问题的答案可能会截然不同。实际上，安东尼·巴尼特在他的书《当今时代》（This Time）中称，英国⼈反对欧洲其实是英格兰⼈反对欧洲。
对于⼀些⼈来说，我们更加欧洲化，才可以拯救英国；对于其他⼀些⼈来说，我们去欧洲化，才能拯救英格兰。不过，对于两者⽽⾔，这个问题都⾄关重要。⾬果·扬（Hugo Young）在《这⼀⽚幸福的国⼟》（This Blessed Plot）中表⽰，过去五⼗年根本的问题在于“英国……是否能够真正接受其现代命运⽽成为⼀个欧洲国家？”但是，这是什么意思呢？如果“英国”这个名词难以理解，那么“欧洲的”这个形容词更是如此。这在所有欧洲语⾔中都是如此，在英语中尤其如此。
我们可以轻⽽易举地指出欧洲的六种可能含义。有两种含义已经鲜为⼈知，但对后世有巨⼤的影响：成为欧洲⼈意味着成为基督徒，成为欧洲⼈还意味着成为⽩⼈。接下来是三种互相交叉的含义，⼈们更加
熟悉。第⼀种是地理学上的含义：欧洲是第⼆⼩的⼤陆，是欧亚⼤陆向西扩展的产物。我们是欧亚⼤陆的⼀部分吗？地理学家的回答是肯定的。许多英国⼈对此持怀疑态度，这三种互相交叉的含义中的第⼆种，正如《柯林斯英语词典》告诉我们的那样，是“除⼤不列颠岛之外的欧洲⼤陆”。（有⼈纳闷那把爱尔兰放哪⼉了？）这是⼀种常⽤⽤法。我们说“杰姆去欧洲了”或者“弗雷德从欧洲回来了”。欧洲是其他地⽅。第三种含义是，欧洲指欧盟。
在当代英国，⼈们在使⽤的过程中常常不会在意这三种含义，但第三种含义在政治辩论中占主导地位。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英国属于欧洲吗？”这⼀问题归根结底就变成了：英国完全加⼊欧盟了吗？英国会⽀持欧洲⼤陆⼈称为欧洲项⽬之类的东西吗？
然⽽，最后，关于欧洲还有第六种含义，这种含义更加崇⾼，更加神秘。这第六种含义是在《国际先驱论坛报》最近的⼀个标题中体现出来的：“⼩组建议欧盟结束对‘欧洲’奥地利的制裁。”三名“智者”组成的⼩组经过长时间的商讨刚刚得出结论，奥地利属于欧洲。不过，这声明听起来挺可笑的。他们认为奥地利还能属于哪个洲？⾮洲？但我们知道他们的意思。他们有⼀套所谓“欧洲标准”或者“欧洲价值观”的东西，他们⽤这些东西来衡量奥地利。换⾔之，衡量的依据不是描述性的，⽽是标准、规范和理想化的欧洲，或者就是冈扎格·雷诺（Gonzague de Reynold）所谓的符合欧洲标准的欧洲（l ’Europe européenne）。在符合欧洲标准的欧洲中，阿道夫·希特勒（Adolf Hitler）和约尔格·海德尔（Jörg Haider）不是欧洲⼈，或者⾄少说是⾮欧洲⼈。这如同⼀个⾮欧洲活动的内务委员会。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英国属于欧洲吗？你可以记下欧洲价值观的清单，然后在每⼀条上打勾、打叉或者打问号。但是如果我们认为⽤这种理想的⽅式来问这个问题⾄关重要的话，那也只不过是有那么⼀点意义⽽已。
1.
在将这些有关欧洲的相互⽭盾的含义铭记于⼼的同时，我希望以⼀种更加通俗、经验主义——我能⽃胆说英国式或者英格兰式吗？——的⽅式来问这个问题。在哪些⽅⾯，英国与欧洲⼤陆国家之间的差异要⼤于欧洲⼤陆国家⾃⾝之间的差异？在哪些⽅⾯，英国与其他国家——美国、加拿⼤或者澳⼤利亚——的相似度要⾼于其与那些欧洲国家的相似度？
第⼀个问题的答案通常是“历史”。我们的历史长期以来⼀直是以英国——或者说英格兰？——例外主义的故事加以讲述的。这是⼀个分离的故事，从近海岸的岛屿从⼤陆分离开始，但是接着百年战争结束后出现了政治分离。这是⼀个温暖⼈⼼的故事，组织机构、普通法、议会和独特的主权观念缓慢⼜稳步的⾃然发展，授予了议会权⼒。休·盖茨克尔（Hugh Gaitskell）认为，如果英国和法国、德国⼀样加⼊欧洲⼤陆的共同体，这“⼀千年的历史”会受到威胁。屈维廉（G. M. Trevelyan）、阿瑟·布莱恩特（Arthur Bryant）、温斯顿·丘吉尔（Winston Churchill）和费希尔（H. A. L. Fisher）在优美的散⽂中讲述了这个故事。最初的历史观可以追溯⾄维多利亚时代晚期的英国，但是在我们这个时代仍然具有重⼤的影响。
⽐如，在1997年1⽉，⼀个对欧洲持怀疑态度的读者在致《每⽇邮报》的信中写道：“我们似乎离丧失主权、丧失独⽴、丧失不⽌⼀千年乃⾄从第⼀次有⼈争取保护该国不受侵略算起的历史，只有⼀线之差。”或者听听亚裔英国⼈汤姆·帕特尔（Tom Patel）怎么说吧，他是⼀名同性恋，刚刚和爱⼈约翰·史密斯从科孚岛度假回来，他对亚斯明·阿⾥巴海—布朗（Yasmin Alibhai-Brown）说：“你懂的，我们英国⼈太不容易了。他们与我们不⼀样。我和约翰悄悄拥吻的时候，与我们在英格兰拥吻的感觉完全不⼀样，我们周围的空⽓中弥漫着那种败坏道德的⽓息。我们是⼀个岛屿上的民族，我们与这些农民不⼀样。”
所以说，英国或者英格兰例外主义的信念深⼊⼈⼼。现在历史学家的问题肯定是：英国例外主义有多例外？实际上，如果你关注其他欧洲国家的历史编纂学，你会发现例外主义是正常现象。每个国家的历史编纂学关注的都是该国独特的东西。⼤多数欧洲国家的例外主义与⼀些理想化的“西⽅”或者“欧洲”常态进⾏⽐较，在这⽅⾯，经常提到的例⼦是法国和英国。每个东欧国家的历史编纂学也都有这些要素。
这也取决于你拿哪个欧洲与我们进⾏⽐较。如果你就是拿英国与欧洲经济共同体（EEC）的最初六个成员国（继承了罗马和神圣罗马帝国——即加洛林王朝——⼤批共同遗产的国家）进⾏⽐较，那么英国的确显得例外。但是如果你拿英国与⽬前欧盟的其他14个成员国或者即将成为成员国的20个国家⼜或者在今后⼗到⼗五年内可能成为成员国的30个国家进⾏⽐较，那么英国⼀点也不显得例外，因为这些国家的历史本⾝就有巨⼤的差异。
此外，在过去⼆⼗年间，休·科尔尼（Hugh Kearney）、杰⾥⽶·布莱克（Jeremy Black）、琳达·科利（Linda Colley）和诺曼·戴维斯等历史学家对于英国或英格兰例外主义的重⼤论述作了⼤量的解构。⼤多数这类解构都不是在过去中寻新东西，⽽只是促进关注点的双重转变。⾸先，它使关注点转向了⼤不列颠岛的整个历史。其次，它在更⼤的欧洲框架中审视我们的国家历史。杰⾥⽶·布莱克的⼯作特别有助于系统地⽐较欧洲⼤陆各国的经历。⽐如，他提醒我们⼀些欧洲的民族也信奉新教（Protestantism）——实际上是其中的⼀两个民族开创了它。
最重要的是，这种解构向我们表明，重⼤论述所提出的连续性要少得多，如果你关注威尔⼠、苏格兰或爱尔兰历史的话尤其如此。在《岛》（The Isles）中，诺曼·戴维斯列出了16个在这些岛屿的历史上出现过的不同国家，其中10个国家是在过去五百年出现的。杰⾥⽶·布莱克表⽰，英国“具有出现连续性的天赋”。费迪南·曼特（Ferdinand Mount）在其有关英国宪法的著作中称此为“连续性神话”。我们发明了《传统的发明》（The Invention of Tradition）——不仅仅是这本书，还有传统。彼得·斯科特（Peter Scott）说，“英国是⼀个新发明的国家，历史没有⽐美国长那么多”，⼀语中的。
尽管有这种⽐较性的解构，但毫⽆疑问的是，1939年的英国仍然是⼀个特别的地⽅。乔治·奥威尔在《向加泰罗尼亚致敬》（Homage to Catalonia）⼀书的最后⼀页引发了这种例外主义，令⼈难忘。当时他从西班⽛内战回来，乘坐⽕车穿越英格兰南部去伦敦，书中写道：
脏兮兮河流上的驳船、熟悉的街道、发布板球⽐赛和皇家婚礼消息的海报、戴着圆顶礼帽的男⼦、特拉法尔加⼴场上的鸽⼦、红⾊的公交车和穿着蓝⾊⾐服的警察——这⼀切都在深深沉睡的英格兰（当然，他特意指出了英格兰）长眠，我有时担⼼，我们将永远沉睡，直到的巨响将我们唤醒。
现在有⼈告诉我们⼀个新故事，这是与解构或者重构我们国家历史相伴⽽⽣的。正是在英国被的巨响唤醒以来的过去六⼗年中，英国变得更加欧洲化了，变得不那么与世隔绝、不那么跨⼤西洋和后帝国主义了。然⽽，在我看来，这个故事似乎只有⼀半是真实的。没错，英国变得不那么与世隔绝和⾃成⼀体了。但是我们⾝份中的跨⼤西洋或者后帝国主义成分，特别在与丘吉尔所谓的说英语民族的关系中，真的减弱了吗？
义成分，特别在与丘吉尔所谓的说英语民族的关系中，真的减弱了吗？
我们见证了英国摆脱与世隔绝。但是代替它的是欧洲化、美国化还是只是全球化尚不清楚。如果我们从⾮常⾼层⾯的主权、法律和政府来看，显然英国变得更加欧洲化了。从《罗马条约》到《阿姆斯特丹条约》再到现在的《尼斯条约》，英国主权⼀直被共享和限制。我们英格兰的普通法与苏格兰法律⼀样常常要服从欧洲的法律。我们甚⾄还有欧洲⼤陆那奇怪的成⽂法，将《欧洲⼈权公约》（European Convention on Human Rights）写⼊英国的法律。在政府的实践⽅⾯，与欧盟伙伴的亲密合作是⽆与伦⽐的。另⼀⽅⾯，如果关注政策的内容并询问过去⼆⼗年间英国政策最追求的对象是哪个国家，答案肯定是美国。这是撒切尔政府和布莱尔政府的共同之处：对美国政策和美国解决之道着迷。
没错，在国防政策⽅⾯，⾃从1558年在加来战败后，时隔将近四百年，我们再次作出了历史学家迈克尔·霍华德（Michael Howard）所谓的“⼤陆承诺”。英国军队永久驻扎在了欧洲⼤陆上。但以什么名义呢？以北约的名义：跨⼤西洋组织。哪怕计划好的欧洲快速反应部队会改变这种情况，也只能缓慢改变。没错，在外交政策⽅⾯，我们与欧洲伙伴有⾮常密切的合作。但看看巴尔⼲半岛：过去⼗年，欧洲外交政策⾯对的最⼤挑战。关键政策是在哪⾥作出的？不是在欧盟，⽽是在由四个主要欧盟⼤国加上俄罗斯和美国组成的联络⼩组，后来是所谓的“五胞胎”（Quint），还是那个联络⼩组，只是少了俄罗斯。谁是关键伙伴，第⼀个电话通常打给谁？美国。
我们的资本主义怎么样？在《资本主义对抗资本主义》⼀书中，⽶歇尔·阿尔伯特（Michel Albert）将我们归为盎格鲁—美利坚模式的⼀部分，与莱茵河——阿尔卑斯模式相反。威尔·赫顿（Will Hutton）在其《我们所在的国家》（The State We’re In）中将我们界定在两者之间。我们的经济和美国经济⼀样，优势都在于⾦融服务或者媒体领域。我们没有那么多法国和德国那种⼩农民和⼤⽣产商的特⾊，在结构上从欧盟中受益。没错，我们的⼤部分贸易都是与欧盟做的，但是我们最⼤⼀部分投资的⽬的地和来源国都是美国。
社会呢？哈尔西（A. H. Halsey）在2000年的《社会趋势》（Social Trends）概要中写了⼀篇序⾔，他在序⾔中引⽤了另⼀段乔治·奥威尔对英国独特性的著名描述，这次是引⾃《狮⼦与独⾓兽》（The Lion and the Unicorn）：“⼤镇上的⼈们脸上有点疙瘩，⽛齿差但彬彬有礼，与欧洲的⼈们不⼀样。”哈尔西威尔士和英格兰的关系
说，如今不同了。他根据社会现实的各类资料总结出，“英国的⽣活已经与欧洲和北美其他发达⼯业化国家的⽣活融合在⼀起”。实际上，在社会现实的测试中，伦敦与多伦多的相似程度肯定要⾼于伦敦与基辅的相似程度。因此英国所属的欧洲“类型”并不是这类欧洲国家，⽽是常常所说的“西⽅”。
另外，许多“亲欧⼈⼠”喜欢援引⽣活⽅式来证明英国的欧洲化：“看看我们喝的基安蒂葡萄酒（Chianti）和卡布其诺咖啡，在西班⽛或者意⼤利度过的假期，在法国拥有的房⼦。”现在“我们常常挂在嘴边、家喻户晓”的名字不再是英王亨利（Harry the King）、培福（Bedford）和埃克塞特（Exeter），⽽是阿尔塞纳·温格（Arsène Wenger）、热尔博（P. Y. Gerbeau）和斯⽂—⼽兰·埃⾥克森（Sven-Göran Eriksson）（英格兰⾜球队的新主帅）。但是每个这样的欧洲化例⼦都⾄少有⼀个相对应的美国化例⼦。有⼀个卡布其诺咖啡吧就⾄少有⼀家麦当劳或者星巴克。美国电影、美剧和美语是我们流⾏⽂化的主要甚⾄是主导部分。
你可能会说，在21世纪初，这只是欧洲化的⼀部分。这种美国化也是⼀种所谓的欧洲现象。从许多⽅⾯来说，确实如此。但是在英国特别严重，我们美国化的⽅式与欧洲⼤陆不⼀样。这也不单单是我们与美国的关系所致。在1990年的⼀次哈⾥斯民调中，英国⼈被问到他们喜欢到哪个其他国家住。50%以上的⼈提到了澳⼤利亚、加拿⼤、美国或者新西兰。法国、德国和西班⽛分别只获得了3%。这绝对是某种态度的证明，多了⼀个⼩⼩的语义指⽰。谈到美国的时候，许多英国⼈会⽤⼀个词组：“池塘的那⼀边。”“池塘的那⼀边”—似乎⼤西洋就像⼀个放鸭⼦的池塘，美国就在乡村草坪的另⼀边。从某种语义上
来说，英吉利海峡⽐⼤西洋还宽。
⾬果·扬坚持认为这都太过时：依然与丘吉尔所谓的“说英语的民族”相提并论的⾝份正在变淡，毕竟在美国，西班⽛裔的⼈越来越多，盎格鲁⾎统不再那么纯正。他写道：“盎格鲁—美利坚主义必须在这个欧洲国家停⽌阻碍欧洲意识的兴起。”在我看来，这种说法站不住脚、不现实，可能也不可取。我赞同罗伯特·坎昆斯特（Robert Conquest）的看法，他写道：“在西⽅，⼏个世纪以来，在⽆政府状态和专制统治之间开辟并保持中间道路的还是说英语的国家。”这话听起来有点沾沾⾃喜，但是在我看来，作为⼀种历史概述似乎相当真实。这是我们的⾝份重要⽽积极的⼀部分。
2.
那么，在“英国是全⾝⼼地致⼒于欧盟和⼀些欧洲项⽬的吗”这⼀最熟悉——也是最肤浅——的意义上，我们回到“英国属于欧洲吗”这个问题吧。不过，⼜要问我们所指的由英国决定是什么意思？如果我们指的是当前选举产⽣的政府，那么答案显然是响亮的“是”。如果我们指的是民意，那答案是响亮的“不是”。
2000年10⽉，“欧洲晴⾬表”（Eurobarometer）针对与欧盟的同⼀性提了⼀些常规问题。英国位于图表的底部。欧盟成员国的⾝份对您的国家有利吗？只有25%的英国⼈说“有利”。欧盟成员国的⾝份对您的国家带来过好处吗？25%。信任
员国的⾝份对您的国家有利吗？只有25%的英国⼈说“有利”。欧盟成员国的⾝份对您的国家带来过好处吗？25%。信任欧洲委员会吗？24%。⽀持欧元吗？22%。只有在⽀持共同的安全政策和扩张⽅⾯，英国不是垫底。
根据⾃⼰的看法，你可以对这种情况描述⼀番——令⼈沮丧或者⿎舞⼈⼼。⾸先，这些英国的答案特别多变。以第⼀个问题作为欧盟成员国是否是⼀件好事为例，相关数据如下：1973年，31%；1975年，50%；1981年，21%；1991
年，57%；1997年，36%。可谓⼤起⼤伏。罗伯特·伍塞斯特（Robert Worcester）坚持认为，英国对欧盟的看法坚定不移但并⾮根深蒂固。伍塞斯特区分了“舆论”、“态度”和“价值观”。他称，这些只是舆论⽽已，受到了最近媒体普遍对欧盟负⾯报道的影响。态度是指更加固定的看法，伍斯特尤其在“中产阶级、偏⽼的⼈”当中到了态度。然⽽，我⼀点点收集来的证据和每天与所谓的“普通⼈”交谈的经历表明了如下事实：还存在更深的态度，绝不仅仅限于仍然主导政治和媒体辩论的中产阶级、偏⽼的⼈当中。所以，再援引⼀项民意调查，1995年英国⼴播公司莫利民意调查问道“您觉得欧洲怎么样？”，只有8%的受访者说“⾮常好”，15%的受访者说“⼀般”，但是49%的受访者说“很差”。
⼈们常说，将欧洲说成其他地⽅是英国的专利。其实不然。在欧洲，有⼏个国家的⼈们也将欧洲说成其他地⽅，⾄少有⼀段时间是如此。西班⽛⼈、葡萄⽛⼈、波兰⼈、希腊⼈和匈⽛利⼈都是这么说的。区
别在于，对于他们来说，欧洲可能是其他地⽅，但他们想成为那样的地⽅。我认为，欧洲只有两个国家不仅把欧洲说成其他地⽅，⽽且还不确定它们是否想成为那⾥的⼀部分。它们是英国和俄罗斯。
1971年10⽉，爱德华·希思（Edward Heath）在下议院说过⼀句著名的话：“我们正⾛向⼀个节点，如果本院今天作出决定的话，我们的共同体就将等同于他们的共同体。”三⼗年过去了，我们没有向那个节点靠近⼀点。
当然，我们都知道我们的精英分⼦在这个问题上分歧很⼤。但是连最⽀持⼀体化的英国“欧洲⼈”也不像欧洲⼤陆精英分⼦那样，把欧洲说成理所当然的问题。我们不像从事于公共事业的欧洲⼈那样单纯地谈论欧洲。这在⼀定程度上是因为我们感受到了虚伪。我们怀疑欧洲思想的国家⼯具化。记住哈罗德·麦克⽶伦（Harold Macmillan）对戴⾼乐（de Gaulle）的评价：“他说的是欧洲，其实指的是法国。”⾃麦克⽶伦以来，可能每位英国⾸相都很想在私下⾥对当任法国总统作出这样的评价（希思对蓬⽪杜的评价可能是个例外）。这部分是事实，⽽且不仅仅只有法国如此。我写了整整⼀本书（《以欧洲的名义》）来描述德国如何以欧洲的名义来追求其国家利益。但这只是部分事实。对于⼀个更⼤的欧洲共同⼯程还有⼀种真正的情感认同，在德国基本上是如此。政治中的情感总是位于靠近真实与虚假之间、真诚与虚伪之间边缘的某个地⽅，但这⾥有⼀份真实的情感。
这与我的第六种、也是最后⼀种欧洲含义有关：符合欧洲标准的含义。欧洲是⼀个理想，是⼀个神话，
政治⾝份就是由这些东西造就的。似乎在我看来，甚⾄在英国“欧洲⼈”当中⼏乎完全缺失的正是这第六种含义。近⼏年，我只看到过⼀点点苗头。就是当初“⼋⼋宪章组织”（Charter 88）和中左翼的其他⼈在“欧洲化”英国⽅⾯主张宪法改⾰。这个语境中
的“欧洲”意味着更加民主、更加现代、公正、开明，这是最佳现代欧洲惯例的精华。但是接着乔纳森·弗⾥德兰德（Jonathan Freedland）站出来表⽰，不，我们真正需要的是美国化的英国；我们需要，正如他的著作所宣⽰的那样，《给祖国带来⾰命》（Bring Home the Revolution）。这是指美国⾰命。由于这是英国，理想化的美国胜过理想化的欧洲。
我的结论？没有结论，这是因为⾝份研究的本质很少会有明确的发现，也因为英国⾝份的特质。或许“没有结论”的声明本⾝就是⼀个结论，甚⾄还是⼀个重要⼜积极的结论。
毫⽆疑问，欧洲⾝份可以成为英国的⼀种⾝份。如果我们想选择建⽴⼀种欧洲⾝份，说“我们”⽽不是“他们”的话，这⾥有⼤量的材料。但英国不能接受这个⾝份。我们不能作出⾬果·扬似乎希望作出的声明：“英国是⼀个欧洲国家，句号。”我们也不能说我们采⽤的是美国化的⽅式，就加句号。
其他⾝份也太强烈了——海岛的⾝份没有那么强烈，但是西⽅和跨洋的⾝份以及不仅仅与美国还有所有说英语民族的⾝份⼀致性太强烈了。此外，还有所有内部⾝份，苏格兰、威尔⼠、爱尔兰和英格兰。对于“英国属于欧洲吗”这⼀问题的答案必须是“属于，但不只属于欧洲”。英国的欧洲⾝份只能是部分⾝份，
因为只要有英国存在，英国⼀直以来都是，也将继续是⼀个拥有多重、重叠⾝份的国家。
然⽽，说“部分⾝份”并不意味着肤浅的⾝份，⽬前英国的欧洲⾝份就是肤浅的⾝份。毕竟，在我们的历史中，我们拥有部分⾝份也可以很深刻的例⼦：英格兰⾝份、苏格兰⾝份。如果英国要全⾝⼼有效地参与以欧盟为中⼼的欧洲项⽬，⽆论欧盟随着扩张会变成什么样，这种⾝份必须变得更加深刻。对于共同的事业必须要有更多的情感认同，或许⼀点点理想主义，甚⾄我所说的第六种含义就⾏。
这不仅对我们在欧洲的地位⾄关重要，对项⽬本⾝也⾄关重要。英国⼈⽐其他任何⼈都更清楚，如果没有情感认同的纽带、没有⼀些共同的神话、⼀些神秘感或者⽩芝浩（Bagehot）在描写英国宪法时直接称之为“魔法”的东西，⼈为创造的政治结构就⽆法幸存。当然，代指欧盟的欧洲⽬前就是⼀个⼈为创造的脆弱政治结构，英国曾经也是如此，可能现在⼜这样了。
2001年
|
以上⽂字选⾃《事实即颠覆：⽆以名之的⼗年的政治写作》
蒂莫西·加顿艾什著
于⾦权译
（点击⽂末“阅读原⽂”可购买）
|
本书是当代最敏锐的政论作家蒂莫西·加顿艾什对新世纪第⼀个⼗年最清晰的洞彻！
本书是蒂莫西•加顿艾什最新⼀本融历史研究与新闻报道于⼀体的⽂集，收⼊作者2000—2009年发表在《纽约书评》、《卫报》等媒体上的⽂章。作者追踪世界⼤事，从东欧的“橙⾊⾰命”、英国与欧洲及欧盟关系的演变，到伊斯兰主义的兴起、“9·11”、美国⼤选及反恐，再到缅甸、伊朗等⾮西⽅国家的新动向，其⾜迹⼏乎遍及全球，深度挖掘各种事件的来龙去脉，给当下事件的报道以历史的深度，并赋予它们⽂学化的表达，同时探讨作家与事实的关系。本书集中体现了加顿艾什这种独特的写作风格。
商业合作或投稿
请发邮件⾄：chenteng@imaginist
转载：联系后台 | 微店：点击“阅读原⽂”

版权声明：本站内容均来自互联网，仅供演示用，请勿用于商业和其他非法用途。如果侵犯了您的权益请与我们联系QQ:729038198，我们将在24小时内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