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海报设计电影宣传类网页界面设计
世界电影自诞生之日已有百余年历史，“电影海报同月份牌、年画、宣传画一样可统称为招贴画，也可称为电影宣传画。一般张贴于影剧院、广告栏或是张贴在大街马路等公共场所。”电影海报属于平面广告设计，其作用在于推销电影内容，在颇具审美性的艺术形式下，电影海报因设计者的文化背景差异，导致了强烈的民族性艺术风格，因而也成为时代的忠实记录者。
由于美学文化背景的差异，以及客观条件的限制，电影海报设计必定带有民族性特质。设计师的成长环境决定了设计理念的民族性差异，他的作品体现着历史发展的清晰脉络，在多元化的沟通与理解中，电影海报图形语言的国际性趋势并没有消解民族性内涵。相反，拥有国际背景的民族性设计才是电影海报的发展趋势，因为国际性基于民族性得以产生、发展，否则电影海报设计的国际化将成为空洞的说谈。以德国为例，它是现代设计与现代设计教育的发祥地，包豪斯的设计理念至今仍影响着我们的生活，而欧洲传统文化对冈特·兰勃的广告招贴设计作品存有显而易见的影响。源于同一文化土壤的设计师，必定具备相似的设计观，德国HeinzSchulz－Neudamm亲自设计的《大都会》（由弗里兹·朗使执导）国际版电影海报，在美国拍出六十九万美元，因为作品绘制于1927年且存本较少，设计师采用艺术装饰主义手法，
极力营造出充满未来世界的审美性效果，进而成为具有收藏价值的艺术珍品。不同文化背景决定了电影海报的设计理念差异，在提升电影主题的过程中，电影海报也因设计者的民族性，无形之中成为时代风貌的见证者。
电影海报设计伴随着世界电影而产生，经历了由黑白到彩的发展历程，逐渐由单纯介绍电影内容的招贴画，变成一种平面设计艺术作品。从海报设计角度研究，世界电影海报大致经历了手绘海报和电脑（设计）海报两个阶段。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手绘海报首先出现于观众视野，直到五十年代，新中国的电影海报均采用手绘的形式。这种绘画方式强调了平面设计者的主观能动性，采用大胆的夸张造型以及鲜明的彩，充分表达了设计者对电影内容的文化解读。此时的设计要求在于着力刻画影片内容，多写实性描绘，如影片的主人公以及重要场景皆成为手绘对象。1939年由维克多·弗莱明导演的《乱世佳人》成为影坛经典，电影海报以剧中亚特兰大的火光冲天为背景，配合火红的暖调，夸张而鲜明地表达出英雄怀抱美人的浓烈爱意。1941年由奥逊·威尔斯导演的《公民凯恩》成为划时代的一部影片，它的一款海报（西班牙）采用写实性手法描绘出男主角的半身像，在彩处理上因降低了纯度造成偏灰的效果，与电影所要阐发的深刻内涵相符合。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大型摄影加工器材的应用以及电脑合成技术的广泛普及，世界电影海报逐渐步入电脑设计时代。设计师采用先进的电脑合成技术，突破了传统的写实性描绘，丰富了电影海报的象征性寓意以及文化的多义性表达，成为电影商业化运作中的一个亮点。萨姆·门德斯(SamMendes)导演、AlanBall编剧的《美国丽人》为一部家庭，海报以少女性感、美丽的腹部为背景，一朵玫瑰花尽显青春的甜美，画面呈现粉红娇嫩的绘画调，温暖、鲜艳的彩与深刻、复杂的故事内容形成鲜明对比。它没有任何写实性描绘，暧昧的电影主题通过人体的肌肤得以表达，含蓄而深刻。大导演斯皮尔博格的经典之作《外星人E·T》为一部科幻片，海报以一轮明月为背景，一个穿雨衣的小男孩正骑着单车向月亮奔去。画面前方男孩和外星人用食指相通，温情的友谊成为这部科幻片的感情基调。海报选取湛蓝的调，象征着对未知世界的探秘，正如影片内容注重电脑特效的运用，海报设计在奇幻性的视觉语言中向受众讲述了一个美丽的孩童之梦。导演韦斯·克莱文于2000年制作的《惊声尖叫·3》为一部喜剧类惊悚片，电影海报选取黑调造成了某种视觉压迫感，左边从黑暗中飘来一张变性的骷髅脸，右边为一个白数字“3”，其中透出一个女子惊恐的眼睛。海报以黑白形成强烈的对比，营造出恐怖的画面视觉效果，它在设计理念中摒除了叙事性概念，抓住“惊悚”这一核心元素，为电影做出了较好的市场宣传。
可以说，一部出的电影海报可以提升电影的艺术品味，甚至成为电影内容所成就的某种文化的象征性代表。譬如顾长卫于2005年的处女作《孔雀》，它的海报以麦地为背景，左上方是一个白的降落伞，右下方的女主角推着自行车，出神地望着远方天空。画面选取纯度较低的灰绿为基调，呈现出略带感伤的怀旧情绪；女主角凝视远方天空的默默神态，以及象征着个人梦想的白降落伞……这些设计元素与影片的主题意义相得益彰，观后令人无限回味八十年代社会转型期的历史风貌。当然，出于电影内容的实际需要，在电脑时代的电影海报设计中仍会出现若干手绘海报，这也不失为一种文化怀旧的经典性回归。
早期的手绘海报多出自画家之手，之后为专业设计师，无论其何种身份，电影海报制作者的文化修养对设计理念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东方文化内部，包括中华民族、大和民族以及朝鲜民族，他们秉持着传统的儒教思想，却又各具特，这种细微的文化差异对电影海报设计存有至关重要的影响。在斯皮尔博格执导的《艺妓回忆录》中，它的海报设计将目光聚焦在一张苍白的脸上，搭配鲜艳的红唇、翠绿的眼珠、飘动的黑发，形成强烈的视觉冲击力。黑白的眀暗关系，彩的冷暖对比，平静的表情与舞动的头发，这些设计元素如同剧情一般，在中西文化间以及儒家文化圈内得到了莫衷一是的反响。在文化禁忌中，东方文化享有悠久的历史传统，中国人历来忌讳“流星”以及数字“四”，韩国人忌讳“菊花”，而日本人却忌讳“
白手帕”。三国都对红墨水书写的名字表示反感，因为这也代表了“死亡”的意义。东方文化中的民族传统也各具特点：中国的“阴阳”学说在现实中对应着相应的象征物，如日、月对应着“阳”与“阴”；在日本和服礼仪中，只有死者的头部右侧方能佩戴头饰……中日文化间的差异，导致中国人在设计中注重平衡性理念，推崇中庸思想，而日本人却崇尚简约的设计风格，反映出大和民族平和、细腻的文化风貌。另外，中国的汉字不仅成为表情达意的语言工具，也成为一种审美性图案，它们或行云流水，或万马奔腾，只因字体的变化即可完成语义之外的情感表述。由此可见，文化背景的多样性呼唤着设计师必须具备专业性知识，只有立足本民族文化传统，方能在设计中显示出超越文化形态的包容性。
新中国成立以来，电影海报设计伴随着中国电影发展而逐步成熟，尤其在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形成了自身的民族性风格。在更早的三十年代，中国电影海报业已出现，但那时并未形成规模，与西方的设计理念差距较大。建国后中国电影海报设计者借鉴多种艺术手法，在手绘海报时期，他们多采用水粉，还有油画、素描、摄影、雕塑、国画、版画、连环画以及剪纸等艺术形式，可以说他们在传统文化中到了丰富的文化补给。
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传统文化中的国画、工艺美术以及少数民族装饰艺术，对电影海报的
民族性颇具影响。中国传统绘画粗略分为写意和工笔两大类，前者重在意境，用极简笔墨勾勒出物象的形神；后者运用工整、缜密、细致的技法来描绘物象。1959年出品的电影《林则徐》，邀请国画大师程十发进行海报创作，他用中国水墨的表现手法塑造了林则徐的英雄气势，成为手绘海报中难得的精品。电影海报的作用在于吸引眼球、传递信息，同时也要具备艺术审美。中国写意绘画要求笔墨简单且形神兼备，寥寥数笔便表现出物象特点以及现场氛围状况。电影《小街》海报即是此例，一个人物头像仅用去些许笔墨，简单、醒目的笔墨语言，黑白相间的虚实对比，形成一种强烈的视觉冲击力。同时，这种传统绘画方式也易于拉近与中国观众的距离，因为受众在迅速接受电影内容的宣传中，容易产生审美性共鸣。对于中国戏曲电影，借鉴传统绘画方式进行电影海报设计，可以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二者皆为中国传统艺术珍品，讲求简约以及意境悠远，在设计中通过国画笔墨的“气韵生动”，可以达到两种艺术形式在审美取向上的精神性共鸣。
在电影海报设计中，工艺美术中的版画和剪纸艺术，也成为颇具中国特的设计元素。版画是以“版”作为媒介，进行绘画创作的一种艺术形式。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鲁迅倡导的新木刻运动在文艺界产生了广泛影响，他们在理论上吸收了了来自欧洲版画界诸如麦绥莱勒和珂勒惠支的艺术思想，以及当时苏联版画界的革命主义精神，于是中国版画界成为“左联”活动
的一个重要领域。在抗日宣传中，他们将版画视作革命斗争的有力武器，因而版画艺术与民族情感相融合，在中国得到广泛普及。电影海报《红娘子军》以木刻版画的形式，着力刻画了娘子军的飒爽英姿；八十年代电《聂耳》和《早春二月》的电影海报设计，也都取得了木刻版画的艺术效果，令人印象深刻。
剪纸作为中国最为古老的民间美术之一，至今仍在民众中拥有影响力。早期的剪纸多见于丧葬以及祭祀仪式，发展至今，成为一种产生广泛影响的民俗艺术。剪纸讲究图案式构图，虚实相间以及明暗的强烈对比，这一艺术形式被电影海报所借鉴，设计的民族性愈发强烈。基于民间故事拍摄而成的电影《白蛇传》，它的电影海报采用民间剪纸设计元素，取得了良好的视觉效果。一方面，剪纸艺术为众喜闻乐见，易于为受众接受；另一方面，剪纸与民间故事在审美上具有相通性，民俗艺术赋予民间故事以更多传奇性因素，颇具吸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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