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与传播
一文化传播(Culture  Communication)与人的精神交往活动充满了许多让人费解的谜，以致有学者把它称为20文化属性是什么意思世纪哲学最大的难题，即“主体际困境”。主体际何以可能成立?人与人之间何以可能交流?人与人何以可能通过交流建立多极主体共在的共同体?这些问题一直困扰着智慧的哲学家们。
人之为人从传播起。一个人的生活方式就是他的文化传播方式，也可以说，一个人的文化传播方式就是他的生活方式。正如美国文化传播大家威尔伯·施拉姆(Wilbur
Schramm)所言：“我们既不完全像神，也不完全像动物。我们的传播行为证明我们完全是人。”〔美〕W·施拉姆等：《传播学概论》，39页，北京，新华出版社，1984。文化传播总是和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交织在一起，成为人与人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国家与国家之间必不可少的交往活动。正如人的生存离不开空气一样，我们也离不开文化传播。英国学者特伦斯·霍克斯(Terence Hawkes)认为，“人在世界上的作用，最重要的是交流。”〔英〕特伦斯·霍克斯：《结构主义和符号学》，127页，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
当代人对社会生活的阐释，当代人的文化实践活动和文化创造活动都与传播息息相关。文化传播成了当代人类的主要生存方式和生存空间。
我们谈论文化传播，也就是谈论我们的文化和我们与世界的关系。我们如何理解周围的世界以及我们所处的社会?历史上人们彼此是如何交往的?文化传播的本质及其特征何在?媒介变迁与社会发展和人类文明有何内在关联?是媒介在控制人还是人在控制媒介?如何理解文化传播的功能及其与人的全面发展的关系?文化传播在当代的表现形态是什么?跨文化传播的现实境况如何?如此等等。对于这些问题，文化传播研究也必然要表现出自己的关注和思考。
文化传播何以可能?我们为什么要研究它呢?
我们所处的时代是一个文化传播的时代。20世纪人类最大的嬗变是文化传播对人类社会和人类生活的全面渗透。文化传播将是21世纪文化研究最重要的主题和中心视界之一。文化传播作为人类存在和发展的表征和特权，是人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武器和工具。文化传播既改变了人类也改变了世界，人类的生存和发展一刻也离不开文化传播。事实表明，文化传播无处不在、无时不有，深度地卷入我们的日常生活之中。它同人类朝夕相伴，如影随形，与生俱来，共同绘制出人类历史的壮丽画卷。我们可以说，文化传播是人类生活的主要样式，
是人类社会最普遍、最重要、最深层和最复杂的现象之一。
传播是人的天性亦是文化的本性。走进历史和现实深处我们便会发现，人类发展的历史就是文化传播的历史。文化传播随着人类的产生而产生，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文化传播冲破各式各样的社会藩篱，从时间和空间两个角度展开，是历时性和共时性的过程。文化的产生与发展、变迁与转型、差异与冲突、整合与创新、生产与再生产，都与文化传播紧密关联。文化传播作为一种最富有人性和人情的社会活动，使人成其为“人”，使人成其为“类”。一句话，文化传播与人类文明共振起伏、互动互进、休戚相关。没有文化传播，便没有人类的文明。文化研究富于变化，确实很难把握。文化传播可谓左右旁通，环环相扣。文化传播拓展了文化时间和文化空间，从而也拓展了人类生命存在的时空形态。因此，只有通过文化传播的研究，从历时性和共时性的动态过程中，方能真正把握住文化。显然，文化传播是文化研究之网的“纽结”，抓住了文化传播，也就抓住了文化研究的关键。
传播是促进文化变革和创新的活性机制。文化不是一个被动凝固的实体，而是一个发展变动的过程，是一个“活”的流体。文化不是“静态”的而是“动态”的；文化既是“名词”又是“动词”。说到底，人类文化是一个不断流动、演化着的生命过程，文化一经产生就有一种向外“扩散”和“
传递”的冲动。传播是文化的内在属性和基本特征，一切文化都是在传播的过程中得以生成和发展的。文化的差异性、社会性和符号性使文化传播“势所必然”并成为可能。威尔伯·施拉姆(Wilbur Schramm)称文化传播“是社会得以形成的工具。”社会学家查尔斯·科利(Charles  Coughlin)认为文化传播是“人类关系赖以存在和发展的机制，是一切智能的象征和通过空间传达它们和通过时间保存它们的手段。”人类学家爱德华·萨皮尔(Edward Sapir)强调：“每一种文化形式和每一社会行为的表现，都或明晰或含糊地涉及传播。”转引自周晓明：《人类交流与传播》，10页，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0。
这些描述说明了文化传播的可能性、普遍性以及在社会发展中的重要性。
文化传播产生于人类生存和发展的需要。传播促进了人类社会的发展，而文化借助于传播影响着人类。文化传播不仅是人格与社会的建筑材料，而且反映了人与人之间的一种共存关系。传播既是文化载体和“社会水泥”，又是人类文明和社会进步的助推器。概括起来，文化传播具有以下特征：一是社会性。文化是一种体性的存在，文化传播是人与人之间进行的一种社会交往活动，离开人这个传播的社会主体，传播活动就不能进行。二是目的性。人类的文化传播总是在一定的意识支配下的有目的有指向的活动，这与动物本能性的机械生成传
递有着本质的不同。三是创造性。文化传播是文化创新与发展的动力系统，在文化传播活动中，人类对信息的收集、选择、加工和处理，处处都包含着人类的智慧，彰显着人类文化的创新。四是互动性。文化传播是双向的，是传播者与受传者之间信息共享和双向沟通与交流的过程。五是永恒性。文化传播生生不息，绵延不断，超时空、跨种族，贯穿于人类社会发展过程的始终，是恒久长存的人类活动。据此，我们认为，文化传播是人类特有的各种文化要素的传递扩散和迁移继传现象，是各种文化资源和文化信息在时间和空间中的流变、共享、互动和重组，是人类生存符号化和社会化的过程，是传播者的编码和解读者的解码互动阐释的过程，是主体间进行文化交往的创造性的精神活动。
文化与传播是互动的和一体的。文化是传播的文化，传播是文化的传播。没有文化的传播和没有传播的文化都是不存在的。一方面，文化的形成和发展受到传播的影响。传播促成文化整合、文化增值、文化积淀、文化分层、文化变迁和文化“均质化”。传播对文化的影响不仅是持续而深远的，而且是广泛而普遍的。反过来，文化对传播也有着十分重要的影响，这种影响体现在传播者对受传者的文化意义，同时还体现在传播媒介及传播过程之中。传播与文化的互动表明：文化与传播在很大程度上同质同构、兼容互渗。从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文化即传播，传播即文化。文化的传播功能是文化的首要的和基本的功能，文化的其他功能
都是在这一功能的基础上展开的。
文化传播促进了多元文化的生成和发展。历史、理论与现实早已证明，文化是一个开放的规则系统，各种不同文化的交往、交流和传播是实现多元文化生成和发展的前提条件。然而，在当前的国内文化传播研究视域内，存在着一种将“本文化”和“他文化”封闭起来的排他的“文化自然主义”和“文化部落主义”；一种争论不休的“文化激进主义”和“文化保守主义”；一种由于对强势媒体的“畏惧”而表现出来的“狭隘的民族主义”倾向。其结果是在反对西方“文化霸权”的同时确立自己的“文化霸权”，以一种暗含的中华文化优越论去抗击西方文化中心论，这显然是一个并不明智的文化发展策略。如果我们只强调“本文化”的优越而无视“他文化”的存在，只强调“本文化”的“纯洁”而反对与“他文化”进行交流和交往，就会发展成为一种以自我为中心、拒斥异质文化的“文化孤立主义”。这些观念的存在和强化，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是十分有害的，不利于多元文化的生成和发展，更不利于民族文化的保护和创新。因为在文化交往全球化的今天，任何文化都应该是开放的而不可能是封闭的。我们并不需要以一种新的文化中心论去取代老的文化中心论，中国需要的是一种与时俱进的开放的本土文化，一种世界主义的胸怀，一种鼓励多元文化的战略。我们应该在全球意识的观照下发展自身的民族文化，认真处理好“现代对传统的超越复归”与“传统文化向现代文化的转化”两者之间的关系。惟
其如此，中国文化才能重现辉煌。
文化传播加速了全球化进程。当代的文化传播是一种全球传播，是一种国际化的现象，需要全球性的思维，需要开放的理念。全球化是人的社会关系的世界化，是人的社会交往的世界化。全球化瓦解了文化传播的边界和防护系统，为文化的交流与融汇提供了条件，从而也改变了当今世界的文化地图。在传播全球化背景下，技术层对文化层的影响越来越大。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全球范围内的经济资源和文化资源的流动和扩散、重组和整合加快，文化发展呈现出既高度融合又高度分化的趋势，文化发展的整体性、相关性、动态性和不确定性也在增大。由于大众传媒特别是网络媒介日益深入的作用和影响，在全球存在着严重的文化传播生态的危机：出现了网络传播中的文化失范现象；出现了文化交流和文化传播中的“杂交”、“混血”和“不对称”现象；出现了少数文化传播大国和多数文化传播弱国之间的控制与反控制、支配与被支配的不平等关系；出现了文化的“媒介化”和以视象文化为主的“文化转向”；出现了文化主权与文化霸权之争。表现为强势文化与弱势文化、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西方文化与东方文化的冲突更加激烈，而且这些现象都与文化传播紧密关联。各种因素和信息通过网络传播交叉重叠，错综复杂，相互纠缠，成为世界性的焦点和难题。文化传播已溢出民族国家的疆界，充塞于全球性的时空之中。我们经历传播，我们言说传播，我们解读传播。
文化传播已成为当代和未来社会发展与人的全面发展的重要动力和关键性要素。因此，文化传播研究在当代中国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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