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偏至论》是用文言书写的一篇长文，我默读了一遍，又朗读了一遍，总的来说，在行文上，鲁迅的这篇文章并没有经典文言作家的作品那么琅琅上口，但是，从文章的布局上来看，还是非常通畅和严整的。什么是“文化偏至”呢？鲁迅缕叙西方政治和思想发展的历程，认为，西方文明在启蒙时代确实解放了人们的潜能，实现了社会的大活跃，极大地促进了物质文明的发展，但是很快，这种新的社会形态走向了它的反面，那就是，平等造成了“平民意识”的泛滥，导致平民的舆论左右一切，而这完全取消了精英在社会中的地位。“同是者是，独是者非，以多数临天下而暴独特”，这是19世纪社会的大风貌。也就是说，政治平等非但没有让每个人开发出来独立的理性，反而让真理问题也变成了“多数决”的问题。这样一来，整个社会就将平民化，而平民是无法认识到真理的。历史将在此停滞，人类也不会有更深刻的超越。同时，物质文明的发展使人们误以为物质存在是人们生活的根本所在，因此造成了人被自己制造出来的物质所的后果。这就是一种物质主义的观念，而它与平等主义其实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平民是认识不到精神的崇高性和真理的伟大超绝的，因此他们只能将物质摆在自己关注的第一位，而通过操纵大众舆论，那些精神上的高尚者反而成为了人中的异类。这种扭曲是非、庸俗泛滥的社会后果，就是鲁迅所说的“偏至”，也就是文化走向了一个死胡同的意思。对此，鲁迅给出的药方是，“掊物质而张灵明，任个人而排众数”。也
就是说，要摒弃那种物质至上主义思想，而去追求精神上的崇高；要任由每个人个性的发挥，而不要被平民意识所左右以至于丧失自己的独特性。
中国现代思想有一个特点，那就是，由于中国是一个要由传统走向现代的国家，具有现代思想的中国人倾向于从时间的角度看待东西方的差距，因而进化论的思想勃兴；而同时，由于看到了先进现代化国家出现的很多问题，中国人又希望在走现代化之路的同时克服那些可能会出现的现代性弊端，这就是一种“毕其功于一役”的心态。鲁迅的这篇文章也多少反应了这一点。我们现在可能会接受的一个观点是，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是不能跳跃的，然而，单从文章的线索上看，鲁迅却似乎认为，启蒙思想已经过时了，我们不能等到这种思想在中国也过时之后再引进人家19世纪末的新思想，而应该在目前就一步到位。鲁迅的这种说法并不是一种纯粹思辨意义上的跳跃性进化论，他不是没有看到中国国情和西方的差异，相反，正是看到中国现代化过程中的很多恶劣现象，鲁迅才意识到应该抛弃那种导致这种“偏至”后果的启蒙思想，那就是“制造、商沽、立宪、国会之说”。他的观察非常敏锐：
  至尤下而居多数者，乃无过假是空名，遂其私欲，不顾见诸实事，将事权言议，悉归奔走干进之徒，或至愚屯之富人，否亦善垄断之市侩，特以自长营搰，当列其班，况复掩自利之
恶名，以福之令誉，捷径在目，斯不惮竭蹶以求之耳。呜呼，古之临民者，一独夫也；由今之道，且顿变而为千万无赖之尤，民不堪命矣，于兴国究何与焉。
  中国的启蒙主义者在初期确实是将民权革命看的有些过于乐观了，他们认为，一旦赋予国民以“天赋”的权利，这个国家就将成为一个伟大的现代立宪民主共和国。严复最早认识到了这种困难性，所以他的改革路径是先让中国的精英阶层认识到解放民智民力的重要意义，然后对人民进行现代政治教育，最后进行根本性的政治改革。但是孙中山对此不以为然，而他并不是在理论上更占优势，而是说，你严复是个理论家，而我是个实践家；你可以到死都进行国民教育，而我不能到死的时候还一事无成。于是中国的民权革命就在这样一种急切的气氛中展开了，它制造的问题甚至多于解决的问题。我们现在歌颂人民的伟大，似乎认为一旦赋权与民，人民就可以发扬天生的民主精神。事实上并不是这样，因为当我们讨论“中国的民主化”，而不是从政治哲学本身来谈“民主”的时候，我们不能像洛克那样将每个人从自己的“背景”中抽离出来，将他们构建成是一个个单子一样的纯粹的“人”，中国的民主化必须是在中国的特殊环境中实现的民主，参与民主化进程的每一个中国人从意识到潜意识都浸透着传统的中国观念，因此，中国的民主化不是单子化的个人从自然状态进入契约型社会的过程，而是传统的中国人抛弃一整套旧观念而适应现代意识的过程。这就必然会出现各种问题。比如，
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中举了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在民国年间的一个村庄，一个男人回家的时候发现自己的妻子与另一个男人在床上通奸，他毫不留情地将这个殴打了一通。如果按照乡土中国的传统规矩，这个人在道德上本来就违背了儒家伦理，因此挨打也是活该，到哪里申诉都会受鄙视，于是只能忍下这口气自己认倒霉。但是由于推行了现代司法体系，这个被打伤的却反咬了一口，到县里起诉那个男人侵犯了自己的人身权利。因此，受理这个案子的法官就非常困惑地跟费先生说：这案子我该怎么判？于是我们就看到，现代政治体制在中国推行之后，导致了社会上沉渣泛起，流氓市侩打着权利平等的旗帜欺负善良的人，这确实是一个非常耐人寻味的问题。而鲁迅对此给出的答案也很耐人寻味：他并没有将这种可预见的现象当成是中国民主化转型初期所必然出现的、有待用进一步启蒙的方式来加以解决的问题；而是将其与欧洲平民意识泛滥这一“后启蒙”的问题等同视之，这样一来，鲁迅得出的结论就必然是，要抛弃对启蒙哲学的尊敬，从而发扬“意志”的重要性。
  接下来，文章的后半部分就从欧洲思想史的角度来谈“非物质”和“重个人”的重要意义。作者罗列了施蒂纳、克尔凯郭尔、易卜生、叔本华、尼采等哲学家来论证自己的观点。在他看来，这些哲学家都主张内反于自我，从自我的心灵而不是客观的外物来寻求个人的超越。鲁迅认为，多数人的暴政与独夫的暴政在本质上都是暴政，因此要从根本上实现人的本质，就
必须像施蒂纳主张的那样，“人必发挥自性，而脱观念世界之执持。惟此自性，即造物主。惟有此我，本属自由；既本有矣，而更外求也，是曰矛盾。自由之得以力，而力即在乎个人，亦即资财，亦即权利。故苟有外力来被，则无间出于寡人，或出于众庶，皆专制也。国家谓吾当与国民合其意志，亦一专制也。众意表现为法律，吾即受其束缚，虽曰为我之舆台，顾同是舆台耳。去之奈何？曰：在绝义务。义务废绝，而法律与偕亡矣。意盖谓凡一个人，其思想行为，必以己为中枢，亦以己为终极：即立我性为绝对之自由者也。”这也就是说，“自我”是一个最为完备的实体，人的自由应该是彻底摆脱现实世界上的任何束缚，成为一个“唯一者”，而任由自己的主观意识自由发挥，从而实现真正的超越。以施蒂纳为开端，后面叔本华的唯意志论和尼采的超人哲学就顺理成章了。施蒂纳的意义在于，重新发现了“个人”，即“自我”的价值。用汪晖先生的话说，“既然个体的主观与自觉状态是一种摆脱了客观世界的存在，因此，个体的精神发展就不是在主客关系中展开，而是在个体与自身的关系中展开，或者说，独特的个体也就是一种自己对自己的关系。”这种哲学是一种反启蒙的、因而也是反现代性的学说。当然，从现在的观点看，启蒙哲学之所以会产生“末叶之人”（Last man），是因为其对于人性的预设与人性的实然状态发生了偏离。平民不管其是否有与精英相等同的理性能力，在现实中，他们确实是没有将这种理性最大程度地发挥出来，而启蒙的意义就在
于，让每个人都能够使用自己的理性。可以说，历史的发展其实导致了人的解放先于人的启蒙。那么，在这一点上看，施蒂纳是不是在完成启蒙者没有完成的任务呢？毕竟，张扬个人的主观性也是个人主义的一种体现，而每个人主观人格的完善也可以看作是理性的树立。但其实并不是这样的，因为反启蒙主义者之所以反对启蒙，是因为他们认为启蒙本身就是有问题的。因为他们将政治的基点放在了人的第一自然，即个人生存和追逐物质利益这一点上，而对人的第二自然，即道德、文化、精神等方面不闻不问。这导致了其歌颂的理性其实是一种“工具理性”，即对于物质利益的算计。因此，施蒂纳等人不光反对平民意识，还反对理性，而他以及后来的反现代性哲学家的救治方法其实深受浪漫主义的影响，那就是强调“意志”而忽略“理性”。意志和理性的区别最早见于柏拉图。在理想国中，柏拉图构建了理性与欲望的二元对立，但是又指出在这之间还存在着一个“意志”，意志本身的善恶要看它与谁结为联盟，与欲望结为联盟的意志是对欲望的强化，而与理性结为联盟的意志是对理性选择的坚决执行。由此我们看到，意志其实是一种“力”，因此鲁迅将其翻译成“意力”，它就跟权力一样，其本质属性是力的强大。而强调意志，其实是强调一种生命的冲动，生命的活力。因为理性是严肃的、静观的、冷静的，而欲望是低俗的，只有意志是鲜活的，是带有无限的发展可能的。因此，意志才是人类实现不断自我超越的最终原动力。而当意志与个人的主观性结合起来的时候，就形成了人通过自我的意志不断超越的哲学。
  如此我们就明了了由施蒂纳所代表的主观意志论的基本主张。现在要讨论的一个问题是，它能不能构成对现代性恶果的拨乱反正。那么首先我们要知道现代性的问题出在哪里。我们已经知道现代性起源于个人主义，然而，由于“平等”意识走向了逻辑的极端，因此造成了社会的价值荒芜化——经过平民意识改造的个人主义不光造成了平民对精英的侵蚀，还造成了相对主义。社会上不再有规定何者为高尚、何者为卑贱的准则，既然每个人都是平等的，那么每个人的价值选择也都无可挑剔。这就是说，在一个平等的个人主义社会里，小人可以光明正大地小人，然而君子却无法光明正大地君子，因为小人意识根本抹平了价值上的高下之分。这是启蒙思想家没有预计到的后果，因为用艾伦·布卢姆的话说，启蒙哲学其实是希望每个人将“一己之善”与“至善”统一起来，当他们每个人都具有合理的利己主义的时候，整个共同体的利益是可以达成和谐的。于是这就涉及到了一个最为根本的问题了，那就是，一个政治社会如果要成为可能，就必须具有一个最基本的社会共识，这个共识保持着社会的持续存在与发展，而不会让人们退回自然状态。不论社会的多元化和宽容程度到达什么地步，都不能忽视以及取消最基本的共同体意识。然而，历史的发展却导致了这一现象，那就是人们由于专注于自我的利益，反而忽视了对共同体利益的关注，这导致了对维系共同体的基本理性原则的背弃。这所导致的后果就是，本来目的在于确定己之间的界线与联系的“个人主义”（i
ndividualism），演变成了不考虑全局之善、而沉浸于自身欲望之中的“自我主义”（egoism）。我们看到了现代性的症结所在之后，就能认清解决的出路在哪里了，那就是重建一种“共同体意识”，把人们从滑向庸俗的自我主义的深渊中拉回来，重新认识到一己之善与至善之间的关系。一种真正负责任的社会政治哲学是必须要解决这个问题的。施蒂纳等主观唯心论者给出的答案是，要培养个人的意志，一切完备性都要在主体自身中寻，人最重要的是处理自身与自身的关系，而不是自我与客观世界的关系。他的主张是，要摒弃一切世俗道德的约束，真正“成为你自己”。最高的存在不是国家，而是“我”——就是这个“我”。正因如此，他被看成是无政府主义者，是反对任何形式的国家权力的人。然而这就存在着一个非常重大的问题了：这一个个“我”可能是完全不同的，当他们完全摆脱了世俗的一切束缚之后，他们如何相互沟通呢？既然“万物皆备与我”了，干嘛要沟通呢？而如果不能沟通的话，谁来评判哪怕是最基本的善恶标准呢？施蒂纳并不是没有给出解决方案，无论任何一个种类的社会政治哲学都要在普遍的程度上对人类社会给出一个宏观规划，然而施蒂纳给出的答案非常之弱，他乐观地认为每一个“唯一者”可以通过“爱”来加以联合。他的重点太过集中在对个人意志的发抒之上了，他太在乎他那个无所不备的“我”了，他知道，就像后来的克尔凯郭尔给出的答案那样，可以通过信仰的方式在个体性中到真理，但是他对于后者的兴趣远
远低于对于独立个体意志的赞颂。这样看来，我们发现，施蒂纳似乎非但没有解决现代性的危机，反而将会深化现代性的危机，如果我们也将他们的逻辑推向极端的话，就会预见，他将使每一个本来就深陷自我主义的个人更加迷信自我。更为严重的是，“意志”的本质就是一种冲动的力，而一旦每个人的个人意志都被解放出来，这个社会将出现什么样的后果是我们完全无法预知的。尼采在后来试图解决这个问题，所以他在施蒂纳的“成为你自己”之后加上，只有强者才能真正“成为你自己”，弱者根本没有这个能力，因为弱者的本质就是意志薄弱，而超人的优越就在于意志坚强——这就是“超人”的产生，他将不顾一切庸俗的社会绳索的羁绊，重新创造神话和信仰，来挽救处于沉沦边缘的德国精神甚至欧洲精神。这确实是在根本上反现代、反启蒙的，然而，由于希特勒的崛起与覆灭，他的超人哲学的名声也被玷污了——虽然他对现代社会的批判将成为人类绕不过去的问题。
鲁迅《文化偏至论》今译
一、
  中国已经是以自尊自大闻名天下了，善于诋毁它的人，或又称之为顽固，并将抱残守缺，直到灭亡。近代人士，稍稍听了一些新学上的言词，便也引以为愧了，态度翻然而变，话不
合西方的道理不讲，事不合西方之法不为，攻击旧有事物，惟恐不力，称将革除以前的错误而图谋富强了。对此或可试论之：很久以前黄帝勘定蚩尤之乱而定居华夏，制定典章礼乐，文明从此开始。世代繁衍于此，逐步演变为兴盛之势，达到华美博大。在华夏周围涌动的，都是一些弱小不开化的蛮夷罢了，这些民族的所创所成，无一值得中国学习，所以文明教化高度发达的成就，都是出于自身而没有吸收别人。下及周秦时代，西方有希腊城邦、罗马帝国兴起，思想和文化艺术，灿烂可观，但因道路艰难，波涛险恶，阻塞了彼此的交往，未能择取西方文化中好的东西作为师资。等到元明时期，虽有一、二传教士，以传播教义及历法化学等在中国谋生，但他们所阐述的道理并没有流行起来。所以直到海禁被打开、白种人接踵而至之前，中国眼中的天下，只看见四方蛮夷效法上国。其中有彻底改变自己归顺中国的，也有心怀狡诈，欲乘机实现野心的；但说他们具有显著的文化成就，真的足以与中国不相上下，是从来没有过的。
中国屹立于中央而无从对比，就会更加自尊自大，珍爱自有的一切而傲视远方万物，虽说是由于人的情感而如此，但也非完全违背事理。但也因为没有对象可比较，以致长时间处于安逸状态，便开始衰落了，没有外部的压力，上升的势头就会停止，社会风气使人颓靡迟钝，
突出的表现是见到外来好的文化不思效法学习。崭新的国家在西方纷纷兴起，用极不相同的方式、方法指向中国，稍一施动作，便木然僵倒，人心自感处境危机，而略具小聪明的浅薄之徒，于是竞相谈论武备军事。后又有在国外学习的人，近不知中国的情况，远不了解欧美的实际，用他们所捡拾到得微尘草芥，罗列在人前，称引进坚船利炮是国家的首务，又引用西方文明中的一些词句，作为文饰以掩盖谬误，拿印度、波兰的亡国相印证，作为中国的前车之鉴。这种用比较力量大小做出的评价，与文明进步或野蛮落后有什么关系呢？远的如罗马帝国被东西哥特人灭亡，近的如中国被蒙古、满清占领，其文明程度的距离有多大，不必等聪明人来也能得出判断。然而决定胜负命运的规律，究竟又是怎样的呢？假如又说，以力取胜只有在古代才是对的，现在是机械当先，不以力取，所以胜负的结果，就是对文明与野蛮的判定。如果是这样的话，就不如开发人的智力，启发人的精神，让他们知道搜罗武器，不过是为了抵御豺狼虎豹。而那些喋不休地赞美白种人的掠夺欲望，以为那就是顶级的世界文明的人又意欲何为？即使按照他们说的那样（网罗来坚船利炮），而举国之民依旧孱弱，交给他们巨大的武装，哪里能够胜任，仍然只有倒地僵死的结局而已。可叹呀！这些先生大概是靠军队为生的，所以根本不做根本的谋划，仅仅是以其所学在天下某一职业；虽有战盔深掩其面，像是威武不可侵犯，而求取利禄的神，已经显露在外了！其次还有发展工商业
文化属性是什么意思
与君主立宪成立国会的说法。前两种主张在中国青年中间一向受重视，他们纵然自己不能有所主张，但从事研究的也不可尽数。大约国家存在一天，就足以借图谋富强之路的名目，博得志士的美誉，即使有不幸，国家社稷成为废墟，但自己却广有资财，大可温饱；即使连国家也失去了，或人民像犹太亡民一样被虐杀，如果很善于隐藏，或者不至亲身承受；纵然大祸临头，总有幸免者，这个幸免者正好又是自己，于是还能温饱如故。如果真都是善于隐藏、心存侥幸这两种人，也就无话可说了。其中比较好的，或许是真的痛感于频遭外侮，惶恐不可终日，自己既然荒疏浅陋，不得已就姑且拾起他人剩下的没用东西，准备纠集大众来抗御外侮。然而在行事上又是飞扬跋扈，善能折腾，遇见与自己见解有分歧或利益有冲突的一方兴起，必定借助大众的力量来欺凌这些与自己不一致的少数。借口民主，压制比暴君还要强烈。这就不单单是违背事理了，即便是为了图谋救国不惜牺牲个人，然而事先不去作考察、探究，考虑简单，茫然不知其所以然，总是顺服大众的盲目意志，这无异于对身患痼疾者，去掉药物和保养之道不用，而去乞求不为人所知的神力，跪拜祈求于巫祝之门。比这些更差的大部分人，不过是借着空名，满足其私欲。不顾眼见的诸多事实，将对事务的处置权利、舆论的传播建设，全部交给一帮利禄之徒，或者是愚昧迟钝的富商，不然就是善于垄断权利的市侩，只因为他们各自擅长钻营掠夺，而名列其中，更何况还能掩饰自私自利的
恶名，而博得为大众谋福利的美誉，捷径近在眼前，也就无所顾忌地竭力求取了。哎！古代统治人民的，不过只一个独裁者；按现在讲的道理，将顿时变为由千万出的无赖统治，人民是不能忍受这种命运的安排的，这与振兴国家究竟有何帮助呢？但这帮人，当他们张扬其号召的时候，无不借近世文明为后盾，有反对其主张的人出来，就送给他们 “野蛮人”的称号，声称他们有辱国家危害社会，罪当该死。但不知他们所谓的“文明”，是按照已经确立好准则，慎重取舍后，选其美好而且可行之于中国的“文明”吗？他们所说的物质主义、服从多数的主义，或许是十九世纪末叶世界文明的一个侧面吧，但我并不认为他们这样是恰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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