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研究三大维度：中西、学实、体用
如何正确研判中国传统文化，以及当日中国之文化，是个大问题、大难题。现代的中国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肯定存在不同，不然，也就无需文化复兴、文化崛起了。
同时，现代中国之文化，与传统中国之文化，也并没有一刀两断。传统中国之文化并没有因为辛亥以来学术界110多年的否定而真的就消失了。中国文化并没有那么脆弱，否则就不是中国文化了。传统的中国文化在当下之中国不仅依然存在，而且依然是当下中国文化之内核。但是，当下之中国的确也引入了大量的西方文化，但是这些西方因素都是处于中国文化之外表。
然而，我们的学术界不仅否定中国文化，在文化分析和认知的方法上也存在很大问题。分不清文化的表里，分不清根本和枝叶。错把外表当内里，错把枝叶当根本。把本来是当下中国文化之外表的西方因素，当成了内里，被本来是当下中国文化之枝叶的西方因素，当成了根本。
因此，实现文化复兴的基本前提，就是正确研判和认知文化，包括的当下的中国文化和中国传统文化。本文就是我在文化、文明研究上的方法总结，供诸位参考。
在我看来，研究文化的关键，在于能够在三个维度上建立正确的区分：中西维度、学实维度和
体用维度。中西维度就是中国和西方之间，学实维度就是学术和实践之间，体用维度就是心和物之间。可以称这一方法为文化的“三维分析法”。
先说中西维度
关于文化上的中西不同和中西混杂，现代人都有直观的感受。现代的中国人不仅要学英语，而且还过圣诞节。事实上，当前中国教育的主要内容就是以西学为绝对主体的。中国传统的东西反而处在一个很边缘的地位。整体上，我们的印象是，西方文化是先进的，属于现在和未来，而中国文化则是落后的，属于过去。
对中西之别有直观的感受是一回事，对中西之别有正确的认知是另一回事。整体而言，现代
的中国对中西之别并未形成正确的认知，我们对中西文化的认知和印象，从根本上是错误的。
文化属性是什么意思这种错误又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在横向上，并不能对中西文化进行深刻而准确地判断和认知。当前的认知都是流于表层、表象，对其内在、内里却一无所知。正是这种无知，导致我们对中西文化产生太多的错误判断。譬如，中国文化对人类文明似乎没做啥贡献，都是西方文化做的；中国文化禁锢个人自由，西方文化倡导个人自由；中国文化封闭，西方文化开放；中国文化是农耕文化、小农文化，西方文化是商业文化、海洋文化。如此等等。
二是在纵向上，认为中国文化中的中西混杂状态，只有现代的中国才有，之后战争之后才有。战争之前，中国文化没有西方因素，是纯粹的中国文化。事实上，文化上中西混杂状态，在5000年前已经在中国出现了。
现代人之所以认为中西混杂只是现代才有，原因在于，认为中西文明之间的交流只有现代才有，古代没有，因为古代的交通技术太落后了。
事实上，中西方的考古资料和历史记载显示，中西文明之前的交流不仅至少在5000年前已经发生了，而且周期性地发生。5000年以来，中西交流是人类文明存在的基本方式。
比较讽刺的是，现代人中国人认为，中国文明的历史有5000年了。其实，这5000年的历史恰恰是中西交流的历史，是中西混杂的历史，并非纯粹的中国文明的历史。纯粹的中国文明仅仅存在于5000年之前。
中国文明的存在至少有10000年的历史，前一个5000年才是纯粹的中国文明，后一个5000年则是中西混杂的文明。
因此，要想知道纯粹的中国文化长什么样，就不能看后5000年的历史，而只能看前5000年的历史。后5000年都是包含着西方因素的，唯有前5000年才是纯粹的中国文明、中国文化。
借助全球的考古资料和文献记载，我们是可以对前个5000年的中国历史做出合理的复原的。总体来说，那是一个无宗教、无政府、无暴力的契约时代。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真个社会的秩序，主要是靠契约和契约原则来维持。契约和契约原则的基础则在“诚”，在内在的心性。
“诚”并非从空而发，而是立足于契约实践。《中庸》说：“诚者天之道”、“率性之谓道”。“率性”就是“诚”，都是道、道义。契约、诚、道义三者是一体的。
同时，契约和契约式关系的维持，则需要一个中介，其目的是在契约双方，在矛盾双方提供“评理”服务，以消除分歧、达成共识，最终建立和谐、和睦的契约式关系。这个中介就是“大人”、“君子”。
因此，纯粹的中国文化就是“契约文化”、“心性文化”、“道义文化”、“大人（君子）文化”。
在契约时代，契约是实践，是社会的主要存在方式。同时，还有一个讲理论的工具，就是《易经》。《易经》提炼出“形而上”的抽象理论，并用这种理论指导生活。但是，《易经》的形而上的理论，与契约的形而下的实践，是完全一致的。契约实践讲“诚”，其《易经》的核心则在“贞”、“孚”。“孚”就是“诚”。而“贞”则是强调对“诚”的坚持、落实，尤其是在艰难的环境下。
“诚、心性、道义、契约、易经、大人”是中国文化的核心要素，所指的是一回事，可谓是“六位一体”。
“宗教祭祀、政府、汉字、礼制、《五经》”这些被认为是中国文化核心要素的东西，都是在后5000年出现的，都是中西文明交流的结果，都是中西混杂的。绝不能将这些东西认为是纯粹的中国文化，当然，这里边的确包含着中国文化的要素。现在需要做的工作是，区别其中的中国因素和西方因素，把西方因素剔除掉，剩下的才是纯粹的中国文化。
同样，后5000年的西方文明，也非纯粹的西方文明，也是中西混杂的。在也就西方文明时，也应该识别其中的中国因素和西方因素。纯粹的西方文明也要在5000年前的历史中去寻。
纯粹的西方文明包括两个部分。一个部分是以西亚古两河为中心的多神教文化，一个是中亚东欧草原游牧的暴力文化。
5000年前之后，人类历史就是中西文明不断交流的历史，就是多神教文化、暴力文化、契约文化三者之间的交流、冲突和融合。
接着说学实维度
对中西的区分，尽管不准确不深刻，但是这个区分维度还是广为人知的，但是，对于学实的区分，即学术界和实践界的区分，就是很少有人认识到了。学实区分被普遍忽略，也导致对
中国文化产生很多误解。
自辛亥以来，中国的学术界就是一个西化的学术界，传播西学而否定中学。今天中国的崛起的结果，的确是在这个过程中出现的。因此，很多人很自然就得出结论，中国的崛起是引入西学的结果，西学是中国崛起的核心因素。
实际上，中国社会是包括学术界和实践界两个部分的。在学术界是以西学为主体的，其核心是西学，这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在实践界并非如此，西学仅仅是一个工具，而操纵和利用这一工具的，则是秉持着中国文化精神和习惯的中国人。这些中国人并没有完全照搬学术界的灌输，而是做了取舍。在工具上，采纳了西学，但是则价值上则舍弃了西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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