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冷战时期加拿大对印尼援助所见加拿大外交政策加拿大 新印太战略
作者:宋晨曦
来源:《大经贸》 2019年第12期
    宋晨曦 聊城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 山东聊城 252000
    【摘 要】 冷战时期,加拿大对印尼的援助经历了东西方援助竞争时期和政府开发援助时期两个阶段,本文通过加拿大对于印尼的援助,管中窥豹,以小见大,以援助为视角,探究加拿大外交政策的变化,以此来揭示当时加拿大外交政策由“国际主义”向“实用主义”的转变。
    【关键词】 加拿大 印度尼西亚 对外援助
    作为外交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加拿大的对外援助本身就能体现出其外交政策很多丰富的内容;而且作为援助对象的印尼又具有特殊之处,一方面印尼以丰富的资源和战略性的地理位置而成为东西方冷战在东南亚的重要支点,另一方面印尼又以非英联邦的身份而较早进入以援助英联邦为初衷的“科伦坡计划”。从这个意义上说,加拿大对印尼的援助无疑能够从更多维度上展示其外交政策。
    一、战后加拿大外交政策中的美、英因素
    战后加拿大的外交政策,不仅受美国的直接影响,而且由于一直在英联邦之内,还要受到英国的影响。所以,战后加拿大外交政策的重点就是“处理好加、英、美三角关系”。这一点,在“科伦坡计划”中加拿大对印尼的援助上体现得尤为突出。
    加拿大对印尼的援助始于对美国外交政策的跟随,所以在“科伦坡计划”开始之前,加拿大就像印尼提供了一笔1400多万的宽厚贷款。1953年印尼加入“科伦坡计划”后,“科伦坡计划”成为加拿大援助印尼的唯一平台,尽管在这个平台上加拿大给印尼提供了条件更为优惠赠款和技术援助,但总数额却仅为同期加拿大援助总额的0.59%,远远无法与印度、巴基斯坦所获援助相提并论,这与其在东南亚冷战格局中的地位和影响力有些不符。究其原因,正如1958年加拿大财政部长唐纳德·弗莱明访问锡兰时所宣称的那样,“我们加拿大是怀有英联邦之心的……加拿大素来将‘科伦坡计划’的绝大部分给了英联邦国家。”同年9月,加拿大总理迪芬贝克在蒙特利尔召开的英联邦贸易和经济会议上也强调:“在对外援助项目中我们首先要考虑的是提高英联邦的生活标准。”显然,加拿大在“科伦坡计划”中的主要援助对象是英联邦国家,这也正是科伦坡计划的初衷,既非英联邦国家又非英联邦殖民地的印度尼西亚自然无法得到更多关注。
    弗莱明的这句话同时也指出了加拿大在援助对象上有所侧重的原因——加拿大素来具有浓厚的英联邦情结。正是这样一种浓厚的感情,使得加拿大在援助资金有限的情况下,在英联邦和美国的战略选择——印尼之间,毅然选择了将英联邦放在首要的援助位置上。
    二、加拿大亚太政策的演变
    加拿大驻华大使T.C.戴维斯在1948年曾写道:“对普通加拿大人来说,缅甸、暹罗、马来亚、荷兰东印度岛、香港、中国等都是有趣的地方,这些名字虽然很有趣,但却位于他们不感兴趣的世界的某个地方。”显然,包括中国、马来亚等在内的亚洲地区是加拿大人“不感兴趣的世界的某个地方”,这充分反映了加拿大对于亚洲的缺乏了解。正是因此,加拿大第十四任总理莱斯特·皮尔逊才会说,“加拿大政府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没有真正的亚洲政策”,此话虽然有些言过其实,但却说明亚洲的确处于加拿大外交考量的外围地区,1950年加拿大外交官中只有12%驻扎在亚洲,而驻扎在欧洲的则有46%,就是明证。
    二战后虽然拥有了独立外交,但加拿大在战后的外交政策却有一定的局限性:第一,虽然确立了在战后以“中等国家”身份参与国际事务的目标,但实际上由于战后加拿大经济实力上仅次于美、英,政治上又为构建联合国做出了重要贡献,因此加拿大并未完全践行“中等强国”理念,相反以“主要国家”身份参与国际社会的意识变得强烈,如跟随美国遏制共产主义,积极充当国际冲突的调停者、国际和平的维护者,但终究没有摆脱为美国跑龙套的尴尬地位。所以,美国的“卫星国”、“尾巴国”、“勤杂工”、“有益的维修匠”等就成了贴在加拿大身上的标签。
    正是由于对美国外交政策的亦步亦趋,直到20世纪上半叶“在亚太地区没有任何战略利益,也没有任何明确政策” 的加拿大在战后开始关注此前根本不会考虑的亚太地区,并在战后南亚和东南亚面临共产
主义扩张的威胁时,从意识形态的考虑出发,跟随美国向在东南亚地区冷战中最具战略意义的印尼提供援助,从而介入到亚太地区的东西方对抗中。到1963年,当美国因印尼与马来西亚的争端而削减甚至停止对印尼的援助时,加拿大也中止了对印尼的援助。
    可以说,在1950年——1966年对印尼的援助中,加拿大基本上都是跟着美国的政策,没有显示出自己的要求。如有研究者所指出的,“直到60年代中期,加拿大一直受意识形态和盟国的影响,没有形成独立的亚太政策”。这种情况直到1968年特鲁多出任总理后才开始发生变化。
    在特鲁多敦促下出台的加拿大《1970年外交政策白皮书》中才明确提出,印度尼西亚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和战略性的地理位置”,且“新近发现的石油和越战时期共产主义在东南亚和太平洋地区扩张的担忧也是重要的地缘政治因素” ,这是加拿大外交文件中首次明确提及加拿大在亚太地区的战略利益。不仅如此,在加拿大《1970年外交政策白皮书》中还展望了东亚、东南亚及南太平洋地区在70年代的发展趋势,并制定出了加拿大对这些地区的新的外交政策,如“在经济上,加拿大将通过协商谈判,谋求与该地区(太平洋地区)的每个国家签订新的双边贸易协定,……加拿大将扩大对外援助,为印度尼西亚、印度支那、南太平洋及远东地区提供帮助与支持,促进其发展。”显然,加拿大的亚太政策至此才真正形成。从而可以看出加拿大外交政策由“国际主义”向“实用主义”的转变。
    【参考文献】
    [1] 王海霞:《浅析二战后中等力量国家的对外政策——以加拿大外交为个案的考察》,《聊城大学学报》2003年第4期
    [2] 刘广太:《加拿大对外关系的转折点》,《河北师院学报》1997年第2期
    [3] 刘丽云:《冷战后加拿大的亚太政策》,《当代亚太》1999年第2期
    作者简介:宋晨曦(1994-)男,汉族,山东聊城人,硕士研究生在读,聊城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研究方向:国际关系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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