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太安全结构的演变及其对中国的影响
■  王洪涛／文
当前亚太局势的
特点及各方动向
一、中国和平崛起进程加快
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国际力量对比虽然仍是“西强东弱”的格局，但“东升西降”态势明显，并突出地表现在亚太地区。在西方发达国家整体性陷入制度困境的大背景下，中国经济快速发展，与相对衰落的西方形成鲜明对比。2010年中国经济规模成为世界第二、亚洲第一，对美国和部分亚太国家造成进一步的现实和心理冲击。
二、美国落实“重返亚洲”战略部署
美国开始重新评估中国崛起的影响，提高对华政策在亚太战略中的地位，提出“太平洋世纪”论，宣布“重返亚洲”。外交上，推进“前沿部署”外交，增加外交投入和人员数量，增强公共外交。经济上，力推“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TPP），并希望未来将TPP与APEC合并成为美国主导的亚太经济合作机制。政
治上，全面参与APEC、东亚峰会、东盟地区论坛等地区多边机制，引导议题设置和发展方向；安全上，签署《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公布《2012国防战略评估报告》，增加亚太军力配置，挑起或利用朝鲜核问题、南海问题、钓鱼岛问题、泰柬领土争端等地
区热点，巩固老盟友关系，建立新伙
伴关系，重构亚太安全格局。美国还
改变此前立场，高调介入中日钓鱼岛
和南海争端，宣称《日美安保条约》
第5条适用于中日钓鱼岛争端，主张
南海航行自由，并与日、菲等国举行
联合军演。2013年美国国防预算显
示美军数量从57万削减至49万人，
但在亚太的军力不降反增。
三、美国的亚太盟友配合美国战
略重点东移，巩固同盟关系，加强彼
此协调
日本服从美国加强美日同盟的政
策。日本在其经济遭遇冷战后两个“失
去的十年”后，又进入第三个“失去
的十年”，其世界经济第二地位被中国
取代。日本战略“焦虑”十分严重，
应对中国崛起成为焦点话题。日本最
初的反应是“顺势而为”，加强与东亚
各国的合作。鸠山政府提出构建“东
亚共同体”的主张，具有明显“脱美”
倾向。但日本无法摆脱对美国的安全
依赖。美国在普天间军事基地问题上
拒绝妥协，鸠山在本国和美国的双重
压力下被迫下台。菅直人政府上台后，
日本重回对美依附路线，接受美国提
出的按2006年达成的日美协定处理军
事基地争议问题。经济上，日本积极
考虑加入TPP谈判；安全上，日本推
出了新“防卫计划大纲”，以应对朝
鲜和中国威胁为借口，明确将其国防
首要“假想敌”由前苏联转化为中国，
其军事力量部署重点由“北方”转向
面对中国的“西南方”，其军事力量建
设模式也由过去因准备反击苏军登陆
日本而重视地面装甲部队转向为对付
中国而更加重视海空军力量建设、尤
其是加强潜艇力量。[1]再度挑起钓鱼
岛问题，显示配合美国牵制中国的立
场，借以提升自身竞争力和国际地位。
韩国对美安全依赖增加。“天安”
号事件发生后，美国支持韩国强硬应
对，在争议地区进行实弹演习，造成
朝韩关系持续紧张。韩国对美国的安
全依赖上升，将美军向韩方移交战时
作战指挥权的时间从2012年推迟至
2015年，建立韩美外长、防长“2+2”
会谈机制，强化韩美同盟关系。韩国
还不顾国内强烈反对，强行批准美韩
自由贸易协定，但不愿影响对华经济
合作。
菲律宾积极配合美国“重返亚
洲”，增加海空军备投入，挑起南海
岛屿争端，并积极联合南海权益声索
国一致对华，企图将南海问题多边化、
国际化，以便从中渔利。
澳大利亚同意美国在其北部达尔
文港增加驻军，同时希望继续在中美
之间左右逢源。
四、美国的“新生伙伴”在经济上依赖中国，安全上倚重美国，政策上表现出很强的两面性和摇摆性
部分东亚国家特别是同中国存在领土、领海争议的国家，受西方“中国威胁论”影响，对中国崛起的疑虑上升。东盟各国贯彻“大国平衡战略”的原则不变，但针对目标发生逆转。1993年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推动成立东盟地区论坛（ARF）的针对目标是美国，因为当时美国主导东亚局势。而今天，东盟对中国崛起更为焦虑，总体上欢迎美国“重返亚洲”，希望借助美国的力量来平衡中国的影响。另一方面，东盟不会放弃借重中国发展经济，同时也在警惕美国力量重新占据压倒性优势，对美国遏制中国的意图配合有限。此外，东盟内部分歧很大，海陆国家诉求不一。越南、马来西亚等国与中国存在南海问题，力求推动南海问题多边化、国际化。而柬埔寨、老挝等国不希望东盟作为整体与中国发生对抗。
印度在美国的积极拉拢下仍坚持自己的战略部署。虽不认为美国是印度的可靠伙伴，却借助美国重返亚太之势，削弱中国对印度的战略关注，捞取自身战略利益。
五、俄罗斯重视亚太，但主要精力仍放在欧洲
俄罗斯认为美国“重返亚洲”有助于缓解美国对俄罗斯的战略压力，有利于俄罗斯集中精力在欧洲就反导问题与美国和北约进行博弈；在亚太地区“以攻为守”，参加东亚峰会，提醒各方顾及俄罗斯的亚太利益；在北方四岛问题上强势出招，划出在亚太地区的战略红线；在南海问题上保持中立立场，希望避免直接卷入争端，在深化与中国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同时，对越南和马来西亚等出口大量
武器以获取实利。
当前亚太安全结构
及其演变态势
一、 当前的亚太安全结构是一种
多层次的复合安全架构
首先，“一超多强”的格局在亚
太地区得到充分体现。美国是影响亚
太安全格局的最大因素；美国、中国、
俄罗斯、日本的力量对比决定着亚太
安全结构的基本形态；美、中、日、韩、
东盟、澳大利亚和俄罗斯、印度分别
代表全球超级大国、地区大国、重要
地区力量和重要域外力量，共同构建
着亚太地区的安全结构。
其次，双边安全机制是亚太安全
结构的基础。冷战时期形成的美国双
边军事同盟体系依然存在，同盟之间
网络化趋势明显。美日印军事演习、
美日澳安全对话、美日韩三边对话已
经实现。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中日
高层对话等双边战略磋商频繁举行，
对中美日三边对话、三边协调的期待
也很高。2007年发表的第二份《阿
米蒂奇报告》认为，“东亚的稳定将
特别取决于美日中三角关系”。
第三，多边安全合作是亚太安全
结构的发展趋势。东盟地区论坛等地
区安全合作机制，香格里拉对话成为
安全交往新平台，各方对多边安全机
制的认同上升。
二、 当前的亚太安全结构正处于
加速演变阶段
首先，亚太安全结构的影响因
素从传统安全向非传统安全扩展。除
了传统安全问题之外，亚太地区还存
在着恐怖主义、海盗、岛屿争端、跨
国犯罪、跨国传染病、气候变化、水
资源安全等非传统安全问题。非传统
安全合作已成为东亚各国安全合作的
重要组成部分。奥巴马政府此次亚太
战略调整的特点就是强调制度霸权建
设，已经从军事安全延伸至非传统安
全领域。
其次，中国成为美国在亚太遏
制的主要对象。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将
对华关系视为美国亚太政策的关键目
标，要“将我们与中国的关系牢固地
置于一个更广泛的区域框架中”。[2]
美国的双边同盟体系、多边战略安排、
联合军演均围绕中国展开。2011年
美国新版国家军事战略指出，亚洲存
在着“很多重要的地区性大国”，将
继续深化与日本、韩国和澳大利亚等
传统盟国的盟友关系，“扩展同印度、
菲律宾、泰国、越南、马来西亚、巴
基斯坦、印度尼西亚和新加坡的军事
安全合作、交流和演习和训练”。把
中国排除在军事合作范围之外，凸显
其针对中国的意图。
第三，亚太地区安全结构更具
有动态性和网络化特征。美国此次亚
太安全战略转型的重点就是对双边同
盟进行网络化“重塑”。美日韩重启
三边对话机制，围绕应对朝鲜紧急事
态、朝鲜发射“卫星”、二次核试等
议题频繁磋商；加强军事合作，日本
和韩国相互派员观摩美韩黄海军演和
美日联合军演，并加强情报交流。美
日澳进行联合军演，加强三方情报合
作，2006年启动三边外长级战略对
话，2007年在“香格里拉对话”期
间举行首次三边防长会议。日澳还加
强安全合作，发表《安全保障联合宣
言》，举行外长与防长级的“2+2”会议，
日本自卫队与澳大利亚军队联合开展
救灾与维和训练。美日印互动迈向机
制化，日印发表《安全合作联合宣言》，
启动部长级战略对话，安全合作进一
步发展。
第四，亚太安全结构逐步超越冷战遗存和意识形态因素的强大影响。冷战虽然已经结束，但其影响依然存在。在亚洲，朝鲜半岛对峙格局依旧，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对立在亚太地区表现得最为明显，意识形态斗争并未停息。但随着东亚地区合作的不断发展，冷战思维与零和博弈的安全意识日益弱化，早在1997年中国就提出了“新安全观”，主张通过“互信、互利、平等、协作”的方式，实现地区多边合作安全。东盟、韩国等部分东亚国家也都赞同通过合作安全模式实现自身和地区安全。
亚太安全结构演变的动因
一、美国亚太安全战略调整是亚太安全结构演变的直接动因
冷战后，美国的亚太安全战略经历了两次大的转型。冷战期间美国的亚太安全战略主要针对苏联的传统安全和意识形态威胁，以双边同盟为主构建轴辐（hub-and-spokes）安全模式。1991年美国亚太安全战略开启了第一次转型，时任美国国务卿的詹姆斯·贝克在《外交事务》季刊（Foreign Affairs）上发表“美国在东亚”一文，将美国在亚太地区的联盟体系称为一把打开的扇面，“扇面的基地在北美，向西辐射。主扇骨是美日联盟，向北是美韩联盟，向南是美国与东盟关系，再向南是美澳联盟……扇面是以亚太经济合作形式展现的共同经济利益。”到克林顿政府时期，完全转型为主要针对日本经济竞争，军事和经济两手并重的“扇形”安全模式。“9·11”事件后，美国沉迷于“十年反恐”，但并未放弃对亚太地区的关注。小布什政府第二任期美国的全球战略目标
已经从反恐转向反恐与防范新兴大国
崛起并重。在经历了2005年前后美
国对华政策大辩论之后，美国对华政
策范式从“虚弱中国”转向“强大中
国”，中国成为美国制定亚太战略的
主要因素。奥巴马宣称“一个强大、
繁荣的中国的崛起可以加强国际社会
的力量”，“中美将塑造21世纪的历
史”。希拉里则明确指出，中美关系
是21世纪“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中
国是现今正在改变的全球政治图景中
一个至关重要的角。”奥巴马政府
上台以来，美国开始了亚太安全战略
的第二次转型，从“扇形”安全模式
转向主要针对中国“雁形安全模式”。
美国为领头雁，第二梯队是美日、美
韩同盟。美日同盟被置于首要位置，
是美国在亚太地区接触的“基石”，
而美、日、韩三边存在着形成军事同
盟的迹象。第三梯队是美国与澳大利
亚、菲律宾和泰国等盟国的关系。第
四梯队是美国与越南、印度尼西亚和
印度的伙伴关系，第四梯队的显著特
点是以地区为平台呈现出网络化发展
趋势。[3]美国的亚太安全战略调整在
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亚太安全结构的基
本形态及其演变。
二、“泛亚”和“跨太”之争是
亚太安全结构演变的根本动力
亚太地区合作一直存在“泛亚”
和“跨太”两种模式之争，是要在东
亚各国之间进行地区一体化进程，还
是在美国主导下进行跨太平洋地区合
作，这一直是个问题。自20世纪90
年代以来，以“10+3”、“东亚峰会”
等为代表的东亚地区主义机制快速成
长，对美国主导的双边同盟体系提出
了严峻挑战，成为东亚地区秩序重构
和转型的内在动力。以东盟为核心的
“10+3”、“10+1”、东亚峰会和中日韩
三国首脑峰会等地区合作机制，已经
构成立体式地区合作舞台，并为解决
东亚地区安全问题提供了新的平台和
路径，从而使东亚部分国家对美国的
安全依赖有所减弱，“脱离”美国的
倾向日益明显。东亚地区主义的发展
有使美国长期主导的亚太秩序面临崩
溃之虞。[4]美国“重返亚洲”就是要
通过经济上推动TPP、政治上的全面
参与、外交上的深度介入、安全上网
络化同盟体系，影响东亚一体化进程，
最终在APEC框架下实现美国主导的
跨太平洋政治、经济、安全合作框架。
三、分享亚太经济红利是域外大
国促成亚太安全结构演变的重要因素
亚太地区是世界上经济最具活
力的地区之一，拥有世界最大的新兴
市场。按现有的经济增长率计算，今
后5到10年亚太经济、贸易总量将
全面超过美欧。美国前十大贸易伙伴
中有六个在亚洲地区，2010年APEC
经济体购买美国的产品占其出口总额
的61%。在世界经济增长低迷、东亚
经济总体保持增长的背景下，亚太地
区对美国经济复苏、实现“出口倍增
计划”、创造就业具有关键作用。俄
罗斯、印度等国积极参与亚太事务的
重要原因也是经济因素。
四、多重结构性矛盾相互叠加是
亚太安全结构调整的战略动因
中国实力的增强不可避免地导致
中国与其他国家之间结构性矛盾的上
升。作为“世界老大”的美国与正在
崛起的中国之间的结构性矛盾将持续
地体现在亚太竞争之中。美国有相当
数量的人秉持传统霸权逻辑，认为“权
力转移”必然导致中美冲突，大国政
治的悲剧即将重演，过分强调中美结
构性矛盾的作用。周边国家存在疑惧
心理，经济上试图“把鸡蛋放在多个
篮子里”，战略上防止任何一个大国主导地区局势，希望限制中国的影响。从实力、意愿和战略三方面来看，美国是最有可能打断中国和平崛起的外部因素，而周边国家是最有可能拖累中国和平崛起的外部因素。中美和中日、中韩等结构性矛盾在亚太地区相互叠加，使各国在对华政策上一拍即合，共同推动亚
太安全结构围绕遏制中国进行演变。
对中国的影响
一、中国面临的外交和安全压力增大
美国将中国崛起与“不透明”、“不安全”、“不负责任”、“炫耀武力”、“以强凌弱”相提并论，严重损害了中国的国际形象。美国与部分周边国家协调对华政策，软硬两手同时运用，经济上加大借重、安全上加强防范、机制上抢抓领导权。特别是美国强化同盟关系，重新塑造亚太安全结构的做法，破坏了东亚原有的安全结构，强化了东北亚“冷战”安全模式，对亚洲国家的安全合作形成结构性障碍。部分周边国家在朝鲜半岛、南海等地区热点问题上步步紧逼，美国军力策应配合，使中国面临更加复杂的周边环境。
二、中国崛起的国际空间将被压缩
当前亚太安全结构的演变突出体现了中国与世界关系的历史性变化。首先，经济摩擦将成为常见现象。随着经济实力的提升，中国与其他国家的经济竞争性上升。其次，战略限制将更加难以规避，针对中国的防范遏制措施令中国处处掣肘。2010年以来中美关系中的多个重大议题都因结构性矛盾而增加了消极因素，未来两国之间的各种摩擦将会进一步增多。中国在周边通过经济、外交优势和非传统安全合作来促进周边安全合作的
方式也受到很大限制。
三、中国面临的意识形态压力将
进一步上升
世界上的四个社会主义国家有三
个在亚洲，亚太地区的意识形态斗争
从未停止，美国外交从未超越意识形
态因素。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将外交行
动对象国按照价值观分为三类，要“加
强美国与欧洲、亚洲、非洲和西半球
民主伙伴国的联盟”；其他两类国家，
即“重要地区大国”和“中国与俄罗
斯”则不属于“民主伙伴国”。必须
看到，美国围绕中国打造的同盟伙伴
体系同时也是“民主国家同盟”，除
了遏制中国还有推广西方“民主价值
观”的任务。虽然中国的和平发展已
成为世界经济的重要引擎，但美国更
重视一个意识形态不同的大国崛起将
给美国带来何种威胁，考虑得更多的
是如何防止“中国模式”削弱“美国
模式”的影响。美国实施“前沿部署
外交”推进美式价值观，并把网络传
播作为“软权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推行“网络自由”战略，凭借网络霸
权向全球输出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美
国政府推进“网络自由”、资助他国
网络活跃分子、提供官方软件的
目标，与冷战时期设立欧洲广播电台、
美国之音等从事颠覆性报道的短波广
播，并无本质区别。[5]随着今年总
统大选开锣，大选因素开始更大程度
地影响美国的对华政策，价值观因素
受到了更多的重视，中国将面临更大
的意识形态压力。
四、中国与周边国家合作将更加
困难
首先，美国强化冷战同盟关系，
加深了中国与日韩等地区国家之间裂
痕，东亚合作进程被迫放缓。其次，
美国在东亚区域合作机制之外构建
加拿大 新印太战略
TPP，与东亚原有的区域合作进程形
成竞争，牵制了东亚一体化的发展。
第三，东亚国家面对美国拉拢，两面
投机心理上升，虽不会搭上美国战车
全力遏制中国，但很可能就对华合作
提出更高要价，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合
作成本将升高。
另一方面，美国存在国内经济
问题严峻、中东乱局牵制、投入严重
不足、不符合东亚地区发展大势、盟
友和伙伴存在离心倾向等诸多掣肘因
素，难以达成初衷。美国转移战略重
点固然有防范、牵制中国的目的，但
是也有加强同中国合作的需求。中美
战略与经济对话以及其他对话机制的
存在，说明美国仍然抱有把中国改造
成合作伙伴的战略考虑。同时，发现
和充分利用能够约束中美关系结构性
矛盾极端发展的积极因素，也将在很
大程度上化解中美未来冲突的可能，
使中美关系沿着积极轨道发展。未来
一段时间，中美在亚太地区将进入新
一轮的“相互调适期”，亚太安全结
构也将在经历一段“调整期”后重新
进入相对稳定的阶段。
（作者单位：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研究室）
（责任编辑：徐海娜）
[1] 林利民.变中生乱，乱中求变——
2010国际战略形势评析[J].现代国际关系,
2011,1:44-45.
[2] Hillary Rodham Clinton,“Inaugural
Richard C. Holbrooke Lecture on a Broad
Vision of U. S.－China Relations in the 21st
Century,”v/secretary/
rm/2011/01/154653.htm.
[3] 钟飞腾，张洁.雁型安全模式与中国
周边外交的战略选择[J].世界经济与政治,
2011, 8:47.
[4] Hugh De Santis, “The Dragon and the
Tigers: China and Asian Regionalism,”World
Policy Journal, Summer 2005, p. 23.
[5] Evgeny Morozov, “Technology’s Role
in Revolution: internet freedom and political
oppression,”The Futurist , July/August 2011, p.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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