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南中国海的战略地位
一、地理位置决定战略价值
有学者指出，在战略中，像在房地产中一样，地理位置是决定价值的主要因素①。历史发展表明，一个国家或地区，如果要在世界上引人注目，至少应该具备下述三个条件中的一个或都具备：要么本身经济发达、社会进步；要么拥有能供全球使用的重要资源；要么处在通往某个文明中心或文明之间交往的必经之路上；否则，则永远是默默无闻，沦为真正的边缘地带。
这三个条件在古代的南中国海似乎都不具备。从地理的分布来看，南中国海地区各国并不像大陆上的国家那样紧靠在一起形成一个统一的单元，而是一部分国家在大陆上，而另一些国家星罗棋布地分散于大海中，中间隔着南中国海。“当世界上的大洋被认为是不可航行的时候，它们就是人类在地球表面上运动的障碍，而人类的绝大多数也就生活在对远处的情况一无所知的状态中”②。可见，即使是本地区的人们也许相互之间并不知道对方的存在。因而古代南中国海地区在政治、经济方面不能形成一个相互联系的统一整体，也就无法吸引世人的目光。
尽管南中国海作为一个区域的存在很早就被周边地区的人们所发现，但这种“发现”只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种自然过程，并不表明那些“发现”它们的人们是因为了解了其价值才“发现”它们的。在古代陆海交通都不发达的情况下，东西方文明都处于孤立发展的过程中，即便断断续续有过一些交往，限于航海技术，大多是
通过陆上进行的，南中国海并没有成为东西方交往的桥梁。随着航海技术的发展，大洋被认为是可以航行的时代慢慢到来了，首先是中国人发现了南中国海的价值。
作为近邻的中国，从宋朝开始与东南亚国家进行的交往大为增加。由于中国北方被辽、金切断了陆上国际贸易线，不得不转向南中国海方向发展，重视海上贸易，以增加国库收入，在这一点上以南宋为甚，但此时中国封建王朝重视与南中国海方向的贸易是与阿拉伯和西欧商人而不是与东南亚地区进行的。在此，南中国海只是作为一条通商的航线。
西方对南中国海作为交通枢纽的认识虽比中国稍晚，但来得迫切。西欧在中世纪后期社会经济的发展对商品与市场的需求，需要摆脱奥斯曼帝国对陆上“丝绸之路”的控制，取得与印度、香料岛和中国的直接贸易联系。在这种情况下，从西方经南中国海到达中国的航路被开辟出来。随着工业革命的完成，大量工业制成品需要海外市场，南中国海地区作为商品市场和原料产地向资本主义显示其
①[美]安德鲁·内森  罗伯特·罗斯 著：《长城与空城计——中国对安全的寻求》，柯雄  贾宗谊 张胜平 译，
新华出版社1997年9月，第107页
②《世界史便览》，三联书店1983年版，第175页，载超星数字图书馆
新价值。由此引发了一系列殖民战争，争夺的结果是西班牙占领菲律宾，荷兰占领印尼，英国占领马来亚和缅甸，法国建立“印度支那联盟”。这种格局除1898年美国夺取菲律宾外，一直到太平洋战争前都没有什么变化。今天，南中国海地区作为发达国家的市场仍然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以美国为例，东盟是美国的第四大贸易伙伴，仅次于加拿大、墨西哥和日本。美国与东盟的贸易额占美国与亚洲贸易总额的20%，超过美国与中国的贸易额①。美国—亚洲商务委员会主席欧内斯特·鲍尔说：“作为世界级的经济力量，要想参加竞争，东盟是你必须进入的市场。它是我们发展最快的主要市场”②。
二战后，虽然先有两大阵营的斗争后有美苏两强的争霸，但世界经济却一直飞速发展，南中国海地区作为世界贸易航道与市场的地位更加重要。它是世界海运量第二大海上航道，仅次于位在欧洲的地中海，全世界一半以上的大型油轮及货轮均航行经过此一水域，每年通过的大小船舶总计在四万艘以上，经马六甲海峡进入南海油轮是经过苏伊士运河的三倍、巴拿马运河的五倍，经过南中国海运输的液化天然气是全世界液化天然气总贸易量的2/3③。这条能源供应线对日本、韩国、中国最为重要，是整个东亚地区的“海上生命线”，也是东南亚各国对外贸易的主航道。日本称“这是我们非常重要的贸易通道，不仅是同东南亚的贸易，而且是同中东和欧洲的贸易”④，把南中国海称为“东方地中海”毫不过分。
二、传统陆海权大国的争夺依然如故
地缘政治学家对南中国海的关注可上溯到二战时期，豪斯浩弗预言“印度洋—太平洋空间”将会是未来权
力的主要中心，注定要取代欧洲成为世界事务的主宰者⑤。按照豪斯浩弗的预测，作为“印度洋—太平洋空间”结合部的南中国海应该在这个“未来的权力中心”处于重要位置。豪斯浩弗还在他所设想的世界四个泛区中给日本留有一个以日本为主导包括东北亚、东南亚和澳大利亚的“泛亚区”。在这个判断的基础上，他对日本的侵华政策提出了批评，日本“1937年全面入侵中国是一个失策”。他主张日本应把注意力移向南方，建议“日本应与美国和平共处，这样可以促使美国巨人接受东南亚共荣圈”⑥。
事实上，豪斯浩弗对日本的批评是不恰当的，在他批评之前日本就把南中国海当作“海上生命线”。1936年6月一名叫石丸藤太的海军评论员说：“日本之生命线有三：第一是大陆正面的生命线，在‘满洲国’（中国东北）。第二与第三是海洋正面之生命线。前者在内南洋，即一战后日本托管的原德属太平洋诸岛。后者在外南洋，即包括荷属东印度（印度尼西亚）、菲律宾岛及英属北婆罗洲
① Goh Chok Tong: ASEAN-US Relations: Challenges, Keynote Speech at the ASEAN-United Partenership Conference, New York, 07 September 2000, www.
② [美]蒂姆·肖洛克：《美国对东盟的出口超过对中国的出口》，载美国《商业日报》1997 年8月27日
③ [台]龙村倪：《南海面临的问题与挑战》，载《中国评论》2002年7月号
④ 美《国际先驱论坛报》1995年4月4日报道
⑤[英]杰弗里·帕克：《20世纪的西方地理政治思想》，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2月，第79页
⑥[英]杰弗里·帕克：《20世纪的西方地理政治思想》，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2月，第83页
等诸岛”①，也即与南中国海地区大致相当。因之，不是日本不重视东南亚地区，只是《五国海军协定》限制了日本，因而发挥陆军优势，着手先解决“大陆生命线”。但是，日本的大陆与海上“生命线”的相互依存关系着实让它感到为难：其中一条的存在必须以另一条的安全为前提，若只保住其中的一条，另一条也必然不保，同时夺取两条“生命线”又超出了日本的力量范围，二战中日本失败或许与此有关。日美在20世纪90年代修订安保条约，把“周边事态”纳入其中，虽然日美双方都未公开宣称“周边事态”是否包括台湾海峡和南中国海地区争端，但舆论都认定“周边事态”包括了这两个地区，而且桥本首相也有过此类声明。因而日美修订安保条约对日本来说本质上是其自太平洋战争以来“保卫”其“海上生命线”企图的继续。舆论一般把关注的焦点放在美日修订后的安保条约是否包括台湾海峡方面，但实际上，东南亚及南中国海航道与台湾海峡同为日本“海上生命线”的组成部分，在美日安保条约里同等重要，如果条约只包括后者而没有前者，则美日修订安保条约对日本来说其意义仅限于干涉中国内政，不具有保护“海上生命线”的含义。另一方面，日本在二战后的表现似乎接受了豪斯浩弗的建议，即“日本应与美国和平共处，这样可以促使美国巨人接受东南亚共荣圈”。由于日美结盟，日本在东南亚的发展未遇到美国的丝毫阻挠，付出的代价远小于发动另一场太平洋战争。事实也表明，日美关系发展顺利时，日本在东南亚便会安然无恙，反之，美国便会阻挠，这只要看看马汉的意见即可。马汉告诫说，日本以一个实力强大的野
心勃勃的国家的面貌出现之后，美国必须立即加强它在太平洋上的海军力量②，太平洋战争就是马汉告诫的应验。
加拿大 新印太战略虽然豪斯浩弗的“泛亚区”没有实现，日本也在二战中被彻底打败。但大国对东南亚的争夺并没有停止，二战结束后，英法荷在东南亚进行的短暂殖民战争的失败表明对东南亚的争夺已由殖民战争让位于两大阵营的斗争及其后续的美苏争霸，从而给南中国海赋予了新的地缘含义。
斯拜克曼虽不同意麦金德的“大陆心脏”理论，但他的“边缘地带”说与“大陆心脏”说的理论前提是一样的，即都着眼于陆权大国和海权大国的争夺。斯拜克曼认为地缘政治中最受重视的是那些处于边缘位置的国家。他说：“欧亚大陆的边缘地带处在大陆心脏地带和边缘海之间，必须看作是一个中间区域，在海上势力和陆上势力的冲突中，起着一个广泛缓冲地带的作用……它的水陆两面的性质是它的安全问题的基础，因此，欧亚大陆的边缘地带是各强国占领控制的核心地区”③。按此，南中国海地区正好处在边缘地带。其实，美国很早就重视东南亚作为“各强国占领控制的核心地区”的重要性。1898年美国获得菲律宾，但其本意不在东南亚，而是把东南亚作为进入亚洲大陆尤其是中国的前进基地，“美国攫夺菲律宾并不是意外的和非预谋的行动。它长期以来就对西太平洋有了越来越大的兴趣。……在中国很可能被瓜分的年代里，已经处于衰败的西班牙统治一
① 张孤山：《日本陆海空军国防观》，1937年版，第190页。转引自：万锋  沈才彬编：《日本近代史讲座》，
甘肃人民出版社，1987年9月，第182页
②[英]约翰·科斯特洛 著，王伟  夏海涛 等译：《太平洋战争》上册，东方出版社1985年8月，第22页
③刘从德：《地缘政治学——历史、方法与世界格局》，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43页
旦崩溃时，决不可让菲律宾落到他人手里”①。在领有菲律宾的第二年，美国即向瓜分中国的列强提出了“门户开放”政策，获得了成功，顺利进入中国，足可见占有南中国海在海权与陆权的争夺中的所具有的含义。二战后在两大阵营的斗争及美苏的争霸中，美国苦心经营《东南亚集体防务条约》、进行了30年越南战争以及在菲律宾的军事基地与苏联在越南的金兰湾基地隔着南中国海对峙无不表明这一点。“9·11”事件美国借反恐名义重返东南亚，“不仅有利于反对恐怖主义，而且有助于防止该地区的潜在的侵略者”，“为美国提供了重新实现东南亚地区权力平衡的机会”②，美国的着眼点仍在于抢占“边缘地带”。
冷战后时代，如斯拜克曼所说：“在国家的外交的政策中，地理为最基本因素，它是永恒不变的。”③所以，尽管东西方矛盾已消失，传统的地缘优势争夺仍是大国外交的重要内容，大国对战略要地和海上通道的关注也未有丝毫松懈。西方国家的政治家和政治学家在对冷战后的地缘政治的分析中并未脱离传统地缘政治学的窠臼，南中国海地理位置重要性时隐时现于他们的地缘政治分析中。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认为，冷战后世界新的地缘政治形势将变得日趋复杂，东南亚处在他所划分的世界可能出现的多极组
中的“不规则的穆斯林新月形区域组”，这个地区存在着尖锐的矛盾和冲突，居住其间的穆斯林“不佩服西方”，认为西方特别是美国“令人讨厌”④。在布热津斯基眼中，该区域的重要性是和“文明冲突”联系在一起的。各国文化背景不同、宗教信仰各异、各种语言和种族相伴而生、各国政局时有不稳。正是该地区政治情况的复杂，给世界与周边大国在该区域谋求政治、经济和文化影响提供了机会。
除海上航道外，空中航道在南中国海也具有特别的重要性。“空中航道”即“飞航情报区”（FIR ,Flight Information Region），指国际民航组织规定的“空中航道”（Air Route）。南中国海上空的民航“飞航导航”（AIR Navigation）以东经114o为界分东、西两区，东区为马尼拉飞航情报区，西区为胡志明飞航情报区，所有在南中国海上空飞行的飞行器都要接受这两区的导航服务。如果没有这两区的允许，就不能通过，或者要绕道而行。而且虽说是民航服务，但所有经过南中国海上空的飞行器都受这两个区的管制，因而军用飞行器也不例外，必须申请得到允许才能通行。
南中国海还是军事战略要地，由于南中国海海底地形极其复杂且海水极深，如果在南中国海有一艘核潜艇潜伏在深水中，就能抵消在菲律宾苏比克湾基地的美国第七舰队部署的大部分实力，并且能够控制半径为4000公里，包括世界1/3
①[英]D·G·E·霍尔 著，中山大学东南亚历史研究所译：《东南亚史》（上、下册），商务印书馆1982年
10月第1版，第870页
② Rommel.C.Banlaoi, The Role of Philippine- American Relations in the Global Campaign Against Terrorism: Implication For Regional Security. The paper prepared for presentation at th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Dialogue, Competition and Cooperation in Asia-Pacific Region after China’s Accession into WTO”,Organized by the Center for Aisa-Pacific Studies of the Zhongshan University, Guangzhou, China on 26-29 June 2002.
③纽先钟 著：《21世纪的战略前瞻》，第49页，转引自：傅梦孜 主编：《亚太战略场——世界主要力量的
发展与角逐》。时事出版社2002年3月，第10页
④ [美]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 著  潘嘉玢 刘瑞祥 译：《大失控与大混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
年7月，第222-223页
人口的地区……这个地区的水深使得几乎不可能侦察到潜艇，因此也就无法采取反击行动①。因而也就有了这样一种古老的地缘政治学命题：“控制南中国海的国家将控制东南亚”②，导致各国极为关注南中国海的地缘战略。
冷战后美国的东南亚的军事力量一度有所减少，但近年来却借各种名义又逐渐回到了原来的地方。所以，矛盾的变化、对手的转换并不能改变地理位置的重要性，从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到冷战后格局，矛盾从封建王朝与资本主义、资本主义之间到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已变换了几次，对手也从最初的西葡、英荷、英法转为冷战时的美苏，唯一不变的是“精心策划夺取和占据重要地理资产，如直布罗陀海峡、苏伊士运河或新加坡，……这种地理资产在帝国控制体系中起着关键的枢纽作用”③。
三、多种文明的交汇处
南中国海区域面积虽小，却是多种文明的交汇处。按亨廷顿划分文明的标准，南中国海区域主要文明就有两个，中华文明、伊斯兰文明。其中中国、新加坡、越南等属中华文明，泰国应该属于次文明的佛教文明；马来西亚、印尼、文莱则是典型的伊斯兰文明；菲律宾本身就是多种文明的聚合体，应是亨廷顿所谓的文明间的断裂带。不仅如此，随着国际政治与经济的发展，外部大国的力量与利益也延伸到南中国海区域，美国不用说，印度、日本、澳大利亚和俄罗斯也都在南中国海拥有重大利益。连远在西欧的大国在冷战结束以后也开始关注南中国海区域，1996年的亚欧首脑会议及其后续会议即是一个例证，虽名曰亚欧会议，但参加会议的亚洲国家除了日本、韩国外，其余全部是南中国海周边国家。可见，南中国海区域的文明景观如同亨廷顿眼中的世界文明景象图的袖珍版。
冷战后前苏联部分地区的民族冲突和南斯拉夫解体后各共和国之间的内战使人感到意识形态的冲突让位
于民族间的战争。但是，这种情况在南中国海区域不一定完全正确。该区域各国之间及国内的种族差别、宗教信仰、文化差异等不比巴尔干地区更小，但该地区并未巴尔干化，虽有骚乱，却没有出现像巴尔干地区那样的民族冲突与血腥战争。之所以如此，一是该地区没有种族冲突的历史传统，虽然曾发生过本地人反对甚至屠杀华人的现象，但这与殖民统治、经济动荡和各国政治派系的斗争有莫大的关系，与巴尔干及世界其他部分地区延续上千年大规模种族冲突有着根本的区别。二是该地区各国为缓和种族冲突作出了不懈的努力，及时疏导处理种族冲突事件，使之趋于解决。例如，马来西亚与新加坡，双方曾合并为一国，但由于国内华人和马来人种族冲突较为激烈，而且又引起邻国印尼的疑虑与对抗，双方领导人果断撤消合并，避免了种族冲突与国家间的对抗。此外，该地区领导人富于合作精神，1967年成立的东盟为该地区各国的和
①[英]金·戈登-贝茨：《在亚洲，问题成堆的海洋》，载伦敦《南方》月刊1988年6月号
② 《“南中国海问题”是东南亚最大的焦点，南沙岛中越海战是前兆》，载日本《时事解说》1988年4月
15日
③ [美]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 著，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译：《大棋局》，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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