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药品开发成本和经营风险的增加，药品开发已经放慢。制药业加速开发各种新方法，以减少开发成本和经营风险。现代制药业将向发展中国家扩展，制药业的全球化将不可避免。
  制药业面临的严峻形势
  开发一种新药已日益具有挑战性。开发新分子药物将导致制药成本激增。这与开发风险和临床实验的不确定性有关。药品开发从发现阶段开始或从基本实验室的“实验台”研究和动物研究开始，然后进入开发或商品化阶段——临床实验。估计将NME推向市场的成本现在已高达17亿美元，而上世纪90年代后期大约为11亿美元。
  自1997年以来，由于成本的增加已导致制药／生物技术公司向全球药品管理机构提交的新药申请量连续下降。一些公司正在开发投资回报率高、市场大和有竞争力的产品。这些产品与先前的产品相比改进较少，只是更新了专利保护期。这有点像在洗净的盒子上贴上一个“新的!改进的!”标签。结果，某些药物，像公共卫生所需要的药物、预防物、稀有药物和在第三世界使用的一些药物没有得到开发。
  开发阶段(临床实验)成本不断上升，是由于高技术实验室、放射医学、实验中的病理学成份、临床实验诊所的较高收费和管理机构要求更多实验。由于从研究阶段收集的数据预测其功效的困难，这些实验也有较高的失败率。结果，具有潜力的很多药品太早地被放弃或从未进入临床实验。受到严重打击的公司是那些新涌现的小公司，它们在目前市场上还没有产品、要开发出自大学实验室的产品。
加拿大 新印太战略  很显然，新候选药品的失败率远高于新飞机和新桥梁的失败率。这是因为飞机和桥梁是根据已知的物理定律建造的，而制药研究依赖的所有定律来自基因组学和蛋白质组学的新科学。有时可能知道哪些病人适应哪些药物和哪些病人对哪些药物会出现副作用，这些信息将减少开发阶段的风险。我们需要在药品开发中减少风险和不确定性，以便在开发中吸引更多投资。
  药品研发模式的多样化
  药品研究和开发将受到像全球化、发展中国家较低经营成本、人口老龄化和人口增长缓慢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对药品研发最重要的影响因素有：
  ·全球制药业的规章；
  ·基本医疗研究的进步；
  ·西方国家科学家短缺；
  ·发展中国家受过良好培训的科学家和医生数量；
  ·药品开发的高成本；
  ·支持医药产业的投资者；
  ·专利法；
  ·公共机构(像国立卫生院(NIH))研究支出的不确定性。
  新的驱动因素正在涌现，这可以帮助降低投资风险或确保一些获利较少的药品的开发。
在2004年推荐给美国众议院的一个议案——《自由市场药品法案》将基本上要求NIH决定应开发哪些药品并为开发这些药品的大学或制药公司提供公共资助。美国政府将保持新药品的专利，而新药品开始将是非专利产品。制药公司仍然可以开发自己的药品，但是这些公司必须与依靠公共资助开发的低成本药品竞争。
  另外在像印度和中国这些国家中具有研发技能的科学家和医生中，全球化倾向已经增强。许多在美国、加拿大和英国培训过的科学家和医生，现在已回到国内，正在本国参加药物的研发。
  《财富》选出的200家大制药公司不再依靠自己的实验室提供备选的新药品，取而代之的是它们与新涌现的小公司结成伙伴。大公司为研究和开发提供资金，小公司从事新药开发。如果产品进入市场，大公司拥有药品定价权。然而，这些小公司已经发现风险资本家和公共市场参与的兴趣比以前下降，这是由于药品开发周期过长所致。
  称为NRDO的一种新型公司——“无研究，只开发”的公司——已经出现。利用一帮风险资本家或某些个
体投资者像私人医生所提供的最少的投资，NRDO为大学发现的一种特殊疾病制造大约一种特殊化合物。NRDO只完成一两个小的实验就开始开发过程。如果实验成功，该公司将技术卖给大公司用于进一步开发。如果试验不成功，该公司就消亡，也没有大的损失。但是如果成功了，对NRDO、投资者和接管产品的大制药公司来说，它是一个成功的战略。
  制药公司经常发现，它们没有合适的人才适应所有药品的开发，因此称为“合同研究组织”(CRO)的新行业在上世纪80年代开始并在90年代达到成熟。CRO被相同类型的临床研究专业机构像制药公司所雇用。它们签订合同，将药品带入开发阶段，有时作为全承包服务，但是大多数情况是CRO与制药公司合作开发。
  在今后10年里，一种新的“临床培育室”(CN)行业将出现。它与CRO相似，CN与风险资本家签订合同，风险资本家们组成一个公司并拥有知识产权，但将不雇用任何职员或建实验室和办公楼。CN将进行早期实验，如果在第Ⅱ阶段实验(早期功效实验)有令人满意的结果，则风险资本家组成一个真正公司——聘用官员和经理，制订计划，租用或建办公室等。CN可以同时为几家投资公司实验100个以上的候选药品。一般一个风险投资公司仅需要在CN确定一个候选药品(NME)。这将减少投资者之间早期阶段的不可避免的摩擦。
  制药业将向第三世界国家扩展
  直到2015年，《财富》选定的200家大制药公司的大多数可能支持在美国的少数研究实验室。以美国为基地的制药公
司将集中在临床开发和来自全球小公司内部认可的NME。虽然它们将支持像中国和印度这些国家的研究实验室，但将很少依靠用于NME研究的研究实验室。
  印度和中国的制药研发将发生引人注目的变化，在那里有受过良好培训的科学技术队伍，并且生活费用和经营成本都较低。在印度和中国，临床实验病人注册过程预期也比西方国家快。
  研发增长的一个好处是，印度和中国将坚持一旦新药品在美国得到批准，这些国家的人民也可以利用。这意味着那些制药公司必须在这些国家建基础设施以支持这些药品的开发和配送。在某种程度上，印度和中国也将坚持要那些制药公司在它们国内制造药品。这种初步的联合将使印度和中国的传统医药渗透到西方。然而，到2025年，印度和中国将开始看起来更像西方国家，至少在某些高技术领域。并且随着这些国家的购买力转向填补世界医药市场的需求，其临床研究成本将增加，这些国家对传统西药的采用将增加。
  与印度和中国有相似情况的潜在国家和地区有韩国、台湾和俄罗斯，它们将遵循印度和中国的模式，但落后大约10年。
  到2040年，制药业将向具有大量熟练科学劳动力的其他发展中国家转移。随着中东国家民主进程加快和对石油需求的下降，这些国家可能表现出对促进制药业发展的兴趣。
  制药业的全球化及其目标
  到2010年，对于NIH和全球类似的政府研究机构来说，如果它们组成政府和产业研究实验室的联合体，很显然在基因组学和蛋白质组学方面的研究速度将加快。这种合作将是在基础科学水平(什么基因控制什么病)上和药物水平(什么NME可控制关键基因)上合作。一旦这些问题得到解答，制药公司就能完成药品的开发。联合体将掌握专利，当产品进入市场时，没有参加药品开发的公司仍然要支付专利使用费。
  政府实验室可能仍坚持“支持开发市场小和开发风险大的稀有药品和其他药品”。到2015年，NIH和其他国家的政府实验室将按照国际上列出的优先顺序表，进行有针对性的药品研究和开发。
  最终，对于某些疾病的满意效果将在早期的功效实验中出现。在这时，政府实验室的联合体将允许世界上任何地方的任何制药公司完成全球认可的临床实验。对很多罕见的疾病，不需要很多制药公司参与，因为其医疗市场很小。某个公司或最终将该药品投入市场的几个公司，通常会发现这种药品是盈利的，因为大部分开发成本由政府联合体承担，该联合体持有专利并收取专利使用费。
  在全球化的制药业中，制药公司的科学家通常与其他国家的公司伙伴讨论
临床开发计划。今后10年，我们将在各药品管理机构中看到一个类似的现象，管理机构的规章来自几个国家，看到的可能是在讨论药品批准计划的相同文件。几个国家在同一天批准一种药品将成为可能。
  大约到2030年，我们将看到针对病人基因组的个性化药品。这些药将是安全而有效的，但是由于个性化，药品市场较小。一致性和共享的概念将是重要的。最终，为各种疾病开发药品将像建造一架飞机或一座桥梁那样容易。到那时，重点将是药品的高效加工和配送，而不是研究和开发。那时对于相同的疾病的将有更多的竞争，并且在2阻0年实现《自由市场药品法》的目标之一——所有药品从一开始就是非专利品。
  制药公司可能发现，在这些设想下会获利很少或增长机会有限。如果是这样，这些公司可以使产品多样化，重新进入20世纪末已放弃的产业，像美容剂、兽药、临床实验室和工业及农业用化学品。
  在今后35年，在药品开发方面的创新是通过市场力量而不是立法实现的。这种创新最终确立的新生物学原理就像物理定律作为工程师的基础那样作为药品开发者的基础。这些原理将使我们能用设计飞机和桥梁的相同精度设计药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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