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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传播视域下
中国国际话语权的逆袭路径探析
阴胡羽佳
摘要：根据美国学者约瑟夫·奈的定义，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可以被划分为软实力和硬实力两个部分。而
作为衡量国家软实力的重要指标，国际话语权的强弱同样反映了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这也就意味着，想要全方位提升一个国家的国力与影响力，对于其国际话语权的关注必不可少。文章着眼中国的国际话语权，结合本国及国际大环境探讨了中国提升国际话语权的必要性和急迫性。基于这一了解，文章进一步联系全球传播时代的核心特征，为中国国际话语权的提升指出了两条可行路径，即以调动多元传播主体和生产多样化传播内容相结合，实现对外传播正向效果的最大化。
关键词：全球化国际话语权国家软实力
统观全球化发展的各个阶段，无论在经济、政治抑或文化与信息秩序上，都无一例外地出现了不均衡与不对等，具有更为强劲硬实力的发达国家，不仅凭借已有优势，在经济和政治博弈中长期居于领先地位，还在世界范围内主导着信息传播秩序，甚至建立起文化霸权。发展中国家则扮演着“被动受益者”角，全球化带给它们的挑战之多并不亚于机遇，艰巨的挑战不仅体现在它们于全球产业链中难以摆脱的低端位置，还显露于其弱势的国际话语权与软实力困境。
随着经济水平的飞速提升，对于当下的中国来说，软实力困境已经跃升成为亟待解决的首要问题。而在对外传播领域，探讨如何打造与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地位相匹配的强势国际话语权，以此促进中国国家软实力的整体提升，也显得尤为重要。本文就将从这一问题出发，探讨中国在全球化时代实现国际话语权逆袭的紧迫性以及可行性路径。
全球化的内涵与现状
根据社会学家吉登斯给出的定义，全球化指的是“某个场所发生的事物受到遥远地方发生的事物的制约和影响，或者反过来，某个场所发生的事物对遥远地方发生的事物具有指向意义”。具体来说，在当代社会，吉登斯所言的这种突破时空的制约与影响，可以从经济、政治、文化三个层面有所感知。在经济层面上，国家间的经济贸易互动往来日益频繁，在政治维度上，超国家组织的重要性愈加凸显，一国的政策变化很可能产生更为宏观的影响。而在文化领域，原本具有地域性的民族文化走向世界舞台，文化间的差异性也日渐消弭。
然而，现如今的全球化并不具备真正意义上的普惠性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政治、经济、文化实力等层面上的悬殊差距，直接导致了它们在全球化红利分配上的鸿沟。针对这
一现状，阿明的依附理论依旧有其价值，即将世界上的国家分为经济发达的中心国家和相对落后的边陲国家，进入后殖民地时代，一些边陲国家虽取得了政治上的独立，却依然在经济、文化等层面上难逃中心国家的控制。由此观之，当今的全球化并非真正意义上世界各国的互利共赢，实为个别国家主导下非平等的互动。
互联网时代下的世界信息传播秩序与中国的国际话语权
在传播学的研究范畴内，与不均衡的全球化相对应的是不平等的世界信息秩序。换句话说，发展中国家受限于对发达国家的信息依附之中——
—作为信息富有国的发达国家通过新闻产品、文化产品源源不断地向发展中国家输出信息，而作为信息贫困国的发展中国家则只能保持缄默，被动接收信息供给。
不均衡的信息秩序不仅会影响新闻、信息接受的准确度、真实性，还会进一步影响到信息贫困国的国际话语权，并在潜移默化中对其国际地位乃至国家主权产生消极影响。进入Web2.0时代，这样不对等的信息秩序并没有因为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与普及被打破，而是在数字鸿沟的加剧中更加凸显。由于经济、技术上的优势，发达国家在网络技术的普及程度上也远超发展中国家，对信息技术悬殊的掌握程度将二者分隔开来，甚至出现了信息传播领域的马太效应。因此，探索打破不均衡信息秩序的路径对于互联网时代的发展中国家而言已经变得更为迫切。
这样的急迫性对于我国而言尤为明显，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实力取得了迅猛发展，以张维为为代表的学者认为，在经济的层面上，中国已然突破了二元对立的依附体系，成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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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区别于中心国家和边陲国家的独立角。然而，中国国际话语权的提升却始终远远滞后于其飞速提升的经济实力。统观近期的热点事件，无论是中美贸易摩擦、香港问题、新疆人权法案问题抑或新冠肺炎疫情中西方对于中国的污名化，无一不显示出西方话语对中国居心叵测的抹黑。而西方话语的强劲攻势，不仅佐证了信息秩序的不平衡现状，更提醒着我们提升对外传播能力、实现话语权的逆袭已经迫在眉睫。
提升中国话语权的官方探索
自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政府对国际话语权日益重视，并将其上升到国家战略和整体外交层面。尤其在2013年“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中国官方话语对于提升国际话语权做了多样化的探索与尝试。例如，我国国家领导人在对外进行访问时，有意识地在当地主流媒体发声。2017年6月，习近平主席赴哈萨克斯坦进行国事访问期间，在《哈萨克斯坦真理报》发表题为《为中哈关系插上梦想的翅膀》的署名文章。这样的方式有利于减少对外传播中的信息损耗，直接明了地将中国声音带给他国受众。
此外，中国外交部发言人也在国际传播中持续发力。近期，外交部发言人积极发声，争取在西方话语发起攻势的初期就对中国的立场和观点进行阐释，以求在最大程度上减少误解、谣言的出现，从而扭转以往的失语状态。传统媒体在“讲好中国故事”中的探索也值得关注———在国际传播中，主流媒体开始更多的尝试用自己的话语解读一些国际社会关注的本国事件，从而打破一些滋生于西方话语的猜忌和谣言。例如，在美国众议院颁布“2019维吾尔族人权法案”后，CGTN 制作了纪录片《中国新疆，反恐前沿》。纪录片以英语为旁白，配有英文字幕，并且在YouTube 等国外视频网站上线。在影片内容上，纪录片首次披露了一些先前不对外公开的震撼画面，使得受众可以更加直观了解在新疆发生过的恐怖主义事件的真相，从而更进一步了解新疆反恐的急迫性。
全球传播时代提升国际话语权的新探索
官方话语的探索对提升国际话语权固然重要，但是仅凭其一己之力却很难实现对现存信息秩序、话语权体系的逆转。这当中的原因是复杂的，而最为核心的一点则是，在西方话语的漫长垄断历史之中，其对中国官方话语建构的刻板印象早已深入人心。在众多西方受众的眼中，中国的官方话语有着一副板正、严肃的面孔，无论是主流媒体、发言人，还是政府官员都秉持着相似的外交辞令，在面对外交事务时谨慎、中庸地发声。很多西方受众对于中国的官方话语甚至建构起一种本能的排斥，对所有来源标注为中国官方的信息拒之门外，不予接
受。基于官方话语的这一困局，本文认为，为实现中国国际话语权的提升，我国在对外传播中应当调动更为多元的传播主体，并且积极生产更为丰富的内容。
多元化主体发出中国声音。首先，在当下的全球传播时代，我国应该更加重视个人传播的影响力。一方面，在对外传播中，可以积极调动意见领袖的声音，让其具有个人传播彩的言论代替官方话语发声。例如，在中美贸易摩擦期间，CGTN 的主持人刘欣，接受美国前福克斯电视台主持人翠西·里根的邀约，在其节目中与其就中美贸易摩擦相关议题展开辩论。两位各具个性的女主播之间的辩论，使得“中美贸易摩擦”这一硬性话题具有了强烈的个性化彩，而作为一个普通中国女性，刘欣的话语比中国传统媒体以往的官方话语更能够直抵美国受众。
另一方面，在全球传播的时代，每一个受众的声音都值得被重视。社交媒体时代是“人人都有麦克风”的时代，作为“产消者”的公众不仅能消费信息，更能自觉生产信息、就热点问题各抒己见。2019年的“香港问题”事件中，“饭圈女孩”和“帝吧”相继出征，在国外社交媒体平台上表达了自己爱国、反对港独的立场。在这样的事件中，个体受众的声音具有了全球传播的价值，对于中国话语的对外传播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而鉴于用户生成内容在全球传播中重要性的提升，对个体声音进行引导也成了值得思考的问题。近年来，我国的传统媒体在对内传播上，已经有了一些值得肯定的尝试。例如，新闻联播推出了一档名为
《主播说联播》的短视频栏目。在这一栏目中，每期都有一位央视主播针对热点问题，表达自己的看法。这种更具趣味性、个性化的表达方式使这一栏目吸引到更多的年轻受众，帮助其建构起关于国家事务、国际事件的基础认知。此外，东方卫视的思想政论节目《这就是中国》也可被视为对内传播的典型案例。在这一节目中，复旦大学智库的学者张维为对一系列新近政治话题进行解读，并对现场观众提出的时政相关问题进行解答。节目中，张维为循循善诱、简单明了的解读，帮助广大受众进一步建立起政治意识、政治敏感性以及“四个自信”。笔者认为，着力打造此类节目，从而让对内传播助力于对外传播，让公众在充分了解本国国情、国际事务的基础之上进行积极的全球传播，对于中国国际话语权的提升而言相当重要。
多样化内容讲出中国故事。传播内容的多样化探索对于中国国际话语权的提升同样重要。在这一点上，我国的主流媒体及自媒体也已作出值得肯定的努力。例如，2019年年初上映的电影《流浪地球》，在内地创下票房传奇之后，于北美等海外市场也取得了不俗的成绩。这一方面归功于其精良的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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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段与大部头制作，另一方面则与其中蕴含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价值观密不可分。长期以来，中国电影往往着眼于家国情怀与民族情感，对于全人类命题鲜有涉及，而《流浪地球》则以科幻灾难片的形式，突破性地表现了中国电影乃至中华民族的全球意识，将近年来我国所倡导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带进海外受众的视野。
而美食博主李子柒在海外社交媒体平台上的走红更是值得一提。2019年，李子柒所制作的展现中国乡土生活的视频获取了大量海外受众的关注，其传播度最广的视频收获了近两千万点击率。这些视频不仅包括一些民间美食的制作过程，也有对制榫卯、弹棉花被这样民间工艺的展现。生动唯美的画面、配乐，以及少而精炼的文字描述，在很大程度上减少了中国传统文化在对外传播中的文化折扣。这样
独具中国特的用户生成内容，即便不能直接作用于我国的国际话语权，也能够通过营造海外受众对于中华文化的亲切感，一定程度上提升他们对于中国话语的倾听意识与接受能力。
结语
目前，对于已然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而言，大力提升软实力成为了亟待解决的命题。基于这一命题，本文提出了提升我国对外传播能力的两条具体路径：传播主体的多样化以及传播内容的丰富化路径。具体来说，在对外传播中，需要多元主体的互动协作，即充分调动官方话语、意见领袖以及普通用户，合力向外界传递出“中国声音”。此外，中国媒体还需在传播内容上下足功夫，以具有文化内蕴的电影、电视节目，乃至用户生成内容代替枯燥单一的政治内容，从而降低文化折扣与受众的排异心理，实现传播效果的最大化。
打破西方国家的话语霸权，实现中国话语权的逆袭远非一日之功。以一己之力对抗西方用早已抢注的诸如“民主”“自由”等词汇为我们建构起的刻板印象也绝非易事。然而，我们无论如何都需明白，今天的中国比过去的任何时候都急需在突破话语屏障上奋力而为。这不仅是因为国际话语权与综合国力的紧密关系，还因为我们正处在不容忽视的机遇之中。这个机遇一方面来自于我们所处的全球传播时代，用户的作用在这一时代可以被充分调动起来，官方话语不必再势单力薄的对外发声，而是获得了民间话语和意见领袖的助力。而另一方面，飞速发展的中国现在正处在全球受众前所未有的广泛关注之中。
当一些突发事件出现，无论是香港问题、新疆维吾尔人权问题，又或是新冠肺炎疫情，它们在带来危机和困难的同时，也创造了对外传播的绝佳时机。我们要善于转危为机，抓住每一次让世界关注的机会，充分发出掷地有声的中国声音，击碎那些站不住脚的抹黑与质疑。(作者单位：太原师范
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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