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研究
本栏目责任编辑：梁书
杨宪益夫妇的翻译适应与选择——以鲁迅小说《祝福》英译本为例
苏培丹
（北京师范大学外国语言文学学院，北京100875）
摘要：该研究以杨宪益夫妇对鲁迅小说《祝福》的英文翻译为实例，以翻译适应选择论为理论指导，逐个解读译者如何在语
言维、文化维、交际维三个方面做出科学合理的适应性选择转换。该研究期望通过文本细读、管中窥豹，从中提炼出值得借鉴的翻译原则、策略或方法助力未来中国文学“译出”实践。关键词：杨宪益夫妇；《祝福》英译；翻译适应选择论；“三维”转换中图分类号：H0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039(2019)16-0063-03
1前言
杨宪益与戴乃迭夫妇是我国二十世纪通过译介向世界介绍中国文学、传播中华文化重要的翻译家之一。自二人于20世纪30年代在英国相识相知开始，这对夫妇共合作翻译了从先秦文学至中国现当代文学近200部、逾1000万字的书籍作品，被誉为“翻译了整个中国的人”。在其众多翻译著作中，杨宪益最钟爱、也自认为最有分量的作品是现代中国重要的作家及思想家鲁迅先生的四卷本选集。鲁迅的作品不仅在数量上高居杨宪益夫妇翻译作品的榜首，也对其翻译实践、著书立说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杨宪益夫妇心中占有特殊的地位。
在翻译鲁迅小说方面，1954年，杨宪益、戴乃迭夫妇合译的《鲁迅小说选》首次由外文出版社出版，主要选译了《呐喊》《彷徨》和《故事新编》中的13篇作品。1961年，杨译《故事新编》单行本推出；1981年，《呐喊》《彷徨》单行本相继出版；至此杨宪益夫妇完成了对鲁迅33部小说的翻译工作。此后数十年间，这些单行本和小说集屡次再版重印，并有英文版、中英对照版、插图版等多种形式，在海内外广泛传播，有力地推动了鲁迅作品走进西方视野和世界舞台。
杨、戴翻译的鲁迅作品在英语世界也引发了持续关注。杨宪益夫妇的英译本不仅被牛津大学、美国印第安纳大学、英国企鹅公司等多家知名出版社相继收录、刊行，更在20世纪后期一度成为海外教学和学术
研究中选用的鲁迅文学唯一英译本，足以见得杨译本在英语国家的影响力之大和接受度之广。
对于翻译鲁迅文学，杨宪益夫妇取得的如此成功其实并非偶然，因为他们自始至终都是鲁迅其人的忠实读者和鲁迅文学的深入研究者。在中国所有的现代文学家中，杨宪益最欣赏鲁迅，因而“他对鲁迅的作品非常熟悉，对作品的整体思想和语言特点理解精熟、到位，因此他在翻译实践中体现出来的语言、修辞和文化转化也相当准确，对于源语文本的跨文化话语体系构建也因此更具可信度”（辛红娟，马孝幸，吴迪龙，2018:223）。中国鲁迅研究会副会长黄乔生教授也认为杨宪益具有“对中国文化、中国历史尤其是近现代史的广博知识”，是翻译鲁迅作品“最合适不过”的人选（黄乔生，2010:15）。杨宪益夫妇对翻译鲁迅文学的热忱和适宜，从翻译适应选择论的视角来看即译者对翻译生态环境的适应与选择。其中，翻译生态环境是制约译者最佳适应和优化选择的多种因素集合，是包括原文与译作、语言与文化、译者与读者等的联合整体。在某种意义上，鲁迅文学杨译本的成功正是鲁迅文学作品作为典型翻译生态环境
和杨宪益夫妇作为译者间双向适应与选择的结果，同时也是译作读者为要素的翻译生态环境对杨宪益夫妇译本的优化选择、汰弱留强。基于这一点，本文旨在以翻译适应选择论为指导，以鲁迅小说《祝福》的杨译本为具体实例展开文本细读，深入剖析杨宪益夫妇翻译鲁迅作品时在语言维、文化维、交际维的适应与选择，以期从中提炼出代表性的、可操作的、兼具中国文化底蕴和国际认可度、影响力的翻译方法以资借鉴。
2翻译适应选择论概述
翻译适应选择论是胡庚申（2004）对达尔文生物进化论的翻译学运用和创新。该理论基于人类翻译活动和自然法则的关联性和共通性，借用了进化论中“自然选择”“适者生存”的生态原理，用以解释翻译学中大量的“适应/选择”、“保留/淘汰”现象。翻译适应选择论以译者为中心视角考察整个翻译过程，认为翻译是译者适应和译者选择的交替循环过程：既要求译者对以原文为典型要件的翻译生态环境的“适应”，也要求以译者为典型要件的翻译生态环境对译文的“选择”。对于译者而言，最好的适应是“选择性适应”，最好的选择是“适应性选择”，而最好的译文则是具有高“整合适应选择度”的译文。在适应与选择的循环交替之间，译者的中心连接作用和主导地位得到凸显，一方面，译者行为可以为翻译本质、过程、标准、原则和方法提供新的描述依据和解读视角；另一方面，译者的适应与选择行为也有理可依、有据可循，有助于译者科学理性地开展翻译工作。
翻译适应选择论的创新之处还在于其系统性地阐明了译者如何主导翻译活动。在翻译实践的微观操作层面，翻译适应转换论提出了“三维”转换方法，即在选择性适应与适应性选择的原则下，相对集中地对原文从语言维、文化维和交际维三方面进行适应性选择转换，即适应性、选择性地保留或淘汰某些语言、文化、交际要素，目的是求得整合适应选择度最高的译文。作为一种新的研究范式，翻译适应选择论对文学文本的翻译实践也有着较强的解释力和可操作性。在翻译适应选择论的指导下，本文拟聚焦于著名翻译家杨宪益夫妇的译者主导性，对其在鲁迅小说《祝福》英译过程中的“三维”转换进行逐个分析。
3杨译《祝福》的“三维”转换实例
《祝福》是鲁迅小说的代表作之一，在杨宪益夫妇首次翻译出版《鲁迅小说选》时就已收录。该作品创作于1924年，叙写
收稿日期：2019-01-23修回日期：2019-02-27
作者简介：苏培丹（1995—），女，河北怀来人，北京师范大学外国语言文学学院，硕士，研究方向为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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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一个离开故乡的知识分子“我”在旧历年底回到故乡后寄寓在本家四叔（鲁四老爷）家里准备过“祝福”时，见证了四叔家先前的女仆祥林嫂猝死悲剧的故事。小说根植于辛亥革命之后的历史背景下，深刻描绘了封建势力和封建思想对劳动人民根深蒂固的钳制和对劳动女性残酷无情的迫害，揭示了封建礼教吃人的本质。作为一部极具民俗彩的文学作品，《祝福》无论在语言、文化抑或交际方面都带有深厚
的中国历史文化烙印；若想在翻译时弥补语言文化差异、更好地融入译语的翻译生态环境，需要译者适时做出灵活而多维的适应性转换。接下来笔者拟结合具体实例，具体分析杨宪益夫妇的适应与选择。3.1语言维的适应性选择转换
所谓“语言维”，即译者关注原文、译语语言形式间差异，并在语音、词汇、句法、篇章、修辞等不同方面、不同层次作适应性选择转换。翻译作为一种语码转换活动，要求选用合适的语句尽可能准确再现原作意义，语言维的适应性选择转换便是翻译成功的基本要素。对于杨宪益夫妇的语言维转换，本文从词汇和句法层面各举一隅以观其妙。
（1）词汇层面原文：我很悚然，一见她的眼钉着我的，背上也就遭了芒刺一般。（《鲁迅小说选》，186）
译文：My flesh crept.The way she had fixed me with her eyes made a shiver run down my spine.(Selected Stories of Lu Xun ,186)
语言模式决定人的思维模式，不同的语言表达塑造了人类不同的世界观。在中国语言文化中，“悚然”一词出自《三国演义》：“朵思见之，毛发耸然”，指极度惶恐害怕以致毛发悚立的样子，而“芒刺”则是一个古代汉语常用词汇，本意草木茎叶、果壳上的小刺，如杜甫诗云：“芒刺在我眼，焉能待高秋”，也引申为言辞尖刻或指隐患。“悚然”和“芒刺”两词言简意赅，都是中国特定社会环境所催生的语言，在英语中难
以到完全对等的词汇。对此，杨宪益夫妇积极做出适应性选择转换：以英语中更地道常用的“creep ”（起鸡皮疙瘩）代替“悚然”，以“shiver ”（战栗的身体反应）代替“遭了芒刺”的感觉，虽然在概念意义上失去了中华底蕴，却能使西方读者更容易理解并感同身受，传达了同样丰富的内涵意义，译文读者体验更佳。
（2）句法层面原文：这是鲁镇年终的大典，致敬尽礼，迎接福神，拜求来年一年中的好运气的。（《鲁迅小说选》，182）
译文：This is the great end-of-year ceremony in Luzhen,dur⁃ing which a reverent and splendid welcome is given to the God of Fortune so that he will send good luck for the coming year.(Select⁃ed Stories of Lu Xun ,182)
汉语与英语一属汉藏语系一属于印欧语系，两者在句法层面存在很多不同之处：汉语是主题突出型语言，语句间多为并列结构，不强调前后句间逻辑关系的衔接，也没有严格的语法标准，侧重于传达语义；而英语是主语突出型语言，多以严谨的从属结构组织语言，力求逻辑清晰完整、表达科学。在汉英互译中，认识到两种语言间差异并适时做出转换至关重要。在例句中，汉语并列而分散的四个分局句通过英文短语“during which ”和“so that ”串联起来，各句间相互衔接，句间的时间关联和因果关系更加凸显。同时为符合英文强调主语的表达习惯，汉语中常见的无主语句也被转换为英文常用的被动句，是适应和融入了译语语言环境的表现。3.2文化维的适应性选择转换
语言承载着文化，翻译活动也是一种“文化转换”活动。在文化维层面上，要求“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关注双语文化内涵的传递与阐释，关注源语文化和译语文化在性质和内容上存在的差异，避免从译语文化观点出发曲解原文”（胡庚申，2004：136）。在源语和译语的适应选择之间，译者必然触及两种文化语境中社会风俗、历史宗教或价值思维的差异与代沟，因而准确传达语言的文化内涵也是译者的任务之一。
中英文化有着截然不同的思想基础和价值取向：中国文化重宗法等级、重伦理道德，具有深厚的儒释道思想基础；而英语文化崇尚个人主义、自由平等，往往带有基督教彩。不同的文化背景催生不同的语言词汇，在翻译时常遭遇“词汇空缺”的情况。《祝福》一文中蕴含着大量的中国传统文化词汇，涉及古代科举制度、民间婚丧习俗、祭祀礼仪、传统孝道等，如“老监生”“朱拓的‘寿’字”“陈抟老祖”“无常”（李佳，2007）。对于杨宪益夫妇对这些词在文化维的适应选择转换方式，且观以下两例。
（1）题目“祝福”的翻译在小说中，“祝福”既不是“best wishes ”，也不是简单的“blessing ”。“祝福”本是旧时中国民间广泛迷信的一种祭祀活动，在旧历年底，家家户户烹肉煮酒，拜祭福神，祈求好运。鲁迅以《祝福》为题，一方面是将“祝福”作为线索贯穿全文，小说始于“祝福”又终于“祝福”，构成了小说重要的时间节点和背景环境；另一方面，将祥林嫂的遭遇与“祝福”紧密联系在一起，一悲一喜，一冷清一热闹，形成巨大反差，更突出了封建礼教吃人的主题。因而“祝福”一词在原文中既有其文化内涵，又有特定的语境含义，若能做恰当准确的翻译将收到画龙点睛之效。在这种情况下，杨宪益夫妇在充分理解原文的基础上，选择了侧重“祝福”的文化本质并将其转换为“The New-Year Sacrifice ”，适应了读者对融入
故事背景、理解故事情节的需求。其中，“sacrifice ”也具有和原文类似的多重意义：既和文中多次提及的祭神典礼相呼应，是重要的关键词之一，同时也有祭品、供品之意，暗示了祥林嫂在“祝福”时死去献祭天神的悲惨命运，一语双关，是翻译转换的佳例。
（2）“阿弥陀佛”的翻译“阿弥陀佛”是梵文Amitabha 的音译，本指西方极乐世界中最大的佛，在中国古代长期的社会交往中被大众广泛使用，逐渐演化为祈求保佑、感谢神灵或表示忏悔的赞叹语、祈使语。在《祝福》中卫老婆子说“他们一不小心，一松手，阿呀，阿弥陀佛，她就一头撞在香案角上，头上碰了一个大窟窿……”，杨宪益夫妇将其翻译为“Gracious Buddha ”。刘锦晖（2011）曾对比过《红楼梦》杨宪益版本与霍克斯版本中“阿弥陀佛”的翻译策略，发现霍译多采用归化译法，将阿弥陀佛与基督上帝的地位等同起来，译为“God bless my soul ”“Holy Name ”或“Thank the Lord ”等；而杨宪益更忠实于原文文化语境，多译为“Amida Bud⁃dha ”或“Gracious Buddha ”。其中，gracious 是英语旧时的感叹词之一，表示“天哪，啊呀”，既传达出其感叹语义，又通过其年代感表现出说话人的迂腐守旧；而Buddha 一词的使用保留了原文中佛的意向，保有东方文化底蕴。从翻译适应选择论视角来看，gracious 是对译语文化的适应，而Buddha 是保留源语文化的选择，两词融合一体，既是适应又有选择，是文化维翻译转换的有益尝试。
3.3交际维的适应性选择转换
翻译过程中交际维的适应性选择转换是指译者在对语言信息和文化内涵的转换之外，“把选择转换的侧重点放在交际的层面上，关注原文中的交际意图是否在译文中得到体现”（胡庚申，2004:138），力求译作对读者产生的效果等同于原作。对于《祝福》一文而言，作者最大的交际意图莫过于揭露封建迷信势力的黑暗和残酷；为实现这一交际目的、突显小说主题，鲁迅在其简洁凝练的语言中使用了大量的反讽修辞，表面上是在描写祥林嫂个人的悲惨命运，实则反映了封建礼教像毒瘤般对劳动人民普遍的钳制和迫害——无论是鲁四老爷、柳妈还是鲁镇上的人都既是封建思想的受害者也是对祥林嫂的施害人。从交际维的翻译策略来看，杨宪益夫妇对鲁迅惯用的反讽手法同样做出适应性选择转换，且看以下两例：
（1）例一原文：“说不清”是一句极有用的话。不更事的勇敢少年，往往敢于给人解决疑问，选定医生，万一结果不佳，大抵反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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怨府，然而一用这说不清来作结束，便事事逍遥自在了。（《鲁迅小说选》，190）
译文：Bold inexperienced youngsters often take it up on them⁃selves to solve problems or choose doctors for other people,and if by any chance things turn out badly they may well be held to blame;but by concluding their advice with this evasive expression they achieve blissful immunity from reproach.(Selected Stories of Lu Xun ,190)
在这段话中，鲁迅借“说不清”三个字暗示“我”在面对祥林嫂的悲剧时选择了逃避现实和推脱责任，并讽刺以“我”为代表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软弱性，其中“不更事的勇敢少年”和“事事逍遥自在”是反语修辞的关键词。对此，杨宪益夫妇一是保留了“不更事”与“勇敢”的搭配，转换为“bold inexperienced youngsters ”，表明其鲁莽无知的特点，再加以take it up on them⁃selves 生动地勾勒出其好大喜功却避重就轻的两面性，句子的讽刺意味得到彰显。二是将“逍遥自在”译为“blissful immunity from reproach ”，以极度喜悦“blissful ”表达“逍遥”之义，同时适应性地增加了原文所没有的“immunity ”构成英文的反讽隐喻，讽刺意味同样突出，再次实现了原文的交际意图。
（2）例二原文：她未必知道她的悲哀经大家咀嚼赏鉴了许多天，早已成为渣滓，只值得厌烦和唾弃。（《鲁迅小说选》，222）
译文：She may not have realized that her tragedy,after being generally savoured for so many days,ha
d long since grown so stale that it now aroused only revulsion and disgust.(Selected Stories of Lu Xun ,190)
在此例中，“咀嚼赏鉴”是原文反讽意义之所在——鲁镇的人们从未“欣赏”过祥林嫂，相反他们是将祥林嫂的悲惨遭遇当作说长道短的谈资和用以取乐的笑料，“咀嚼”般将祥林嫂无情地淹没在口水中，化作微不足惜的“渣滓”——反话正说更增加了讽刺的力度。对此，杨宪益夫妇选择将源语转换为英文“sa⁃vour ”一词，即“调味，加……味道”。“savour ”本是中性偏褒义
词，有享受味道、充分体味的意思；在此句语境下更有添油加醋
之意，与原文有异曲同工之妙，是杨宪益夫妇在交际维适应性选择转换的另一尝试。
4结束语
本文以杨宪益夫妇对鲁迅小说《祝福》的英文翻译为实例，基于翻译适应选择论视角，从语言维、文化维、交际维三个方面对文中所用的适应性选择转换方法和策略做了细致考察和尝试性探讨，希望对其翻译风采一窥全豹。在翻译过程中，杨宪益夫妇体现出了强烈的文化转换意识和交际意识，对译文词汇及句式精雕细琢，在语言、文化、交际各个层面都做出合理的适应性选择转换，从而产出了整合适应选择度高、适应性强的译品，实现了跨语际传播、跨文化交流的目的。在20世纪，杨宪益夫妇立足于中国文
化与中国经典开展了广泛的“译出”实践，在彰显中国文化本、推动中国文学走出去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在中国文学作品追求自身价值与文化觉醒的今天，全面梳理杨宪益夫妇等翻译家的翻译思想与翻译行为有助于析出“既蕴含中国丰厚文化内涵、又体现时代精神和风貌”的翻译原则、方法和理论，以指导未来“译出”实践和“译出”翻译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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