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了资治通鉴人都变阴险了
《资治通鉴》为什么不可替代
在中国古代的历史著作当中，有两部书是最高成就的、不可替代的，这就是史学史上两个姓司马的史学家的著作，汉代的司马迁和宋代的司马光，他们分别编纂了《史记》和《资治通鉴》两部巨著。为什么说《资治通鉴》具有不可替代性?我认为，这部书的不可替代性，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是《资治通鉴》的体例具有特殊性。中国的古书，正史当中有二十四史，二十四史是纪传体史书，记皇帝的叫本纪，记大臣的叫列传，它是以人为中心的。而《资治通鉴》是一部编年体的史书，它完全是按照年月日记载下来，某年某月某日发生了什么事情。中国的编年体史书，前面有《左传》，但是《左传》不太好读，而且它讲的是先秦的历史。从战国以后，一直到北宋建国以前的编年史，《资治通鉴》涵盖这个很长时段，没有一本书可以替代。
第二是《资治通鉴》的史学成就最高。中国古代学术最高水平出现在宋代，代表宋代最高学术水准的书是《资治通鉴》，毫无疑问它是中国学术的一个顶峰。陈寅恪先生说“宋贤史学，千古罕匹”，不是虚话。
刘后滨：江西吉水人，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学系，获得学士、硕士和博士学位。曾任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美国哈佛大学燕京学社访问学者，中国唐史学会副秘书长。现任教育部历史学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代表作有《唐代中书门下体制研究》《唐代选官政务研究》等，主编有《资治通鉴二十讲》《唐宋历史评论》等。
第三，《资治通鉴》的主编司马光是个严谨务实、有崇高学术理想的学者。司马光编《资治通鉴》的时候，是中国学术史上最具有学术追求的时代，是一个最不追求某种功利的著书立说的时代。如果说他也有功利，他的功利是要写出一本让从此以后的封建帝王都必须读的书。所以他的时代背景不一样，他的编纂宗旨就是要写给治国者看的。司马光本人具有很高的学术修养和学术追求，他是中国古代读书人当中，一个很标准的儒者，是一个希望自己著书立说能够传诸后世的人。中国的儒生人生目标有三个境界，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再次立言，叫三立。立德不是我们每一个人都能立的，尧、舜这样的圣人才会在历史上立德。立功也是要有机会的，在乱世才可立功。当然这个太平时代也可以立功，可是立功不是每一个人都有机会。但立言每个人都有机会，司马光觉得人活这几十年，他得留下一点什么，因此他特别看中他的这本书。
司马光编《资治通鉴》，是要按照左丘明编《左氏春秋》的体例，这就是编年体，要仿照东汉史学家荀悦编《汉纪》这样的文字风格，文字很简要，要而不繁，可是叙事要很周到，网罗众说成为一家书。司马迁编纂《史记》，他也讲“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这给我们一个提示，任何通过文字留下的记载，包括历史记载，都不等于是历史的原貌，只是一个文本。司马光追求要成一家书，如同司马迁最终是要成一家之言，这就对写历史的人要求特别高，你这一家是一个什么样的家呢?无论如何，在北宋的时代就有《资治通鉴》这样一部书，在后来成为可供各式各样的人来读的通史书。
《资治通鉴》三种特殊的文本形态
我们今天面对《资治通鉴》这样一部伟大的史学著作，一方面是肃然起敬，同时也可能会感觉面对这样一部经典巨著，不知从何读起。接下来，我谈一点个人的阅读体会。
首先，介绍一下《资治通鉴》叙事文本呈现的几个形态，这里我举几个例子。
第一种特殊的形态是“臣光曰”。就是司马光记载完一件事情以后，他标注“臣光曰”直接来一段提示。以避免读者读歪了，读不懂。
35岁以后的人都在做什么
例如，《资治通鉴》在汉献帝建安二十四年十二月有一段记事，是关于曹操不敢称帝的叙述。本来编年体史书记事一定要有年月日那才叫准确，可是历史上很多事情你记载不到这么详细。有的事件连发生的月份也不知道，只知道是某一年发生的，那司马光就把这些事情放在这一年的最后。如果知道是某一个月发生的，不知道日期，那么就把它放在这个月的最后。如果有具体日期，就按照日期先后来编写。关于曹操的这段叙事只系于月份，是这样说的：“十二月，魏王曹操上表孙权为骠骑将军，假节，领荆州牧，封南昌侯。”这是说，曹操给汉献帝写报告，推荐任命孙权为上述官爵，孙权就派遣校尉梁寓奉贡，到许昌去向汉献帝谢恩。后来孙权再派人带着报告去向曹操称臣，陈说天命，说曹操有天命，应该取代汉献帝当皇帝。
司马光像。光明图片/视觉中国
这个记录涉及了好几件事情，肯定不是在一天发生的，来来回回一定持续了好长时间，所以《资治通鉴》只记为十二月。这是严谨的写法，要突出的是整个事件。要写一个完整故事，用编年体的体例，哪个环节哪个人物放在什么时候出现，都是很有一番讲究的。
曹操把孙权派人送过来的这封劝进的报告，公开拿出来念，跟大家说，这小子不地道，“此儿
欲踞吾著炉炭上邪!”意思是说，孙权那小子想把我抬到火炉上烤，不要以为孙权是安的什么好心。当然曹操这个话，大家都看得懂，正如曹操自己所说，汉末军阀很多，谁也不敢率先称帝，一旦有人率先称帝，就把所有野心家及其相互之间的矛盾全部引到他身上来了。所以翦伯赞说，曹操要把皇袍当衬衫穿在里面，不敢当袍子穿出来。曹操说孙权这个家伙很坏，然后底下这些官员例如陈这些人都说，确实孙权的话有道理，说了一个大白话、大实话，因为汉朝的天命已经不在了，汉祚已终，而且不是从今天开始没有的，实际上早就没有了。“殿下功德巍巍，生注望，故孙权在远称臣，此天人之应，异气齐声，殿下宜正大位。复何疑哉!”陈他们一个劲儿劝曹操称帝，取代汉朝。曹操回答说，若天命在吾，我就做周文王，也不做周武王，我的儿子可以做周武王推翻商朝那样的事情。
这段叙事记载了一个完整的故事。司马光在《资治通鉴》里面不能够不记载，因为孙权跟曹操这一次过招是两人之间很重要的一次。记载完事件以后，司马光希望读到这个故事的人怎么理解呢?司马光生怕后人读歪了，读不到点子上，所以干脆来一段“臣光曰”。大意是说，为什么曹操不敢称帝，不是曹操不想，也不是他完全没有能力，关键是那时候有一种教化、风俗的约束。因为东汉从光武帝建国以来，就特别倡导教化，倡导一种气节，尤其是名义。曹操难道是不想篡汉自立吗?因畏名义而自抑也。名对中国人太重要了，没有这个名，你干不
起来这个事。为什么《资治通鉴》从三家分晋写起?因为三家分晋就是东周的周威烈王坏了名，本来三个家族，在晋国他们是大夫，按照周朝的礼制，天子、诸侯、卿、大夫、士，属于不同的等级。那些大夫就是大夫，不能做诸侯的。周威烈王以天子的名义，任命三家晋国大夫做诸侯，这就把事情办坏了，乱了以往周朝的规矩，也就是没有“礼”了。“礼”，是要有等级秩序的，要讲名分的，礼以器成，器以藏礼，重器不可以示人。那些青铜礼器，不是谁都可以铸造一个。司马光在《资治通鉴》开篇就强调了“惟名与器，不可以假人”，在这里再次强调曹操是畏于名义而不敢篡汉自立，因为当时汉献帝即使再弱，也没有宣布将帝位传给曹操。在这件事情上，司马光特别希望后来读历史的人能看懂，提醒读者，你不要以为自己有了实权，就可以想干什么就能干什么。而对于统治者来说，则不可以轻易将名与器给予他人，否则就是自毁墙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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