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为什么“富不过三代”？
中国自古以来就有个奇特的现象，许多威势赫赫的大富大贵之家，到败家时“忽喇喇如大厦倾”，正如黄炎培先生总结的国家兴亡的历史怪圈那样：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为此后人不无感慨地概括为“富不过三代”！有一代创，二代守，三代耗，四代败的说法。
所谓“三代”并非一个确切的时限，只是讲富贵不能长久而已。有的可能当代、二代即衰落，有的可能四代、五代。为什么会产生这种怪现象？许多人在分析研究，得出不少答案，本人认为，是社会体制与人的本性共同造成了这种现象，主要原因有三：
一是政治变动。中国几千年的封建历史，王朝更替频繁；即使不是王朝更替时，皇位更替频繁，每当王朝更替或皇位易主时，都会有人升天有人入地，这就是所谓的一朝天子一朝臣。古代社会还有伴君如伴虎的说法，随时随地都有身败名裂的危险，其范例比比皆是。秦朝李斯、汉朝田玢、窦婴、宋朝蔡京、贾似道、明朝的严蒿、清朝和绅等均为朝庭重臣，富甲一方，都是当代而败亡；汉初名将周勃、灌婴、卫青、霍光等，其后代鲜有善终者。尤其是明太祖朱元彰时期，大臣上朝如同生离死别，直到平安回来才能庆幸今天还活着！政治变动，龙眼无恩是中国人富贵不能长久的原因之一。
二是人的本性。一般是首代创业者都是競競业业，吃苦耐劳，勤俭持家，奋发向上，终于创下了偌大家业；二代人目睹父辈创业的艰辛，受到父辈的教育影响，还能够守住家业甚至还有发展。但三代、四代人则不然，他们从小享受父祖辈的福荫，仪仗父祖辈的权势，周围马屁精环侍，真的是心想事成，不但进取心消失殆尽，还有不少成了纨绔子弟，甚至成了“衙内”、“恶少”，横行乡里，为害一方，吃喝玩乐，无所不为。长辈再不注意引导，溺爱娇纵，不成败家子都难。
三是国家体制形成的教子观念。这是一个比较深层次的问题，西方国家在这方面优于我们。他们不少人纵然是泼天之富，一般也不任由子女挥霍，而是鼓励子女独立，引导他们自己创业。象世界第一富豪比尔.盖茨、第二富豪巴菲特，他们均将多数财产捐献给了公益事业，只将少部分留给儿女。这样的做法使子女们依赖性大大降低，自立能力反而全面加强。而我们的体制造就了自古以来的“家天下”意识，国与家不分，权位与财产在可能的情况下都要“下传子”，这种意识形态的形成也是中国富豪不愿投身公益事业的重要原因。
再看看反智书生薛涌是怎么说的？
北大要建高尔夫练习场，立即引起公共关系危机，最后这一贵族计划不了了之。然而，一波
未平，一波又起。10月14日，厦门大学校长朱崇实宣布：“两个月后，目前国内最漂亮的高尔夫球练习场将在厦门大学建成投入使用。今年06级厦大学生都要上高尔夫球课，其中对管理、法学、经济、软件学院的学生还是必修课，每个学生都要学会打高尔夫球。”据说这是精英教育的一部分。
中国有句老话：“富不过三代。”其实，这并不是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规则。看看美国肯尼迪、福特、洛克菲勒、福布斯等家族，哪里有三代而衰的？再看日本，一个买卖往往从江户时代就开始，至今家门兴旺。“富不过三代”其实很有中国特。其中的原因之一，就是我们中国传统中有深厚的培养败家子的传统。
看看厦门大学的创举就明白：精英教育，就是要让几个专业的学生把高尔夫球当必修课。你到世界，哪个国家有？这大概可以进吉尼斯世界记录大全了。我们为什么能这样独步于世？因为我们对精英有与众不同的理解：精英就是人上之人，就必须具有享受人上之人的生活的训练。以中国的国情，高尔夫是一般人玩不起的，是绝对的上流社会的运动。所以，不仅大学要建高尔夫练习场，上海等地的新贵们，一天价把六七岁的孩子就送到贵族学校学习高尔夫。惹得美国人把这种事情登到《纽约时报》上，让大家看暴发户的热闹。
美国的情况如何呢？在人家那里，精英的家庭也希望自己的孩子继续成为精英。但是，人家精英的概念明显不同。这一点，我在《美国是如何培养精英的》和《精英的阶梯》中有了比较详细的交代。比如，美国的报纸上常有讨论：富裕的家庭如何向孩子解释家里的财产？许多富人特别注意不让孩子知道自己是富人，以防他们小小年纪就因为觉得有依靠而不思进取。但有些家庭的财富是盖不住的，比如豪宅、飞机、游艇等等，怎么可以让孩子不知道？在这种情况下，家长常常想尽办法，让孩子觉得这些财富和自己无关。更有盖茨，巴菲特这种，早早把财产捐了。我一个朋友，不算有钱人，但父亲是一常青藤的前校长，丈夫是另一常青藤的终身教授，说她文化贵族不应该说过分。她就坚持把孩子送到公立学校，觉得私立学校容易在富家子弟中培养一种entitlement（大致可以翻译为“理所当然的特权”）。还有一些家庭，干脆自己掏腰包，让孩子去非洲、拉美、南亚的贫民窟当志愿人员。
美国的精英教育多种多样，也有许多失败的家庭。但是，被社会奉为主流的精英教育，特别是针对那些精英家庭的孩子的精英教育，所强调的一个基本点是如何去掉孩子意识中的entitlement意识，让他们意识到一切必须通过自己的努力挣来。而要成为精英，就必须有“领袖才能”。这种才能体现在和民众的沟通能力上。所以，精英教育强调的是如何了解下层社会，而不是自己的小圈子里玩什么。
我们的精英教育则正好相反：培养的就是人家想去掉的entitlement的意识。高尔夫就是这种entitlement之一。我们强调的，不是精英向社会提供什么服务，而是精英要从社会中享受什么。人家注重的是创造，我们注重的是挥霍。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之所以成为千古名训，大概是因为很少有人这样做而变得格外珍惜了吧。高尔夫课显然是有高度的前瞻性：它对那些大部分还一事无成的学生传达的信息就是怎么先天下之乐而乐，甚至在天下皆忧时怎么自己独乐。这难道不是世界一流的培养败家子的课程吗？
撒切尔夫人说中国永远无法成为世界的超级大国，因为中国没有这样的文化精神。我看这是至理名言。中国还没有富，怎么富的门路也没有到，但富了后如何挥霍已经被设计得如此精致。难道这就是中国的未来？
就连百度也知道：
中国俗语古人说“富不过三代”,完整的是“道德传家,十代以上,耕读传家次之,诗书传家又次之,富贵传家,不过三代。”
出处：孟子曰“君子之泽,五世而斩”演变而来。
点评：其实，“富不过三代。”这并不是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规则。看看美国肯尼迪、福特、洛克菲勒、福布斯等家族，哪里有三代而衰的？再看日本，一个买卖往往从江户时代就开始，至今家门兴旺。“富不过三代”其实很有中国特。全球100家家族企业荣登《胡润全球最古老的家族企业榜》，第一名是著名的日本大阪寺庙建筑企业金刚组，传到第40代,已有1400多年的历史。榜单中没有一家中国的家族企业。
这100家长寿企业主要集中在欧洲、美国和日本。其中英、法、美名列前三位，各有17家、16家、15家，而日本也有10家，第100名家族企业也有超过225年的历史。
中国为什么会出现富不过三代的现象呢？有人说是因为富豪们的纨绔子多，这有一定的道理，但不是最终的原因，其实中国古代的富豪家教甚严熟读圣贤之书。不可能每个富豪家都出现纨绔子弟，其最终原因是中国人有多子多福的传统观念，中国古代的富人常常有几个老婆，几个老婆又生多个孩子，当富豪死后家产被多个儿子所分薄，富豪们的儿子第二代也是富裕的，他们也娶几个老婆，生多个儿子，到第三代，后代上百人，所以第三代时已经没有财产可分了。
附：案例分析（文章太长，做点摘录）
不久前，有一家著名的律师楼，请我为一宗民事诉讼案作所谓专家证人，或文化背景证人。本案涉及到祖孙三代并夹杂着嫡系和庶出的财产纠纷，这就引出了中国传统的分家与诸子均产的问题。我发现，涉案的这个大家族正趋于没落，似乎应验了人们常说的“富不过三代”的魔咒。
在中国历史上，为什么这个魔咒总是得到应验？原因诸多，如政治变迁，子弟败家等，但最主要在于传统的分家习俗。在对中国古代社会长期延续问题的研究中，人们忽略了一个基础性的因素：在古代社会相同的历史阶段上，西欧和日本实行家产的长子继承制，而在中国则通行诸子均产为主干继承方式。俗话说：“树大分杈，儿大分家。”每一个家庭发展到一定时期就会产生分家。家庭本身就由婚姻——生育——聚产——分家（继承）等多环节构成的动态链接。有学者根据清代徽州分家案例的研究，认为“分家”是下一轮家庭循环周期的起点，但也是走向进一步衰败的开端。
“富不过三代”魔咒的真正奥秘就在于上述所谓诸子均产的继承模式。这种数千年的习俗决定了中华民族历史上几乎所有的家庭，上至名门望族，下至平头百姓，其财产永远深陷于“分散—积累—分散”，即某种聚与分、联与断、兴与衰、生与亡的悲情循环过程，而从来无法形成
一个生生不息的积累和扩张机制。在所有儿子平均分产的习惯下，很难真正发家致富。为数很少的家庭从其不断扩大田地占有量来说，似乎是在进行着积累，但随着下一代的长成又不可避免地分割着积累起来的田产。这就很难像西欧那样为资本的原始积累提供历史前提。
经济学家与历史学家在考察了东西两方人的致富史以后，发现了一个秘密；西方世界在经济上的迅速崛起，在于发展了一种有别于东方模式的财产继承制度，并在此基础上逐渐形成了一种有效率的经济组织。其核心原则用亚里士多德的话讲，就是：“财产应该私有，但财产的使用应该公有。”西方的长子继承制完全避免了家庭财产的大锅饭倾向和平均主义分配，把财产集中起来单传给长子，而不使其分散于子女。把财产集中起来并确立财产的所有权，这就促使在建立个人财产所有权的基础上，使财产的使用逐步社会化，把个人的经济努力不断地引向社会性的活动。实现财产和资源在更广阔的空间中的合理配置，从而达到了生产力的。35岁以后的人都在做什么
“长子继承制”规定在父亲死后，其房产、土地、作坊等“不动产”全部归长子(或长女)继承，只将一部分“动产”，如现金分给其他次子。即使家长疼子，也不能剥夺长子对“不动产”的独占权，只能在自己活着时拿钱让次子们受教育，然后去从军、经商、从艺、当教师、当传教
士，或者娶富家小为妻。要说“人道”大戏。复旦复华前“掌门人”陈苏阳在2004年11月21日东航包头空难中意外辞世，一时间公司“龙无首”。因为总经理职位的暂时空缺，管理权也只能由高层集体执掌。尽管这是一次飞来横祸，却也在一定程度上昭示了企业“接班人”机制的缺陷和企业家危机感的缺失。其实长期以来，这都是一个客观存在却没人愿意正视的事实，私营企业更是欲盖弥彰。一份权威调查资料显示，当前全国近50％的民营企业都面临老一辈创业者或守业者对下一代的权力交接问题。一个全国性的家族民营企业“接班时代”已经悄然来临，一场规模最大的财富迁移运动即将开场。毫无疑问，“权力”交接时代也是企业最脆弱的时刻。在“富不过三代”的魔咒下，老总们在选择“继承人”时更是举棋不定，是“世袭”还是“禅让”？！但无论有多少争议，杂音有多大，“财富二代”已经粉墨登场……。据观察家称，从上世纪末，尤其是21世纪头几年发端，在中国经济活动的舞台上，私企家族上演“换帅”大戏，不少“二代少帅”走到前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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