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言符号的相对任意性
作者：石修堂 杨瑛
来源：《新西部下半月》2013年第07期
        【摘 要】 本文通过对语言的听觉与视觉的分析论述，证明不管是听觉符号还是视觉符号，能指和所指之间不存在必然的、内在的、逻辑的联系，但这并不意味着二者之间的联系是绝对任意的，而是相对的。
        【关键词】 语言符号；任意性
        一、引言
        语言是一种符号。语言符号与其所指之间不存在必然的（natural）、内在的（intrinsic）、逻辑的（logic）联系。这就是索绪尔所谓的语言符号的任意性（arbitrariness）。但不少语言研究者基于逆向思维提出语言符号也有非任意性的一面，即很多语言符号都是有理据（motivation）的，比如拟声词、比如象形文字。然而，支持语言任意性者一定会辩驳说，就算是拟声词，不同民族用以指示同一种声音的词语不是还是不一样？
        其实这里关键是看主张的人是如何界定语言符号与所指之间的联系了。如果强调的是必然的、内在的、逻辑的，那确实没有。但如果说它们之间完全没有联系，那也没有说服力。也就是说，既不存在必然的联系也不存在绝对的任意性。甚至索绪尔本人也已注意到了语言符号的“相对任意性”（Relative Arbitrariness）。“没有一种语言是完全无理据的，而依据我们的界定，也没法想象世界上存在这样一种语言：它的每一方面都是有理据的。”（There is no language in which nothing is motivated， and our definition makes it impossible to conceive of a language in which everything is motivated.）[1]在本文中，语言符号的相对任意性是指符号与所指的结合建立在一定程度的任意性之上，同时每一种语言里也不乏能让其语言使用者比较方便地产生联想的理据。
        一般而言，语言符号可分为视觉符号和听觉符号两种。比较原始的符号，其理据主要来自于视觉和听觉上的相似性。毕竟符号的创立是用来描摹、代表、指示现实存在的。自然，要描摹一个对象，起码就得抓住所用符号跟所指之间的某种相似性，这也是出于描摹的方便。方便则为记忆减轻负担、为识别降低成本，最终为增强符号的可接受度服务。一个符号得以创立，其间是需要一个约定俗成的过程和力量的，在这个过程中，符号与其所指之间的相似性实际上就是决定“人心向背”的基础。你可以辩解说玫瑰花如果不叫rose照样芳香，但
你不能绝对而武断地说创立rose这个符号的人最初完全是出于偶然和任意。只不过有些语言符号的理据早已沉淀到历史河床中不为人们所熟知了而已。当然也不能说每一个语言符号都一定有理据。很多时候是正反双方都没能拿出证据来支撑自己的主张。既然一方不能拿出理据，另一方也没法证明其间完全没有理据，那就不能断言其间的联系一定是任意的。
        二、听觉符号
        “英文本质是拼音性的，是一个听觉语言，记忆单词要强调对其声音的感知，多听、多念，反复书写帮助作用较小。”[2]英文不是象形文字，充其量就一个eye勉强能勾起人们对于其所指的联想。所以要想在英语文字中到文字符号与其所指之间直接、明显的联系是不现实的。虽然张高明（2009）极力想证明英语字母不仅表音而且表意，[3]但至少从现代英语文字来看，“表意”并非英语文字的主流特征，只能说其起源不排除有表意的因素在。但在听觉层面上英语可是相当地“成熟”。而且西方学者在语言研究中历来着眼于音义之间的联系。像柏拉图这样的西方先哲就认为声音与思想的联系才是最直接的，声音的符号是第一性的、基本的符号。[4]对声音的描摹是人类一种基本的创造词汇的方式。每一种语言里都存在不少的拟声词，Stephen Ullmann把拟声构词分为两种：基本拟声（primary onomatopoeia）和次
要拟声（secondary onomatopoeia）。[5]英语里面的次要拟声词明显比汉语多[6]的事实也佐证了英语这种语言符号的构词理据偏重于“音义联系”。但这种依然不能说是必然的逻辑的联系。例如，英语的round（圆的），对应的侗语则是donc；英语的slip（滑倒）对应的侗语则是biadx等等，两者在各自的语言里都算是次要拟声词。虽然都基于相似性，但两个民族各自理解的相似性又不一定“相似”。这是由于各民族生活在不同的生态环境中，思维及生活习性都大相径庭，对同一事物之感受、看待同一事物的角度自然各不相同，因而各自约定俗成的语言表达方式有异。这也正是我们说英语和侗语比汉语有更多的次要拟声词时感觉难以让人心服口服之所在。毕竟，当我们说某个词的音跟其所指有某种意象上的相似性时，靠的主要是生活在特定文化语境中的诸多个体的主观感觉。
        也就是说，“任意性”是指不同民族在面对相同所指时会选用不同的能指。而所谓的“相对性”是指不同民族在选用、创制能指时会根据自己的民族文化方式做出最佳选择，那么这个最佳选择在本民族内有可能是可以拿出某种理据的，并非完全的偶然、非逻辑。
        三、视觉符号
        符号的存在方式除了能听得见的“音”之外，主要的还有能看得见的“形”。上面说了“音义”
联系的情况，那么“形”与“义”之间又是什么样的情形呢？ “中文本质是拼义性的，是一个视觉语言，记忆单词要强调对单字形状的感知，多看、多写，……。”“汉字不重表音，就摆脱了一维线性和基本单元数目有限这两项根本束缚，可以充分发挥视觉的能力，在二维空间里构造出结构丰富的字形，用来表达大量的义基。”[7]汉字的发端靠象形，是基于对所指之形状进行描摹而发展起来的。但古埃及文字也是象形文字。你能说面对同样的所指时，这两种文字所采用的语言符号是一模一样的？显然不可能。这就说明，跟听觉语言一样，视觉语言里也存在一个相对任意性的问题。既非绝对任意，但又不能说某个能指跟其所指之间存在着必然的内在的逻辑的联系。就算在一种语言内部，例如汉语中，也不能说能指和所指之间的关系是绝对任意或绝对非任意的。你说是任意的，那么所有的象形字、会意字等就都会“起来”反对你；你说是必然的，那你又怎么解释为何古人造字时不用“口”来指示水井呢？从外形上看，用“口”字来指示水井并不会让人接受不了，相反，可能让人觉得更加“形象”。类似地，“曰”和“日”的差异也显示了一定的任意性。但众所周知，“日”的创造是有理据可循的，那就是非任意的。
        所以，同样，在视觉语言中，也只能说能指和所指之间的联系是一种相对任意性。这其中所体现的是语言学中的一对传统命题：语言的创造性（creativity）和约定俗成（conventio
nality）。前者可能基于某种思路或念头，这就是某个语言单位成形之后的理据，后者则是一股在众多潜在选项中决定哪一个最终“胜出”的力量。如果没有理据，那么语言的学习和使用将会困难得多，人类的语言也会枯燥得多。但如果没有约定俗成这股力量，语言将会变得更加地易变，当“口”和“井”、“日”和“曰”不分了的时候，同样会给人类带来困难和麻烦。
        四、结语
        不管是听觉符号还是视觉符号，能指和所指之间不存在必然的、内在的、逻辑的联系，但这也并不意味着二者之间的联系是绝对任意的。被誉为现代语言学之父的索绪尔是基于对欧洲拼音语言的思考而提出语言的任意性这一概念的。拼音语言中首先看不到形义之间的联系，而拟声理据似乎又难以令人信服，持不同意见的人就会说，用murderous代换The mur-murous haunt of flies on summer eves这一句中的murmurous时并未给读者带去不同的解读，除非读者事先知道了这两个词的不同含义。他们以此来企图否定拟声理据的存在价值。但不管是拟声理据还是象形理据，我们在理解的时候应该是秉承这样一种思路：我们今天不可能倒过去责备古代汉人为何要用“井”来指水井而不用“口”字、英国人为何用“round”这种发音来指圆形而不用“donc”，我们只能就现有的语言符号来看它们在自身特定的文化环境中是
否足够生动地给其使用者带来一定的提醒或暗示。简单说，就是考查一个符号时，看它是否存在什么来龙去脉，只要存在一定的来路，就说明是有理据的，就不能说是绝对的任意。任意性只是一个结果格局，约定俗成是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不能排除有某种思考的痕迹，而如果有，那就是理据。
        【参考文献】
        [1] Ferdinand de Saussure.Course in General Linguistics[M].New York： The Philosophical Library， Inc.1959：133.
        [2] 张学新.汉字拼义理论：心理学对汉字本质的新定性[J].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 版）2011（4）5-13.
        [3] 张高明.英语字母不仅表音而且表意[J].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23（4）88-93.
        [4] 潘文国.汉英语对比纲要[M].北京：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1997.157.
        [5] 陆国强.现代英语词汇学[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83.62-63.
        [6] 徐明.汉语、英语拟声词异同探微[J].延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2）92-95.
        [7] 胡壮麟.语言学教程[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4.
        【作者简介】
        字符常量合法石修堂（1972-）男，侗族，贵州黎平人，凯里学院外国语学院副教授，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硕士，研究方向：系统功能语言学、语用学、中西语言文化对比.
        杨 瑛（1960-）女，贵州丹寨人，凯里学院外国语学院副院长、副教授，研究方向：中西语言文化对比、英语教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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