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肺炎疫情背景下复工复产政策
对我国经济的影响研究
———以北京市朝阳区为例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商学院　徐紫嫣　夏杰长
摘　要：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大流行，给经济生活带来诸多困扰。２０２０年初
中国果断有效控制住疫情传播之后，转入常态化防控阶段。常态化防控主要
是做好防疫和复工复产两项工作，并处理好二者关系。对于外贸、商务、文
旅等行业较为集中的地区而言，在防疫的前提下如何有效复工复产成为地区
发展的重要课题。本文以北京市朝阳区为例，检验了防疫和复工复产政策效
率，研究发现，适时出台鼓励企业复工复产的政策举措可以在短时期内大幅
提高企业复工复产率，且政策效果存在一定的窗口期。因此，常态化防控应
更加注重复工复产政策的出台时机和长期效果，降低各行业制度性交易成本，
以最低防疫成本维系经济社会健康有序发展。
关键词：常态化防控　复工复产　效果评估　北京市朝阳区
中图分类号：Ｆ２０２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２０９５－３１５１（２０２１）０１－００５７－１２
新冠肺炎疫情的全球大流行对我国经济社会生活造成了巨大冲击。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进行了一场惊心动魄的抗疫大战，取得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斗争重大战略成果。中国在较短时间内取得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斗争重大战略成果，彰显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势，展现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力量。中国在果断有效控制住疫情传播之后，转入常态化防控阶段。常态化防控的基本要务就是要做好防疫和复工复产两项重要工作，并处理好二者关系，平衡协调好可能出现的矛盾。本文在对历史上大流行病研究的理论进行总结和文献进行梳理的基础上，结合北京市朝阳区的实际案例，剖析其复工复产政策效果以及复工复产政策对我国经济发展的影
基金项目：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项目“‘十四五’时期中国服务业升级战略和重大政策研究”（Ｎｏ ２０２０ＣＪＹ０１－Ｂ００４）。
新冠肺炎疫情背景下复工复产政策对我国经济的影响研究
响，特别是常态化防控可能对潜在经济增长的长期影响，探讨常态化防控下加快复工复产和实现经济平稳发展的对策建议。
一、理论分析与文献回顾
（一）历史上欧美大流行病研究综述
流行病对经济社会的影响是深远的、沉重的。Ａｍｂｒｕｓ等（２０２０）利用１８５４年的伦敦事件，通过空间断点回归，证实了一次外生冲击会对一座城市的贫困空间分布产生长期影响。Ｊｏｒｄａ等（２０２０）考察了１３３１年至今的病死人口在１０万人以上的１２次重大传染病，发现流行病对宏观经济的影响可以长达３０～４０年。
防疫是必然选择，对经济社会发展是长期利好的。疫情防控和公共卫生投入，可以增强社会的整体健康状况，提高预期寿命与生活质量，而健康的人口结构可以为经济增长提供更强大的动力。Ａｇｕｅｒｏ和Ｂｅｌｅｃｈｅ（２０１７）通过对墨西哥Ｈ１Ｎ１流感的研究发现，突发的公共卫生事件可促使民众积极获取医疗卫生知识，推动健康习惯的改善。Ｂｌｅａｋｌｅｙ（２００７）通过回顾２０世纪４０年代洛克菲勒卫生委员会抗击美国南部钩虫病疫情的历史，实证研究抗击疫情提高了学生
入学率及其成年后的个人收入水平。Ｆｌｕｃｋ ｉｇｅｒ等（２０１９）研究了２０１３～２０１６年的西非埃博拉疫情，发现几内亚、利比里亚、塞拉利昂等政府在疫情防控中加大公共物品投入的做法提高了国家合法性和国家能力。
还有大量文献关注了石油禁运、自然灾害等外部冲击对经济发展的影响。Ｓｈａｒｉｆ等（２０２０）研究采用小波相干方法和基于小波的Ｇｒａｎｇｅｒ因果关系检验，揭示了ＣＯＶＩＤ １９和石油价格冲击对低频的地缘政治风险水平、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和股票市场波动所产生的前所未有的影响。Ｂｏｕｓｔａｎ等（２０１７）结合美国红十字会（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ＲｅｄＣｒｏｓｓ）和美国联邦紧急事务管理署（ＦｅｄｅｒａｌＥｍｅｒｇｅｎｃｙ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Ａｇｅｎｃｙ）的数据，建立了１９２０～２０１０年美国发生的所有自然灾害的数据库。有关数据表明，差不多每十年要经历两次自然灾害，洪水、暴风雪和飓风是最常见的自然灾害。自然灾害频发的地区，当地生活水平将有一定程度的降低，遇到特大自然灾害的时候，本地民众还会面临死亡风险，这些危害导致了更多人口迁出这些地区。自然灾害还将影响本地区的房价，一般而言，自然灾害频发的地区，房价总体是下降的，低房价又将吸引低贫困人口迁入，从而改变了这些地区的人口结构。
（二）国际社会对中国防疫政策的肯定
新冠肺炎疫情的医学研究、疫苗开发有一定不确定性且研发周期比较长。Ｆｅｒｇｕｓｏｎ等（２０
０６）、Ｃｏｈｅｎ和Ｋｕｐｆｅｒｓｃｈｍｉｄｔ（２０２０）认为，利用大数据采集和信息化手段及时有效识别、分离病例，是科学有效防控疫情的关键之举。中国在疫情防控方面有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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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的经验。例如，在社区、村镇及县市层面第一时间迅速掌控其辖区的个人健康信息，并及时隔离和，把疫情防控前移到最基层，有效阻止了向其他地区的传播，避免小病酿成大疫。Ｑｉｕ等（２０２０）研究发现，中国政府及时实施的封城、隔离和小区封闭管理等举措，避免了１４０万人交叉传染和５ ６万人死亡。Ｔｉａｎ等（２０２０）的研究发现，中国的防控举措使得新冠肺炎病例减少了９６％。Ｃｌａｒｋ（２０２０）认为，隔离是控制疫情大流行最有效的举措，但不同国家的国情不同，有些国家的实施效果很一般，如在意大利等西方国家的效果就不理想，其原因是政府对基层信息掌控不全，民众主动上报信息和接受检测的意识也比较弱。
相比“非典”疫情，新冠肺炎疫情的控制时间较短，但零星散发状态持续时间较长。“非典”始于２００２年１１月，于２００３年４月进入全国性防疫状态，当年６月基本得到有效控制，前后历时约７个月；而新冠疫情在我国始于２０１９年１２月，在２０２０年１月开启全国防疫战，到２月底基本得到控制（Ｑｉｕｅｔａｌ ，２０２０），仅历时３个月。但直到目前，新冠肺炎疫情在欧美国家依然很严峻，在中国依然是零星散状式发生，输入还没有杜绝，我们依然不能掉以轻心，要保持高度的警惕。
（三）政府信息能力很大程度上决定防疫效果
国家有效治理社会需要很多条件和要素，如必须要对其管辖范围内的人口、活动和资源的有关信息进行准确收集、储存、检索和处理（Ｂｒａｍｂｏｒｅｔａｌ ，２０２０）。但是，由于种种原因，信息的传递和使用很有可能有失真现象，特别是管理层次多的地区相关信息传递质量更差更有可能失真（Ｄｅｓｓｅｉｎ，２００２）。Ｄｉｘｉｔ和Ｌｏｎｄｒｅｇａｎ（１９９５）发现，由于存在信息垄断和逆向选择等问题，可选择的政策有较大的局限，只有那些参与者的信息和激励相一致的政策才能成为备选政策。Ｑｉａｎ等（２００６）认为，中国政府基本实行“Ｍ”型治理结构，地方政府承担着主要的经济社会发展任务和改革内容。邓小南（２０１９）通过历史对比研究，发现中国古代的信息传递路径上原始消息很少，多是经由各级官员加工处理后的“二手信息”。这一现象，不只是中国独有，欧美发达国家也面临同样问题。Ｋｅｓｓｌｅｒ（２０１４）的研究发现，美国地方议员在向联邦政府反馈有关信息时，从本地利益出发，对相关政策实施的成本与收益情况不予以如实报告，或隐瞒或高估，使得政策效果打了折扣。如今，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和大数据的普遍使用，政务信息公开化正在打破传统的官僚层级体制下的信息不对称和信息失真等问题，信息流动更加扁平化，信息阻滞这一难题正在缓解（Ｄｕｎｌｅａｖｙｅｔａｌ ，２００６；张楠，２０１５；江小涓，２０１８）。北京疫情最新数据
政务信息化的作用，在中国各地的疫情防控中得到积极展现。第一，及时收集疫情信息。在信息技术
推动下，政府可以实现更加灵活和有弹性的治理活动。此外，信息技术的发展可以促进政府管理从分散走向集中、从破碎走向整合。相较于传统的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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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记录，数字信息的采集、处理、校验和使用等方面的效率和便捷性大幅提升，规避了数据重复填报、信息孤岛等问题。而且，据此给出的出行证、健康码等证明文件，让申办效率、使用便捷性、场景弹性等都大大提升。
第二，基于收集的信息进行疫情防控部署，调度人员和物资。政务公开和政务信息化是各级政府在较短时间内掌握各种有关情况，最大限度地缩短反应时间，且作出快速精准的防疫决策的重要条件。Ｂｕｃｋｅｅ等（２０２０）认为，人口流动、人口密度以及商务活动等信息的及时、有效和准确传递，让政府官员知晓哪种信息或政策是最有效的。在王绍光（２００６）看来，公共政策的科学性就是要把最紧迫的事情放到最优先的议事日程上，一般而言，优先事项能够获得更多政策倾斜和公共资源。在这次疫情时期，很多地方政府及时启动公共卫生事件一级响应或二级响应，把疫情防控作为头等大事，医疗、电信、公安、海关、检验检疫等各部门和社区联防联动，互联网平台企业也积极参与、主动作为，共同为疫情防控提供各类资源和数据支持，实现社会治理的科学化、精细化。
第三，及时和准确发布疫情信息、防疫常识。华生等（２０２０）认为，在疫情流行期间，各级政府
及时和准确发布有关疫情的动态数据是其义不容辞的责任，对隐瞒有关疫情数据的要坚决追究其责任。Ｋａｌｙａｎａｒａｍ和Ｍｕｒａｌｉｄｈａｒａｎ（２０１１）认为，如果有传染病大流行，政府需要在第一时间发布各区域疫情分布情况，并就如何加强医院、商场、酒店和车站等高风险地方的疫情防控提出具体方案，还要向民众发布医疗卫生和防控知识，让他们遵循健康的生活方式和卫生习惯。Ａｇｕｅｒｏ和Ｂｅｌｅｃｈｅ（２０１７）通过对墨西哥Ｈ１Ｎ１流感的研究发现，突发的公共卫生事件无疑会造成巨大经济损失，干扰民众正常生活，但也可促使民众积极获取医疗卫生和疾病防控知识，推动他们改变不健康的生活方式，培养良好的卫生习惯。
（四）疫情防控与复工复产存在权衡取舍
企业停工停业、不能及时复工复产在很大程度上受到疫情的直接冲击，同时也受到社交距离、行业管制等防疫政策的影响，因此防疫与复产之间具有一定的矛盾性。Ｓｔｏｃｋ（２０２０）认为，流行病引起的经济衰退程度与健康后果之间不可避免地要权衡取舍，处理这种权衡是决策者面临的主要挑战。Ｅｉｃｈｅｎｂａｕｍ等（２０２０）研究发现，人们削减消费和工作量的决策，一方面降低了疫情的严重程度，减少了疫情导致的死亡人数，另一方面也加剧了疫情引发的经济衰退。
随着常态化防控成为必然，如何协调防疫与复工复产关系就更加重要。Ｂｅｔｈｕｎｅ和Ｋｏｒｉｎｅｋ（２０２０）认为，最有效的政策是精准识别和控制感染者；如果不能做到精准识别，防控感染
者的社会成本将上升。意大利等西方国家的民众表达了对长期隔离的担忧，在疫情超出他们的预期时，他们更倾向于缩短隔离时间而不是延长隔离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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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ｒｉｓｃｅｓｅｅｔａｌ ，２０２０）。Ｋｉｓｓｌｅｒ等（２０２０）研究发现，新冠肺炎病毒的一大特点是，突变率非常高、对环境适应性极强。因此，姑且不考虑人类能否承受全面免疫的经济社会后果，也不考虑疫苗研发实力能否跟上实际需要，人类患病（或接种疫苗）产生的抗体很快就会失效。最终结果就是，人类周期性地感染新冠肺炎病毒，并时刻进行疫苗的更新研究。该研究的结论是：如果人类抗体的免疫力只能维持４０周，那么新冠肺炎疫情每年都会暴发一次；如果抗体的免疫力能维持１０４周，那么疫情会两三年出现一次大暴发，且每年会有小规模的疫情出现；如果抗体免疫力维持时间更长或者终身免疫，则会相应延迟甚至根除该疫情。
二、新冠肺炎疫情对北京市朝阳区的经济影响
北京市朝阳区的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与全国总体形势紧密结合，具有一定的典型性。而且，朝阳区作为对外经济社会交流密集区和商贸文化娱乐高地，疫情防控压力和复工复产难度高于全国一般水平。朝阳区经历了２０２０年初的全国性防疫、２０２０年中的北京市新发地防疫、２０２０年末欧美疫情再次大流行引起的输入等多次反复的防疫过程，是严格贯彻全国常态化防疫要求的典型区域。
对于北京市朝阳区而言，采取的防疫政策与全国政策是一致的，主要包括一级响应、停工停产、封锁小区和道路、科技防疫、社区防疫、商务楼宇防控等，但在细节上更为精准。例如，２０２０年６月北京暴发第二波疫情后，不再“一刀切”地禁止所有人员流入和流出，而是“柔性监管”，利用新发地和各小区的出入扫码记录、和支付宝支付记录、交通出行记录等及时识别出了数十万人的高风险人、社区和街道，并施加隔离、核酸检测等诊断措施，然后视确诊病例的情况有针对性地扩展检测范围，在疫情得以基本控制后逐渐视情况解除隔离和降低各区域风险等级，最终降低朝阳区在北京市的风险等级和防控级别。这一做法比武汉封城时要精细化很多，也更加成熟，不仅有效遏制了疫情在本地和外地的传播，还缩小了对企业、个体生产经营活动及日常生活的影响范围和程度。简言之，朝阳区防疫政策与全国相同，但细节把握更好。
从疫情对经济的影响和复工复产政策的实施来看，朝阳区可以成为全国形势的一个缩影。受疫情影响最大的领域是外贸外资外事、商务楼宇租赁、文化娱乐、旅游住宿餐饮，而这些恰恰是朝阳区的优势产业，在国内外均具有较强的经济地位。因此，朝阳区经济受疫情影响较大且复工复产的工作难度也较大。所以说，检验朝阳区复工复产政策效果对全国复工复产政策具有较强的代表性和合理性，对全国常态化防疫期间的复工复产政策也具有很强的借鉴参考意义。
三、北京市朝阳区复工复产政策效果检验
根据北京市朝阳区统计局于２０２０年２月１１日至１３日开展的第二次防疫工作期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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