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党史研究２０１７年第３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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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　新　生
　〔摘要〕大革命失败后，陈济棠积极反共，在蒋桂战争和蒋阎冯中原大战中支持蒋介石。陈济棠成为“南天王”之后，同蒋介石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最早认识到陈济棠与蒋介石之间的矛盾，并采取正确方针，为中央苏区第三次反“围剿”取得胜利创造了有利条件。共产国际远东局军事代表曼弗雷德·施特恩在有关报告中正确分析了陈济棠同蒋介石的矛盾，为共产国际提供了正确的参考。１９３３年１１月，在蔡廷锴发动福建事变时，陈济棠派出代表到中央苏区谈判。由于共产国际脱离实际的指导方针，中共中央因“左”倾教条主义的桎梏，致使谈判曲曲折折，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没有取得进展。在中央红军实施战略转移的关键时刻，周恩来、朱德抓住时机，没有按照共产国际的指示行事，以灵活、务实的方针指导谈判，终于达成了协议，从而为中央红军通过前三道封锁线创造了有利条件，避免了可能遭受的惨重损失。
〔关键词〕共产国际；中共中央；陈济棠；谈判
〔中图分类号〕Ｋ２６４．４；Ｅ２２９　〔文献标志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３－３８１５（２０１７）－０３－００４２－０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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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央红军长征开始后，顺利通过了前三道封锁线，主要原因是同陈济棠达成了就地停战、必要时可以相互借道等五项协议。长期以来，党史、军史学者对这个问题的研究，主要是侧重于阐述中央苏区、陈济棠、蒋介石三者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中央苏区和陈济棠的经济贸易关系①。然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者们如何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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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４·中共党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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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有代表性的论文主要有：黄道炫：《中共、粤系、蒋介石：１９３４年秋的博弈》，《近代史研究》２０１１年第１期；魏炜、邱小云：《中央红军长征前夕与陈济棠“借道”谈判成功的经济基础探析》
，《中共党史研究》２０１３年第７期；魏炜：《长征前陈济棠与中央红军谈判缘由探析》，《江西社会科学》２０１４年第１期等。
用陈济棠同蒋介石的矛盾，为中央苏区发展和反“围剿”提供有利的条件，目前学术界尚无更深入的研究。近年来，俄罗斯新公布的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的大量档案材料表明，共产国际对中央苏区同陈济棠的谈判有着重要影响。笔者试对这个问题进行粗浅探讨，以就教于党史、军史界同行。
一、及共产国际远东局
军事代表曼弗雷德·施特恩
对陈济棠的最初认识
  大革命失败后，时任国民革命军第４军第１师师长的陈济棠积极反共，参与对南下广东潮汕地区的南昌起义军的镇压。由于得到李济深的信任，陈济棠１９２８年被任命为第４军军长兼西区绥靖委员。此后，在１９２９年蒋介石与李宗仁、白崇禧新桂系的战争中，１９３０年李宗仁、白崇禧和张发奎策应阎锡山、冯玉祥反蒋的湘粤桂边的战争中，陈济棠都曾支持蒋介石。但自陈济棠掌握广东军政大权，成为“南天王”之后，就成为蒋介石要削平的地方实力派之一。因此陈济棠与蒋介石的矛盾日益尖锐，
成为反蒋行列的成员。１９３１年２月２８日，因国民党内斗，胡汉民被蒋介石软禁。陈济棠通电反蒋，并驱走蒋介石支持的省长陈铭枢。５月，汪精卫等在广州另立国民政府，陈济棠是政府委员、军事委员会常委。此时，陈济棠的军事实力急剧扩张，所部扩编为第１集团军，自任总司令，并接管了驻广东的海军、空军，兵力达１５万人，是汪系广东国民政府的重要军事支柱。陈济棠独霸中国南方最富庶的地区，自然成为蒋介石的一块心病，想方设法削弱或伺机吞并之。
对于陈济棠同蒋介石的矛盾及其心态，察觉得最早，并利用陈蒋矛盾发展中央苏区。１９３１年５月中旬中央苏区第二次反“围剿”胜利后，国民党军退到赣州、泰和、吉安、吉水、永丰、乐安、宜黄、南丰一线。这时正是南方的粤军陈济棠、桂军李宗仁同蒋介石集团争斗，北方的阎锡山和冯玉祥伺机南进之际，中共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决定利用这个时机转入攻势作战。红一方面军各部队进入指定地区开展工作后，于６月下旬发现蒋介石有对北方军阀妥协，对两广的陈济棠、李宗仁取守势，准备调兵对中央革命根据地发动第三次“围剿”的迹象。为了充分利用蒋介石同陈济棠、李宗仁的矛盾，巩固和发展苏区，给时任红一方面军政治部主任、中共闽赣边工作委员会书记周以栗和红１２军政治委员谭震林等写信，指出：过去红军向粤赣边发展的计划，“不但客观上帮助蒋介石打击两广，为蒋介石所大愿，并且要很快引起两广的对共行动”，“我们不应如此蠢”①。对陈济棠采取的方针是非常正确的。蒋介石发动对中央苏区第三次“围剿”后，陈济棠和李宗仁乘蒋介石主力陷入江西苏区之际，于９月初起兵进入湖南。鉴于此种情况，蒋介石决定一面牵制江西境内的红军，一面“移师
赣粤边区阻止叛军扩张”②。蒋介石军队退却后，红一方面军先后进行了老营盘、高兴圩和方石岭战斗，胜利打破了国民党军的第三次“围剿”。
１９３２年１月蒋介石、汪精卫合作后，陈济棠于同年５月被蒋介石任命为赣闽粤边区“剿共”副总司令。军阀的本性就是不断扩大地盘，陈济棠乘这时中央红军③实行东西两路分兵之机，派第１军军长余汉谋指挥１９个团侵入赣南，对中央苏区南部构成严重威胁。６月中旬，中共苏区中央局恢复红一方面军，朱德兼任方面军总司令。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身份随红一方面军总部行动，在前方主持大计。与朱德在７月上旬组织了南雄、水口战役，击溃粤军１５个团，使入侵赣南的粤军退回南雄。此战打击了粤军的嚣张气焰，基本上稳定了中央苏区南翼，为红一方面军尔后在北线作战创造了有利条件。
不难看出，对待陈济棠的方法有二：一是在陈济棠同蒋介石的矛盾尖锐时，尽量使红军不与其发生冲突，利用蒋陈之间的矛盾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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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７年第３期①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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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事文集》第１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１９９３年，第２３５页。
台湾“国防部史政局”编著：《剿匪战史》（１），（台湾）中华大典编印会，１９６７年，第１５９页。
１９３１年１１月２５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成立后，红一方面军所属部队由中革军委直接领导，称中央红军。
固与发展苏区和红军；二是当陈济棠与蒋介石的矛盾暂时缓和，而陈济棠又追随蒋介石向中央苏区进攻时，则对粤军予以打击，使其认识到红军的力量，不敢对中央苏区轻举妄动。的做法体现了这样一种指导思想：在蒋介石不断对中央苏区发动大规模军事“围剿”的情况下，红军主要的战略目标是集中对付蒋介石军，而对于战斗力较强的陈济棠粤军，则采取他不攻我，我不攻他，他若攻我，我必攻他，基本保持双方相安无事的方针。这是符合当时中央苏区求得反“围剿”战争胜利、巩固和发展苏区
实际的正确方针。遗憾的是，在１０月上旬召开的中共苏区中央局宁都会议上，受到“左”倾教条主义者的错误批评和指责，并在会后被撤销了红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的职务，离开红军的领导岗位，从此便在苏区党和红军领导层中没有了话语权。这对此后中共中央正确处理同陈济棠粤军关系问题，是一个非常重大的损失。
１９３３年９月下旬，蒋介石发动对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围剿”，陈济棠被任命为南路军总司令。蒋介石的如意算盘是这样打的：他的嫡系部队从北面和东面向西南推进，将中央红军赶入广东境内。如果陈济棠不想让红军进入广东境内，就要拼命抵抗，造成红军和陈济棠两败俱伤；如果陈济棠抵挡不住红军，那么蒋介石的部队可以乘机进入广东境内，把势力深入广东。在蒋介石看来，无论怎样，结果对他都是有利的。
对于蒋介石的意图，陈济棠当然看得很清楚。他明白，正是有中央苏区和红军的存在，蒋介石把注意力主要集中在消灭红军上，腾不出手来对付他，他才能偏安广东。因此，陈济棠对进攻赣南红军持消极态度。但他又不能明目张胆违抗蒋介石的命令，第五次“围剿”开始后，除勉强派余汉谋第１军由粤北进入赣南，独立第１师黄任寰一部进入闽西参加“围剿”外，就以亟须对付广东境内的红军游击队为由，不肯再派部队参加对中央苏区的“围剿”了。
共产国际远东局的军事代表施特恩也看到了陈济棠与蒋介石之间的矛盾。他１９３３年１１月８日在给共产国际关于中国军事政治形势的报告中，在谈到陈济棠粤军时，表达了以下几
点看法：其一，陈济棠并不希望蒋介石摧毁中央苏区。施特恩指出：“广州怕蒋介石取得胜利”，他们“根据自己的经验知道要战胜红军是如何之困难。即使他们清楚，蒋介石有可能最后取得胜利，但不管怎样他们知道，战胜红军者将会在军事方面丧失作战能力和被大大削弱”。其二，粤军对红军作战是消极的，起码在最初是如此。施特恩指出：粤军的“基本任务是自己不和红军作战，至少在最初不和红军交手。晚些时候会出现更有利的机会。参加决战和以后同丧失战斗力的战胜者作战”。其三，批评了一些人认为陈济棠死心塌地为蒋介石卖命进攻红军的观点，指出了陈济棠有保护自己地盘的想法，不是蒋介石的盟友。施特恩指出：“在［１９３３年］１０月中旬就很清楚，广州方面至少现在对红军没有构成任何严重威胁。”“认为广州集团中的陈济棠试图为了蒋介石实行蒋介石的方针，那是不对的。陈斗争不认真，因为他本身想成为远在广东范围之外的蒋介石。他爱护自己，回避角逐。因此在广州，蒋介石没有
盟友。广州在散布自己战胜了红军的谎言”。
①施特恩对陈济棠态度的分析是合乎实际的。尽管他在报告中没有提出对陈济棠应该采取什么样的对策，但仍不失为共产国际提供了正确的参考。
二、同陈济棠谈判问题的提出
及共产国际的对策
  １９３３年１１月，就在蔡廷锴的第十九路军宣布反蒋抗日、发动福建事变时，陈济棠也派代表到中央苏区进行停战谈判。这是一个重要契机，中共临时中央若采取正确的方针，将创造打破国民党军第五次“围剿”的有利条件。中共临时中央将此情况报告共产国际远东局，对此，远东局书记埃韦特的意见是：“友好地协商解决（粤军）从赣南撤退问题、暂时停止作战行动问题，不涉及封锁问题。”军事代表施特恩
“反对讨论（粤军）从赣南撤退问题”。
②虽然·
４４·中共党史研究
①left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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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特恩关于中国军事政治形势的报告》，中共中央
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共产国际、联共（布）
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１
３卷，中共党史出版社，２００７年，第５９８—５９９页。《埃韦特给皮亚特尼茨基的电报》，《共产国际、联共
（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１
３卷，第６２５页。
到目前为止，尚未见到当时中共临时中央代表与陈济棠代表谈判的具体内容，但从远东局内部的分歧看，当时双方谈判分歧的焦点在于粤军是否从所占据的赣南苏区撤离问题。１１月２２日，埃韦特把问题交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委员会委员皮亚特尼茨基，请他来决定。
共产国际作了快速反应。１１月２３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致电埃韦特，表达了这样几个意思。其一，埃韦特的电报太简单，弄不清楚陈济棠同中央苏区谈判的目的是什么。即不清楚陈济棠“是否准备在实际上而不只是口头上进行反对日本人和蒋介石军队的武装斗争，或者仅仅指取消封锁和恢复贸易关系”；或者是“想抽出力量用于可能同１９路军进行的斗争”。并指示，应该让蔡廷锴第十九路军知道中共临时中央同陈济棠谈判的情况，力求通过蔡廷锴来弄清楚陈济棠同中共临时中央谈判的动因。如果陈济棠“意在反对１９路军，那我们就不该同他们谈判，以期不削弱１９路军反日反蒋的立场”。其二，在陈济棠不是通过同中央苏区谈判以抽去兵力进攻第十九路军的情况下，中共“应提出暂时停战的以下条件：停止作战行动，取消封锁和从赣南撤出粤军”。考虑到最后一项要求陈
济棠很可能不接受，共产国际指示：“作为非常措施，我们可以同意粤军撤到广东边界，并在广州人现在在江西所占领的地区建立中立区，但不能占苏区土地。”其三，鉴于陈济棠是一个军阀，担心同他的谈判有可能引起苏区众思想混乱，共产国际指示：“为了不致因同军阀的妥协而损害我们在众面前的威信，苏维埃政府应该以红军斗争和改善苏区居民经济状况的需要来全面解释自己参加谈判的做法。”①
电报表明，尽管共产国际对陈济棠与中共临时中央谈判的真实意图没有弄清，但基本上接受了埃韦特的建议，没有接受施特恩的意见。同时，共产国际考虑到陈济棠可能不会接受从赣南撤军这一条，而提出让陈济棠粤军撤出到广东边界，在粤军所占苏区建立中立区的条件。因并没有实质上向陈济棠做些让步，在谈判中，陈济棠是不可能接受的。
这时，共产国际远东局内部埃韦特和施特恩工作上矛盾重重，在中共中央同陈济棠的谈判问题上更是分歧很大。１９３４年２月１日，施特恩绕过埃韦特，通过苏联红军参谋部第四局在中国的情报系统给共产国际发出了同陈济棠谈判的有关情况并请求指示的电报。２月５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给施特恩回电，一方面认为，从军事上考虑，中共中央同陈济棠的谈判在取消经济封锁等条件下“签订临时协议是可行的，也是所期望的”；另一方面强调：“我方不作任何领土让步”，并指示：“在签订任何协议的情况下保持高度的警惕性，以避免发生意想不到的事情和广州人方面的欺骗，保证我们实际上的行动自由。这是对你们报告的条件的补充。”②
由于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给施特恩的电报同时标明抄送埃韦特一份，埃韦特得知施特恩越过他直接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发电报非常不高兴，在２月１３日给皮亚特尼茨基的信中表示了对施特恩的不满之后，报告了中共中央同陈济棠谈判的情况：“如今开始进行不直接谈判的建议完全悬而未决，至少暂时是这样。您可以相信，在这方面我们将会利用任何可能性。目前只存在为鼓动目的利用南京和广东之间矛盾的可能性，但必须把这种利用同揭露陈济棠的政策结合起来。晚些时候能做什么呢？晚些时候也只能等着瞧。不应抱着虚假的希望。”在信中，埃韦特针对施特恩所拟给中共中央的指示中的“暂停对广州的进一步行动，以便为根据我们的三项条件③在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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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７年第３期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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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给埃韦特的电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１３卷，第６２６页。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给施特恩的电报》，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１４卷，中共党史出版社，２００７年，第７３页。
指１９３３年１月１７日《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宣言———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入华北愿在三个条件下与全国各军队共同抗日》中提出的三项条件：“（一）立即停止进攻苏维埃区域，（二）立即保证民众的民主权利（集会结社言论罢工出版之自由等），（三）立即武装民众创立武装的义勇军，以保卫中国及争取中国的独立统一与领土的完整。”
对南京和日本人的行动中采取相互谅解的政策扫清道路”一句表示不同意，说：“这个提法后来做了修改，因为在我看来，没有任何理由同
广东‘在行动中相互谅解’。”
①上述说明，无论是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还是远东局书记埃韦特，虽然都认为在第十九路军举起反蒋抗日的旗帜后，可以利用陈济棠同蒋介石的矛盾。但是，中共中央能通过与陈济棠谈判达到什么目
的，得到一些什么有利条件呢？他们缺乏一个清晰的符合实际的思路。当时中央苏区的最主要任务是反对国民党军的第五次“围剿”，同陈济棠的谈判应该围绕能够为反“围剿”创造有利条件来进行。那么同陈济棠谈判，获得什么样的条件才对反“围剿”有利？首先的、最基本的条件是双方停战，因为停战才能使中央苏区南部战线稳定，中央红军才能在南部地区解除后顾之忧，集中红军主要力量对付北部和东部的国民党军；其次是解除封锁，双方开展贸易往来，缓解因国民党采取经济封锁给苏区造成的物资短缺的严重困难。然后，如果双方能够合作反日反蒋或者陈济棠能够撤出所占赣南苏区则更好，多多益善。然而，谈判不是一厢情愿的事，一方提的所有条件对方都要接受是不可能的，而是最基本的条件对方能够接受，从而达成对双方都有利的协定。但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书记埃韦特认为是陈济棠主动提出与中共中央谈判的，因而站在强势的一方，提出了粤军撤出所占赣南苏区作为一个停战的先决条件。这对陈济棠来说是一个苛刻的不能接受的条件。同时他们又对陈济棠的谈判动机保持高度的戒心。因此，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及远东局定的谈判条件和方针偏离了为中央苏区反第五次“围剿”创造有利条件的目标。
比较而言，对陈济棠心态比较了解的施特恩主张不以粤军从所占赣南苏区撤出作为谈判条件，而以三项条件为基础同陈济棠谈判，这是正确的意见，符合中央苏区反对第五次“围剿”斗争的实际。遗憾的是，他的意见遭到埃韦特的反对，也没有被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所接受。
三、第十九路军失败后中共中央、
中共上海中央局对与陈济棠谈判的
态度与对策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书记埃韦特在房子里坐而论道、脱离实际的方针，自然不会使中共中央同陈济棠的谈判能够有结果。蒋介石很快镇压了第十九路军反蒋的福建事变，其嫡系部队李玉堂等部陈兵闽西南地区，对广东作军事上威胁，陈济棠大为震惊，不得不对蒋介石变得恭顺起来。蒋介石为了集中力量进攻中央苏区，一面在军事上给陈济棠威胁，一面又给陈济棠提供军费，要其服从国民党中央，进攻中央苏区。
尽管情况发生了变化，但陈济棠同蒋介石的矛盾依然存在，若中共中央采取符合实际的正确方针，同陈济棠谈判仍然是可以取得成果的。但中共中央不能从表面的情况看到背后的实质，对以三项条件为基础同陈济棠谈判缺乏信心。２月６日，中共中央在给中共上海中央局的电报中说：“根据我们的估计，同广东在我们三项条件基础上的谈判不会取得成果；在最近
的将来将会是这样。”
②此时，施特恩也因蒋介石对第十九路军的迅速胜利而对中共中央同陈济棠的谈判不寄多大希望。２月１５日，他在给中央苏区的电报草稿中这样写道：“迅速消灭了福建的起义，这对南京来说是个大的
胜利，是在政治上要比军事上更重要的胜利。这意味着，如今南京可以在以后几个月派遣２０个新的师团来对付我们，同时还可以准备和推迟同广州不可避免的冲突。在南京和西南之间的军阀战争还没有采取现实的方式之前，我们应该只依靠自己的力量，不要过于考虑我们地区周围各军阀集团之间的矛
盾和它们的地区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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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４·中共党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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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韦特给皮亚特尼茨基的信》，《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１４卷，第８３页。《中共中央给中共上海中央局的电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１４卷，第７４页。
《施特恩给中央苏区的电报草稿》，《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１４卷，第８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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