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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疫情时代的社区治理与居民安全感
Community Governance and Citizens' Security in the Post-Epidemic Era
丁姿吕晓荷 *栾和新李煜 \DingZi, LvXiaohe*, LuanHexin, LiYu
作者信息:丁姿,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公安管理学院讲师;吕晓荷*(通讯作者,x ia o h e86714@163),清华大学中国新型城镇化研究院研究专员;栾和新,中国石化集团有限公司综合 管理部政策信息室主任;李煜,北京建筑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副教授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科学基金项目(71804185);北京市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7G L C049);北京市教委科技面上项目(KM201910016017)
摘要:本文以社区为研究对象,在简略分祈该层面抗疫的责任主体和组织机制基础上,利用7320份“新冠肺炎期间人民生活安全感”一手调查问卷数据,对地方治理满意度及其影响因 素进行分析,讨论基层社会治理和城市规划主题下的若干领域。本文横跨公共卫生、城市设计和公共政策多个专业领域,为后疫情时代的社区治理和居民安全感提升提供建议。
关键词:后疫情时代;社区治理;居民安全感
ABSTRACT: This paper takes the community as the research object, analyzes the responsibility body and organizational mechanism of anti-epidemic at this level, and uses 7320 questionnaire data of "people's safety of life during the new crown pneumonia" to discuss several areas under the theme of grass-roots social governance and urban planning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local governance satisfaction and influence factors. This paper spans a number of professional areas such as public health, urban design, digital governance and public policy, and to provide recommendations for community governance and increase citizens' security in the post-epidemic era.
KEY WORDS: Post-Epidemic Era; Community governance; Citizens' Security
中图分类号:C9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8537(2020)04-0203-07
一、研究背景
自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增强人民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以来,关于安全社区和居民安全感的研究始终处于学术前沿。居民安全感是指在社区范 围内,由居民所具有的生产、生活的客观条件以及需求
感知等因素共同作用而产生的个体对自身生命、健康存在与发展状况的中性心理体验m。它是公 众对所处环境安全感知的“晴雨表”,也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前提。
居民安全感直接受到所处社区环境和政府治理能力的影响。社区是我国社会治理的基本单元,也是社会治理体系的基础部分,早在2006年,时 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同志就曾指出“基础不牢,地动山摇”,指的就是基层工作在协调利益关系和疏导社会矛盾中发挥的重要作用。新冠肺炎疫情 蔓延导致我国30个省(区、市)启动重大突发公共事件一级响应,组织和个人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压力,以社区为主要防控区域的面源防控成为战疫成 功的关键性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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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疫情是对基层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挑战,如何通过社区治理提升居民安全感是本文关注的核心问题。在简要分析社区治理主体和组织机 制的基础上,利用来自全国部分省区市的7320份“新冠肺炎期间人民生活安全感”一手调查问卷数据,从社区的“软件运行”和“硬件建设”两个角 度,讨论基层社会治理和城市规划主题下的若干领域,为后疫情时代的社区治理和居民安全感提升提供建议。
二、社区抗疫主体及其组织机制
(—)多元主体参与
社区是防控工作的最后一公里,作为一种基层治理单元,它以居(村)民委员会的辖区范围为界,是直面众需求的一线力量。在此次疫情中,以社区‘‘两委"和社区工作者及社区“三驾马车”为主体,以“双报到B党员、“下沉”干部和志愿者为补充力量的组合,有效释放了基层治理效能,提 升了社区抗疫的主体能力。
1. 社区“两委”和社区工作者
“两委”即社区党支部委员会和社区居委会,两者均为常态化的制度设计。根据国家民政部数据统计,目前我国有城乡社区约为65万个,社区工 作者400万名,每个社区平均有6个社区工作者,每名社区工作者服务350名众w。“两委”是社区的指挥机构,社区工作者是社区服务和管理的 曰常力量,主要负责抗击疫情中社区封闭、限制外出、居家隔离等工作。
2. 小区“三驾马车”
住宅小区是市民活动的主要场所、城镇运行的基本单元。居民委员会、物业服务公司、业主委员会被称为“三驾马车”,在空间区域内发挥了优势 互补的作用。居民委员会是“国家在基层社会的代理人”,贯彻车辆人员身份核实、管控外出、居家隔离等工作政策;物业服务公司进行房屋管理、公 用设施消毒杀菌、保洁服务、维护公共秩序等活动;业主委员会作为居民自治组织,在公共管控和居民个人发生冲突时起到了 “中间调停”作用。
3. 党员“双报到”
党员“双报到”是指驻区单位党组织到社区报到、在职党员到居住地的居民社区党组织报到,是党建在基层治理中发挥核心节点作用的重要保障。其主要发挥两种作用:一是党建体系的抓手,通过制度化建设深化党员身份,提高党员干部在社区中服务众的宗旨意识,使党的政策能够在社区精准 落地;二是弥补基层治理能力的匮乏,通过整合驻区单位和在职党员的力量夯实基层治理根基。
4. 干部“下沉”
干部下沉社区是指省直机关、市直机关、街道等党员千部“下沉”到社区的制度性安排。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中,各地各级党政机关的大批干部投 身到第一线,走出机关办公室直接下沉到社区,与社区干部携手管好基层防疫的重要关口。例如,武汉市共发动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4.45万多名党 员干部职工下沉到社区,统一编入街道社区工作队,全天候全覆盖参与排查工作,有效缓解了基层防控所面临的任务繁重和人手不足等压力。
5. 志愿者“补充”
在疫情防控中,扎根社区的志愿者是一支非常庞大的队伍。‘‘采集居民信息、建立工作联系、统计生活物资和药品需求、登记特殊情况”等成为 志愿者的曰常工作。志愿者来源广泛且人数众多,在一定程
度上弥补了社区在服务范围、服务质量方面的缺口。如武汉市幸福时代社区“蒙面超人”志 愿服务队从8名志愿者迅速扩充到62名,为居民提供买药、买菜、物资配送、心理疏导等多项服务。
(二)联防联控机制
联防联控机制具有属地和多部门联合的特征,它打破了部门职责的限制,在党的领导下将上述多元主体纳入到网格化治理当中,实现疫情防范 的立体化、全覆盖和高效协调,同时依托政府、企事业单位的科层制架构,向下延伸到城乡社区层面,从而形成上下一体、政社合力、分工协作的 网络体系™。可具体细化为下述几种机制:
1.网格化治理机制
网格化治理是指在一定的社区治理单元中,形成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服务网格141,通常由街道、社区和基础网格构成一、二、三(基础)级网格,内设社区主管人员和网格员,负责该区域内的摸排、巡查、核实、上报、下达等各种事务,旨在消除防护死角,形成边界清晰的职能分工,已经成为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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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精细化治理的主要手段。随着信息化、大数据、物联网的发展,基层网格化治理水平和能力也随之提升,将居委会、业委会、物业、社区等力量有机 组织起来。体现了服务和管理的高度统一。
2. 上下联动治理机制
党员干部们受疫情防控指挥部直接指挥、组成临时党支部等跨部门组织,直接下沉到社区网格化抗疫一线,采取联合行动共同应对此次突发公共事 件。一方面,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迅速启动,建立起医疗资源按日供需精准对接,实现应急物资的国家统一调度。如工信部选派73名驻企特派员奔赴 全国56家重点生产企业现场解决困难,缓解应急物资短缺问题。另一方面,给予社区自主决策空间。社区可以采用不同的治理手段和方式方法调度自 己的人员物资。体现了统一性与灵活性的高度统一。
3. 全社会治理机制
从治理主体的角度讲,政府、企业和社会组织是三类性质不同的公共服务供给主体。此次疫情将三类主体紧密联结在一起,形成了“全社会”治理 机制。具体来说,在疫情最严重时期,央企诠释了 10天建成火神山医院和雷神山医院的“中国速度”;14亿人民令行禁止创造了“全民抗疫”的局面;从城市到乡村不停水不停电、各种物资源源不断,彰显出“平安中国”的风貌;医生、护士、警察、环卫、社区工作者、保安、志愿者、农民、快递小 哥等奉献着自己的力量。体现了中国特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
(三)数字科技战疫
包括人口数据在内的大数据的运用是本次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管理的显著特征。科技支撑助力智能型治
理是发展趋势,经济与社会的数字化提出了基 层治理的新命题,治理本身的高效性和科学性也依赖数字技术的普遍应用。在此次疫情防控阻击战中,“健康码”、5G防疫智能机器人、远程诊疗“数 据云”、公共服务“云平台”等大数据、人工智能新技术的应用超越了时空限制。国家突发公共卫生应急监测与预警信息系统在疫情监测与干预方面取 得了良好效果,如流行病调查、密切接触者的追踪和管理、新冠肺炎变化趋势分析、公卫应急等,不仅提高了公共卫生系统的响应速度,也促进了多方 信息共享。打造了基层数字化治理的中国模式。
三、地方治理与居民生活安全感
此次疫情防控工作是对我国各级政府治理体系的一次“大阅兵”和治理能力的一次实践检验。习近平总书记说:“时代是出卷人,我们是答卷人,人民是阅卷人”。那么,人民众对此次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地方治理的满意度究竟如何?基于这个问题,清华大学中国新型城镇化研究院于2020年2 月以“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地方治理满意度评价”为主题开展问卷调查,共回收7377份有效问卷,考虑到海外、港澳台地区、西藏等地的样本较小,在 统计中不予考虑,最终进入统计范围内的为7320份问卷。
(一)调查对象基本信息
问卷调查获得的样本基本信息统计如下表1所示。
从性别结构来看,男性占比37.91%,女性占比62.09%,女性受访者居多。
从年龄结构来看,18-35岁体数量最多,占比达60.07%,36-60岁占比14.09%,60岁以上占比25.14%。
从学历结构来看,初中及以下占比1.37%,高中及中专占比6%,大专占比14.87%,大学本科占比49.89%,硕士及博士研究生占比27.86%。受访者学历水平普遍较高,大专及以上学历高达92.62%,这与朋友圈为主的问卷传播方式有直接关系。
本次问卷调查中,调研对象的常住地分布与工作单位统计数据相关,疫情期间所在地分布与地方政府和基层社区的统计数据相关。
从常住地分布来看,北京占比最高,达26.5%,其次为广东9.27%、上海6.94%和江苏6.05%,湖北占比为5.98%。从疫情期间所在地分布来看,占比最高的几个省份分别为北京19.31%、广东8.74〇/〇、湖北6.59%、江苏5.96%、四川5.94%、上海5.53%。
调研对象分布在各行各业,其中专业技术人员(如会计师、律师、建筑师、医护人员、记者等)、管理人员和技术研发人员相对较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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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样本基本统计值息(来源:作者自绘)
统计项
研究样本的统计值
统计项
研究样本的统计值
人数比例(%)人数比例(% )
男279737.91
况专业人士(律师、建筑师、
医护人员等)
88512
女458062.09管理人员88512
年龄18 〜35443160.07技术/研发人员73810 36 〜60103914.09教师6649 61〜185525.14行政和后勤人员3695
学历初中及以下101  1.37销售人员3695高中及中专4436财务/审计人员2954大专109714.87文职/办事人员2954大学本科368049.89市场/公关人员2213硕士及博士205527.86
其他人员(学生、顾问
/咨询/客服人员等)
265636
常住地北京195526.5
北京142419.31广东6849.27广东6458.74上海512  6.94湖北486  6.59江苏446  6.05江苏440  5.96湖北441  5.98四川438  5.94 ///上海408  5.53
注:部分统计项数值缺失,比例加总不足100%;常住地和疫情期间所在地选取排名靠前的省份。
(二)对地方治理的满意度分析
1. 从满意度总体得分来看,对工作单位的防疫工作满意度相对较高,对基层社区的防疫工作满意度相对最低
问卷中涉及满意度评价的主体有三类,分别为调研对象工作单位、所在社区和所在城市的地方政府,调研内容为“对各主体针对疫情的相应措施安排 是否感到满意”,问卷使用李克特五级量表,从“不满意”到“非常满意”分别赋值1到5。从满意度平均值看,调研对象对所在工作单位防疫工作的满 意度平均值为3.67,对社区防疫工作的满意度平均值为3.42,对当地政府防疫工作满意度的平均值为3.54。统计不满意率(即选择不太满意和不满意两 项的受访者占总人数的比率),可发现受访者对工作单位防疫工作的不满意率为11.26%,对社区防疫工作的不满意率为14.93%,对当地政府防疫工作的 不满意率为12.47%。结果显示,截止到调研时间,人民众对基层社区的防疫工作满意度相对最低,而对工作单位的防疫工作满意度相对最高。
2. 分省份满意度排序情况显示,西部省区和浙江、江苏、天津等省市防疫工作人民认可度相对较高,湖北省不满意率较为突出
计算分省份的工作单位、基层社区、地方政府防疫工作满意度情况,结果显示:工作单位满意度较高的省份为青海省、内蒙古自治区、北京市、四川省、河南省、天津市、福建省和贵州省等;基层社区工作满意度较高的省份为宁夏回族自治区、青海省、浙江省、四川省、内蒙古自治区、天津市、河南
省和江苏省等;而地方政府工作满意度较高的省份为宁夏回族自治区、青海省、天津市、浙江省、贵州省、内蒙古自治区、江苏省、四川省等。总 的来说,疫情影响相对较小、发生时间较晚的西部地区因为应对时间相对充分,防疫措施满意度较高;此外浙江省、四川省、江苏省、天津市等几个地 区的综合防疫工作人民认可度相对较高。而湖北省作为疫情发生的中心和重灾区,政府和社区资源在初期受到巨大冲击而几近瘫痪,满意度排名倒数也 是可以理解的。
(三)满意度影响因素分析
1.居家办公软硬件保障
问卷列举了八种工作单位防控措施,通过分析发现:在问卷列出的各项措施中防控知识宣传”、“跟踪了解个人行程和健康状况”、“推迟上班时间”这三项措施实施率均超过了 70%,其中实施率最高的是“推迟上班时间”,达83.99%。而实施率最低的是“发放医疗防护物资”,达24.36〇/〇。通过显著性分祈可知,"防控知识宣传”、"跟踪了解个人行程和健康状况”、“推迟上班时间”、“提供在家办公的相应软硬件保障”、“发放医疗防 护物资”、“开展办公区域环境卫生治理和督查”及时对进入办公区域人员进行登记和测温"这7项措施均对满意度有显著性影响,影响系数均为正,即措施得分高,满意度高。其中“提供在家办公的相应软硬件保障”对满意度影响最大。(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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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政府各项防疫措施实施率
指定定点医院并公开发布
及时通报本地疫情
封城,关闭部分或所有进出城市通道
停运部分或所有市内公共交通
关闭部分或全部商业运营场所关闭部分或全部公共活动场所(如公园、体育场等)
在公共场所安排体温检测
有管理的安排医疗防疫物资发放或出售
派出督导小组或巡查组监督政策落实
V o
59.30%governance
80.97%
66.08%
21.38%
26.35%
其他■  2.25%
0.00% 10.00% 20.00% 30.00% 40.00% 50.00% 60.00% 70.00% 80.00% 90.00%
!1:工作单位防疫措施实施率(来源:作者自绘)
2.基层社区防控措施
问卷列举了十一种基层社区防控措施,通过分析发现:“管控社区人员和车辆出行”、“封路封社区严格禁止外来人员进入”、“开展社区环境 卫生治理(消毒)和督查”、“防控知识宣传”这四项措施实施率均超过了 60%,其中“管控社区人员和车辆出行”实施率最高,达85.56%。而实 施率最低的措施是“医疗防护物资保障措施”,仅有8.24%。经过显著性分析,“管控社区人员和车辆出行”、“封路封社区严格禁
止外来人员进入”、“开展社区环境卫生治理(消毒)和督查”、“防控知识宣传”、“本社区内返程人员摸查登记”、“临时生活物资保障措施”、“医疗防护物资保障措施”等7项措施对满意度有显著性影响,影响系数均为正,即措施得分高,满意度高。其中“开展社区环境卫生治理(消毒)和督察”这一项对社区满意度 影响最大。而“社区内特殊重点人管理”、“禁止武汉湖北车辆人员进入”、“禁止返程人员进入或要求出具14天健康证明进入”等三项对满意度没 有显著性影响。(图2)
工作单位各项防疫措施实施率
防控知识宣传
跟踪了解个人行程和健康状况
推迟上班时间
提供在家办公的相应软硬件保障
发放医疗防护物资 开展办公区域环境卫生治理和督察及时对进入办公区域人员进行登记和测温
其他
I30.19%
^.36%
7%
w m2^
H  5.05%
78.33%
I83.99%
0.00% 10.00% 20.00% 30.00% 40.00% 50.00% 60.00% 70.00% 80.00% 90.00%
32:基层社区防疫措施实施率(来源:作者自绘)
3.地方政府防控措施
在地方政府防控措施中,问卷列举了十种措施,分析结论如下:各项措施中“指定定点医院并公开发布”
、“及时通报本地疫情”、“关闭部分或全 部商业运营场所”、“关闭部分或全部公共活动场所”这四项实施率均超过70%。其中“及时通报本地疫情”实施率达80.97%。值得注意的是,“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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