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派主流电影叙事：通俗剧的命名及其通约性
作者：黄望莉　毛旭峰
来源：《上海艺术评论》2022年第05期
        在考察“影戏观”的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其影像来源和理论资源都与上海电影史有着无法分割的关系。海派电影的形成过程逐步完善出一个“超稳定”叙事系统，也就是“影戏观”。
其后，围绕着这一学术观念，中国很多学者给予了更多的补充性论述。随着华语电影实践和理论发展，“通俗剧”叙事研究嫁接起“影戏观”，为我们今天重新审视中国电影创作传统中的“超稳定结构”、海派电影文化先锋性的价值提供了新的视角和讨论空间。
        “影戏观”可以认为是海派电影实践和理论体系构建过程中有着绝对价值的理论。然而，当今天重新思考“影戏观”时，正如陈犀禾所言，随着自身体系的发展和时代的变化，更需要一个词汇的重新界定。回到历史现场，梳理“影戏观”的生发过程，看到其内在的“通俗叙事”的结构、价值取向和类型生产，并将视野拓展至今天的中国电影正在发生的现象，可以发现，“影戏观”是对“通俗叙事”的借鉴之后，是“中国化”的重要本体美学上的总结，因而两者之间具有通约性，而“通俗叙事”作为一种形态也成为中国百年电影叙事结构无法忽视的“超稳定系统”。
        “影戏观”：早期海派电影的内在肌理
        1924年，周剑云主导成立了昌明电影函授学校，他用时四年为该校编写《电影讲义》作为教材，本书分为十章，每一章都以上海方言“影戏”来命名当时的电影。书中，他极为强调“戏”的思维以及剧本的文学性，这同另一位早期电影人侯曜不谋而合：“影戏是戏剧的一
种，凡戏剧所有的价值它都具备。”1正如陈犀禾所言：“‘影戏’对电影的基本认识是：戏是电影之本，而影只是完成戏的表现手段。”2近期发现的“中国第一部电影”《定军山》在上海“新舞台”的放映说明书也能说明电影与戏曲之间的关系。中国观众的“戏曲经验”成为电影嫁接最便捷的艺术形式，这张《定军山》在上海新舞台的放映说明书让我们“不仅获得了中国第一部影片的信息，更明确了一百多年前京沪两地戏曲文化的流动和转型，以及影像媒介为京沪两地，尤其是‘海派京剧’文化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佐证材料”。3
        毫无疑问，在早期中国电影人的认知中，嫁接戏剧、戏曲的艺术经验来寻电影这一新媒介的创作路径是一种本能，或者说是一种条件反射。除了与传统戏曲的结合之外，文明戏也为早期中国电影提供了资源。如影片《黑籍冤魂》的故事来源直接取材于同名文明戏，而且从郑正秋开始就期盼改编该戏，直到张石川、管海峰实现拍摄，并再次引起轰动。正如吴迎君在文章中所指出的：“侯曜在《影戏剧本作法》的大文本中建构的是一种‘中西互合’价值观背景，同时具有‘（大）戏剧’意识和电影本土意识的‘影戏观’知识理路。”4这再一次提醒了今天分析早期中国电影人的电影理论体系、电影观念和电影实践时，他们的戏剧活动对他们电影创作的影响。这种“大戏剧观”不仅后来体现在《中国左翼戏剧家联盟最近行动纲领》中，更是在新中国成立后，黄佐临的“大戏剧观”的创作和理论陈述中。
        在考察“影戏观”的过程中，颜纯钧便对陈犀禾所提出的“影戏美学—中国电影理论中的超稳定系统”持否定态度。在陈犀禾看來，影戏美学“统治了中国的电影观念和电影实践”，并“作为一个观念系统它以自己为主体，吸收和同化外来美学的影响，作为生成和壮大自己的养料”，5在经历两次断裂之后，仍发挥着巨大影响。而颜纯钧认为：“《影戏剧本作法》整个建立在西方戏剧理论和戏剧美学的基础之上，这是显而易见的。以这样一部深受西方戏剧理论和戏剧美学影响的电影剧作理论来论证‘影戏’是中国电影美学的核心概念，认为‘影戏’观是中国电影美学的理论体系，岂非咄咄怪事！”故此，他认为“中国根本就不存在一个植根于民族文化和民族精神的超稳定的电影美学理论体系。”6尽管颜纯钧事后承认，自己的论述有所偏颇。但是，确实也提出了一个“影戏观”理论建构中一个被忽视的面向，即：早期中国电影与好莱坞“情节剧”电影之间的关系问题。
        近些年，一些海外学者通过对格里菲斯的《赖婚》一片在中国的传播研究，可以清晰地看到好莱坞情节剧对中国电影叙事的影响。如何其亮教授在其文章中考察出：“沪上观影者，莫不知有《赖婚》。”“甚至上海民新电影公司二十年代末在巴黎推广其最新影片《西厢记》时，宣称《西厢记》就是中国的Way Down East。”7可见，《赖婚》对中国早期电影叙事能力的影响也同样影响了当时侯曜的创作。其后，上海影人们也据此制作了诸如同名
电影《赖婚》，20世纪30年代但杜宇的《失足恨》（1932）更是照搬了《赖婚》的故事情节。由此可见，中国电影人对《赖婚》的推崇体现好莱坞通俗剧在中国的巨大影响力。
        据考证，由周瘦鹃翻译的《赖婚》收益颇丰，也对当时上海通俗文学的发展产生了冲击。从中也可以考察“鸳蝴派”文人参与电影编导，包括制片主导早期电影的生产，也对早期上海电影的故事母题和价值取向产生重大影响。具体看来，“鸳蝴派”与电影的关系可分为两种：一种是电影导演对其作品进行改编；一种是“鸳蝴派”文人独自创作的电影剧本。不仅如此，一些学者也考察到“鸳蝴派”文人投身电影界在早期中国电影史上一共有两次：一次是20世纪20年代初期到30年代初左翼电影运动兴起前；一次是孤岛电影时期，8他们不仅对爱情片，如《风雨之夜》的复杂表达，也随后对古装片、武侠片和神怪片的发展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这些影片获得空前的市场反响。尤其是武侠片以通俗叙事，尤其是曲折离奇的情节获得较好的商业表现，也在叙事中传递家国主义。
        总之，早期海派影人在总结和思考电影本体艺术形态的时候，归纳了我们今天所谓的“影戏观”创作体系，从而也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充满了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并吸收西方新艺术的营养的叙事模式。可以说“影戏观”是内在于中国生成出来的概念，海派电影则是呈
现“影戏观”的重要窗口，它是传统戏曲与文明戏、早期好莱坞电影的以及“鸳蝴派”三者的汇集地。
        “通俗现代性”：连接起时代的话语体系
        在钟大丰看来：“‘影戏’理论是由这样一个双层结构的理论框架构成的：在外层是一个带有浓厚戏剧化彩的技巧理论体系在戏剧化外衣的掩盖下，‘影戏’理论框架的深层结构中，则孕育着一种从功能目的论出发的电影叙事本体论。”9其实，在早期电影发生的开端，电影在嫁接起文明戏的时候，《黑籍冤魂》能够吸引第一代影人的原因就在于针砭时弊，将“”对于现代国家建立的危害示于众人。此后，海派早期电影中大量的关于封建社会的纲常伦理、教条主义的批评，表达改良主义思想，包括对封建余毒下的女性境遇的书写等，无不体现出“影戏观”中所发挥的社会批判功能。青年学者田亦洲认为，侯曜早期“影戏观”中在对西方戏剧艺术吸收和学习的过程中，也继承了两大充满现代意味的价值评判和取向：在面向现实主义创作中，一方面，在挪用“易卜生”问题剧的艺术实践过程中，也顺理成章的将为“为人生”的“易卜生主义”纳入他“影戏观”的创作中，如《玩偶之家》和《国民公敌》等；另一方面，在接受托尔斯泰“艺术不仅起源于情感，而且本身就是情感”的核心思想
之后，也在自己的影像中修正“托尔斯泰主义”，着重强调“表现人生，批评人生，调和人生，美化人生”“以情化人”的崇尚“忏悔”精神来超越法律和道德的约束，10如《复活的玫瑰》等。从对侯曜的分析中，可以较为清楚地看到他所代表的上海早期影人在对高度戏剧化的情节剧模式的选择目的是为了更易于通往其社会教化功能的理想之路，并且成为中国通俗叙事中的价值传统。
        在汉森看来：“1920年代和1930年代的上海电影代表了一种独特的白话现代主义，它生发于美国及其他外来模式的复杂交汇，同时又汲取并改变了中国戏剧、文学、绘画、印刷品文化诸方面通俗和现代主义的传统。”11侯曜对国外名剧的中国式改写从一定程度上也说明了“情节剧”所具有的跨区域、跨文化传播的有效“超稳定结构”，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在于其“白话性”/通俗性的价值。正如前文所论，发轫于上海的通俗剧叙事传统，既有戏剧艺术的创作经验，也融合了来自流行的“鸳蝴文学”对都市文化脉动的人文资源，更是对好莱坞的影像类型叙事等能力上的欣然接受，使得海派通俗叙事传统天然就有着都市现代性的气质。一如张真指出：“它（鸳蝴派文学）成为现代白话文化一个活跃的元素和催化剂，早期中国电影得以从这种白话文化中诞生，并转而深刻地重塑了这种文学类型”。12其后，他在描述上海早期中国电影的跨文化特性时，通过《跨国通俗剧，文艺片，以及孤儿想象》一
文中追索中西方孤儿题材通俗剧跨国谱系，并指出“孤儿主题在跨国通俗剧形态，以及全球对现代经验的通俗化（或曰白话现代）表达中，所占据的中心地位”。13在张真的分析中，能够看到通俗剧如何成为一种“跨国白话”，如何在不同国家与地区进行“在地化”变奏。张真延续着其师米莲姆·布拉图·汉森（Miriam Bratu Hansen）的思路。在汉森那里，“好莱坞不仅仅只是传播影像和声音；它还制造了一种新的感觉机制并使之全球化；它建立了或者正试图建立一系列新的主体性（主观思想）和主题”。14早期海派电影对西方电影的“翻拍”，实际上也是“现代性和现代化进程的话语翻译、杂体化并加以再创造”的过程，15而侯曜的电影也依然是“白话现代主义”中国在地化的例证。
        在李欧梵的《上海摩登：一种新都市文化（1930 —1945）》中，将上海的叙事空间放置于都市语境下讨论，明确电影院是现代都市崛起的一种文化景观，而它又与上海电影之间相伴相生。在20世纪40年代后期的电影中更加凸显都市现代城市景观，如电影院；物质现代性的呈现，如唱片机、欧式家具、别针等；现代的都市欲望，如舞场、交际花等。这些景观在创作者的影像中呈现与批判并置，作为一种“感官反应场”，充斥着白话/通俗现代性体验。新中国成立后，海派电影中的都市现代性，随着社会主义建设的诸多话语体系而发生变化，并将现代性的体验和价值体系成功的植入革命的现代性体验之中。类似《开端》的循环电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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