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振兴
—— 评电影《一点就到家》文/孟祥梁
“三农”发展的影视化表达
摘要：影视作为一种视听结合的艺术表现形式，也是传承文化、记录历史、展现成果的一种载体体现，将“三农”发展进行影视化表达是近些年影视创作领域中的一种重要方式。电影《一点就到家》对富有青春朝气、梦想创业的农村喜剧题材进行影视创作，将农业现代化转型、农村集体化运作、农民返乡潮助力等现实题材深刻表现出来，进一步传达出发展“三农”的影片基调和脱贫攻坚的主题内涵。2020年是脱贫攻坚决战决胜之年，本部影片堪称农村题材影视创作领域中的一部有心之作、特之作、亮点之作。
关键词：《一点就到家》 “三农” 脱贫攻坚 青年创业 乡村振兴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贫困人口脱贫作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底线任务和标志性指标，在全国范围全面打响了脱贫攻坚战。脱贫攻坚力度之大、规模之广、影响之深，前所未有。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重点是‘三农’，关键在‘三农’，成效看‘三农’”。2020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实现之年，是全面打赢脱贫攻坚战收官之年，电影《一点就到家》（2020）应运而生。这部影片是一部洋溢着青春与梦想的农村题材主旋律喜剧电影，其中便包含着发展“三农”的影片基调和脱贫攻坚的主题内
涵。其导演是剪辑师出身的许宏宇，执“剪”过《建国大业》（2009）、《十月围城》（2009）、《建党伟业》（2011）、《夏洛特烦恼》（2015）等多部国内票房与口碑俱佳的电影，而《一点就到家》是他继《喜欢你》（2017）之后导演的第二部电影。该片“与时俱进地紧跟时代话语，围绕万众创业、乡村振兴等主题展开叙事，并融入电商惠农、直播带货、快递进村等社会新趋势”[1]，“超越了观众固有观念里的俗套故事，开创了农村题材新的表现手法”[2]，聚焦“三农”发展，展现“三农”成果，描绘“三农”美景。
电影《一点就到家》中的主要故事发生在一个名为黄路村的云南山寨小村，除在外务工的年轻人以外，本地村民的收入主要依靠种植普洱茶维持，但当地普洱茶种植产业项目结构单一、抗风险能力不足，对提高村民收入和带动地方经济的作用有限。有着“电商梦”的魏晋北（刘昊然饰）与有着“快递梦”的彭秀兵（彭昱畅饰）从北京回到村寨后，第一幕就看到了村寨的祭茶神活动。村长老李虽然上了岁数，但依旧坚持亲自爬高台、祭茶神，这主要源于村长对本地唯一的经济命脉——“茶业”的重视与责任感，盼望着茶叶的丰收能增加村民们的收入，使村中留守的老人及小孩能够过上好日子。透过影片表象看，村长已年老，组织的祭茶神活动也因突发意外无法完成，而深层次里隐含着村长代表的当地传统农业产业的发展乏力。彭秀兵从现代都市归来，于意外之中拯救“高升”（影片中一根红炮仗状的物品），使炮仗比村长打正的情况下飞得还要远，为之后彭秀兵联合魏晋北与李绍（尹昉饰）在乡村开展业务、推动当地农业现代化转型埋下了叙事伏笔。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国农业农村发展已进入新的历史阶段，农业的主要矛盾由总量不足转变为结构性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面在供给侧。”影片中的黄
一、农业：由传统转向现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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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村及周边村寨，在茶叶种植与销售方面，就面临着产能严重过剩、供需结构严重失衡的情况。这里基本户户种茶、采茶、卖茶，其产能化已经超标，大于周边市场需求，并且由于当地交通不便和村民们对网购概念的陌生，茶叶也无法更好地销售到远方，茶叶积压，经济滞后，周而复始，恶性循环。影片中，在祭茶神活动后的大聚餐时，彭秀兵与一位对坐的青年沟通本村茶叶的销量情况，也印证了黄路村的茶叶产量很好，质量也不错，但是销售困难，仅有上年份的普洱茶饼能够卖得出去。在那位青年看来，“拜祖宗不如拜（工厂）老板，他们才是真祖宗”。因此，当地亟需进行农业产业的现代化转型，而李绍的返乡，带来了一缕曙光。
李绍是村长老李的儿子，5年前从北京返回村寨，他有着专注的“咖啡梦”。他在后山砍了茶树种咖啡，
却因其“种咖啡”的理念与父亲“种茶叶”的观念不一致，二人爆发冲突矛盾，他便独自在后山守着不到两亩地的700多棵咖啡树，过着犹如世外桃源的生活。李绍通过自己多年来对咖啡的不懈研究和努力，研制出一款口味独特的“普洱咖啡”，并且在咖啡生豆国际大赛中拿到了银奖。在彭秀兵、魏晋北、李绍的努力和影响下，黄路村村民们开始缩减茶叶种植面积，扩大咖啡种植规模。经过3年的努力，当地种植了5万棵咖啡树，种植面积近140亩，销售额达到120万，甚至引得全世界最大的咖啡经销商“星雀”要出资600万“买断”普洱咖啡。但也因为此次签约事件，魏晋北与彭秀兵、李绍之间发生了矛盾冲突，三个人合作破裂而散伙。虽然影片在个别表现叙事上还存在逻辑和动因上的些许瑕疵，但其中包含的农业现代化转型的理念还是具有现实意义和可行性的。黄路村村民在这三个青年人的带领下，率先吃到了咖啡业“螃蟹”，也率先享受到了咖啡业“红利”。但是，通过“星雀收购签约”事件，可以看出在农业现代化转型的进程中，要将农业做大、做强、做出规模，势必要形成品牌化效应。
没有形成品牌化效应的产品或商品，很难得到更好的发展。因此，三个人再次联手，大力发展普洱咖啡，采取产业化运作模式，对产品质量高要求、严把关，并且在影片中，李佳琦出镜在直播间进行理念阐述和产品推广，参加咖啡交流大会等。通过一系列努力，普洱咖啡的品牌形象被成功树立，由此证明了品牌化营销能为品质“三农”的良性发展提供极大助力。
电影中的三个青年人种植普洱咖啡，专心打造中国本土咖啡品牌，带领村民致富的故事，正是“一种把城市理念与乡村特相结合、用互联网思维来发展种植业的新模式”[3]。可见，当传统农业无法满足当
代社会和大众需求时，势必要进行产业化调整、现代化转型与品牌化营销，升级成为当前拥有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现代农业，走具有中国特的农业现代化道路，以此助推“三农”高质量发展。
二、农村：从个体化到集体化
彭秀兵与李绍的家乡黄路村坐落于云南景迈山中，这里青山绿水，鸟语花香，风光秀丽，诗情画意，他们俩便是在这个美丽的小山村土生土长，外出打工又返回村寨的少数年轻人。由于黄路村地处大山深处，交通不便，没有统一的纽带将村民、村寨、城镇、都市之间有机相连，更没有形成集体联动发展。连距离黄路村最近的快递站都有20公里，在如今快节奏的消费社会中，黄路村村民却几乎无人网购。彭秀兵从北京的快递公司辞职返乡，拿着用10年积攒的资金进行创业，就是要打通这最后20公里，大力发展乡村快递。
互联网的高速发展和物流业的兴起，极大地促进了社会资源的共享性和及时性。彭秀兵的秀兵快递业务打通了村寨与外界的商品流通，效果却只是一时的，甚至是具有隐患的。村民们的网购都由其快递站代劳，且不满意包退货。但村民只有一时的网购需求却没有网购理念，更不懂网购后果。秀兵快递起先还可以一时盈利，但没过多长时间，彭秀兵用10年攒下来的体力钱全部被赔了进去，最终连员工工资都无法发放。当魏晋北和彭秀兵再次来到李绍所在的后山，并了解到咖啡种植的规模后，魏晋北想到物流快递是双向的，既然网购进不来，但是咖啡可以送出去，如此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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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振兴类似《开端》的循环电影
品质的咖啡在未来势必会有很大的市场需求和经济效益，而且也可以实现自己的“电商梦”、李绍的“咖啡梦”、彭秀兵的“快递梦”。至此，三个青年人合伙，化个体为集体的合作模式正式开启。
魏晋北以李绍的名义将咖啡生豆送去参加世界咖啡生豆大赛，并在上千份参赛样品中获得了银奖，这极大地鼓舞了他们的士气。之后，这三个人成为合作上的好搭档、生活上的好伙伴，此处，导演还用了互文的手法，与本片监制陈可辛执导的电影《中国合伙人》（2013）形成“梦幻”联动。经过魏晋北的分析，农产品商品化需要三大要素——产地、物流、终端，这正好切合三个人的专业范畴，他们通过申请国家的扶贫贷款扩大生产，以咖啡园为中心，辐射并带动周边，形成产业化的咖啡种植模式。这三个人巧（借）用村长的大喇叭广播，彭秀兵以一番肺腑之言成功地劝说黄路村村民参与咖啡种植，于是整个村寨开始集中化种植生产咖啡。短短3年时间，咖啡种植为该村广大农民带来了可观的经济收入，也为本村创造了巨大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更重要的是，以此为基础，进一步形成了以黄路村为中心的农村经济发展辐射带，带动了周边村寨的发展。
在黄路村现代化转型的集体进程中，村长老李是一个奉行传统、回避现代转型的人物形象，也正因为其传统观念与儿子李绍现代理念的矛盾冲突，双方各执己见，从而推动影片产生了较多戏剧性的情
节。在影片结尾部分，村长网购了一款普洱咖啡，儿子李绍决定亲自去送，儿子亲自沏上咖啡，父亲却认为咖啡难喝到无法下咽，儿子说小时候喝茶时也是如此。父亲若有所思，为儿子也倒了一杯，儿子却说想喝茶，父亲释怀落泪，激动中难掩感动，说着“喝茶”将杯中咖啡一饮而尽。父子二人在此刻形成了身份上和行为上的认同，父亲也完成了集体化融入，从深层次来讲，也形成了传统观念与现代理念的融合。由此也可看出导演的用心，茶与咖啡并无孰好孰坏之分，人各有所爱，我们可以促进适合市场环境、适合经济发展的新生事物发展壮大，亦可保留传统的事物与观念并传承发展。正如影片英文名“Coffee or Tea”一样，“咖啡和茶都产于同一片土地，展现我们既能做茶也能做咖啡的包容态度”[4]，二者亦可共存发展。
坚持不懈地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并不是面对单一对象、单一产业，以单一途径就可以成功的，需要多方的联动、集中的力量，形成一个良性的发展循环，方可成就大事。影片中呈现的模式：咖啡种植→快递运输→电商销售→资金回流→共同富裕（及扩大种植和规模），就展现了从个体单打独斗的生产经营模式到形成有效的集体作战的联动生产机制的发展转变。该片以小见大，“将切口缩小到‘乡村’，以‘乡村发展’展现社会进步，以新农村老百姓的生活，传达和谐、发展等主流意识形态和扶贫、脱贫等国家主题。”[5]同时，影片通过“凸显乡村在现代化进程中被重新焕发的生机，从而为当代中国电影提供了新的乡村想象”[6]。
2018年3月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山东代表团审议时强调：“激励各类人才
在农村广阔天地大施所能、大展才华、大显身手，打造一支强大的乡村振兴人才队伍，在乡村形成人才、土地、资金、产业汇聚的良性循环。”影片中，彭秀兵与李绍均是年少时从黄路村“走出去”，在北京打拼若干年，再次回到村寨的“人才”，而魏晋北在一定程度上可看成是被彭秀兵从都市“引回”农村寻“自身意义”的“精英人才”。曾经黄路村村民的观念是鼓励年轻人外出打拼，打拼得越好越不要回来，甚至于可以忽略对留守至亲的责任，这是一个时代下“那些农村”的缩影，是“那些农民”认为自己家乡发展无望与期待下一代“跳出龙门”后的艰难抉择。然而，这些具有巨大勇气斩断思亲念想的年轻人，身处异地都市，内心却终日飘荡、无所依靠。所以，彭秀兵回来了，拿着在北京打工10年赚到的第一桶金返乡创业；李绍也回来了，回到家乡实现自己的咖啡种植梦想。
在彭秀兵走出创业第一步——成立“秀兵快递站”后，招聘到的10位第一批快递员，年龄基本都
三、农民：走出去与引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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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五六十岁左右，没有一位年轻人，是因为工资太低吗？可是墙上的招聘广告上明明写着月基础工资800元，计件工资另算，而他们一年种茶卖茶的收入平均到每个月还不到500元。其实只有一个原因，
年轻人都出去了。在祭茶神活动后的大聚餐时，魏晋北就观察到，走了那几位年轻人后，村里就剩老人和小孩了。虽然起初的第一批快递员年龄偏大，魏晋北还对他们有过调侃，但是他们都是在村寨土生土长的人，几十年的本地生活经验，家家户户、大路小路“门儿清”，10位大龄快递员给魏晋北现场“梦幻般”展示了自己的体力绝活后，魏晋北感到吃惊并打消了对他们年龄偏大、体力不足的顾虑。但是，回到本质问题，偌大的村寨没有年轻人，何谈发展“三农”？何谈脱贫攻坚？何谈乡村振兴？
在影片的最后，当这三个青年人的咖啡产业发展壮大后，种植咖啡的农民也都富裕起来了。研制咖啡的工作间里，镜头闪过好多年轻人的面庞，这意味着很多年轻人，甚至知识分子、技术人员也都选择返回家乡工作。秀兵快递业务也因为咖啡产业的壮大而发展起来，很多在外打拼的年轻人也都回到村寨，助力乡村的发展。在秀兵快递站门口，航拍的镜头展示了近百人的快递员队伍，其中大部分年轻的快递员都是从外地“引回来”的各行各业的“打工人”，有在北京修空调的李赞成、在上海开滴滴车的彭辉、在广州做泥瓦匠的马岩、在深圳做理发师的爱迪生、在昆明摆地摊的魏山、在横店做演员的刘源等等。“引回来”的年轻人曾经是大城市中的“打工人”，他们拿着并不算高的收入，同时忍受着思乡思亲的忧愁。而如今，咖啡种植业发展起来，乡村物流运转起来，大家能在家门口工作、在亲人身边工作的好日子已经到来。正如影片结尾画面所展示的，扩大规模的秀兵快递员们驱车在乡村大道上，路边的“幸福云南是我家，脱贫攻坚靠大家”宣传语，真正可以切实落地，铿锵有力！
农民是农业农村发展的主体，改革开放40多年来的很多改革成果都是由农民创造的，尤其是生产力最
为旺盛的年轻农民，要“充分调动农民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让亿万农民成为乡村振兴和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参与者、建设者、受益者”[7]。具体到本部影片中，黄路村及周边村寨的普洱咖啡产业的成功，吸引着更多的在外打工的年轻人返乡，带动了物流快递和现代化农业规模不断扩大，农业农村现代化转型发展也越来越好，村民们也享受到了更好的便捷化的生活。影片“塑造着有志气、有毅力、拼搏肯干的新时代新农民形象，绘制上下一心实现家国富强的‘中国梦’的宏大画卷”[8]。“走出去”的农民（年轻人）可以“引回来”，返乡的年轻人越多，农业农村便越向有利的方向发展。如此，农业可以发达起来，农村可以振兴起来，农民可以富裕起来。
四、结语
电影《一点就到家》以轻快明朗又带有喜剧风格的农村现实题材进行影视创作，讲述了一个青春美好的返乡创业故事。虽然影片中的部分情节叙事和人物关系等方面的塑造还存在不足之处，也“没有将着力点放在触及农村的现实问题以及走进农民的真实内心上”[9]，但瑕不掩瑜，影片整体通过以小见大的叙事手法从普通大众的视角切入，“将个体的梦想融进‘中国梦’的整体叙事，洋溢着浓浓的现实观照和人文情怀”[10]，将新时代的“三农”故事与“三农”发展生动描绘出来，展现出中国青年勤于创业、奋发向上、敢于作为的乐观主义精神，积极响应国家打赢脱贫攻坚战的重大政治任务与乡村振兴战略，对于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展示真实、立体、全面的中
基金项目：2020年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项目（项目编号：20EC199）阶段性研究成果；2019年甘肃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项目编号：XW029）阶段性研究成果；2021年甘肃省教育厅优秀研究生“创新之星”项目（项目编号：2021CXZX-301）研究成果；2020年西北师范大学科研资助项目（项目编号：2020KYZZ001137）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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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转92页）
孙频小说中得到救赎后的主人公是否真的能够在私我空间中得到解脱？是否真的能够重新走进共享空间？又能否在共享空间中立足与发展？除了邓亚西和邓安城等外，孙频对于其他人物的命运似乎并没有直接给出答案。邓亚西与李塘婚后的无望，使得她又回到了精神牢宠似的画室，“三人成宴”的人物由自己、前男友和情敌换成了自己、李塘与黄发女孩，但各自代表的角仍然是固定的。即使身体生活在共享空间，但她也不可能逃出私我空间，最终只好在精神病院中度过余生，永远沉陷在内心的孤寂与幻想中。邓安城将余亚静视为牟小红的替身，对余亚静的不管不问实则是在对牟小红的补过。当这
一幻境被打破后，邓安城则失去了“精神之根”，在浴室中自杀。试想，除了邓亚西与邓安城，其他人是否能走出悲痛的私我空间而在共享空间中成长呢？《不速之客》的结尾处，虽然暗示着苏小军的悔意与纪米萍的回归，但是双方的感情基础不是出于爱情，而是纪米萍出于情感补偿需要卑微地对苏小军单方面地讨好，这样的关系未必会长久。张银枝虽然四年如一日般地到榆林见桑立明，但她与只在自己山庄居住不到一个星期的客人之间真的会有爱情吗？正如她自己所言，这样做的目的不是为了爱情，而是出于一种信念。她三番五次地去见桑立明享受的是被折磨的过程而非最终的结果，一旦这个过程结束，她真的能与桑立明安心地在葡峰山庄生活吗？夏肖丹虽然在出租车内彻底醒悟，但是所谓的醒悟是被断指“圣物”统摄的，是外部强加给她的精神支柱，一旦没有“圣物”的管控，她真的能悔悟吗？真的能在私我空间中追求平稳吗？所以，我们可以看出，大多数情况下孙频并没有让主人公得到完全意义上的拯救。他们在共享空间与私我空间的互动冲突中，虽然得到自我救赎，但那是不完整的救赎。他们在不彻底的救赎中很难再走进共享空间，或是一直存在于共享空间中得不到救赎，或是永远滞留于救赎后的私我空间，或是在只有短暂的自我救赎后又重新进入共享空间与私我空间的冲突中。从这个意义上讲，小说中的主人公是一个在共享空间与私我空间的交锋中失败的自我救赎者，他们最终的走向是绝望与失败，而非希望与成功，这在《我们骑鲸而去》等新作中同样如此。
这种创作设计或许是孙频有意为之，正如孙频在谈论自己的创作时，表明自己的创作正是为了补偿自己“所有的缺失与渴望，所有不为人知的爱与悲伤，补偿生命中的种种苦难”[4]，但也或许是孙频的文
学实践难题，她无法为人物构建一个未来。当然，我们并不强制作家回答任何问题，但我们希望作家能够在面对情感、人生和命运等问题时，能够给出一条作家希望看到的道路，能够让读者看到作家给人物设计的属于他们自己的“世界图景”。在“空间寓言”中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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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单位：兰州大学文学院美编 敏子 编辑 李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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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单位：西北师范大学传媒学院美编敏子编辑王晓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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