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历史的边缘
汪丁丁
    “上帝死了,人被遗忘了,历史终结了。”这是眼下流行的也是贯穿了整个二十世纪的‘三位一体’命题。1889年1月一个阴暗的下午,写下“上帝死了”的尼采大约是最后一次在土伦街道上散步,他的精神已经完全崩溃,几分钟以后,他紧紧搂住一匹马的脖子,瘫倒在地上。疯子尼采在本世纪第一个八月份死去了,这是一个征兆,此后的一百年,整个西方社会陷入了疯狂,而且随着资本主义的全球化,这个世界里的一切事情都陷入了疯狂。
    历史终结了。但那只是西方历史的终结,只是基督教历史的终结。或许,世界历史将随着占主导地位的西方历史的终结而终结?不论如何,人类历史肯定经历过不少次类似的‘终结’,我把这叫做‘历史的边缘’。这是‘时间’意义上的‘边缘’。其次,我们必须明白,在这部以西方为主的现代史里,中国处于边缘。这是‘文化’意义上的‘边缘’。最后,如我们一直强调的,对‘主流生活方式’保持批判的态度,这是让社会获得健全精神生活的几乎唯一的方式。这是‘政治’意义上的‘边缘’。在这三重意义上,我们守候着历史的边缘。
    未来的一千年,什么问题将始终困扰着人类发展?在我能够展开这个问题之前,我应当说明:这问题本身就是一个‘人类中心主义’的问题,它正受到环境主义者广泛和深刻的批判。而环境主义的自然哲学观念在根本上是与东方思想相通的。也就是说,植根于两千年前古代希腊思想的‘发展(genesis)问题’,终于到了自己的归宿---东方的永恒的静止的善。这永恒的宁静曾经被埃及的祭司们写在<死人书>里面,并且以谷神和酒神崇拜的方式将希腊哲学及此后两千年西方精神的潜意识,统统笼罩在迪奥尼索斯的疯狂之中。叔本华和容格,先后意识到西方精神的潜意识疯狂必须从东方的安逸自足的精神里寻求解脱,才可能使心灵恢复“如瑞士湖泊那样清澈与宁静”的状态。因此,按照希腊悲剧的思路,在未来的一千年里,经历了两千年自我放逐的西方精神,这个代表着人类命运的俄迪普斯,将返回它在东方的家园,在那里他将再次面对斯芬克斯---东方的真正的斯芬克斯。
    所以,当我们询问‘发展’问题的时候,这问题本身总是反过来提醒我们:任何发展问题都首先是精神的发展问题,其次才是物质方面的发展问题。后者只是前者的结果。当精神愿意把它已经意识到了的世界付诸实施时,它便展现为物质的世界。
    在‘一千年’这样一个时间视角下,日常的,短期的冲突早已被时间淹没。那些可能在一千年
的时段上突显出来的影响人类发展的因素,那些足以被‘年鉴派’历史学家称为‘长期因素’的结构性变量,在我看来只有两个:(1)资源与环境。这一概念最狭义的描述是“不可再生性资源”(矿产及其储量),而它的广义描述则包括了‘环境’本身;(2)技术与知识演变。这是不同的两件事请,前者是‘人对自然’的单向关系,后者则包括了关于‘人对自然’,‘人与人之间’,以及‘自然对人’的关系。就单纯的‘人对自然’关系而言,‘技术’意味着人对自然的征服过程,从而有所谓‘进步’。但就复杂的‘人对自然’同时‘自然对人’的关系而言,‘技术’不应当再意味着对自然的征服过程,而应当意味着人与自然的同一化过程,所以我用了‘演变’这个更为广义的表述。
    关于‘不可再生性资源’与经济发展的关系,人们在‘可持续发展’的标题下已经谈论了几十年(至少从1970年‘罗马俱乐部’的报告开始),但高速增长的世界经济仍然没有碰到‘发展的极限’。每一个‘极限’设定都不能不假设一个有限的给定的资源储备总量,否则就谈不上‘发展的极限’了。可是当我们试图界定‘资源储备总量’时候,我们马上意识到这一变量不能不依赖于人类知识的演变。如果没有充分发展了的化学知识从而‘石油’可以成为一种资源,人类就只能谈论以‘煤’为主的能源储备。能源如此,其它一切‘资源’亦如此,因为‘资源’是‘技术’的一种类型,而‘技术’是‘知识’的一种类型。知识演变决定‘可利用资源’的意义及储量。
    假定一个合理的长期的资源供给增长速度,经济学家便可以谈论经济的长期增长速度。例如根据索罗增长模型我们能够简单地推算,在足够长的时段内,人口的增长速度(稳态人口的增长速度是零)和储蓄率(对应于稳态人口的储蓄率是零)都可以被忽略,从而经济增长速度将唯一地取决于技术进步速度。在物理学意义上,我们不妨把经济增长视为‘能量-效用’转换过程,而技术则决定了这一过程的转换效率。如果效用函数的结构参数保持不变,那么,索罗模型意味着:以百分比衡量的经济增长速度等于能量供给的增长速度加上技术进步的速度。
    换句话说,经济增长的速度唯一地依赖于人类知识演变(‘资源储备总量’与‘技术’)的速度。但是这仍然不构成一个完整的经济发展的命题,因为它没有考虑上述增长方程里‘效用’的度量及其变化,而任何‘增长’都必须是在‘效用’增长的意义上成其为‘增长’。
    什么是‘效用(utility)’?对经济学家而言,这是个不能提出的问题,因为它是一切经济学问题的前提,它的基础不在经济学领域内。‘效用’,当它被边沁从休谟那里拿来并大大推广开来的时候,它始终就是一个道德哲学概念,用边沁的话说,就是“对幸福程度的衡量”。而‘幸福(happiness)’,至少从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开始,就已经与另外两个概念---‘卓越(excellency)’和‘善(good)’,一起构成了西方人所理解的‘伦理(ethic)’或‘道德(morality)’的主题。
不是巧合,经济学家所说的‘物品(good)’---那个增加‘效用’的物品,正是道德哲学家所说的‘善’---那个与邪恶相对立的善。因为对西方精神而言,个人幸福,善,卓越,这三者原本是一回事。这里,我愿意宣称:使西方精神最终大大地不同于它所源出的东方精神的那一关键环节是‘自我(ego)’意识的独立化。注意,我用了狭义的‘自我’概念---‘ego’,而不是英文通常使用的广义的‘自我’概念---‘self’。后者不仅包含着前者,而且还包含着前者的对立物---潜意识。正是由于西方精神的‘自我’意识从‘集体’意识当中独立出来并且将‘集体意识’压抑到潜意识当中去,才产生了具有独立人格的自我,以及自我的幸福,自我的善,自我的卓越。这组‘三位一体’的价值是通过自我对外在世界的征服来实现的。
    假如有一天人类精神发生了方向上的转变,从追求自我幸福转向追求‘超越自我’的幸福,那么显然,‘效用’,作为‘幸福’程度的度量,它的增长方式也将发生方向性的转变。例如,不难想象,一位精进的瑜伽师所体验到的‘效用’可以在能量投入完全不增长(甚至下降)的情况下,随着精神境界的提升而不断增加。这里起决定作用的不再是‘技术’或知识的演变,而是精神取向的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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