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主义”的诞生：一个概念史的研究
“人文主义”在现今的学术研究中是一个比较常见的概念。然而，对它的确切意涵的界定，却始终是学界一项艰巨的任务。十多年前，董乐山在翻译布洛克的《西方人文主义传统》一书时曾提出，学界对这个词的内涵没有一致的认识，而译名的选择也十分混乱，有些人“甚至连概念也没有弄清楚”便匆忙参加讨论，给读者的理解造成了极大的困难。1而近年来涉及“人文主义”的研究，一般都要对这个概念本身的意涵作些特别的说明。这反映了对于“人文主义”的理解，似乎仍无法作单一的确定，仍是向未来敞开的无尽课题。
当然，出现这种景况其实不能完全归咎于中文学者，“人文主义”这个概念在西方语言中同样存在着多种意涵，学者对其的使用也比较混乱。由于“人”这个主题内涵的丰富性，对“人文主义”（humanism）的定义和诠释就有了充分的开放性和流动性。许多西方学者也注意到此：加林抱怨说，“‘人文主义’这个词由于滥用、乱用和误用，只要听到它，就已经使人难以忍受。”2布洛克在无奈之下把“人文主义”含糊地解释为“一种宽泛的倾向，一个思想和信仰的维度，一场持续不断的辩论。”3福柯在阐释启蒙时，不赞成把启蒙纯粹表述成人文主义，因为“人文主义这个主题太灵活，太多样化，太不一贯，以致不可用作反思的纲目。”4除了此类批评之外，英国学者戴维斯曾试图从正面归纳文艺复兴以来产生的各种“人文主义”，其结论是有十种之多。5其实，这显然已经对概念史作了相当程度的简化。还有学者在详尽列举历史上出现的海量的“人文主义”定义后，不可避免地走向了较为相对主义的立场，即认为“‘人文主义’这个词在其每次被
使用中，其涵义都是特定的，是由使用者自己选择的。”6如果连西方学者都普遍有这样的评论，那么在中文世界对于“人文主义”这个外来概念有理解的差异，便一点也不奇怪了。强行统一不但无助于问题解决，反而会产生理解的错位，滋生新的“知识—权力”关系。因而，一种合适的态度或许是做更历史化和微观化的探讨，揭示概念的各个特定意涵接触、组合、生成的历史场景。概念在它产生之后，便天生地具有了一种非历史化的倾向，它依靠自己的语义力量将某种特定意涵在语言世界之中加以普遍化。尽管“人文主义”这个中文词诞生在20世纪，但它所指涉的对象早已遍及上古至现代的一切时空。
1布洛克著：《西方人文主义传统》，董乐山译，三联书店1997年版，见“译序”第2页。
2加林著：《意大利人文主义》，李玉成译，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2页。
3布洛克著：《西方人文主义传统》，第3页。
4福柯：《何为启蒙》，顾嘉琛译，杜小真编《福柯集》，上海远东出版社2003年版，第538页。
5Tony Davies, Humanism. London: Routledge, 1997. pp.130-131.
6Nicolas Walter, Humanism, What’s in the W ord? London: Rationalist Press Association, 1997. See Preface. 需要说明的是：本文中不用“意义”翻译meaning，因“意义”另有significance之义，容易混淆。本文对“概念”用“意涵”，对“词”用“涵义”。
正是在这个非历史化过程中，其意涵范围不断被新的对象所规定，从而产生了一个词的多重涵义。这种情况在思想史研究中相当常见，早在上世纪20年代，美国“观念史”研究的代表人物洛夫乔伊（A. O. Lovejoy）就已经在研究“浪漫主义”时，揭示了此类“主义”（-ism）术语的涵义所具有的多重性和复数性。7基于此，本文并不旨在对人文主义作新的诠释和界定，而是希望对概念的生成作一个历史化的考察。如果我们考察宽泛的人文主义观念之生成，那么可能要从上古时代开始讲起，但如果聚焦于“人文主义”这个概念本身，这就是一个近代话题，而且，作为彻底的外来概念，将不可避免地涉及到翻译的问题，因此，本文既期望探索humanism这个词汇何时开始出现在中文学者视野里，也想对它最初如何被翻译，后来又怎么和“人文主义”这个译词相对应的过程进行研究，以期展现这一概念在刚进入中文时的原初形态，为今天学者所面对的翻译困境寻到历史的源头。8
“人文主义”之翻译不止是词汇学的问题。汪晖认为，“人文主义”是中国现代性问题中的一个重要主题，而且“我们不能简单地认为人文主义、人道主义仅仅是欧洲历史中的各种Humanism的直接翻译，而应该把这个翻译过程理解为一个阐释过程”。9当然，翻译和阐释并不是两个截然分离的领域，在相当程度上本文同意刘禾对近代中国翻译活动的观察，即许多概念在跨越语言的过程中，其意义并不是简单的对等移植，我们必须重视所谓“主方语言”中意义的生成和创造，10而且，对于“某某主义”之类具有高度抽象性的概念来说显然更是如此。中文译者在翻译西方概念和文本时所夹带的不同理解和阐释，是我们尤其需要注意的。
然而，这并不代表我们就会忽视英语等西方源语言中概念的多重意涵对翻译活动所具有的作用。通过本文的叙述我们可以看到，“人文主义”这个概念的复杂性在于，它的生成不仅经历了欧—日—中这种“源语—中介语—译语”的变化过程，其本身在源语中的多重意涵更加深了翻译者试图建立尽可能精确对等关系的难度，进而敞开了译语中多重诠释的可能性。举例而言，20世纪初的西史著作翻译者（日本或中国）所面对的humanism概念，和后来学衡派人士所面对的
7Arthur Lovejoy, “On the Discrimination of Romanticism”, PMLA, vol.39, No.2 (1924), pp.229-253. Also in his Essays in the History of Ideas (Baltimore, 1948). 笔者曾撰有文字对此问题作初步解析，见章可《浪漫主义：统一的还是多歧的——评思想史研究的一次争论》，《复旦史学集刊》第二辑，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65-179页。
8尽管以“人文主义”为主题的论著堪称汗牛充栋，但对该词在近现代中国如何产生的研究却相当少见，钟少华先生曾撰有文字，但仅罗列了“人文主义”在部分近代辞典中的释义条目。见钟少华《人道、人文、人本三词在近代的嬗变》，《中国政法大学人文论坛》第二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
9汪晖：《人文话语与中国的现代性问题》，陈清侨编《身份认同与公共文化》，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373页。
10刘禾著：《跨语际实践：文学、民族文化与被译介的现代性，1900-1937》，宋伟杰等译，三联书
店2002年版，第35-38页。
白璧德的humanism概念，显然在意涵上有相当大的差别。尽管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就要走到极端的相对主义，即“词语的每次使用都具有自己的特定意义”（无论在何种语言中）。但是它提醒我们，在关注译语概念的创造性时，源语言中概念在单个场景中可能具有的创造性同样值得关注，后者同样参与建构了概念在跨语际过程中的不对等性。因而，翻译的过程便体现为一个多重因素参与的过程。当不同时期的中文译者试图创造性地建立概念之间的对等关系时，它们这种尝试的前提性依据——也就是他们所认为的那个概念在源语言中的意涵——也可能是不同的，尽管那些不同意涵共享同一种词汇形式。
事实上，这种多重的复杂性最终产生之效应仍然体现在译语语言，即“主方语言”之中。有时，翻译者本身也会意识到源语概念的复杂性，在这种情况下翻译中译词的选择便不能被理解成一种随意的行动，而是带有充分目的性的主动选择，这种选择尤其要被置于更广大的文本和思想环境之中进行理解。比如，尽管在20世纪初的许多文本中，学者对humanism的翻译可能是带有偶然性的（例如各种音译词），但是到了20年代，当学衡派人士有意地区分“人文主义”和“人道主义”时，这些概念的意涵便必须被放入特定的语境中加以理解了。当代思想史家昆廷斯金纳曾这样描述自己的研究取向：“我研究概念，并不关注表达这些概念的词汇的特定‘涵义’，而是追问我们用这些概念能做什么，以及考察概念相互之间的关系，概念和更宽泛的信仰体系之间的关系。”11就考究概念的语境而言，斯金纳揭示了一个很有意义的取向，即将研究重点从分析概念的文字意涵转移到分析概念所承载的作者特定“意图”之上。
12在翻译活动中，此类特定“意图”不仅体现在对同一概念选用不同译词上，即使对同一译词，不同作者也可能带有选择性或者创造性地使用该词汇的可能涵义。
当然，就最广大层面的概念运用来说，“共性”仍然是大于“差异性”的。汉语中的“主义”概念，大多借自日语译词，而清末民初屡见不鲜的各种“新语”和英汉日汉辞书词典，则为这些外来概念的社会运用提供了相当程度的规范作用，尽管这些辞书本身对概念的释义不尽相同，使用者也可能带有特定意图，但在抽象的概念层面，这些意涵大致都在一定范围之内，或者可以区分出若干种类，而不是完全的随意和杂乱。黄兴涛在评论刘禾的前述观点时曾指出，刘禾对翻译中“对等性”的质疑，其有效性主要体现在那些抽象程度较高的英语概念中，即便在这一领域中，仍应具体情况具体对待。也就是说，我们不能笼统否认“共性”或者译词涵义滑动的可能边界的存在。13此观察从概念研究的角度而言相当精到。就humanism的中文翻译来说，本文并不否认相对共性的存在，但是希望对11Quentin Skinner, Visions of Politics. Volume 1: Regarding Method.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2, p.4.
12梁裕康：《意图与意义——论Quentin Skinner意义理论中的一些问题》，台湾《政治科学论丛》第33期，2007年，第83-116页。
13黄兴涛：《“话语”分析与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研究》，《历史研究》2007年第2期，第158-159页。
其中产生的差异性做梳理和解释。近代以来对humanism中文译词的理解差异性之大，曾经使论者不无
夸张地发出了“条目撰写者或翻译者愿意怎样写就怎样写，根本不在乎别人怎么用怎么看”的感慨。14这些差异性或者说涵义的“滑动”，当然在一定程度上是由源语言中概念的含混性造成的，但又不止于此。“人文主义”在20世纪中国，究竟是如何在一个外来力量和本土理解不断互动的概念结构中最终诞生，这是相当大的课题，这里试图依据现有材料作初步探讨。
一、19世纪西方语言中的“人文主义”
“人文主义”是外来词，尽管其直接来源是日语汉字词“人文主義”（ジソブソシュギ），但后者来源于对西方语言词汇的翻译。在探讨“人文主义”这个译词前，我们首先讨论它的西语形式在19世纪的涵义。现代意义上“人文主义”这个名词在西方语言中诞生于19世纪初，尽管许多追溯词源的研究会提到古罗马时代拉丁文词humanitas中“人性”的涵义，15但现代“人文主义”的概念最初表现为19世纪产生的德语词Humanismus，16英语中的humanism出现时间则晚于Humanismus。17
根据德语学者的考证，1800年在德国神学家阿贝格（Johann Abegg, 1765-1840）的旅行日记中最早出现了Humanismus一词，18但阿贝格使用这个词，只是对某种人类行为的含糊命名，他没有对这个词的内涵作更多说明。真正使Humanismus这个词为人所知的，是哲学家尼塔默（Friedrich Niethammer, 1766-1848）。当尼塔默在巴伐利亚政府任职从事教育改革时，他于1808年出版《我们时代的教育课程理论中泛爱主义与人文主义的争论》（Der Streit des Philanthropinismus und Humani
smus in der Theorie des Erziehungs-Unterrichts unserer Zeit）一书。在该书中，尼塔默把他自己所抱持的，与泛爱主义相对的教育主张称作“人文主义”。泛爱主义是当时在德国较流行的教育理论，其主要倡导者是巴泽多（Johann Basedow, 1724-1790），他受到卢梭的教育理念的启发，反
14钟少华：《人道、人文、人本三词在近代的嬗变》，第146页。
15可参见Nicolas Walter, Humanism, What’s in the W ord? 以及Jeaneane Fowler, Humanism, Beliefs and Practices (Brighton: Sussex Academic Press, 1999) 两书。中文学界参见张椿年《从信仰到理性——意大利人文主义研究》，浙江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43-147页。
16还需要说明的是，法语中有humanisme一词，根据法国《拉鲁斯辞典》，该词诞生早在1765年，但最初的涵义是指“人类普遍之爱”，后来受到德语Humanismus的影响才有了现代“人文主义”的涵义。见沈恒炎等编《国外学者论人和人道主义》第一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1年版，第784页。也可参见Ferdinand Brunot, Histoire de la langue française, vol.6, Paris, 1966, p.119.
17参见《牛津英语词典》（OED）的“humanism”词条。笔者参考的是该词典的最初版本，James Murray ed., A New English Dictionary on Historical Principles, vol.V (H-K), Oxford: The Clarendon Press, 1901, p.444.
18Hans Erich Bödeker, Menschheit, Humanität, Humanismus, in Geschichtliche Grundbegriffe: Historisches Lexicon zur politisch-sozialen Sprache in Deutschland, Hrsg. von Otto Brunner, Werner Conze und Reinhart Koselleck, Band 3 (H-Me), Stuttgart: Klett-Cotta. 1982. S.1121. 阿贝格的旅行日记参见Johann Friedrich Abegg, Reisetagebuch von 1798, Hrsg. von Walter Abegg, Jolanda Abegg und Zwi Batscha, Frankfurt, 1976. S.236.
对传统的教会学校教育方式，主张教育基于普遍的人类之爱，在教育内容上较传统而言更多实用性知识的传授。尼塔默并不完全赞成这种理论，他认为泛爱主义教育的实用化和技术化倾向会助长人的“动物性”而不是“人性”（Humanität）。尼塔默认为，教育的目的并不是简单的让青少年学到谋生的本领，而是一种精神上普遍的教化（Bildung）。这种教化的重点不在于学习分门别类的知识，而在于领悟古典的真、善、美的理念，因此，教育内容的选择就应该以“古典性”（Classicität）为标准。19
尼塔默使用Humanismus这个词，并不是凭空的发明，它建立在既有的词汇基础之上。在19世纪之前，德语中已经有了Humanist一词，原本指研习希腊、拉丁等古典学术的学者，或者古典语言专家。该词的来源是15世纪意大利学者就在使用的拉丁文词humanista，以及意大利语的umanista。20到了18世纪后半叶，由Humanist衍生出的形容词用法在德语中已很多见，比如著名艺术史家温克尔曼在1765年11月27日的书信中曾提到“humanistische Commissionen”，意为古典学术的研究。21而“Humanistische Schulen”（人文学校）22和“humanistische Studien”（人文学习）23的提法同样也
已在18世纪末出现。所有这些“人文”的研习，都以拉丁文和希腊文为主要教学科目。因此，尼塔默在1808年最终提出作为一种“主义”（-ismus）的“人文主义”，和之前这些用法是紧密相关的。但是，在尼塔默这里，“人文主义”的教育理念不仅仅强调古典语文学习和传统道德教育的必要性，它更是一种以培育“人性”为目标的教育理念。24德语中Humanismus的意涵变化开始于1840年代。变化之一是，它开始泛指一种关于“人”的普遍的哲学或者主义，而不仅仅局限于教育理论。青年黑格尔派代表人物之一（Arnold Ruge, 1802-1880）最早在1840年发表的许多评论中，就已经如此使用Humanismus一词。25有趣的是，该派的批判者卡尔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也采取同样做法。马克思把共产主义视为对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扬弃，它是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这种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等于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等于自然主
19Friedrich Immanuel Niethammer, Der Streit des Philanthropinismus und Humanismus in der Theorie des Erziehungs-Unterrichts unserer Zeit, Jena, 1808. S.76-84.相关研究亦可参见Hubert Cancik, “Der Ismus mit menschlichern Antlitz, ‘Humanität’ und ‘Humanismus’, von Niethammer bis Marx und heute”, in Antike Heute, Hrsg. von Richard Faber und Bernhard Kytzler, Würzburg, 1992. S. 249-260.
20Vito Giustiniani, “Homo, Humanus, and the Meaning of ‘Humanism’”, in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Ideas,
generatedvol.46, No.2 (1985). p.171-172. 还可参见Augusto Campana, “The Origin of the Word ‘Humanist’”, in Journal of the W arburg and Courtauld Institutes, vol.9 (1946), p.71.
21H. Rüdiger, “Die Ausdrücke humanista, studia humanitatis, humanistisch”, in Geschichte der Textüberlieferung, vol.1, Zürich: Atlantis, 1961. S.526. 温克尔曼日记见Briefe, Hrsg. von Walther Rehm, vol.3, Berlin, 1956. S.139. 22Friedrich Nicolai, Beschreibung einer Reise durch Deutschland und die Schweiz, vol.4. Berlin: Stettin, 1784. S.677.
23Friedrich Gedicke, Gesammelte Schulschriften, vol.1. Berlin, 1789. S.24. 此两则用法例证参考自Hans Schulz, Deutsches Fremdwörterbuch, vol.1, Strassburg: Trübner, 1913. S.274.
24Nicolas Walter, Humanism, What’s in the W ord? p.18.
25Vito Giustiniani, “Homo, Humanus, and the Meaning of ‘Humanism’”, p.175.
义。”26大致上说，马克思在《1844年手稿》中所说的Humanismus指的是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和实现。
另一种变化是，Humanismus逐渐成为历史学概念，即指称文艺复兴时期产生的世俗性的基于“人本位”的思想文化。布洛克说，伏伊格特（Georg V oigt, 1827-1891）在1859年首次将该词用于文艺复兴，
27但实际上，Humanismus作为时代性概念出现得更早，史家哈根（Karl Hagen, 1810-1868）在1841年出版的《宗教改革时期德意志的文学和宗教》（Deutschlands literarische und religiöse V erhältnisse im Zeitalter der Reformation）一书中，就已经用Humanismus来指称15世纪意大利人文学者们活跃的那个时期。28当然，最终将“人文主义”和“文艺复兴”联系起来，将人本位的世俗文化视为文艺复兴时代的重要特征，从而形成文艺复兴史学的一套典型叙事，则离不开后来的两本史学名著，即伏伊格特在1859年出版的《古代经典的复活或人文主义的第一个世纪》（Die Wiederbelebung des klassischen Altertums oder das erste Jahrhundert des Humanismus），以及布克哈特在1860年出版的《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Die Cultur der Renaissance in Italien: Ein V ersuch）。
尽管在19世纪中期Humanismus就已经负载了上述两种不同的意涵，这并未妨碍后来学者对该概念又有新的诠释。1885年哲学家鲍尔森（Friedrich Paulsen, 1846-1908）出版《教育课程的历史》（Geschichte des gelehrten Unterrichts），在该书中他开始使用“新人文主义”（Neuhumanismus）一词。“新人文主义”有别于文艺复兴时代的人文主义，在鲍尔森看来，它开始于18世纪的温克尔曼、卢梭、康德等人，并在19世纪的歌德、洪堡等人那里获得充分的表达。29“新人文主义”也重视古典文化，和15世纪那种模仿古典的人文主义相比，“新人文主义”更富有活力，更看重人的自我实现，强调精神的自由和情感的抒发。在“人文主义”意涵不断多元化的当今，这种“新人文主义”概念已经逐渐为学者淡忘，但在中文学界刚开始接受“人文主义”一词的20世纪20年代，当时出现的“新人文主义”则大多遵循鲍尔森的这种界定。30
26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20页。《马恩全集》对Humanismus的译名为“人道主义”。
27布洛克：《西方人文主义传统》，第5页。
28Lewis W. Spitz, Humanismus, in Theologische Realenzyklopädie, Hrsg. von Horst Robert Balz, Gerhard Krause, Gerhard Müller, Siegfried M. Schwertner, Claus-Jürgen Thornton und Matthias Glockner, Band 15, Berlin: Walter de Gruyter, 1986. S. 639.
29Friedrich Paulsen, Geschichte des gelehrten Unterrichts. Berlin, 1886. S.2. 另可参考Historisches Wörterbuch der Philosophie, Hrsg. von Joachim Ritter, Band 3, Basel: Schwabe & Co. V erlag, 1974. S.1218.
30以中文辞典为例，20、30年代的许多辞典中都有“新人文主义”的词条，其释义基本相近，都是指鲍尔森所说的18、19世纪德意志的这股思潮。在此举影响较大的数种：唐敬杲编《新文化辞书》（商务印书馆1923年版）、樊炳清编《哲学辞典》（商务印书馆1926年版）、吴念慈等编《新术语词典》（上海南强书局1929年版）、梁耀南编《新主义字典》（上海阳春书局1932年版）。当然，学衡派人士有时也把白璧德的思想称作“新人文主义”，但为数远比用“人文主义”少，可见朱寿桐《“新人文主义”与“新儒学人文主义”》，《哲学研究》2009年第8期，32页。而且，白璧德式的“新人文主义”基本未
见于当时编成的辞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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