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的修辞与意义实践
一
修辞并不是一种纯粹的技能，修辞是一种意义实践活动，与某种社会实践密切相关，它既维系着生命内在意义的生成，也维护着人类交流的丰富性。这一活动处在“集体图式”（或集体象征图示）与“个人感知”（或个人感受力）之间，集体图式为意义实践提供了相对稳定的参照框架，个体感知则赋予修辞以即时性的生活语境或偶然的经验语境。集体图式的过度固化会导致意义的僵化，反过来，如果完全缺乏话语共同体所共享的意义参照框架，个人感知则会陷于紊乱。这两种极端状况都会使意义活动归于无效。
并非集体图式总是创造性的，或一定会有利于个人及其社会性的意义实践。支配着意义实践的是什么力量？修辞活动处在什么样的意义参照框架之中？换个表达，个人的修辞方式或社会性的意义实践处在什么样的支配性语境中？
一个极端的情形是，语言被收归国有或集体所有，语言的集体图式及其意义实践被国有化或集体化，在这一极端情况下，个人的修辞活动必须从属于集体象征图式，个人修辞像私有财
产一样被禁止或成为原罪。这里引用一个诗人的例证，昌耀1957年写作发表了被称为《林中试笛》的两首小诗，其一是《车轮》：
“在林中沼泽里有一只残缺的车轮，暖洋洋地映着半圈浑浊的阴影。它似有旧日的春梦，常年不醒，任凭磷火跳跃，蛙声喧腾。  车队日夜从林边滚过，长路上日夜浮着烟尘。但是，它再不能和长路热恋，静静地躺着，似乎在等着意外的主人。”
无论在青海还是内陆，那是一种常见的木轮高车，或许是破损之后被扔在了路边。作为诗人早期习作，诗写得很一般，不过是对事物或感觉现象的一种写生，或稍稍增加了一点思古之幽情，据说诗人是在深入地质勘探队员生活时一种瞬间所见，他注意到林中沼泽一个残缺的大车轮，把它以写生的方式书写了出来，即使仔细检查遍字面意义或象征意义，也没有任何反对什么的意思。再看《林中试笛》的另一首《野羊》：
“在晨光迷离的林中空地，一对暴躁的青羊在互相格杀。谁知它们角斗了多少回合，犄角相抵，快要触出火花。—是什么宿怨，使它们忘记了青草；是什么宿怨，使它们打起了血架？这林中固执的野性啊，当猎已对准头颅，它们还在厮打。”
据说这一情境是来自于一位猎人的讲述。但在当时的社会语境或集体象征图示中，有人对昌耀提出了质疑。他因这样两首并不成熟的小诗而罹难。在那个时期的集体图式中，“车轮”“野羊”几乎不可能被作为一种客体来看待，而被视为一种逐渐固化起来的观念象征，现象世界的描述没有作为个人感知被阐释，而是作为确定无疑的观念符号被看待。在那个时期，“车轮”被置于“历史车轮滚滚向前”的集体图式中，“腐朽”的车轮就成为一种攻击；那么同样，相互格杀的野羊也就成为对阶级斗争或社会环境的讽喻。在“革命象征主义”的集体图式框架内，修辞发生了转义。这是年轻诗人始料未及的事情，事实上也真是冤枉了他，直到诗人的晚期作品，昌耀至死都是他诗中自嘲的“暧昧的”社会主义者。
昌耀的个人际遇表明修辞活动中的一种普遍状况：集体图式的固化取消了个人感知，进而是观念取代了体验，符号遮蔽了真实经验，一切真实的个人感知或个人体验被取消，一切真实经验、切身感受与经验语境都被从人的意识活动及其符号创造与交流活动中清空了，它意味着真实的意义生成被清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是社会交流被阻滞了。我们知道，无论是在东方还是西方的历史过程中，源自宗教的集体象征图示基本上支配了某一历史时期的语言修辞活动乃至整个文化艺术的符号创造。只有在这种支配性的集体象征图示衰落之际，基于诗人或艺术家个人感受力的修辞活动才能有力地突破集体图式的固化，并有效
地转换集体象征图示使之成为人们可以共享的意义资源与符号表现。
就昌耀所置身其中的修辞活动与意义实践而言，到了上世纪七十年代末，现代汉语中支配性的集体图式渐渐地弱化甚至消解了，至少在个人生活和社会生活的某些领域里，尤其在诗人创造性的话语活动中，这一集体图式不再对个人经验产生真实的解释作用，也不能赋予个人经验以充分的意义感。在一个短暂的过渡期，集体图式及其象征成为反讽修辞的对象，如这一时期的诗歌对“太阳”及其与“向日葵”象征含义的讽喻式表达。作为一种意义参照框架的集体图式过了价值的保质期。因此，昌耀在整个八十年代的诗歌写作中，他一反“伤痕”式的修辞，有效地将个人的社会感知转换为“慈航”或“苦修”式的宗教修辞，使个人经验发生了普遍性的转义，并受到了较为广泛的认同。但当昌耀在上世纪90 年代经济社会逐渐兴起的历史语境中，当他遭遇到女友跟了一位药材商这倍感羞辱的体验时，当他在诗歌中把这种个人苦痛的感知描述成资本家或食利者“对美的亵渎”和“对美的蹂躏”时，读者或许会发出一丝苦笑，转义难以被普遍认知，修辞变成了反身指向诗人自身的讽喻。这意味着，昌耀企图将个人苦痛再次神圣化的企图遭遇了反讽，当他将个人经验上升为阶级经验或赋予受苦者的阶级属性时遭遇了暂时不问“姓资姓社”语境的反讽。事实上，直到他去世前的最后一部主要作品《一个中国诗人在俄罗斯》，他一直都坚持着这种在他人看来或许是幻觉式
的“历史视野”，不肯放弃某种意义上源自上一历史时期的集体图式，在这首长诗中诗人不会说他在莫斯科看到了“乞讨的老妇”，这对他的修辞或意义阐释都远远不足，他使用的修辞是“工人巴别尔的母亲”在挨饿。就作为诗人的昌耀而言，他的经验与修辞之间一直充满张力，也充满了意图的悖谬：他最初的话语企图使用个人感知时遭遇了集体图式的悲剧性强制，他晚期的话语使用集体图式时遭遇到经验语境的喜剧性反讽。作为诗人的昌耀在其一生的写作中，提供了修辞与意义实践的悖论形式，他个人的命运最醒目地彰显了集体象征图示与个人感知之间的戏剧性冲突。
与之同时，在某些历史时段内，一种非强制性的集体图式也在赋予个人的话语活动以意义的参照框架，它既提供意义资源、符号表现，也携带着约束性的机制。当集体图式彻底排除个人感知而不是与个人感知进行互动时，这个模式也就失去了自身的活力，失去了意义参照框架或提供意义资源的功能，变成了一种纯粹的强制体系。
二
什么力量支配着意义实践？在上面所说的一种情境中，语言同生产资料一样被收归集体所有，修辞与意义实践活动如同经济活动一样被垄断，在这种情况下，集体图式支配着一切
话语活动。事实上，在不同的人类社会形态和历史阶段，语言总是某个共同体的语言，修辞活动与意义实践也总是置身于某种共同的意义参照系统之中。然而，就整个现代社会的历史趋向而言，随着源自宗教背景的集体象征图示的衰落，随着语言与观念中的摩尼教式的二元对立的消解，随着符号系统的碎片化，修辞活动的意义参照体系也开始变得模糊不清起来。
这一状况现在变得愈加混杂，正像经济领域一样，修辞与意义实践呈现出某种多元性，在诗学领域几乎显现出一种极端多元性。即使过往的集体图式并不甘愿退出它的支配地位，它也仅仅能在极其有限的语境而非意义语境中起作用，况且还不是出于自发性的认同而是出于各种权宜之计。就今天的历史语境而言，或许并没有单一的意志能够支配意义实践，没有稳定或固化的集体图式能够永久地支配着修辞与话语阐释方式，结构总是受到历时性的冲击并缓慢地变形。在社会话语领域，一切言辞都相等，一切话语都在失去其意义的状态正在出现，作为一种意义实践的参照框架的集体图式变得不甚清晰了。痛苦、磨难或不幸仍然存在，但人们无法赋予其共同认知的意义，不能给予恰当地命名，这种状况或许应该称之为语义实践的中性状态，类似于疲惫或者抑郁。
一位年轻诗人包慧怡《关于抑郁症的》一诗这样描述了上述状况：
现在，我只需把胸中的钝痛精细分辨
命名、加注、锁入正确的屉格：哪些眼泪是为
受苦的父亲而流，哪些为了染霜的爱，又有哪些

版权声明：本站内容均来自互联网，仅供演示用，请勿用于商业和其他非法用途。如果侵犯了您的权益请与我们联系QQ:729038198，我们将在24小时内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