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尔什维克领袖人物对二月革命的反应
二月革命后，布尔什维克党摆脱了地下状态，开始公开聚集和组织自己的力量。当时布尔什维克的力量还很薄弱;列宁和其他一些党的著名活动家流亡国外;党的基本力量在革命开始时还处于地下活动状态，许多领袖人物仍关在苦役营、流放所和监狱中;地方党组织因受沙皇制度的残酷迫害而削弱了。
    当时布尔什维克有独立的全俄中心，即设在彼得格勒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俄罗斯局。二月革命时，其成员包括施略普尼柯夫、莫洛托夫、扎卢斯基等。中央俄罗斯局同彼得格勒和莫斯科布尔什维克组织的联系最为紧密。二月革命后《真理报》复刊，但《真理报》受到敌对政治势力的敌视。当时《真理报》所在地的电话局就经常与《真理报》过不去。每当有人向真理报社打电话:“喂，哪里?是《真理报》吗?”就会听到电话局的接线小叫道:“不，是谎言，不是真理。”她一面喊叫，一面把耳机重重地挂上。《真理报》复刊后，开始时由莫洛托夫全权负责，尔后加米涅夫、斯大林、穆拉诺夫组成编辑部新班子，将莫洛托夫排挤出了编辑部。据莫洛托夫回忆，“当斯大林和加米涅夫回来时，我的意见在彼得堡委员会中被否决了，后来又被排挤出了编辑部，就是说，是被客客气气地、不事声张地、但使用巧妙手法排挤出去
的。因为他们较有威望，没有引起任何怀疑，而就年龄来说，他们比我大十来岁，我也就没有同他们进行斗争。”
    二月革命后，布尔什维克党内在对待临时政府的态度和对形势发展走向的判断方面有着严重分歧。
    加米涅夫采取了不同于列宁的错误立场。他认为;“对于我们革命社会民主党人来说，毋庸置疑，只要这个临时政府真正同旧制度的残余作斗争，革命无产阶级就保证支持它。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只要临时政府听从工兵代表苏维埃所代表的革命民主派的呼声而同反动派势力发生冲突，革命无产阶级就应该准备支持它。”“现在提出取代临时政府的问题，将会犯政治错误。”
    加米涅夫在《真理报》第9号上刊登《不要秘密外交》一文。在外交问题上他宣传半护国主义的路线。他认为，当前的口号是对临时政府施加压力，迫使其就停战问题开始谈判。他还反对瓦解军队，声称要有组织地结束战争。他写道，只要还没有缔结和约，人民就必须“坚守自己的岗位，以子弹回敬子弹，以炮弹回敬炮弹”。他在另一个场合表示:“或者应该公开向临时政府宣战，或者应该采取另一种姿态来(对待)这个政府。后一种情况正是必须的。我们
是否已经成熟到足以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没有。夺取(政权)是不重要的。重要的是保持〔政权)。这个机会将会到来，但推迟它对我们有利，现在我们的力量还不足。”
    斯大林当时所采取的立场同加米涅夫相近。他把苏维埃看作是监督临时政府的机关。他说;“临时政府事实上担负起了巩固人民革命成果的作用。工兵代表苏维埃动员着力量，进行着监督。而临时政府执拗地、支吾搪塞地同意巩固人民事实上已经取得的那些成果。”斯大林指出:“现在硬行加速事变的过程，对我们是不利的。”“我们必须赢得时间，阻止中等资产阶级阶层的分离，以便巩固革命的成果，作为与临时政府进行斗争的准备。”斯大林还认为，现在提出政权问题不适宜。“因此我们应当等待临时政府丧失尽自己的力量。因为在执行革命纲领的过程中，它一定会声名狼藉。而且目前暂时应当组织中央工兵代表苏维埃并巩固它—这就是当前的任务。3月16日，斯大林在《论战争》一文中表示:“出路就在于对临时政府施加压力，要它表示同意立即开始和平谈判…………只有这样，‘打倒战争’的口号才不会有变成毫无内容的、什么也不能说明的和平主义的危险……”。
      当时，《真理报》编辑部基本意见是:支持临时政府，只要它不直接损害众的利益，并放弃无条件反对战争的观点。彼得格勒委员会领导人米哈伊洛夫说，彼得格勒委员会“整个说来支持《真理报》现在所采取的方针”。
    列宁的策略是不给临时政府以任何支持、任何信任，而当时斯大林则认为，“临时政府在多大程度上巩固革命的措施，那就在多大程度上支持它;如果它是反革命的，那么支待它是不能允许的。”由此可见，斯大林的立场同列宁的思想有很大差距。
    后来，即1924年11月19日，斯大林在《托洛茨基主义还是列宁主义?》一文中承认，在二月革命后，他自己对临时政府和时局的看法是错误的。“党(党的多数)就探寻这个新方针。党在和约问题上采取了苏维埃对临时政府施加压力的政策，而没有决定立刻由无产阶级和农民专政的旧口号迈到苏维埃政权的新口号。这个不彻底的政策是指望使苏维埃在和约的具体问题上认清临时政府的真正帝国主义本质，从而使苏维埃离开临时政府。然而这是一个极端错误的立场，因为这种立场滋长了和平主义幻想，帮助了护国主义，阻碍了对众的革命教育。当时我和党内其他同志赞同这个错误的立场，只是在四月中旬，同意了列宁的提纲后，才完全抛弃了这个立场。”斯大林接着说:“当时党和列宁之间是不是有过意见分歧呢?是的，是有过的。这些意见分歧延续了多久呢?不到两个星期。”
    正因为加米涅夫、斯大林等人采取这样的立场，所以当时的《真理报》编辑部在3月21日发表列宁的第一封《远方来信》时作了很大删节。而删节的正是列宁特别尖锐地批评临时政府、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及其代表人物的那部分。
美国民主党领袖    国内布尔什维克一些领导人的立场使列宁感到不安。3月19日，列宁在给启程返回俄国的布尔什维克的电报中明确指出“我们的策略是:完全不信任新政府，不给新政府任何支持;特别要怀疑克伦斯基;把无产阶级武装起来一一这是唯一的保证;立即举行彼得格勒杜马的选举;决不同其他党派接近。请将此电告彼得格勒。”3月26日，叶·波·博什先后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俄罗斯局会议上和党的彼得格勒委员会执委会扩大会议上宣读了这份电报。但列宁的策略并没有引起全党的足够重视。
    列宁不断地给国内写信，指导布尔什维克党行动。3月30日，列宁在给加涅茨基的信中说:“决不同其他党派接近，不同任何人接近!丝毫不要信任和支持古契柯夫一米留可夫一伙的政府!l在报刊上和在工人代表苏维埃中，到处都要以不可调和的精神宣传国际主义，宣传同共和派沙文主义和社会沙文主义作斗争，把我们的党组织起来，问题的实质就在这里。加米涅夫应该懂得，他肩负着世界历史意义的责任。”
    国内也有一些布尔什维克不同意加米涅夫等人的观点。例如，查列斯基在彼得格勒委员会的一次会议上批评加米涅夫。他说:“胜利的革命在发展中。如果我们主张支持临时政府，我们就等于抛弃俄国无产阶级。关于和平问题不应当向临时政府呼吁，而应当直接向各国人民
呼吁。”斯维尔德洛夫3月20---21日在一次发言中则要求当地布尔什维克党组织采取更坚决的行动并完全同孟什维克决裂。他说;“我，对中央最近发生的事件不太清楚，但我相信并希望，我们今后的斗争将在政权转归无产阶级和革命农民掌握的口号下发展，而这个政权的机关将是工农代表苏维埃。”
    历史是多彩的，是由多个层面构成的。在突发的革命局势面前，在重大的历史机遇面前，不同思想境界的革命者有着不同的判断。以加米涅夫为代表的革命者，仅仅将二月革命看成是革命浪潮中的一个不大不小的浪花。在历史机遇面前，加米涅夫差一点说出来，我们没有准备，我们不成熟。加米涅夫等人和列宁的分歧，不仅仅是政策层面的差别，而是理论素养和认识水平上的差别。理论层面的局限使加米涅夫看不到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现实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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