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压促变，运筹帷幄
20世纪60年代，在“左”倾错误思想的影响下，中国外交走上了同时与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对抗的道路，外交工作中更是出现了召回驻外人员、火烧英国代办处、四处推行“世界革命”的闹剧。此外，从1968年初开始，苏联军队不断侵入中国边境制造流血事件，中苏边境紧张局势日益升级。1968年8月，苏军大举入侵捷克斯洛伐克，“社会帝国主义”的姿态咄咄逼人。中国感到自己的国家安全日益受到苏联的严重威胁。
中美大使级会谈是冷战时期架在两国之间的唯一一座沟通“桥梁”。在中美大使级会谈中，中方始终坚持台湾问题不解决，其他问题一概不谈的“一揽子”谈判方案。1968年5月18日，因驻外官员被召回国内参加“文化大革命”，且考虑到越南同美国开始在巴黎进行会谈等情况，中国方面便以中方大使仍不能返任为由，建议将原定于5月29日举行的第135次中美大使级会谈延期到11月中下旬。
中美大使级会谈尽管中断，但国内外形势的变化，促使美国国务院时刻关注着恢复联络的时机。从美国国内情况来看，60年代中期以后，美国公众对政府实行孤立中国和对华管制政策的支持逐渐减弱，要求开放同中国文化交流和商业往来的呼声日益高涨。就国际环境而言，中苏关系日渐紧张，这对于在与苏联的军备竞赛中显露劣势的美国而言或许是个可以利用的战略机会。1968年9月17日，美国国务院向中国发出了在11月20日恢复华沙会谈的提议。
中方对美方提议迅速作出了答复。
不过，中方并没有对恢复会谈的日
期作出明确的答复，一直拖延至11月
初。等似乎不愿意表
现得太“急切”，不愿让美国人“发号
施令”。对美国恢复美中大使级会谈
的建议，他们是在有意拖延。其实，在
1968年冬，饶有兴趣地阅读了有
关美国总统竞选的材料和尼克松的《六
次危机》，对尼克松当选美国总统的前
景表示“欣赏”。他还首先注意到尼克
松在1967年10月发表的文章，其中提
到不让“中国留在国际大家庭之外”，
“容不得十亿最有才能的人民生活在愤
怒的孤立状态之中”。认为，尼
克松如果上台，美国有可能会改变对华
政策，并叮嘱周恩来阅读这篇文章。周
恩来领会了的意图，指示外交部
门注意对美国战略动向的观察与研究。
这种“拖一拖”、让对手着急、以
压促变、静待时机以提高谈判价码的策
略，早在新中国建交谈判中就已运用。
1950年1月20日，在给刘少奇
的电报中指示，“对英国、印度等国
与我国建立外交关系的谈判，其目的在
出些难题拖延时日，表示我并非急于要
和这些帝国主义国家及其附属国建立关
系，相反倒证明这些国家是在急于要钻
进来，同时也可使帝国主义集团推迟其
钻进来的时日”，并批评外交部的同志
不了解“拖一下”的作用，认为“陷于
僵局”是不对的，“这里并没有什么僵
局，主动权完全掌握在我们手中”。
由于一直得不到中方对会谈日期的
答复，美方在几次催促后，被迫于1968
年11月18日单方面宣布延期。不久，
经批准，中方向美方建议于1969
年2月20日举行第135次中美大使级
会谈，并重申中国政府在中美大使级会
谈中一直遵循的两个原则，即“首先，
美国政府立即从中国领土台湾省和台湾
海峡撤出所有的军事力量，并拆除在台
湾的所有军事设施。第二，美国政府同
意中国和美国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
上达成协议”。美国的外交官员们和即
将上台的尼克松政府关注到了中国发出
的微妙的政策调整信号，认为“文化大
革命”似乎已经结束，北京方面在外交
方式上出现了新变化。中国的提议“表
现出很大的战术灵活性，这样的声明在
一年前几乎是不可想象的”。
从1968年11月底开始，中美两国
的外交官员开始就会谈的时间、地点等
事宜开展了沟通和协商。然而，1969年
2月4日一个突然的外交事件发生了：
中国驻荷兰大使馆临时代办廖和叔（二
秘）叛逃。事件最初并没有对即将召开
的第135次中美大使级会谈产生影响，
中方依旧在2月5日口头告知应邀赴中
国驻华沙大使馆的美方外交人员，中国
同意会谈在双方均已同意的时间，在以
往由波兰政府为中美大使级会谈提供的
地点召开。不过，中方的抗议还是在2
月6日晚8点传达至美方：中方以中国
驻华沙大使馆代办陈东名义致函美国驻
波兰大使斯托塞尔，以强硬的措辞抗议
美国为廖和叔叛逃提供庇护。尽管中方
向美方发出了抗议信，但美方并没有料
到事情会对即将召开的大使级会谈造成
解冻中美关系的战略决策与谈判策略（上）■  古远兴
什么严重的影响，还在2月10日就会议使用语言等问题同中方展开积极的沟通。不过8天之后，当美方还在为会谈积极筹备之时，事情发生了令他们大吃一惊的变化：18日上午10点，中国驻华沙使馆官员向美外交官递交信件，除了表示强烈谴责之外，还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认为，在目前美国政府一手制造的气氛下，按照原定计划在2月20日举行第135次中美大使级会谈，显然是很不适宜的”。随后，中国政府发表了取消大使级会谈的声明。
中国政府取消此次中美大使级会谈的时间值得推敲。中方通知美方取消会谈是华沙时间2月18日上午10点，此时正是北京时间2月18日下午5点。2月19日，亦即中方通知美方取消华沙会谈后的第二天，便来中央碰头会议成员和陈毅、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叶剑英参加会议。会议一开始，他就说：“你们几位老总研究一下国际问题，由陈毅挂帅，徐向前、、叶剑英参加。”之后，经过四位老帅的研究，陈毅写报告建议打开中美关系的大门，并从战略上利用美苏矛盾。
时过多年，在回忆这段取消会谈的历史时，时任中美大使级会谈中方联络秘书、中国驻波兰大使馆随员
的骆亦粟认为：之所以采取取消会谈这一坚决行动，固然与重视廖案及“文化大革命”氛围有关，同时也是对美国大选后的新政府来一个攻势，是以压促变策略的继续。
为何在取消中美大使级会谈后，就立即要求四位老帅研究国际问题？中方取消华沙会谈的目的是什么呢？据罗马尼亚方面解密材料来看，1969年5月12日中国外交部副部长乔冠华在同罗马尼亚驻华大使会谈中表示：
鉴于美国继续占领并且支
持“两个中国”的政策，继续对华敌对
的立场，中国方面依然认为美国的对华
政策没有改变。美国刺探中国政府对改
善中美关系的立场，是侵犯加谈判的两
面手法。中国政府对美国的态度是基于
其对华的实际行动，而不是言词。中美
华沙大使级会谈的恢复要看美国态度的
转变。
最先决定推迟中美会
谈，随后又积极回复美方要求恢复会谈
的提议，并重申“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是要等待尼克松政府上台后试探其有无
新的政策动向。然而美国为廖和叔提供
庇护这一外交事件突发，中方取消会谈
的策略，或是要以“叛逃”一事借力发力、
顺势而为，促压美在台湾问题上作出
实质性的举措。于是，一直到1969年
12月美国第七舰队在台湾海峡的巡逻
由定期改为不定期，中国方面才在恢复
大使级会谈一事上作出了最后的决定。
延迟同意美国参议院民主党领袖曼斯菲
尔德访华。
中方取消第135次中美大使级会谈
后不久，1969年3月，中苏在乌苏里江
边境一带爆发冲突。苏联从6月份开始
加紧外交，这引起了基辛格和尼克
松“要加倍努力同北京建立联系”的兴
趣和决心。6月17日，美国东亚事务专
家、长期以来关心中国问题的参议院民
主党领袖曼斯菲尔德给周恩来写信，要
求访华并会见周恩来或其助手。信中说
美中“二十年长期交恶”不应继续下去
了。6月26日，尼克松给基辛格写了一
封信，鼓励曼斯菲尔德访问中国的计划。
1969年7月26日，周恩来收到西
哈努克转交的曼斯菲尔德要求来华会见
周恩来、就中美关系问题进行接触的来
信。这是中美关系僵持20年来，美国
要员第一次主动提出访问中国。无疑，
这对于而言，又是一个缓和
中美关系的契机。然而，最
终鉴于1969年7月事态的发展，决定
暂时搁置曼斯菲尔德的访华请求。
1969年7月11日，苏联外长葛罗
米柯在最高苏维埃会议上作报告。他一
方面倡议苏美举行高级会晤，以发展两
国间的“广泛合作”，并在国际问题上“寻
求一致的立场”；一方面大肆攻击中国。
21日，美国和柬埔寨恢复代办级外交关
系，美国国务院还在同一天宣布放宽对
美国旅游者购买中国货物以及美国公民
去中国旅行的限制。25日，尼克松在关
岛发表谈话，承认在越南战争中“受挫”。
26日，在西哈努克向中国驻柬埔寨大使
转交曼斯菲尔德的访华请求信时，苏联
外交部第一副部长突然约见中国驻苏代
办，面交苏联部长会议给中国国务院的
内部声明，要求举行苏中高级会谈。
对于这一系列事态的发展，陈毅、
徐向前、、叶剑英四位老帅研究
后认为，尼克松的“关岛演说”表明美
国要从越南逐步撤军，而苏联大力推动
建立“亚洲安全体系”正是要填补美国
撤出亚洲后的“真空”，因此尼克松的
亚洲五国之行意在巩固美国在亚洲的影
响，而与柬埔寨复交、出访罗马尼亚、
传递曼斯菲尔德要求访华的信件，表明
尼克松想要“拉中国、压苏修”；而葛
罗米柯鉴于尼克松访问罗马尼亚会在东
欧引起连锁反应，从半个月前的大肆攻
击中国到要求举行苏中高级会谈，大概
是害怕“中美缓和”，后院起火。因此，
“现在美帝憋不住了，苏修也憋不住了，
它们的矛盾不可开交，都向中国送秋波，
都向对方打中国牌。局势到了转折关头，
后面还会有文章”。
果然，尼克松在此次出访中的言论
以及美国国务卿罗杰斯在8月8日的演
说，都表明了美国反对苏联建立“亚洲
安全体系”的立场，希望中国走出“孤立”
状态，在亚洲和太平洋事务中发挥重要
作用，美国愿意同苏联和中国都建立友好关系。同时，原定于1968年5月举行的中苏国境河流第十五次航行例会，因苏方破坏，延至1969年6月18日至8月8日在苏联伯力举行，就中苏国境河流航行的某些具体问题达成了协议，并签订了会议纪要。
陈毅等四位老帅认为，既然美国要利用中苏矛盾，苏联要利用中美矛盾，那么我们应当有意识地利用美苏矛盾。苏联渴望与美国进行首脑会晤，但是尼克松迄今没有同意，他们于是反过来要同中国举行高级会谈，目的之一是想捞取向美国施加压力的资本。我们应当既不急于表态，以免造成屈服于其武力威胁的错觉；但同时坚持中苏国境河流航行谈判，同意进行只涉及中苏边界问题的部长或副部长级会谈。一方面向苏联表明我们在坚持原则下寻求缓和，与苏联维持较正常的国家关系，避免边界武装冲突；另一方面又要使美国对中苏改善关系担心，加快美国接近中国的步伐。对美国方面，“对曼斯菲尔德的访华要求不予置理。美急于同我接触，我应保持高姿态，再憋它一个时候。第135次中美大使级会谈原定1968年5月29日举行，由于美扩大侵越及美、越和谈，我借故三次延期。中苏边界谈判开始后，可恢复华沙谈判”。
因此，在四位老帅看来，发展、保持同苏联的谈判关系，暂时冷落美国曼斯菲尔德的访华要求以及搁置第135次中美大使级会谈，一方面是维持与苏联的正常的国家关系，避免再出现边界武装冲突；而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以此刺激美国加快接近中国的步伐，待到水涨船高之时，再开闸泄洪，给苏联方面更有力的冲击。所以，到1969年8月上旬，中国对美国方面的对华缓和的言论和政策举动，依旧不动声；而曼斯菲尔德访华的提议，也被一搁再搁，直至1972年春尼克松访华之后才得以成
行。四位老帅对国际形势的研判和建议，
成为作出解冻中美关系的重大战
略决策的前奏。
“小步舞”释放缓和信号
1969年初中国取消大使级会谈后，
美国国务院和白宫并没有停止对华主动
政策的研究。1969年7月21日，就在
尼克松开始访问亚欧多国的环球旅行
前，美国国务院宣布了放宽对华贸易和
旅行的限制。此外，就在此次环球旅行
期间，尼克松请巴基斯坦和罗马尼亚领
导人向中方表达希望缓和中美关系的
意图。
由于迟迟得不到中方的任何反应，
1969年9月，美国驻波兰大使斯托塞尔
奉命回国述职，尼克松请他在返回华沙
后，设法在私下里通过在华沙的某中立
国大使馆举办的外交招待会，直接向中
国代办传达口信。
1969年12月3日，在南斯拉夫驻
波兰大使馆举办的时装展览会上，斯托
塞尔追逐中国外交官，表示希望约见中
国代办，尼克松愿同中方进行认真具体
会谈。中国在华沙的外交官意识到此事
意义重大，于是立即将情况报告国内。
当晚，周恩来看到中国驻波兰使馆发来
的电报后，立即向报告，说：“
着门道了，拿着敲门砖了。”
一直热切盼望着的“门道”
和“敲门砖”究竟意指什么？正当此时，
已经先后收到尼克松委托法
国、巴基斯坦、罗马尼亚等国领导人传
递过来的缓和信息，并且注意到美国方
面正在为改善对华关系展现出越来越多
的姿态。此前不久，美国方面主动决定
停止两艘美国驱逐舰在台湾海峡的常规
巡逻，并且有意把这一决定通过巴基斯
坦透露给中方。然而，一直没有
对美方的积极举措作出任何回应。其原
因，一方面在于他需要直接获取来自美
国的确切的缓和信息；另一方面也是缺
乏作出回应的渠道，还在寻作出回应
的恰当方式。在华沙，斯托塞尔追逐中
国外交官的这出外交“闹剧”，竟成为
打开中美关系大门的序曲。立即
批准中美代表在华沙接触。
12月4日，出乎美方意料的是，中
国领导人作出了一个酝酿有时但并不要
求美方对称回应的积极之举。批
准释放两名于1969年2月因乘游艇驶
入广东珠海附近海域而被中方拘留的美
国人。12月7日，中方将这一决定通知
美方；三天之后，中方同意美方提出的
会见中国代办的要求，中国驻华沙大使
馆临时代办雷阳将于12月11日在中国
大使馆会见美驻波兰大使斯托塞尔。就
在这次会谈中，斯托塞尔正式提议恢复
中美大使级会谈。
当美国酝酿在对苏抗衡、结束越战
的大棋局上挪动中国这枚棋子的时候，
在中国的大棋局上，还在审
时度势，争取最大的战略主动权。1969
年底，中苏在边界谈判和界河航运谈判
上立场尖锐对立，谈判拖而不决并无多
少进展。同时，美苏也在就限制战略武
器等问题进行谈判。中方已发觉，苏联
在力求制造中苏谈判有进展、关系有缓
和的空气，以获取宣传上的好处。在此
情形下，如果中苏谈判进展太快，就会
被苏联利用来加强其对付美国和中国的
地位；但中国若能一方面拖延对苏谈判，
另一方面改善中美关系，则会增加苏联
解决中苏间问题的紧迫感，中苏关系前
景也有望趋向缓和。12月中旬，鉴于
此时中苏边界谈判正值休会，为争取最
大的战略主动权，并不急于
恢复中美大使级会谈，而是要利用中苏
边界谈判休会的契机，选择合适的时机
恢复与美国的大使级会谈，以促压苏联
让步。
在决定暂不对美方所提
恢复会谈一事予以回复、静观其变的这段时间内，美国先后作出了一系列的政策举动，昭示对华政策的微妙变化。在中美大使级会谈取得突破性进展的同时，美国开始着手实施停止第七舰队在台湾海峡常规巡逻、减少美国在该地区舰艇数量的政策；12月15日，又宣称将在15天内移走部署在日本冲绳的核武器；12月19日，发表声明宣布进一步放宽对华贸易限制。
通过以压促变的策略和释放美国犯人这样微妙的举措，逐渐向美方释放缓和的信号并掌握了战略主动权，而美方一系列的主动举措也满足了以为首的的战略预期。于是，中美两国以“小步舞”的方式，开始了解冻双边关系之旅。
中方在1970年1月7日下午回复美方：同意于1月8日下午3点在美国大使馆举行会晤。在1月8日的会谈上，中方同意美方恢复两国政府代表正式会谈的建议，提议于1月20日举行第135次大使级会谈。当天，北京和华盛顿同时宣布了这则消息。
“好客”战略，纵横捭阖
1971年4月7日，决定邀请在日本名古屋参加第31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的美国乒乓球队赛后访华。
在决定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后，中方随即发给几名西方记者签证以便采访球队。中方的这一突然举动出乎美方的意料。美国副国务卿理查德森在给基辛格的一份分析报告中指出：这是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首次向美国运动队发出热诚的邀请。发出邀请的时间恰好是北京开始允许越来越多的外国访问者进入中国，且美国在1971年3月15日宣布进一步取消旅华限制之后，“代表着中国对美国主动缓和姿态的反应”。“最重要的是，它展示了北京在处理外交关系上的开放和自信。”
1971年4月13日，尼克松下令采
取一系列新的步骤，放宽对中国的货
币、航运和贸易管制。同一天，在首
都体育馆，中美两国运动员举行了友
谊赛，并在赛后合影留念。4月14日，
周恩来会见了应邀访华的美国、加拿
大、哥伦比亚、英国和尼日利亚乒乓
球代表团。周恩来设计了一个新颖独
特的安排：一、五个团座次按英文字
母顺序排列，即加拿大、哥伦比亚、
英国、尼日利亚、美国，每团一组沙发，
各团呈椭圆形相围而坐，以体现各国
平等思想和运动员之间无拘无束的友
好关系，也便于谈话时各团都能听到。
二、每团第一座为中方陪同座，周恩
来步入会见厅后，首先坐中方陪同座
（陪同者起立让出）与加拿大团谈话，
然后他依次移动位置同每团谈话10多
分钟，现场同声传译，最后同美国代
表团的谈话，作为这次会见的最高潮。
这是礼宾安排上一个深思熟虑的完美
之作，取得了异乎寻常的效果。
在同以美国乒乓球协会主席斯廷霍
文为团长的美国乒乓球代表团全体成员
谈话时，周恩来引用“有朋自远方来，
不亦乐乎”的古话，对他们表示欢迎。
他说：“中美两国人民过去往来是很频
繁的，以后中断了一个很长的时间。你
们这次应邀来访，打开了两国人民友好
往来的大门。我们相信中美两国人民的
友好往来将会得到两国人民大多数的赞
成和支持。”后来，周恩来对外交官们
谈起此事时说：“有时候一件简单的事
情可以起战略变化，这就必须掌握时机、
掌握形势，事物的必然性往往在偶然性
中出现，战略的变化常常从细小的事情
中体现出来。”
“小球转动大球”正是以高
瞻远瞩的战略眼光，以偶然事件实现了
中国外交的战略性转折。1971年4月
的“乒乓外交”在国际社会和美国国内
掀起了一股强大的中国旋风，为基辛格
秘密来华后宣布尼克松访华营造了积极
的氛围，为未来中美民间外交的开展打
下了基础。一位普通的美国公民在给他
的选区的众议员写信时表示：“没有公
众、立法机构或者任何官员站出来指责、
质疑政府对‘红中国’的重要的政策
改变。”美国国务院涌来“如洪水般的
信件。……每一个人都希望能够搭乘下美国民主党领袖
一班飞往北京的飞机。……成千上万个
电话和无数的请求都是关于与中国的贸
易”，这让美国国务院的官员们应接不
暇。商人们纷纷要求到广州参加广交会，
并且得到了不少参议员的支持。由民主、
共和两党年轻的众议员组成的美国年轻
政治领袖委员会申请访华，科学家们要
求与中国进行学术交流。
美国民众的积极反应大大出乎美国
外交官员的意料。美国国务院官员们向
白宫建议，强调美国应当推进发展美中
两国政府间关系，以减轻中国的“人民
外交”给美国政府带来的压力。因此，
美国作出调和性的姿态，即便不被北京
接受，也可以减缓“人民外交”带来的
压力。推进发展美中政府间关系，在台
湾问题上作出必要的符合北京预期的政
策姿态，成为“乒乓外交”之后美国国
务院内对华政策的主张。
“天下大乱，形势大好”
为了应对美国总统特使基辛格1971
年7月的访华，早在1971年5月26日，
根据的意见，周恩来主持召开中
央政治局会议，商讨对美关系问题。会
后，他起草了《中央政治局关于中美会
谈的报告》。《报告》回顾了自二战
以来中美关系演变的过程，估计了同基
辛格的预备会谈和尼克松的访问可能出
现的各种情况，并拟出相应的对策，提
出中美会谈的八点原则。这些原则主要
是：美国一切武装力量和专用军事设施，
应规定限期从省和台湾海峡撤走。这是恢复中美两国关系的关键问题。这一条如不能事先有原则商定，尼克松的访问就有可能推迟。台湾是中国的领土，解放台湾是中国的内政，外人不容干预。要严防日本军国主义在台湾的活动。中方力争和平解放台湾，对台工作要认真进行。坚决反对进行“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的活动。如美利坚合众国欲与中国建交，必须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代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如因前三条尚未完全实现，中美不建交，可在双方首都建立联络机构。中方不主动提联合国问题，如美方提到联合国问题，我可明确告以我绝不能接受“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的安排。中方不主动提
中美贸易问题，如美方提及此事，在美军从台湾撤走的原则确定后，可进行商谈。中国政府主张美国武装力量应从印度支那三国、朝鲜半岛、日本和东南亚各国撤走，以保证远东和平。
5月29日，批示同意《报告》。由此可见，台湾问题始终是关心的首要议题。
根据八点原则，周恩来在1971年7月9日下午与基辛格的第一次会谈中，就提出双方首先要讨论台湾问题，中国政府对美方的要求是：无条件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省，已经归还中国，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美国必须在一个有限的时间内，从台湾和台湾海峡撤出全部的军事力量，拆除所有军事设施。美台“共同防御条约”是非法的，中国不承认，应当废除。
需要指出的是，时至今日，基辛格不仅在他20世纪70年代出版的回忆录《白宫岁月》中，更在他2011年出版的《论中国》一书中，仍然强调周恩来并没有把解决台湾问题作为谈判的条件和重点。作为自以来历届的座上宾和在中国及全世界拥有广
泛影响的学者和政治家，这种隐瞒背后
的动机令人警惕和深思。
在基辛格来华之前，尼克松和基
辛格制定了一整套谈判策略。他们认
为，中国改善对美关系是出于维护国家
安全、抗衡苏联威胁的迫切需要，因此
在台湾问题上将呈现灵活姿
态。那么，华盛顿就可以通过增加北京
对于苏联威胁和日本在东亚发展趋势及
“军国主义复兴”的担忧，以实现三方
面的目的：其一，利用北京对苏联威胁
的担忧，促使北京同意暂时搁置台湾问
题或作出妥协。其二，将解决台湾问题
的方案分为从台湾撤军和从政治上承认
“一个中国”的两步：在军事方面，将
美国从台撤军同结束越战相“挂钩”，
迫使中国为缓和中美关系并解决美军驻
台问题，向北越领导人施加与美停战和
谈的压力；在政治方面，将“一个中国”
的政治表态推延至讨论中美建交时再解
决，迫使中方进一步主动缓和中美政治
关系。其三，利用对日本“军
国主义复兴”的担忧，强调美军驻台的
必要性，延迟从台湾撤军。
然而，在谈判桌上打
乱了美方的谈判策略。在7月9日下
午第一次会谈中，周恩来先发制人地
提出“互惠”的谈判原则，这就戳破
了基辛格以“和平”“平等”等措词
伪饰其现实主义外交原则的“道德”
外衣，为解决中美关系发展中的障碍，
也为未来中美关系的发展订立了基本
的原则。按照“互惠”的原则，周恩
来巧妙地利用尼克松访华的希望，提
出尼克松访华的成果之一应当是中美
双方就解决台湾问题达成一致方案。
这就使美方设计的分军事和政治两步
走解决台湾问题的策略破产，并将缓
和双边关系的责任分担给美方。
紧接着，周恩来在发言中针对中国
“北边”的那个超级大国说：“我们不
认为超级大国能够控制世界。它把手伸
这么远，迟早也要被打败。现在你们感
到困难，他们也将会感到困难。他们就
是在步你们的后尘。”与基辛格的料想
完全不同，对来自苏联的威
胁不但没有表示出担忧，而且更没有乞
求美国援助之意。然而，与对苏联话题
的态度不同，周恩来更为关心的是日本
未来的发展趋向和对台湾的意图。
7月9日晚，在周恩来连夜向毛泽
东汇报当天会谈情况并听取指示时，毛
泽东对一些重大问题当即表明了态度，
并作了重要指示。关于台湾问题，当周
恩来讲到美国还想在台湾保留点军队
时，表示：“猴子变人还没变过
来，还留着尾巴。台湾问题也留着尾巴。
它已不是猴子，是猿，尾巴不长。”关
于印度支那问题，当听说美国将从印度
支那撤军的表示时，认为：“美
国应当重新做人。多米诺骨牌是什么意
思？基辛格英文比我们好。让那些骨牌
倒了算了。这是进化嘛！当然打它也不
倒，不是我们打，是他们打。美国要从
越南撤军，台湾不慌，台湾没打仗，越
南在打，在死人呀！我们让尼克松来，
就不能为自己。”当汇报到日本问题时，
指示：“要给基辛格吹天下大乱，
形势大好，不要老谈具体问题。我们准
备美国、苏联、日本一起来瓜分中国。
我们就在这个基础上邀请他来的。”总
之，所关心的是大的战略问题，
尤其是世界格局和中国的国家安全问
题，他要通过这次中美难得的高层接触，
来摸美国人的底，以便最后确定中国的
战略取舍。
按照对会谈策略的指示，在
7月10日至11日，周恩来和基辛格在
人民大会堂和钓鱼台国宾馆又进行了三
次会谈。在7月10日下午的会谈中，
针对美方把台湾问题分军事和政治“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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