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观点杨朝军：翻译过程中的图式化
翻译过程中的图式化
杨朝军
河南大学  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研究所
摘  要：图式是人类对现实世界规律内在、抽象的反映，图式化体现了事体的抽象程度，并具体呈现为心智图形、意象图式、事件结构等。翻译过程中首先要分析源语的语言结构，揭示其隐含的图式化层次及其侧显方式，然后再根据译者的需要对其进行重新编码。研究发现，在源语事体、意象图式、侧显特征、编码方式和翻译方法之间存在以下共变关系：如果源语和目标语的意象图式及其侧显方式相同则语言编码及翻译方法往往相同；如果源语和目标语的意象图式及其侧显方式不同则语言编码和翻译方法往往不同。本文通过对图式化理论的探讨和翻译过程的分析，试图说明以意象图式为基础的翻译原则应关注以下方面：①源语和目标语的意象图式及其侧显是否一致；②源语和目标语所传达的事体和含义是否一致；③源语和目标语的文体风格是否一致；④译文和源语在功能上是否保持一致，是否达到了翻译的目的。
关键词：事体；图式化；侧显方式；翻译方法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基于语料库的非人称构式认知研究”(16BYY180)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杨朝军，男，河南大学外语学院教授，博士，博导，主要从事认知语言学及翻译
理论研究。
学习文献：杨朝军. 翻译过程中的图式化[J]. 英语研究，2019(2)：115-127.
期刊查询：
《英语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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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语研究》知网入口：
naviki/knavi/JournalDetail?pcode=CJFD&pykm=ENYJ
注：本文获得作者和期刊社授权推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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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按照韦努蒂(Venuti)(1995:17)的定义，翻译是用一种语言形式(目标语)将另外一种语言形式(源语)的内容重新表达出来的过程。奈达等(Nida et al.)(1969:146)进一步将此翻译过程细化
描写为：源语—分析—转换—重构—目标语。其中的分析指的是对源语语言的理解，涉及源语的句法、词汇、语义分析等；转换包括字面转换(literal transfer)、最小转换(minimal transfer)、文学转换(literary transfer)等，指的是在功能对等的前提下两种语言之间的对应；重构指的是经过转换之后的目标语言应该按照译入语的习惯进行重新架构，以符合译入语读者的表达习惯。这种将翻译视作语码转换的观念虽然比较直观，也很容易被人理解和接受，但显然翻译过程不仅限于语码转换本身，而应该有更深层次的考量。小普林尼(Pliny the Younger)、泰特勒(Tytler)等指出，翻译过程中转换的不是语言，而是翻译双方互动而产生的价值(nudging value of translating in both directions)(Robinson，2014)。洪堡特(Humboldt)、本杰明(Benjamin)等则认为，翻译的对象是源语所包含的精神实质(spirit)，该精神实质是翻译文本的“前生后世”(afterlife)(Biguenet & Schulte，2012；Venuti，2012)。这些观点虽然跳出了语言符号的囹圄，但过于抽象，在实践中缺乏操作性和可行性。那么，翻译的本质到底是什么呢？翻译过程中分析的对象是什么呢？本文基于认知语言学的意象图式概念，通过对图式化理论的梳理和探讨，试图阐明以下观点：①翻译过程中分析的关键要素是意象图式。②不同的意象图式决定了翻译策略和翻译方法的选择。③翻译的质量取决于翻译过程中对意象图式的准确把握和传达。
1. 认知语言学中的意象图式
按照体验哲学的理念，语言表达来自于人类对事物的认知经验，人类的认知经验来自于对现实世界的反映。因此语言是象征的，句法形式虽然表现为一个音义结合体，但本质上是一个象征单位(Goldberg，1995；Langacker，1987)，是人们对所经验过的事体的一种概念化方式(Taylor，2002)。无论人们对世界的经验是直接还是间接的，均可通过自己对事物规律的识解形成相对稳定的认知范式，这种认知范式就是所谓的意象图式(Lakoff，1987；Lakoff & Turner，1989；Johnson，1987；Clausner & Croft，1999)。意象图式为某个概念提供框架性的描述，并在一定的语境中由具体的事体特征加以具体化(Hilary Putnam，1981:57-59)。约恩(Jörn)(2017:1)将意象图式定义为人们在一定的环境中由于动作和知觉的多次重复而形成的神经范式(An image schema is a neural pattern formed from repeated patterns of action and perception in the environment)，所以意象图式来自于真实的事体(state of affairs)，但并非是真实的图象，而是基于隐喻的方式对一种特殊经历持续概念化(Croft & Cruse，2004:44)的结果。乔治斯(Georgios)(2018)认为意象图式的边界是模糊的，具有现象完形(phenomenological whole)和连续统特征。这种连续统在人们的认知过程之初体现为具体的情景，该具体的情景经反复认知后在人们的大脑中形成一种心智图形(mental picture)，这种
心智图形经进一步抽象后形成意象，意象经再次抽象后形成意象图式，意象图式再经高度抽象后形成一般的事件图式。因此，从事体形态到事件结构其实是一个人类认知过程中渐次图式化(schematicity)的过程(王寅，2006)。本文为叙述方便，无论该图式化处于何种层次，均沿袭兰盖克(Langacker)(1987)的称谓，以意象图式而冠之。也就是说，本文所谓的意象图式包括了图式化的各种阶段性特征，如事体、图形、意象、概念结构等。某种事体一旦在人们的心智中形成了意象图式，则该意象图式在短时期内具有主观能动性和不可复原性(non-reductive)(Langacker，1987:411，494)，并通过隐喻、转喻或理想认知模型的方式在语言建构和识解过程中发挥作用。
意象图式是一个完形的、无限扩展的网络系统，但在具体的认知语境中往往只有该网络的一部分被激活，兰盖克称之为激活域(active zone)，它构成了语言识解的基座(baseline)或曰认知域(cognitive domain)。根据表达目的的不同，该区域内只有局部被凸显，兰盖克称之为侧显(profile)，这个被侧显的部分构成了语言表征最关键的识解基础。在认知图式的世界里只有事物(thing)和关系(relations)，而没有具体的名词、动词、形容词等概念，词类实质上是意象图式在一定语境中不同侧显的结果，因此图式可据此分为事物图式(thing schema)和事件图式(event schema)。前者指一个事物及其属性，如英语中paper表征的是一种事物，它在整
个认知网络中占据了一定的区域，在这个区域中与之相关的有原料、彩、形状、用途等，在语言世界表征为名词或名词性短语；后者指的是一个情景类型(situation type)，包括运动的种类及参与角等，在语言世界体现为不同配价(valency)的句型(Radden & Dirven，2007:269-301)。如在与paper相关的事件过程中，人们制造了纸(people make paper)，纸也可用来糊墙(people paper the wall)，可用简单的图式结构来概括这两者的图式关系。
people→paper→wall
在这个图式中，箭头表示相关的事件过程，“people”是“paper”相关动作的执行者，“paper”是与“wall”相关的糊墙事件的媒介，尽管其施动性(agentivity)较弱。如果在前一个过程中(即people→paper)忽略执行者“people”而只侧显事件中的动作和结果(即箭头和paper)的话，该过程的语言表征可为paper was made，或paper being made或making paper等语言表达式。第一个是表示时间关系的事件过程，后两者是非时间关系的事件过程。同理，在后一个过程中(即paper→wall)如果忽略了动作的执行者而只侧显结果和动作的话，则可表征为the wall was papered(时间关系的动作过程)或the wall being papered，papering the wall(非时间关系的动作过程)等。当然，上述两个简单事件过程亦可融合(fuse)或压缩(compress)为一个较为复杂的宏事件过程，即people paper the wall等(Talmy，2000)。
该例说明了意象图式在语言编码过程中的运作机制，即先有事体，而后确定其间需要传达的事件关系，继而进行相应的语言编码。而翻译是该过程的逆过程，故在翻译过程中，应该首先考虑对源语语言的识解，出其背后的认知因素，通过该认知因素出其象征的客观现实，继而出目标语人对相同客观现实的认知模式和编码方式，最后得出其相应的语言表达式。借用奈达关于翻译过程的理念，结合认知语言学中关于意象图式的理论，翻译过程可被重新诠释为以下示意图(见图1)。
图1揭示了以意象图式为基础的翻译流程：①分析源语的文体特征和范式特征，出其潜在的意象图式；②分析源语的意象图式特征，出其侧显特点及意象性；③分析源语意象特征
所揭示的经验现实；④基于相同的经验现实，构建目标语的意象图式；⑤对比源语的意象图式特征，兼顾翻译目的，确定目标语意象图式的侧显特点；⑥根据目标语意象图式的侧显特点并考虑源语的文体特征，构建目标语的语言范式。
2. 意象图式的翻译分析
如图1所示，意象图式的基础源自经验语境中的某种现实，这也是语言可译性的基础。但图式作为人们对事体反复概念化所形成的范式，因文化、认知、心理等因素的不同而带有强烈的主观彩，因而兰盖克(1986:110)认为同一个事件可以因其侧显、颗粒度 (granularity)、角度等的不同而形成不同的意象图式方式。这也决定了即使在同一种语言内部，同一个事体也可以形成不同的意象图式，表征为不同的语言表达方式。相应地，在翻译的时候亦应有不同的翻译方法，可分为以下几种情形讨论。
2.1 事体同，但意象图式不同
乔姆斯基(Chomsky)(1963：323-418)的语言共性论(linguistic universalism)认为，语言机制(faculty of language)是人类所共有的规则。这种规则先于语言产生并决定了语言的编码方式。
一般而言，即使来自不同国度不同地区，人们也往往有相同或相似的认知习惯和方式，因而对于同样的事体会形成相同或相似的意象图式，也会形成相同或相似的语言表征方式。对于此类的语言表达，一般可以采用直译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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