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国公主与驸马合葬墓是辽代中期大型契丹贵族墓葬。该墓葬位于内蒙古自治区通辽市奈曼旗青龙山镇东北10千米处，斯布格图村西的山南坡上，当地人称此山为“庙子山”。庙子山的走向对墓地形成环抱的形态，是一处天然的屏障，由此看出，墓地的选址相当讲究。该墓葬的不远处就是驸马萧绍矩的家族墓地。墓地附近还有一处占地较广的辽代建筑废墟。地表有散落的辽代砖、瓦等遗物。这处建筑与物什应该与墓葬的祭祀有关。陈国公主与驸马合葬墓墓制恢宏，为带有墓道和耳室的多室墓葬。通过墓志铭可以了解到陈国公主身份尊贵，为辽景宗孙女，耶律隆庆之女。其所处时代为辽圣宗在位统治时期。墓葬出土的随葬品种类丰富，按材质分有瓷器、金银器、木器、玉器、玻璃器等，还有玛瑙、琥珀、珍珠等制成的佩饰。
该墓葬共出土7件玻璃器，器形为杯、瓶、盘3种，均属于生活用具。当时应该是放置在后室的供桌上，由于供桌倒塌，导致多数破碎，地上随处可见碎片。根据资料得知，保存完好的只有带把玻璃杯和乳钉纹玻璃盘各1件。其他4件可以复原，还有1件无法复原。但即使如此，也为研究伊斯兰玻璃器及辽与伊斯兰的文化交流提供了宝贵的资料。因为玻璃器在当时的契丹社会应极其名贵，属于贵重器物，即使是当时中原王朝上层人士，也会用玻璃器皿来显示地位的高贵。可以说玻璃器就是当时的奢侈品，不是谁都能够拥有。所以一个墓葬出土7件已是难得。更遑论这些玻璃器不但造型美观，工艺还比较精致。
玻璃这种东西应最早产生于公元前15至16世纪，玻璃的吹制工艺最早由古埃及人掌握，时间大约在公元前1000年。到古罗马帝国时期，玻璃业已相当繁荣，而最终闻名中外的当属伊斯兰玻璃。该墓葬出土的这批玻璃器，首先从外形分析，应是吹制成型。其次器表上个性的乳钉纹，以及繁复的刻花、堆花镂空等装饰，
这些因素都有着浓郁
的伊斯兰风情。通过器物特点的对比可以得知，在国外的一些博物馆里有与它们形制非常相似的古代玻璃器。从化学成分上分析，中国建筑材料科学研究院对其中4件玻璃器的样品进行了化学成分分析，结果表明均为钠钙玻璃。综合化学成分分析结果、制作工艺以及器型等因素可以得出，这些玻璃器均来自中西亚地区。这批具有伊斯兰风格的玻璃器传入辽王朝，真实地反映出辽代同西方诸国有着广泛的经济贸易联系。
出土的玻璃瓶有4件，均为高颈玻璃瓶。其中的乳钉纹高颈玻璃瓶（H61），呈无透明状，玻璃内部含有气泡，做工复杂精致。腹部有乳钉纹装饰，宽扁把由10层镂空设计的玻璃条堆成，口沿上还涂有蓝颜料，美轮美奂。这种装饰手法的玻璃器，与科威特国家博物馆馆藏及洛杉矶汉斯·孔收藏的伊斯兰玻璃器比较相似。这件玻璃器经过化学检测，氧化钠的含量高达20.66%，对比其他地区的玻璃器检测结果，推测此瓶也许是埃及或者叙利亚所产。刻花高颈玻璃瓶（H57），玻璃材质，也是透明无状的玻璃，内里稍含气泡，表面有风化层。此玻璃瓶的颈部设计为喇叭形的细高颈，有着折沿和折肩，形制没有前一个那么复杂，但是器表的刻花和磨花装饰非常精美。包括几何纹、凹弦纹、旋涡纹等，有着萨珊玻璃的遗风，而且器壁较厚，看起来非常有质感。这件玻璃器与以列博物馆收藏的1件玻璃瓶形制装饰等方面几乎相同。其他像利雅得伊斯兰艺术馆也收藏有相似器型的玻璃器。这种可以肯定是伊斯兰玻璃器中的典型器物。高颈玻璃瓶（H68、H90）有两件，形制大小近乎相同。透明的玻璃质地，气泡较多，
颜呈淡黄绿，表面同样有风化层。通过复原的一件（H90），可以看到其完整的形制样貌。侈口、圆唇、细高颈下是圆鼓腹，内凹的平底。口沿上有椭圆形的压印装饰，颈部还有凸弦纹。器壁厚薄不均匀。经化学检测，高颈玻璃瓶也为钠钙玻璃，含有4.11%氧化钾，具体
【作者简介】常岚（1990—），硕士，助理馆员，现从事纺织品文物的保护修复工作，研究方向：文物与博物馆。
通过陈国公主墓出土玻璃器看辽与中西亚的文化交流
摘　要：陈国公主与驸马合葬墓作为辽代中期的大型契丹贵族墓，墓葬规模宏大，且出土有大量制作精美、种类丰富的随葬物品。其中包含7件玻璃器皿，器物有浓郁的伊斯兰风格。通过研究这些玻璃器的来源及输入途径等，进而分析辽与中西亚的文化交流。
关键词：陈国公主墓；玻璃器；文化交流
常岚
（赤峰学院，内蒙古…赤峰…024000）
IDENTIFICATION AND  APPRECIATION
TO CULTURAL RELICS 033
文物鉴定与鉴赏
2020.12（上）
【稽古】The Archaic to Now
产地有待进一步研究。与伊斯兰玻璃中的薄壁水瓶比较相似，质量不如前一件好。
带把玻璃杯有两件，分别为标本H56和标本H167。带把玻璃杯H56，玻璃材质透明，内含气泡，颜为较深的棕。表面有风化层，口较大微敛，但幅度很小，上半部分呈圆筒状，下半部分为圆鼓腹。圆扁柱形的把手上还有柱状的凸起部分，底部为假圈足的设计。H167的形制与H56基本相同，只是H167的口沿部位有8周的玻璃丝作为装饰。杜塞尔多夫市立博物馆中就藏有像这种形制的带把玻璃杯，而这个博物馆的带把杯产地被定为伊朗一带。所以陈国公主墓中的带把玻璃杯也应是伊朗地区的产品。与陈国公主墓年代相当的辽宁朝阳姑营子辽耿延毅墓也出过这种带把玻璃杯，甚至形制完全一样，应该都是在差不多的时间段由伊朗输入辽境。
乳钉纹玻璃盘（H87）为敞口弧腹的造型，口沿部位为圆唇的设计。器壁相对较厚，器物的表面有风化层，玻璃呈无透明状。外腹壁中部位置有一周乳钉纹，乳钉纹的形状为四棱锥形，看起来很锐利，造
型非常独特。意大利圣马可博物馆中有类似造型的玻璃盘。
陈国公主墓出土的各式玻璃器虽然形制不同，但根据整体风格来看，主要还是出自伊朗一带。由于该墓为纪年墓葬，所以这批玻璃器可以为其他年代不详的同类型玻璃器的断代提供强有力的依据。中外文献中也有很多关于伊斯兰玻璃输入辽境的记载。据记载，公元1008年，辽圣宗时期，招待北宋使臣路振时用到的器皿中就有玻璃器。而此次设宴的主人正是陈国公主之父耶律隆庆。按照辽当时的手工业发展水平，这些玻璃器应该都是输入器物，且是从中西亚等地流入。因为当时中原产的玻璃器皿不是用于做舍利瓶这种神圣的用途，就是以观赏为主的艺术品，像这种日常用具还比较少见。中亚的伊斯兰学者也曾记载伊斯兰向我国输入的物品除了象牙、胡椒等之外，还有玻璃。而伊斯兰既然向当时的北宋输出玻璃，也必然会向辽境输出玻璃。因为当时辽已经是中国北方与北宋并存的强大政权。建立辽朝的契丹族崛起于草原，这个生于马背上的民族，凭借强悍的骑兵，称霸于中国的北方。斯拉夫语系中就将中国称为“契丹”，足以见得契丹族在西方世界历史上的巨大影响力。《辽史·属国表》记载，天赞初年，即耶律阿保机时期，就有波斯、大食等国来辽朝贡。虽然说史书记载的大多是存在于统治阶层的朝贡往来等交往，但这也说明早在辽初，辽地已与中西亚等地建交，存在贸易往来。到了辽代中期，记录朝贡的史书记载更为丰富。《辽史·圣宗记》载，统和七年二月，阿萨兰、辖烈、于阗等西方诸国，并遣使来贡。兴宗时更是许嫁公主，可见当时的交往之深。从别国的角度来看，当时邻近国家的诗人尤素甫·哈斯·哈吉甫曾在诗中写道：“大地裹上了绿绒，契丹商人运来了中国商品。”说明辽地的商人也在向外输出商品，
贸易往来正常进行。而商人的轨迹不可能只到达一个指定的地点，应该辐射到了所有能到达的建交国家，即包括中西亚诸国。由于辽朝在这个时期有着稳定的政治背景，所以，辽对外的政治影响是巨大的，同时促使了繁盛的经济交往。这些玻璃器皿除了之前提到的朝贡方式，也有可能是通过贸易往来，从西域各国输入辽国境内。如当时比较有名的回鹘商人，他们在辽地和伊斯兰之间流转，由于利益的驱使，虽然不是很便利，依然会想办法贩卖转运这些玻璃器。而贵重的玻璃器皿，普通民众是消费不起的，最终的拥有者只能是契丹上层贵族，除了成为他们日常的豪华用品，死后也会将使用过的这些物品作为随葬品。这个推测是由于在辽朝，回鹘商人特别受重视，待遇都比较优厚，甚至在辽上京还有建造的“回鹘营”，以招待回鹘商人。从这方面可以看出，虽然辽朝是游牧民族所建，但对商业贸易也同样重视。除了与临近的北宋政权、部落有贸易往来，与远在中西亚的一些国家也都建立了贸易关系。为了招徕旅商，辽朝在多个地区设置了榷务，用来处理商务往来的事情。辽朝这些政策会吸引更多国家使节和商贩前来辽境。
archaic
任何时候的贸易都是相互的，伊斯兰玻璃可以输入辽地，辽国同样有物品输出到伊斯兰地区。如波斯湾港口西拉夫和埃及的福斯塔特分别出土过辽白瓷碗、辽白瓷盘口瓶以及辽瓷片等。还有地中海东岸、伊拉克萨马拉遗址及伊朗和尼沙布尔等，都出土过辽三彩。这些考古发现都说明了辽与伊斯兰世界的密切联系和贸易交往。说到关系，除了从政治、经济方面进行考量以外，还应考虑到这些过程中势必产生的文化交流。当然，文化交流的范围较广，就考古学研究的范围而言，主要是通过对考古发掘品和部分传
世品进行对比研究，生产技术方面或文化艺术方面如果有互相影响的地方，通过器物的风格就可看出端倪。就像国内外学者对中国与伊斯兰地区的陶瓷进行对比研究一样，英国陶瓷研究者莱恩认为伊斯兰陶瓷受中国陶瓷的影响较多。中国陶瓷中当然也包括辽瓷，比如伊斯兰彩陶器就受到辽瓷的影响。因为唐三彩是明器，而且到了辽代北宋年间，应该很少有大量向外流通的可能，应该是辽三彩对其产生的影响。反过来说，辽瓷往往也有一些在造型、装饰技法、纹饰等方面受到了伊斯兰陶器影响的器物。玻璃器的存在就是这些影响可能会发生的证据。这些情况也表明，契丹族在与他国各民族交往的过程中取长补短，不断汲取先进的文化和技术，进而发展壮大。
除了玻璃器以外，陈国公主墓还出土有用玉和琥珀制成的马具和佩饰，这些琥珀的来源也有待研究。因为关
034Vol.194
于琥珀的产地，综合文献考证就可以得知，琥珀是产于中亚西域各国的东西。以当时辽与中西亚诸国的贸易往来推测，很有可能是由西域诸国输入到辽境。陈国公主墓还出土了上面刻有西域胡人形象的琥珀佩饰，长方形的琥珀面上，胡人头戴布巾，服饰风格独特，做着形象生动的驯狮动作。狮子则是一幅被驯服的样子。从整个场景来看，驯狮人显然驾轻就熟，非常写实，应是西方业务熟练的驯狮人。从风格上来看是明显的中西亚风格。这同样可以作为研究辽与中西亚关系的珍贵资料。同时也从侧面证实了西域诸国的物件有很多传入辽地。
据《宋书》记载，在天圣元年以前，宋朝与大食等国的往来主要经由陆路交通，经过沙州和西夏等地到达泰州，到了天圣元年以后，为了贡品的安全，改由海路。也就是说，当时陆路交通的路线上，西夏为必经之地。根据史料可以得知，在辽圣宗统和四年西夏叛宋，之后辽与西夏在一段时间内保持着良好的关系，西夏还向辽进贡。至于贡品中是否包含玻璃器，从《宋史·外国传》的记载看，高昌、于阗等国在这个时期都向宋进贡过玻璃器。那就说明在这个时期，玻璃器仍然是朝贡、贸易等的重要物品。而西夏作为丝绸之路上的必经点之一，拥有玻璃器物也可以说得通，向辽进贡的物品中有很大可能就包含玻璃器。这也是伊斯兰玻璃器通过丝绸之路的沙漠路线，间接地传到辽境的另一可能。如果这样，也能说明陈国公主与驸马合葬墓发现玻璃的器皿，是当时丝绸之路的沙漠路线和草原路线通行的物证。
陈国公主墓出土的这些包括玻璃器皿在内的具有浓郁中西亚风格的随葬物品，作为政治、经济和文化交流的载体，证实了辽与中西亚的密切关系。既能为研究辽代契丹族与中西亚邻近国家的文化交流，也为对草原丝绸之路的研究提供了重要实物资料。同时从另一方面证明了这个时期，辽代社会经济的繁荣发展。在对外的文化交流上辽朝采取的是开放包容的态度，既保有自己独特的民族文化又兼容并蓄，社会氛围也比较和谐。结合史料记载和这些出土的器物可以得知，契丹族在中西方文化交流中起到了重要作用。这种交流的方式不拘于战争、联姻、贡赐或贸易。而随着这些器物的流通，不但在工艺技术上可以彼此借鉴吸收，意识上也会起到潜移默化的作用，促进文化交流的繁荣和社会的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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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CULTURAL REL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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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物鉴定与鉴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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