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国校外培训“影子教育”面面观
作者：关成华
来源：《人生与伴侣·综合版》2021年第11期
        一直以来，校外培训作为学校教育的补充，对主流教育具有依附性，因此也被称为“影子
教育”。校外培训的功能可以是补充性的，帮助落后学生赶上教学进度;也可以是应试性的，帮助学生巩固知识和掌握做题技巧;还有针对智力超儿童的超常教育。全球校外培训的内容大致可以分为四类：学科课程、学校不教授的课程（如小语种）、学校非核心课程（如音乐和体育）和学习技能课程。由于学科课程在升学考试中起到关键作用，对于学科补习的需求往往最多。例如，中国香港地区中学升学考试的科目为数学、英文、中文与通识教育，这些科目的补习需求尤甚。
       
        东亚地区：学科补习成为常态
        东亚地区的补习文化历史久远，“影子教育”也是在相关学者观察到日本学习塾现象后提出的术语。20世纪60年代，校外培训已在日本和韩国初具规模，如今课外补习对东亚地区学生来说几乎成为一种常态。韩国、等国家和地区的一些家长甚至是迫于这种“常态”才将孩子送到补习班。韩国统计局数据显示，2019年韩国有75%的学生参加课外补习，在首尔该比例更是达到80%。日本及中国香港等国家和地区学生的补习率均超过50%。
        东亚地区学生校外培训需求之高、历史之久，与其崇尚教育的儒家文化传统以及“教育改变命运”的信念密不可分。儒家文化中对家庭和传承的重视，与家庭财富增加、家庭规模缩小的现实相交织，使家长越发难以承受教育失败的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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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欧洲国家：补习率呈现两极分化
        东亚地区以外的世界其他地区，也从不缺少校外培训的身影。不过，尽管一些欧洲国家的补习率比较高，如匈牙利、波兰和西班牙等，但校外培训并不是这些国家学生参加补习的主要形式。这些国家的补习课程更多由学校提供，目的是为落后学生提供支持性辅导。同时，“一对一”家教辅导在这些国家也更为普遍。
        一些欧洲国家拥有极高的补习参与率。例如，补习率最高的是希腊，学生补习率达到51.4%，并且在商业机构的补习比例达到52.5%。有研究显示，几乎所有希腊学生都接受过某种形式的补习或辅导。这种极端的补习率可能与希腊重视教育的传统文化有关。
        北欧地区与欧洲其他国家不同，其学生补习率全球最低。在北欧地区，国家资助的义务
教育体系十分完善，尽管他们也有课后附加课程，但这些仍在现行学校体系之下运行，属于学校满足部分学生需求的做法。校外有组织性的私人补习历史相对较短，一般的补习模式是“作业辅导”，形式类似于“家教”，而这种模式的流行可能是由于家庭服务减税改革。
        近两年，北欧国家学生在国际学生评估项目中的成绩排名下滑，学生之间成绩差异加剧，也为这种家庭服务市场扩大提供了机会。但总体而言，北欧五国（丹麦、挪威、瑞典、芬兰和冰岛）的优质教育资源并不稀缺。有人说，如果问芬兰的学生最好的学校是哪所，回答会是离家最近的那所学校;但如果问中国学生最好的学校是哪所，答案可能会集中在北京、上海和广州等一线城市。教育资源的稀缺和不均衡，使得教育表现出了本不该有的竞争性，校外培训行业也因此有了野蛮生长的空间。
       
        北美和澳大利亚：借课外辅导帮助弱势学生
        北美和澳大利亚学生的补习率普遍不高，在商业机构补习的比例更是少之又少。这些国家拥有充足的教育资源，且政府将课外辅导视为帮助弱势学生、保障教育公平的途径，如美
国《不让一个孩子落后》法案、澳大利亚教育券计划均体现了这一点。但在任何国家和地区，校外培训都与教育系统的筛选机制紧密相连。在北美，艺术、音乐和体育等私人辅导以及小语种培训班等课程非常普遍。学生希望通过在这些领域展示潜力，拿到较好的成绩，以获得大学奖学金或进入高水平大学。还有少量体现“素质教育”的天价夏令营，其目的也是提高学生在某些领域的能力，作为评价学生综合素養的一种方式，也是家长为孩子做“背景提升”的有效手段。
        北美和澳大利亚补习生态也在某种程度上给予我们一些启示，即校外培训是伴随主流教育评价与筛选体系出现的，其发展亦伴随着主流教育改革的步伐。那么，多元的学业评价体系、高质量教育资源的普及，或许是解决我国偏重学科应试培训的途径之一。
       
        概览：经济、地区和年龄因素影响补习率
        校外培训参与率与社会经济背景的关系是比较明确的。一般来说，家庭收入更高的学生的补习参与率更高。但纵观全球，任何发展水平的经济体都存在着补习现象。在东欧、南亚
和非洲的一些欠发达国家，由于教师收入水平较低，他们就通过给学生提供私下的补习来寻求额外收入，这也成为推动这些地区校外培训行业发展的重要原因。
        其中，比较令人担忧的是教师腐败问题。有研究表明，在尼泊尔、印度和格鲁吉亚等地区，提供私下补习的教师通过减少课堂内容来增加学生对课外辅导的需求，直接导致了未参加补习的贫困学生在毕业考试中表现出更差的成绩。相较之下，中国香港、新加坡等地教师的薪资水平普遍较高，且东亚地区有着较强的道德标准，因此这样的“教育腐败”在中国香港、日本和韩国等地出现得相对较少。
        除了补习规模与形式上的不同，各地区、各学龄段学生的补习参与率也有所差异。一般来说，学科考试与“上大学”紧密相连，各地区学生随着年级提高，补习比例也会相应提高。爱尔兰一项研究表明，45%的学生在高中最后一年接受了付费的课外补习。中国香港地区的高三学生补习参与率同样是最高的。韩国比较特别，其小学生参加课外补习班的比例最高，初中有所下降，高中则降至68%左右。日本的高中补习率也低于初中，原因可能是日韩两国职业高中脱离了普通教育的升学模式。在新加坡，小学毕业考试是重要筛选节点，因此小学阶段课外补习强度也高于中学阶段。这种补习率的差异与变化除了反映出各地区不同的教育
系统结构与筛选机制，也在某种程度上折射出社会结构的差异。这种现象也要求学校系统根据社会结构变化作出一定的改变。
        校外培训在全球都是常态，只不过各自诱因不同、供给主体不同、开展形式和内容不同。我们需要认清一个现实，即校外培训文化一旦在社会中形成就很难短时间内完全消失。有学者认为，通过学校扩招降低入学门槛，校外培训压力便能得以缓解。然而，这样的设想在东亚社会中并未实现。对很多家庭来说，不过是将升学问题转变为“进入什么样的学校”的问题。事实上，中国香港地区大学扩招、日本少子化现象带来的高校生源不足，均未减少这些地区和国家的学生补习参与率。中国台北市政府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希望通过开辟新的教育途径使得教育体系多元化，但这些改革也没有降低学生和家长对补习班的需求，反而导致了非学科类补习需求的增加。
        伴随社会评价和筛选机制的改革，未来或许还会产生新的提高学生竞争力的方式。市场行为或许难以阻止，但我们可以尽可能地从向校外培训“妥协”，慢慢转变为更符合学生个性和教育规律的自主“选择”。当下，比“围剿”校外培训机构更重要的是，协同各方实现教育的功能。教育的功能不应局限于社会地位上升的途径，而应聚焦于对人本身的塑造和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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