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8卷第3期2018年9月
温州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V ol.18 No.3商人与近代宁波公园的兴办
近年来，近代公园颇受学界关注，相关研究不时见诸发表。戴海斌在研究北京中央公园时指出，作为新兴城市公共空间，它包含了众多内容，新旧、中西、政治与文化、国家与社会等，都在此空间内有所显现［１］；熊月之对近代上海公园的游客人数、门票和当时市民生活情况进行了分析，认为那些时常去公园或公用私园休闲的人主要是有稳定收入、也比较闲暇的中等阶层［２］；戴一峰则提出对公园里民众关注的同时，不应忽视与公园建设紧密相关的倡议者和设计者［３］。然而，现有研究较少关注宁波公园，
DOI: 10.13669/jki.33-1276/z.2018.053
２０１８－０１－０２
吴　昌（１９８９—），男，浙江杭州人，助理研究员，硕士，主要从事近代社会史研究．
[收稿日期][作者简介]吴 昌
（杭州天目外国语学校 历史组，杭州  311399）
[摘 要]　兴办公园是近代中国城市建设的重要内容。宁波公园建设始于清末民初，２０世纪２０年代中后期兴起建设高潮，３０年代末基本形成建设格局。在宁波公园建设过程中，以商人为代表的社会力量积极倡议、慷慨出资、筹措经费、主持督办、参与管理，推动了宁波公园事业的发展。商人兴办宁波公园得以成功的原因在于，商人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强大的经济实力、强烈的公益意识和良好的社会形象，宣传、组织、管理等工作得力，商人与政府之间形成良性互动。
[关键词]　宁波；公园；商人；地方事务；社会责任
[中图分类号]  G24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4326 (2018) 03-0055-05
Businessmen and the Establishment of Public Gardens in
Early Modern Ningbo
WU Chang
(History Group, Hangzhou Tianmu Foreign Language School, Hangzhou, 311399, China)
Abstract: Establishing public gardens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urban construction in early modern China. The
construction of public gardens begins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and the early republic of China, reaches its climax in the middle and late 20s, and forms the basic construction framework in the late 30s. In the process of construction, the social force represented by businessmen actively organize the initiative, provide generous financial support, raise funds actively, preside over supervision, participate in management, and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the enterprise of public garden construction. The reason for their success lies primarily in their strong commitment of social responsibility, strong economic power and awareness of public welfare, their good social image, their excellent work in publicizing, organization, and management, and their well-balanced communication with the local government.
Key words: Ningbo; Public gardens; businessmen; Local affairs; Social responsibility
且对公园发展过程中以商人为代表的社会力量的有关活动着墨不多，未能揭示全貌。本文对以宁波商人为主体的社会力量在宁波公园兴建活动中的相关情况进行分析，以窥商人的社会责任感、公益意识和自治能力。
一、近代宁波公园建设概况
宁波公园建设始于清末民初，到２０世纪２０年代中后期兴起建设高潮，至３０年代末基本形成建设格
局。综合现有资料发现，在此期间宁波相继建设了
第18卷56温 州 职 业 技 术 学 院 学 报
２５座公园，遍及当时宁波城区及所属各县。宁波建设公园时间始于１９０９年７月。此前一年，晚清政府颁布了《城镇乡地方自治章程》，涉及公园等近代市政建设。于是，在地方自治运动中各地士绅纷纷参与地方事务，兴建公园。甬绅陈星庚等便在此背景下拟请地方政府，将旧府宁绍台道衙署的“后乐园”改建为公园［４］。只因时局变幻，清政府统治风雨飘摇，此处公园兴建并没有多少实际行动，仍是地方府衙所属，普通民众难以进入。１９１２年民国政府成立，“后乐园”开始对外开放，但因社会动荡，公园无人看管，多衰败破乱，难以满足市民休闲娱乐要求，且公园“并不十分开放，流连其间者，大抵为绅士官僚……谓为公园，亦属名实不符，且设备亦未完全，位置又狭小”［５］。１９１３年镇海梓山公园和１９１５年奉化宋家坪公园虽开放性较明显，但也仅仅是依山而建，建设亭椅，且远离城市难以满足市民需要［６］。
迨至２０世纪２０年代，随着近代国家权力对地方事务控制的加强，“各地开始大力兴建各种公园设施，各地市政建设更将公园列为标志性项目”［７］。１９２０年成立宁波市政筹备处，随着市政逐步展开，公园建设被提上日程，拟“设立模范公园一处，以资提倡。复于江北、江东及城厢各区就庙宇改设一二处”［８］９。起步阶段的宁波市政虽难以开展公园建设，但为后来的公园建设奠定了基础。１９２５年
孙中山逝世，全国掀起纪念孙中山兴办公园等建设高潮，带动了宁波公园建设高潮。最先将奉化宋家坪公园更名为中山公园，是年６月开建中山纪念堂等，于１９２８年基本完成。在孙中山逝世两周年之际，在城内建设宁波公园的呼声高涨。１９２７年６月１日，召开建设中山公园筹备大会，决定在以“后乐园”为中心的旧府、道署基础上加以扩建，经过两年多的建设，占地约６０亩的宁波中山公园正式建成并向公众开放。此后，公园内又陆陆续续地添设了其他设施和建筑，如体育场、民众教育馆等，后又称鄞县中山公园，但多习惯称之为宁波中山公园。
到２０世纪３０年代，宁波出现了多座公园。建设宁波中山公园时，象山原县署地也已开始建设公园，具体情况因限于史料知之甚少，仅查到其于１９３１年建成，名为象山中山公园。１９３０年奉化中山公园对原有设施、景物、建筑诸如中正图书馆等加以扩建，并新建锦屏小筑、听涛亭等。同一年，镇海中山公园开始动工建设，但建设进程缓慢，一年来“除将原有亭子改建为中山厅，并筑前后两道水泥大门外，其余建筑物一无所有”［９］，后停顿一年又重新开始建设，直到１９３５年才正式对外开放。１９３１年宁波撤市并县，鄞县政府制定了增设公园五年计划，计划在城西月湖、北斗河畔、北门江边及西南环城路一带，仿照美国郊外公园式样建设几处公园。是年８月先对庆云楼加以修葺，“雇工修缮，稍加髹漆，复添作雉堞，略示城堞遗迹，用为西城风景之点缀”，后又于１９３５年春广植树木，“将月湖四周道路，加以修筑，遍植树木，使成一大规模之公园”［１０］。这种借助天然风景加以点缀，辅助一些设施而成的公园在３０年代可谓颇多。１９３３年宁海中山公园由衙署园林县圃改造而成，内有运动场
、中山林等，供工作人员游玩，在元旦或“双十节”期间偶尔开放［１１］。奉化武岭公园于１９３５年开　建，历时３年，占地１００余亩，系蒋介石选地督建。同年，余姚县政府也决定在龙山南麓建设中山公园［１２］。
近代宁波城区及各县都相继建设了公园。然而抗战开始后宁波原有的一些公园因战争多为破败，难有发展。
二、宁波商人与公园的兴办
纵观近代宁波公园的建设，尤其值得关注的是，以宁波商人为代表的社会力量的积极参与，推动了宁波公园及城市的发展。在宁波公园的建设上，宁波商人的作用贯穿全过程。
１．组织倡议
清末民初，随着社会政治变革和自身经济实力的增强，商人的社会地位和影响力日益提高，激发了强烈的社会责任感。而国家权势式微，地方政府经费捉襟见肘，几乎无力也无心开展公园这类耗资繁多的大型工程建设。为此，兴办公园的主张和相关规划自然就由以商人为代表的社会力量承担起来。
清末地方自治运动开始不久，宁波地方士绅就很快商议筹建公园。“东西各国，无论城镇乡市，莫不有公园为憩息游览之地，而城市繁盛之区，尤多建议公园，疏通空气，以重生命。”“兹查府后山官地一片，
荒废可惜，某等公同商定，拟请将该处荒地改作公园，为合郡官民游息之所。”［４］从这一提议可看出，地方士绅动作快，效率高，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相比地方高涨的积极性，地方政府表现得相当贫弱和无力。当宁波绅商、学界、地方积极参与地方自治，讨论公园等市政建设时，因“应办事宜亟宜筹备，拟设宁波地方自治公会”，不得不多次“催促各厅县之进行”［１３］。多年来，宁波公园建设鲜有官方之
第3期57
声，多为地方各界人士，特别是商人摇旗呐喊。１９１３年镇海梓山公园即由乡人陈薰、朱忠煜、向道深、周世瀛等筹资建设而成［１４］。其中朱忠煜生平急公好义，胸怀家国，心系桑梓，是清末民初名闻镇海县城的绅商和慈善家，以经营木材为业，长期担任镇海总商会总理，努力推进地方事业革新。到２０世纪２０年代，以商人为代表的地方人士倡议公园的情况增多，如宁波慈溪“六家埠公民马明衡、章启鹤、包惠成、徐祖尧、郁炳惠、梅世芳、黄毓坤、张嘉昌等十余人，近鉴该埠居民众多，商业繁盛，若无正当清闲之所，因之多伤风败俗之行。为特训集通同志，拟在撞钟山顶，建筑公园一座。”［１５］鄞县商人李志方积极造福家乡，出资建设姜家陇，就涉及公园的建设。“隔河的村公园，占地六亩，尚在建筑之中……这是模范村，足够为鄞县各村的模范！”［１６］而由众多商人参与的宁波市政筹备处于１９２５年制定的《市政筹备处工程计划书》指出：“公园为公馀游憩之所，以普遍为主，应于市区适中处所（如府后山连前面所有，照墙头门二门及旁屋莲社在内）设立模范公园一处，以资提倡。复于江北、
江东及城厢各区就庙宇改设一二　处，其改建方法除保存正殿外，所有余屋概行改建。”［８］９这份计划书集中体现了当时以商人为代表的地方人士的意见。可见，以商人为代表的社会力量乃是倡导公园建设的先行者，更可以说是城市发展的推动者。
２．筹措经费
公园建设需要充分的财力、物力保障，对地方政府而言，为难以承担的巨大开支。而宁波诸多公园得以开工建设和维持运行，正是广大宁波商人经济支持的结果，几乎所有的公园都是商人出资或进行经费筹措而最终得以兴建，“形成了多元经费来源渠道与筹措方式，其中尤以商人为代表的社会力量作用最为重要”的局面［６］。
（１）由商人联合其他地方人士以个人形式共同出资筹办公园。宁波最早提出建设公园时，商人等“拟自行筹款建筑公园”［４］。镇海梓山公园由众多乡人筹资而建。１９２５年４月，镇海北乡龙山“有旅沪巨商董齐泉及该乡士绅董运泉、朱锦康、虞善卿诸君……发起公园一所，建筑费两万元，除由董齐泉慨助一万元，余由三君共同负担”［１７］。筹建江滨公园，“该园修建费，系由朱旭昌捐款二千万元，上海大华仪器公司捐款三千万元，丁立成捐款五百万元”［１８］。最突出的就是１９２７年宁波中山公园的修建，当时参与筹建的
商界人士就达１３０余人［１９］。筹款活动得到旅沪甬人的关注。为筹集此款，筹备委员会与之洽谈
并召开会议，最终决定筹集办法，其中三万元“准由旅沪同乡劝募足额”，“旅沪同乡中殷富而具热心者，由傅金陈三君于今日起分投登门筹募”［２０］。筹备会一面筹款一面还邀请一些热心公园事业的商业人士担任公园职务，如金臻庠就非常高兴地“谈及园内图书馆问题，颇得张君赞助”建设经费，张君还“允任图书馆筹备主任一席，将来落成后并愿将家岁图书二万余卷，尽数入收藏”，并赞扬称“如张君者洵不可多得矣”［２１］。商人经济实力之雄厚，热心公益和社会责任感可见一斑。
（２）以商人团体形式筹资，是宁波公园经费最主要的来源与筹措方式。小型、简单的公园由少数商人联合地方人士尚可兴办，但涉及大型、复杂的公园则需要更多的人士参与，经费尤其需要得到保障。诚如时人所言：“兴办公园应该注意的，是在经费”［２２］。显然，以团体形式筹集经费有着个体筹集无可比拟的优势。在２０世纪二三十年代以团体名义筹集公园经费的首推宁波工商友谊会，该团体委员会议决分十五队进行筹款［２３］。当时到会人员有张天锡、陈南齐、朱旭昌、赵宇椿、蒋东初、陈子秀、周子材、徐障之、朱酒仙、丁义良、王信懋、冯维琯、金臻庠、裘珠如、余东泉等６０余人。由此可知，当时社会人士对筹集公园资金的重视，这部分人多是工商界的领袖。如镇海人朱旭昌系全国钱庄业同业公会联系会理事，余东泉系宁波最早创办火柴公司者，他们的参与很快就发挥了优势，大多数人成为当时经费筹备队的负责人。为了更好地向社会各界募集资金，宁波工商友谊会还制定了详细的筹集资金措施、纪念方式，“不到一周，已有近三万资金”［２４］。无独有偶，宁波中山公园筹备时亦召开了一系列会议，组织数支队伍，制定捐助纪念条例。首次开会时，“到者有胡叔田、陈季卫、俞佐宸、赵
字椿、陈富润、严康懋、陈如馨、金臻庠、施仰三、周宗良、董维扬、陈器伯，以及司令部官佐章鸿春”等１００余人［２５］。从参与人员来源看，涉及当时宁波的党政军部门及各社会团体，其中商界人数有６０余人，“银行业大小钱庄等亦各有代表数十人”［２６］。据资料显示，公园建设资金来源中“有殷富捐款一万八千三百余元，商会捐款二万八千元，承源、孜源等钱庄借垫一万六千余元”［８］３９９。可见，商人团体形式筹措经费是相当成功的。
３．主持督办，参与管理
从某种角度说，“提供必要的利益无疑是获得权
吴 昌：商人与近代宁波公园的兴办
第18卷58温 州 职 业 技 术 学 院 学 报
力的最为普遍的方法”［２７］。正因如此，宁波商人当之无愧地参与到公园日常建设与管理中。而宁波商人对地方事业颇为上心，身体力行，常亲自主持工程建设；颇多市政建设开展也亟需各类有一定社会地位、有一定资产、有声望和有社会影响力的地方人士的参与。宁波中山公园的建设最能说明问题。筹筑宁波中山公园委员会筹备委员中，有金臻庠、俞佐庭、袁端甫、韩乐书、董维扬等商界人士１０余人，占委员总数的４５％，候补委员中商界人士也占很大比重［２８］。　其中，金臻庠担任该委员会
副委员长。宁波中山公园在短短的两年间建成，正是商界人士亲力亲为的结果。在宁波中山公园建成成立管理委员会时，也自然“聘请宁波各界领袖级热心公益而有声望者为委员”［２８］。为了更好地发挥商人在公园事业中的作用，该委员会人数得到了扩充，除以上商人外，屠时逊、朱旭昌、王信懋等许多商界人士即入选其中［２９］。抗战胜利后，鄞县公园修建委员会对以商界为代表的社会力量更加依赖。俞佐宸、陈如馨担任鄞县公园修建委员会常务委员，金臻庠为委员职务，在全部２７位委员中，至少有１０位分布在商业、金融、企业等领域［２８］。这使得尽可能多的社会力量参与公园建设与管理，特别是资金的筹措上。
三、商人兴办宁波公园成功的原因
总体上看，宁波商人参与公园兴建活动是相当成功的，他们成为市政建设的中坚力量，做到了政府难以做到的事情。究其原因，宁波商人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较强的公益意识和自治能力。
１．商人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顺应时代　潮流
宁波公园的兴办与商人密切相关。这些商人中有许多受过儒家思想熏陶，心怀治国安邦的理想，尤其是随着自身经济实力的提高，他们普遍认为中国必须实现现代化才能真正强大起来。商人大多经商在外，较早接触和接受了西方文化，他们对公园这类城市设施的重要性有着深刻认识。“公园之设，所以供人流连娱乐，似乎无关紧要，不知娱乐之一事，最与人之心理及道德有关”，“社会之不能改良之原因，实在
于此”［５］。尽管商人等社会人士所担任的公园委员会职务为聘任委员且为义务职务，但他们都踊跃担当，积极履职，身体力行。
２．商人具有强大的经济实力、强烈的公益意识和良好的社会形象，能一呼百应
近代社会的变革“使以商为业者急剧增加”，“造就了一个数目可观的富有阶层”［３０］８，这为公园的兴办提供了强有力的经济基础。而经济实力的增长激发了植根于乡土的报效桑梓、造福故土的传统观念，进而影响着整个宁波社会。即使是远离故土，宁波游子仍心怀家乡，支持家乡事业的发展。正如时人所言：“旧宁属各县经济事业之发展，固由留居桑梓者热心公益竭力建设，而侨寓居异地之眷怀故乡，凡遇天灾人事，莫不捐资输力以为协助回应。”［８］９２５时至今日，广大商人仍一如既往地坚持着这样的精神与实践，树立了良好的社会形象，成为地方社会极具影响力的体，这种感召力和影响力能在社会事业创办过程中起到一呼百应、调动各方参与的效果，而社会事业的创办又进一步促进商人和体的发展，形成良性循环。
３．商人宣传、组织、管理等工作得力，贯彻公平、公开、公正的原则
近代以来，商人主动汲取西方先进的企业管理思想，在商业领域的成就可谓名闻海内外。西方先进的管理制度和商人自身的商业实践也被商人自觉地引入到宁波公园等市政建设与管理中。诚如学者指出，商人对民国时期宁波慈善公益事业的贡献不仅在于提供了最大的经济支持，更在于近代企业制度的引入，
从而形成一套规范有序的管理制　度［３０］３８６。在２０世纪二三十年代宁波公园兴办中，几乎都成立了规范化的公园筹备机构，制定了具体的章程、制度和措施，商人宣传、组织、管理等工作得力，在具体的活动过程中更是贯彻公平、公开、公正的原则。如公园筹备和管理机构人员，大都由选举产生，所有决定也皆由会议集中讨论决定，这种民主性和规范性操作为公园兴办的成功奠定了良好的制度基础。各种会议、条例及事物都有专门的记录，经费筹措与开支等情况都会借助报刊公之于众。这不仅增强了组织内部的透明度，践行了民众对于本区事务的知情权，也为民众参与公园建设与管理营造了良好氛围。
４．商人与政府之间形成良性互动
在近代地方政府无力领导和主持地方诸多市政的情况下，以商人为代表的社会力量的作为至关重要，但这并非意味着可忽视政府的作用。事实上，商人兴办宁波公园的成功离不开他们与政府之间形成良性互动。商人与政府之间良性互动关系在于，地方政府在行政和经济无力的状况下，为商人参与政
第3期59
治留下了许多空间：“一方面，商会作为代表新兴商人阶层的新型社会组织，拥有一批具有一定社会地位和声望的商界精英，他们正迫切希望能够获得参与公共事务管理的机会，同时又具备相当的经济实力，有能力与地方政府合作承担此项责任；另一方面，地方政府和官员也积极欢迎并努力促成这种合作。”［
３１］１９２７年时任甬台温防守司令即明确指出，建设中山公园必须请求各界援助方能成功，“诸位能以全力援助，公园之成功非特同人等之幸，仰即中山主义与甬埠市民之大幸也”［２９］。
在近代宁波公园兴办过程中，以商人为代表的社会力量积极倡议、慷慨出资、筹措经费、主持督办、参与管理，推动了宁波公园事业的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并取得了巨大成功。可见，商人体有强大的经济实力、高度责任感和巨大影响力。商人能承担起地方事务，足以说明宁波地方社会的变革与这样一支充满公益意识的活跃力量密不可分。改革开放以来，商人体得到了巨大发展，已成为经济社会发展中不可忽视的力量。商人体应当有感恩之心，回报社会，积极投入于社会公益事业和地方事业中。同时，国家和政府也应当为商人体参与地方事业提供良好的平台。　
[参 考 文 献]
[1]　戴海斌．中央公园与民初北京社会［Ｊ］．北京社会科学，２００５（２）：４５．
[2]　熊月之．近代上海公园与社会生活［Ｊ］．社会科学，２０１３（５）：１２９．
[3]　戴一峰．多元视角与多重解读：中国近代城市公共空间——以近代城市公园为中心［Ｊ］．社会科学，２０１１（６）：１４０．
[4]　甬绅创设公园之计划［Ｎ］．申报，１９０９－０７－１０（４）．
[5]　天鸣．宁波市政中之三事［Ｎ］．时事公报，１９２５－０１－０１（２）．　
[6]　吴昌．近现代宁波公园经费的筹措及启示［Ｊ］．温州职业技术学院学报，２０１６（３）：４４．
[7]　黄柏莉．近代广州的公共空间与公共生活（１９００—１９３８）——以公园、茶楼为中心的考察［Ｊ］．开放时代，２０１４（６）：１２１．
[8] 鄞县通志：五十一编［Ｍ］．张传保，修，陈训正，纂．台北：成文出版社，１９７３．
[9]　镇中山公园县令教局完成［Ｎ］．宁波民国日报，１９３２－０８－０１（４）．　
[10] 修筑月湖公园［Ｊ］．宁波旅沪同乡会月刊，１９３５（５）：１６．
[11]　周向频，陈枫．矛盾与中和：宁波近代园林的变迁与特征［Ｊ］．华中建筑，２０１２（６）：２２．
[12] 沿途琐闻［Ｊ］．宁沪沪杭甬铁路日刊，１９３５（３５１）：１９０．
[13] 宁波地方自治公会成立详情［Ｎ］．申报，１９０９－０８－２０（５）．
[14] 董祖羲．镇海县新志备稿·营建志［Ｍ］．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１９９３：８８４．
[15] 撞钟山头将澄观园［Ｎ］．时事公报，１９２５－０４－１０（３）．
[16] 理想中之乐园鄞县模范村之巡礼［Ｎ］．上海宁波日报，１９３４－０３－３１（２）．
[17] 镇北龙山拟建公园［Ｎ］．时事公报，１９２５－０４－１２（３）．
[18] 江滨公园［Ｎ］．时事公报，１９４８－０５－２８（３）．
[19] 中山公园就职［Ｎ］．申报，１９２９－０９－２８（４）．　
宁波网站制作公司
[20] 中山公园委员会在沪募捐之好音［Ｎ］．时事公报，１９２７－０８－１６（２）．
[21] 公园委员场公毕返甬［Ｎ］．申报，１９２７－１０－１０（５）．
[22] 宁波市政府编辑室．建筑公园的商榷［Ｊ］．市政月刊，１９２７（１）：１２－１３．
[23] 工商友谊会筹建公园之进行［Ｎ］．宁波民国日报，１９２７－０６－０２（１）．
[24] 工商友谊会委员会纪事［Ｎ］．时事公报，１９２５－０３－１１（１）．
[25] 筹建中山公园之进行［Ｎ］．时事公报，１９２７－０５－２１（２）．
[26] 中山公园筹备会记［Ｎ］．时事公报，１９２７－０６－３０（２）．
[27] 彼德·布劳．社会生活中的交换与权力［Ｍ］．胡宗泽，赵力涛，译．北京：华夏出版社，１９９８：１３８．
[28] 鄞县县政府建设科．鄞县孙中山公园修建委员章程、会议记录、房屋租赁添置人员等文件［Ａ］．宁波：宁波档案馆藏．　
[29] 筹筑中山公园委员会成立［Ｎ］．宁波民国日报，１９２７－０６－０２（４）．
[30] 孙善根．民国时期宁波慈善事业研究（１９１２—１９３６）［Ｍ］．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７．　
[31] 尹铁．浙商与近代浙江社会变迁［Ｍ］．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２０１０：１９９．
[责任编辑：陈 凯]
吴 昌：商人与近代宁波公园的兴办

版权声明：本站内容均来自互联网，仅供演示用，请勿用于商业和其他非法用途。如果侵犯了您的权益请与我们联系QQ:729038198，我们将在24小时内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