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文化差异之根本
中西文化差异之根本在于中国主张主客统一，而西方则主张主客二分。文章从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以及人自身内部的关系出发，分别作出了两种文化的比较。从而提出，主客二分只不过是主客统一的过程，主客统一才是世界发展的主流趋势。主客体的存在和发展必然要遵循在彼此平等的互动关系的基础上，实现不断地认识、理解、融入、渗透和改造，最终将克服文化冲突，走向和谐。
标签：文化差异；主客统一；主客二分；和谐
主客统一与主客二分从根源上说是一对哲学概念。它们各自作为中西文化的基本内核和灵魂，反映着中西文化的不同之处。它们的差异是全部中西文化差异的根本。而这种根本差异的源头自然来自人类历史发展的不同奇遇之中。无论从宏观的物质生产方式、政治手段、地理环境等方面，还是从微观的为人处世、言行举止、礼仪风俗等方面，无不透露出两种文化的特之处。我们不能片面的说中国主客统一的文化是完美无缺的，也不能盲目的说西方主客二分的文化是毫无可取之处的，两者无严格的优劣之分和褒贬之意。它们都是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中的产物，存在于人类历史发展的过程当中，并将继续发展。我们应本着历史发展与逻辑统一相结合
的方法，将主客统一与主客二分置于更为广阔的文化背景与时空坐标中进行比较分析，对其内容作具体的历史的考察，根据世界发展的大方向，从中国的具体国情和可持续发展的内在要求出发，对之做出合理的评价。但有一点我们必须承认，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主客统一与主客二分的观念对人类社会发展与生态环境表现出的是不同的作用与价值。那么如何从这两种文化的根本差异的角度出发，出一条两种文化兼收并蓄、和谐发展之路，是至今为止人类一直努力的方向。
一、“天人合一”与“天人相分”
季羡林先生指出：“‘天人合一’是中国哲学史上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命题”，“是东方思想的普遍而又基本的表述”，“代表中国古典哲学的主要基调的思想，是一个非常伟大的、含义异常深远的思想”，“非常值得发扬光大，它关系到人类发展的前途。” 中国古代社会把人与自然的关系称作天人关系。中国古代哲学的基本观念，也是立足于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关系之上的。自然与人合而为一、融为一体，即所谓的“天人合一”观念。由上可知，天人关系说，古已有之，两者之中，自然“人”是主体，“天”是客体。“天人合一”即是主客统一，相反，“天人相分”即是主客二分。
在我国，天地是指生育万物的本原。《史记·屈原贾生列传》说：“夫天者，人之始也”。《春秋繁露·顺命》也说：“天者，万物之祖”。天的本质即是自然，“天人合一”观念中的“天”亦是指自然而言。《论衡·谈天》中说：“天，气也。”《庄子·天道》也说明：“天者，自然也。”《庄子·大宗师》还说：“知天之所为，知人之所为者，至矣。”指的是把认识天、地、自然与人的基本属性和作用，作为认识的最高境界。《列子·仲尼》说：“乐天知命。”张湛注，曰：“天者，自然之分。”到了《孟子》，则说：“耳目之官不思，而蔽于物，物交物则引之而已矣。心之官则思，思则得之，不思则不得也，此天之所以与我者。”说的是人的听觉、视觉等由上天给予，并要积极思考万物。《孟子·尽心上》说：“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意思是说尽心即能知性，知性即能知天。初步提出了“天人合一”的观点。我国医学经典《黄帝内经》指出人生活在“气交”之中，与大地万物一样，都是天地、形气、阴阳物质即自然界有规律变化的结果。
中国“主客统一”之“天人合一”的思想，究其根本主要讲四个方面。首先，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是自然系统不可或缺的要素之一。汉代思想家董仲舒说：“天地人，万物之本也。天生之，地养之，人成之。天生之以孝悌，地养之以衣食，人成之以礼乐。三者相为手足，不可一无也。”其次，自然界有普遍规律，人也必须服从这个普遍规律。张载说：“若阴阳之气，
则循环迭至，聚散相荡，升降相求，细缊相揉，盖相兼相制，欲一之而不能，此其所以屈伸无方，运行不息，莫或使之，不日性命之理，谓之何哉？”再次，人性即是天道，道德原则与自然规律相一致。程颐认为：“道未始有天人之别，但在天则为天道，在地则为地道，在人则为人道。”最后，人生的理想是天人的协调。孟子提出：“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即在天时地利的条件下，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强调事在人为，人可胜天。这种“天人合一”的主客统一的人本思想起了非常进步的作用。蔡运章先生就曾说：“以‘天人合一’观念为核心的东方哲学思想，则是中华民族献给人类的丰厚礼物。”
西方文化强调的是征服自然，天人相分，即主客二分。基督教经典《圣经》认为，世界是上帝创造的，人也是上帝创造的。上帝按照自己的形象造人，是要派他们去管理自己所创造的一切。人和自然本来相处的很好，由于人类始祖亚当和夏娃偷吃伊甸园的禁果，受到了上帝的惩罚。上帝让土地长出荆棘，使人必须终年劳苦、汗流满面，才能得到吃的，这些说法隐含着西方社会早期人与自然关系的的思想观念。这些思想观念反映出了人与自然的关系是敌对关系，人若想生存，必须征服自然、战胜自然。而依照马斯洛的“需求层次论”，人类也必须这样做。这些思想在很大程度上铸造了西方文化的主客二分的性质。
文化属性是什么意思征服和战胜自然的观念在西方文化中深入人心，培根认为：“知识就是力量。”人们追求科学的目的，不是为了在争辩中克制对方，而是为了在行动中支配自然。法国的笛卡尔和德国的歌德同样认为，人应该成为自然的主人和占有者。他们三人分别是英、法、德三国近代哲学的泰斗，他们的主张在整个西方的影响可想而知。
他们的主张过分夸大了精神和思想在征服和战胜自然中的作用。马克思说：“笛卡尔和培根一样，认为生产形式的改变和人对自然的实际统治，是思维方法改变的结果。”这种主观主义的倾向早已不攻自破。除此之外，他们并没有认识到，征服自然、战胜自然、占有自然将会带来同样的来自自然界的“征服”、“战胜”和“占有”。
二、“集体本位”与“个人本位”
中国社会强调“集体本位”，西方社会强调“个人本位”。集体本位中所体现的主客统一思想指的是，个人是主体，集体是客体，个人服从于集体，主体服从于客体。个人本位指的是，强调个人自由、个人权利以及个人的独立性，个人利益在与集体利益发生冲突之时，个人利益优先于集体利益。
就文化的基本形态而论，中国文化是一元的，西方文化是多元的。中国人，自古以来就有“大一统”或者说“大同”的观念。中国人重家庭、重集体，轻个人。中国讲的是雷锋精神，什么是雷锋精神，什么是雷锋精神的实质和核心，雷锋精神就是一种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无私献身精神，一种为国家、为民族、为社会的集体主义的精神，一种为社会主义的建设事业而奋斗终身的主人翁精神。无论遇到的是什么样的新问题和新挑战，面前指导着的始终是雷锋精神。雷锋精神是中国集体主义的典型范例，“设身处地，将心比心”，“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发挥“人溺己溺”的爱心，主张“内圣外王，君子慎乎独，以求表里一致，诚以待人”。除此之外，还有所谓的“四海一家，四海之内皆兄弟也”。认为“一家兴亡，可期举国兴亡”。着眼点都在于个人改善整个社会，乃至人类、万物全体的情况。“集体主义”的主客统一观念早已成为人们心目中默守的道德准则。
中国的集体主义还能体现在重伦理这一点上，重伦理也正是主客统一的很好体现。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中国人所重视的伦理无非是君臣、父子、夫妻、兄弟、朋友，相应的主客体关系也就显而易见。在维持彼此善良人格与良好人际关系上，讲求的是忠、孝、仁、义、礼、义、廉、耻、恭、宽、信、敏、惠等。创造人与人、人与集体的和谐。体现在家庭伦理道德方面，即“百行孝为先”，家庭在个人主体之上。
西方讲求的是“个人本位”的主客二分。西方的个人主义由来已久。比如《荷马史诗》早有阐述，特洛伊人和希腊人都表现出强烈的个人主义的个性，相互残杀而又自相残杀。《荷马史诗》是西方文学的主要源头，其影响毋庸置疑。
由于西方个人主义盛行，个人的主体观念早已深入人心，他人的客体观念极其淡薄，人人都想充分发挥自己独特的个性，充分享受自己独特的权利与自由，因此，相对于中国重伦理的主客体关系来讲，西方人更重视法律。条条目目，分条缕析。是人不至于因为个人权利和自由的过分膨胀，而妨害他人的正当权利和自由。在西方，中世纪后期和近代，由于私有制的深入发展，使得西方人家庭内部成员个人主义倾向更为严重，父、母、兄、弟、、妹各有各的私有财产，经济基础的牢固确立，使得为每个家庭成员的独立性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法律关系、权力关系是维系家庭关系的纽带。无论是家庭的小集体，还是国家、社会的大集体，个人总是第一位的。
三、“协和万邦”与“征服世界”
“协和万邦”与“征服世界”是不同的民族性格，反映的是不同的民族心理。中国人讲求的是“协和万邦”，注重身心和谐，自身身心的主客体之间始终谋求着和谐与稳定。而西方人眼中则是
“征服世界”，大到国家强权侵略，小到个人重利轻义，无不表现出西方个人主义“征服世界”的价值观念。
在中国，《周易》中讲到：“关乎天文，以察时变；关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讲到了对人的教化。除此之外，亦有“驯而化之，去其本性”，讲的是对兽的驯化。古圣先贤，叫我们推己及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成己、成人、成物，《大学》里也说：“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由内而外，由进及远，视国家安危为个人安危，视国家发展为个人生命之延长。孔子说：“吾道一改贯之”，孟子说：“夫道，一而已”。在中国历史上，“协和万邦”的思想深入人心，对于一个民族国家来讲，如何处理境内外民族之间关系，一直是个重大问题。中国自秦汉以来就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作为主体民族的汉族是历史上融合、同化许多其他民族而后形成的。“关系问题”一直是中国社会的古老话题。大到国家，小到个人，因此，个人处理身心的和谐关系也便有了根源。只有身心和谐了，人与人、人与集体之间才能够和谐，之后国家也便和谐了。中国各民族文化之间相互吸收、相互促进、相互依存，致使个人身心之间也在谋求类似的某种平衡，已达到身外无物，和谐发展的目的。
西方在民族方面表现最为突出的是战争与竞争，主客体之间的斗争十分剧烈。从历史上来讲，西方小国林立，各自为政，近代西方的民族是在日耳曼民族征服罗马帝国以后逐步形成的。在西方社会的古代和中世纪，西方人的野蛮与侵略的特性表现的异常突出。例如希腊人的掠夺奴隶、土地、财富，不断向外侵略和扩张的行为。但从整体民族的角度来讲，“征服世界”的含义也并非全然如此，也有个人追求理想的极致一说。但无论怎样阐释，西方人身心的发展模式是不和谐的，是斗争的，这是事实。由于个人的无力矫正，因此，西方人只能将心灵全部奉献给神学，谋求另一方来改造自身。恩格斯在总结与分析哲学的基本问题时指出，“全部哲学，特别是近代哲学的重大的基本问题，是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这个问题，只是在欧洲人从基督教中世纪的长期尽眠中觉醒以后，才被十分清楚地提了出来，才获得了它的完全的意义。”但在西方的近现代社会，似乎西方人的“征服世界”这一主客二分的特性依然如此，任意干涉别国内政主权和领土完整，从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再到今天的干涉利比亚内政，无不是在巨大利益的驱使下做出了野蛮人的勾当。
除此之外，“西方文化是多元的，欧美人士注意变化、多样性或多元论。” 古希腊和古罗马人心目中的众神之间，勾心斗角，尔虞我诈，以大欺小，互相倾轧。虽有无所不能的主神，但也常有被推翻和贬职的危险。进而导致一心一意信仰上帝的人始终处在矛盾的夹缝之中，无
可是从。
总之，从人类生产生活的根源上讲，在人类历史的早期，人类的全部生活习惯和生产方式基本上全部依赖于周围的环境，即人与自然的主客统一；同时，在中国这种服从大自然，顺应大自然的特定生产方式之下，也决定了人们主动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生活习惯，而西方短小局部的地理环境则造就了人们个体性极强的经商活动；自此之后，中国重“心”之统一与西方重“物”之二分两者原本统一的思想便开始分道扬镳。集中体现了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中的必然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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