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五凤楼赋》
一
宋初文学家梁周翰（929―1009）所作《五凤楼赋》闻名当世：南宋吕祖谦冠之于《宋文鉴》卷首，朱熹誉之为宋代大赋的“压卷之作”。[1]当代文学史学者也认为此赋在宋代的众多辞赋作品中占有一席之地。[2]《五凤楼赋》还为建筑史学者所重视：“五凤楼”被认为是唐宋宫阙建筑的主要形制，梁赋则是反映这一形制的重要文献。[3]虽然历代学人已从不同角度发现了《五凤楼赋》的价值，但其中“五凤楼”的确指，却仍有待发覆之疑。
明代孙云翼认为“五凤楼”是洛阳宫城的正南门：
宋梁周翰《五凤楼赋》，“五凤翘翼，若鹏运风。双龙蟠首，若鳌载宫。”《会要》，“西京大内南面三门，南曰五凤楼。”[4] 孙说是有一定根据的：文献记载，宋太祖开宝九年（公元976年）四月就曾登临洛阳五凤楼大赦天下；宋真宗祥符四年（1011年）巡幸洛阳时，也表示西京五凤楼为“太祖所建，以表瑞应”。[5]一些建筑史研究者虽未征引孙说，却也循着他的思路，将梁赋中的“五凤楼”确定在西京洛阳。[6]  然而，这种观点却忽视了一则关键史料：王称《东都事略》与《宋史?文苑列传》都记载“乾德中太祖大修宫阙，周翰为《五凤楼赋》以进”，“人多传诵之”，认为此赋为乾德年间（公元
963―968年）宋太祖诏修北宋东京大内时所作。[7]由于《东都事略》中的不少内容都源于宋朝“国史”，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南宋学者王应麟就据此在《玉海》中明确提出：“梁周翰有《五凤楼赋》，乃东京也。”[8]此说虽照顾了梁周翰传记数据的相关记载，却在史料方面有一处明显瑕疵――宋代文献并没有明确记载北宋东京有所谓“五凤楼”。这也是历来主张“五凤楼东京说”的学者很少注意的。
总的来看，学界对梁赋中“五凤楼”的位置（在西京或在东京）看法不一。两种主要观点在史料和逻辑上皆有疑问：若“五凤楼”在西京，如何认识颇具史料价值的《东都事略》之记载？若“五凤楼”在东京，又如何解释“东京五凤楼”文献无征的现象？遗憾的是，无论是王应麟、孙云翼还是当代学者，都未有效响应上述问题。[9]本文开篇所谓“待发覆之疑”，旨在于此。
genre
要确定“五凤楼”的所在地，还应从《五凤楼赋》本身入手：梁赋对“五凤楼”所在“京城”的地望有“距天文辰马之墟”
的描述。“辰马”典出《国语》，指二十八宿之中的心、房二宿，分野在“宋”，恰好对应着东京汴梁的地望；[10]而西京洛阳却显然不在这一空间范围内。[11]据此即可断定“五凤楼”确在东京无疑。
除了指示地望之外，梁赋对“五凤楼”高度的描述也透露出有关此楼“身份”的重要信息。赋中描述五凤楼“去地百丈，在天半空”；登上此楼，“平地千里，深宫九重”皆可尽收眼底。
梁周翰延目远眺的方向很值得玩味――北宋朝廷为免百姓窥伺
宫禁，禁止东京城中民居修建过高：《东京梦华录》载，东京的白矾酒楼曾在宣和年间以“三层相高，五楼相向”名动一时，但其中的“内西楼”却因高层可以“下视禁中”而禁止登临。[12] “五凤楼”高达“百丈”，又可以望见“深宫九重”，可知应是非经许可不得登临的皇家建筑。
梁赋紧接着还提到楼下“并肩排踵，兼蛮浑夷。万众纷错，鱼龙尊卑”，可知此楼与百姓居住的内城毗邻；赋中还有“峙高阙兮冠百常”“瞻天颜兮分寿觞”二句，可见此楼还是皇帝接近百姓、“与民同乐”的所在。[13]
以上就是笔者在五凤楼赋中发现的主要信息，要完全揭示“五凤楼”的身份则要藉助外证。前引《东都事略》提到的“乾德中太祖大修宫阙”，在《宋会要辑稿》中可以到印证：（建隆）四年（即乾德元年，公元963年）五月十四日，诏：重修大内，以铁骑都将李怀义、内班都知赵仁遂护其役。
二十四日，明德门成，先是同州节度使张美来进材木，及成，命翰林学士承旨陶谷撰碑。[14]
“明德门”是东京大内的正南门，完全符合中国传统“宫阙”的概念。[15]此次兴役仅仅持续十天，故虽名“重修大内”，还应以“大修宫阙”为实。这两点都与“乾德中太祖大修宫阙”的记载契合不二，这表明《东都事略》和《宋史》记载可靠，其说至不可易。再观《东都事略》与《宋会要辑稿》，可知梁周翰
作赋应缘起于太祖“乾德中大修宫阙”，而所修宫阙就是明德门，故东京大内明德门为五凤楼的可能性极大。
明德门（后改称宣德门）位于汴梁御街的北端，早在太祖朝就是皇帝宣布大赦的重要场所。[16]且宋人习称某（城）门为某楼，“明德门”有时也被称为“明德楼”。[17]明德门的种种特征都与《五凤楼赋》的描述切合符节，梁赋中“五凤楼”应为北宋东京大内的明德门的别称。
总之，“五凤楼在东京”说具有充足的史料依据：《五凤楼赋》以“辰马之墟”点明了东京汴梁地望，其中关于“五凤楼”的种种特征又为大内宫门所独有，此为内证。《宋会要辑稿》印证了《东都事略》《宋史》的相关记载，并将梁赋与明德门联系起来，此为外证。据此断定，梁赋所咏“五凤楼”乃北宋东京明德门，应无疑问。[18]
二
以上论述还存在两个问题：其一，笔者认定“五凤楼”为明德门别名，却没有给出北宋大内城门具有别名的证据。其二还是东京“五凤楼”于文献无征。这两个问题都与“五凤楼”一词的内涵演变密切相关。“五凤楼”一词最早出现于《明皇杂录》：“唐玄宗在东洛，大?T于五凤楼下。”[19]到了唐末五代，梁太祖朱温曾大规模重修洛阳五凤楼。[20]至此为止，“五凤楼”都还是西京洛阳宫城南门的专名。而根据《茅亭客话》的记载，五代时期成都也有“五凤楼”：
王先主（王建）自天复甲子（天复四年，公元904年）岁封蜀王。霸盛之后，展拓子城西南，收玉局化，起五凤楼，开五门，雉堞巍峨，饰以金碧，穷极瑰丽，辉焕通衢，署曰“得贤楼”，为当代之盛。[21]
黄休复为宋初之人，《茅亭客话》记述事件的下限在宋真宗咸平年间（998―1003），上距“天复甲子”已近百年，故将此则史料作为五代后期以至宋初之人的回忆，或较稳妥。值得玩味的是，这段材料先说王建造“五凤楼”，又说此楼被命名为“得贤楼”。可见“五凤楼”在当时不是某一楼的专名，而是一类宫阙的统称。[22] “雅名多别，俗名多共。”[23]东京“五凤楼”或为时人俗称，“署曰‘明德之门’”是完全可能的。[24]官方史书立足于记述准确，以“明德门”之名将东京大内正南门载入史册也是合乎情理的。
《五凤楼赋》作为文学作品，其描写明德门却只字不提“明德门”的原因应与史籍无征不尽相同。笔者认为，不提明德门可能是梁周翰基于文类意识（genre）的主观选择。
中国传统文学体例众多且各具特，吴乔就将传统文学分为实用之“文”和虚用之“诗”，并两者的关系比作“饭”和“酒”：“意喻之米，文则炊而为饭，诗则酿而为酒。饭不变米形，酒则变尽。”[25]所谓“辞胜事则赋”，[26]一篇成功的辞赋常使读者迷醉于“侈丽”的修辞与“闳衍”的幻想之中。[27]虽然在写作中不排斥叙述，但与“记”“序”等写实散文不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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