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振宇
【内容摘要】 日本“印太战略”是依据日本在当前国际格局中的地位和地缘政治现实制定的，目的是对冲和制衡中国在印太地区影响的扩展，以维护当前有利于日本的国际秩序，进而实现维护日本的国家利益。日本“印太战略”在政治和安全领域主要依托“四国安全对话机制”，以构建地区同盟架构的方式，逐步实现日本的地缘战略。这既是当前东亚地缘政治的现实，也是日本作为海洋型国家的战略选择。但是，由于合作国家的战略偏好和地缘利益的差异以及中国周边外交的成功实施，特别是国际格局演变的趋势，从不同的层面制约日本“印太战略”的实施。日本“印太战略”是一项综合性战略，是对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针对性措施，对中国地区利益的影响较为广泛，中国应从战略上予以重视。
【关键词】 日本“印太战略”  地缘政治逻辑  对冲  制衡 
【中图分类号】 D73/77                                      【文章编号】 1003-4048(2021)01-0030-10【文献标识码】 A                                  【DOI】 10.16496/jki.rbyj.2021.01.004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东北亚命运共同体构建：中国的思想引领与行动”（18ZDA129）【作者简介】 王振宇，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亚洲太平洋研究系博士研究生（北京100007）
对冲与制衡：日本“印太战略”的地缘政治逻辑与制约因素
一、日本“印太战略”地缘政治逻辑的目的、政策的形成与主要措施
（一）日本“印太战略”地缘政治逻辑的目的在日本国家安全保障战略中，日本政府认为，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日本面对的国际安全环境也发生了极大的变化，日本政府制定的“印太战略”，主要是基于战后国际体系下印太地区国际秩序面临重大变化的考量。特别是中国的迅速发展导致地区内国际力量对比格局发生了极大变化，中国的影响力在南海海域和东南亚地区持续扩展，这导致日本认为地区局势的演化有较大
的不确定性。而战后日本经济与安全的发展和保障，离不开有利于日本的国际秩序，特别是依托于日美安全同盟的战后东亚秩序。为此，“由于我国的安全保障环境愈发严峻，实施以有效的日美同盟为基础的外交和安全保障政策。为坚守国家利益，战略性推动‘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发展”[1]
成为日本政府的战略决策，日本政府将“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和日美同盟视为维护日本国家利益的坚实基础，也是国家安全保障战略追求的重要目标之一。
日本“印太战略”地缘政治逻辑的最终目的是在广阔的印度洋—太平洋地区确保自身的国家
政治与军事研究
对冲与制衡：日本“印太战略”的地缘政治逻辑与制约因素
利益得到维护和其地区国际战略得到成功实施。为此，根据印太地区的地缘政治状况和地区国际关系的实际，日本政府试图通过一系列的地区经济和安全合作战略来建构日本所希望的地区秩序。而日本“印太战略”的直接目的就是通过地区同盟战略来对冲和制衡中国在印太地区日益增强的影响力，避免因中国的崛起导致地区内国际秩序出现不利于日本的态势，进而维护有利于日本的当前国际秩序。因此，日本“印太战略”实际目的是指向中国，试图通过与地区相关国家在战略上的合作，牵制乃至制衡中国在地区内影响力的进一步扩大，防止因中国的原因导致地区秩序发生不利于日本的变化，特别是防止中国在地区秩序建构和地区治理中实现对地区事务的处理和地区议程设置的主导。
（二）日本“印太战略”政策的形成
日本的“印太战略”是有历史传统和战略渊源的，从日本的战略观来看，自明治维新之后，日本就将国家发展的战略放在对海外的经略上，其经略的重点地区，除去中国大陆及周边地区之外，便是东南亚地区和西太平洋地区。日本著名的思想家吉田松阴的“海外雄飞论”、右翼的“大亚细亚主义”和日本在二战时期的建基于“大东亚新秩序”的“大东亚共荣圈”构想等，从思想到战略，都是以日本国家利益为依据，积极拓展日本的海外势力范围。因为日本资源贫乏和市场狭小，为了发展资本主义，从资本的积累到市场的开拓，都需要日本“走出去”，这已经成为历届日本政府的战略共识。无论战前还是战后，日本对于“开拓万里之波涛”的战略意图并没有改变，因为这是由日本的地缘政治和经济结构决定的，只不过贯彻战略意图的手段发生了变化。战后，日本的西太平洋战略在保守本流“吉田路线”的框架内，反思了战前的教训，
将日本定位为“通商型海洋国家”，通过利用美国主导的地区秩序配合美国的东亚战略，积极利用经济外交手段开拓东南亚地区，渐进拓展日本在整个印太地区的利益范围，以服务于日本战后以“国民收入倍增计划”为代表的国家经济发展战略，实现了日本战后经济的腾飞。随着国际形势的发展，特别是中国国力的迅猛提升和新时期中美关
系的变化，地区内大国竞争态势隐现，日本的亚太战略框架开始进行从结构到内容的新调整，突出战略的政治安全彩，日本开始出现从以“环太平洋合作构想”等为代表的经济政治战略向以“印太战略”为代表的政治安全战略的转变。虽然形势上发生了变化，但是战略构想的实质没变，那就是依据日本的国家利益，稳定和拓展日本的海外的利益圈，维护有利于日本发展的国际秩序，采取积极的战略布局和调整。
日本“印太战略”的形成经历了三个主要阶段。首先，2006年，安倍晋三出任日本内阁总理大臣后，在日本国会首次演讲中，除强调日美同盟对于日本国家安全的重要性之外，首次正式提出与有着“共享价值观”的澳大利亚、印度等国进行国家间最高级别战略对话的必要性[2]。日本以意识形态划界，认识到同澳、印等国的合作对于日本维护地区利益和国际秩序的重要性，开启了同这类国家进行战略合作的进程。2006年11月30日时任外务大臣的麻生太郎明确提出“自由与繁荣之弧”的战略构想，“提出了从东南亚到南亚、中亚、中东、东欧、波罗的海等各国，以普遍价值为基础，致力于形成富饶稳定的地区，即‘自由与繁荣之弧’的方针”。日本将“基于重视自由、民主主义、基本人权、法治、市场经济等‘普遍价值’形成的‘自由与繁荣之弧’作为新的日本外交的支柱”[3]。这是日本政府首次提出覆盖印太地区的外交政策，日
本“印太战略”的基本架构开始显现。
加拿大 新印太战略其次，2007年，安倍晋三在印度国会演讲中，首次提及“两洋交汇”的概念，从地缘政治的角度，强调太平洋与印度洋连接的重要性，希望通过日印联合并加强同美澳的合作，在印度洋—太平洋这一广阔的地区形成一个“扩大的亚洲”合作网络。在2012年，安倍晋三在印度报纸发表文章，提出“亚洲民主安全菱形”的战略概念，主张在广阔的印太地区范围内，由日本、美国、澳大利亚和印度通过战略合作来维护印度洋和西太平洋的公海安全和航行自由，突出“两洋交汇”的重要性，提出了日本的地区合作战略构想框架。这是对“自由与繁荣之弧”战略构想的具体化，明确了日本“印太战略”的安全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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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大主要力量。
最后，在2013年5月，安倍晋三在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的演讲中，首次使用了“印太”这一概念[4]。2015年，日印共同发表《日印展望2025: 特殊全球战略伙伴关系》，日本加入美印为首的“马拉巴尔”海上军事演习，日本“印太战略”被赋予实质性安全内容[5]。此后，在2016年8月第六届东京非洲发展国际会议上，首次，将日本的印太地区战略构想命名为“自由开放的印度太平洋战略”。2017年，日、美、澳、印四国在东亚合作系列领导人会议期间举行了四方工作会议，讨论了地区秩序、航行自由、海洋安全等相关议题[6]，日本“印太战略”框架下实质性政治合作轴心形成。之后在安倍晋三第二届任期内，
通过国家安全保障战略的制定，明确了日本的印太战略为“自由开放的印度太平洋战略”，并且明确了其目标与主要措施，包括“①通过普及、落实航行自由、法律支配等；②通过按照国际标准建设‘高质量基础设施’等强化连接性来追求经济繁荣；③推进包括海上法执行能力的提高支援、防灾、不扩散等和平与稳定的措施”[7]。2018年8月，在东盟地区论坛，日本积极推动将“印度太平洋战略”写入主席声明，自此，日本“印太战略”基本成形，成为指导日本在印太地区活动的战略指南。
（三）日本“印太战略”的主要措施
日本以“自由开放的印度太平洋战略”为主要内容的印太战略突出强调了经济领域的基础设施建设与国际秩序的稳定两个主要议题。为此，日本政府推出了以基础设施建设和地区安全领域合作为主的印太战略构想，并且主要通过“日美澳印”四国机制框架内来推动实施。四国表示：“即在区域内维持和促进基于规则的秩序，并确认将继续进行紧密的调整和合作……四个国家注意到了各自的措施，以促进按照国际标准的高质量基础设施投资，并提供灵活运用民间部门潜力的手段和机会。三国着重于维持对国际法及航行自由的普遍尊重，并强调合作以满足地区安全保障要求的重要性”[8]。
2018年11月8日，在“日美澳印”四国新加坡高级别会议上，四国再次“确认了共同的承
诺，为了实现所有国家都有主权、稳定、繁荣的印度太平洋地区，在该地区维持和强化基于规则的秩序。……强化包括地区安全保障在内的措施。国际经济发展的潜力，充分利用国际基础设施和可持续性。
”并且在该次会议上，四国“表示期待定期就有关印度太平洋的干预和措施进行协商”[9]，为四国在印太地区的持久性合作进行了政治安排——四国合作机制化。
此后，四国逐渐形成定期的相关阁僚会晤机制，通过高层对话以加强四国战略协作。2019年9月26日，第一次四国外长会议在美国纽约召开，四国外长“再次确认了共同致力于加强海洋安全保障、高质量基础设施和连接性的合作，以支持维护和促进基于地区规则的秩序”[10] 。2020年10月6日，在日本东京，日美澳印四国外长第二次会议召开，四国外长确认，“‘自由开放的印度太平洋’是面向地区和平与繁荣的理想，在未来的世界中其重要性越来越重要，为了实现这一目标，要向更多国家扩展合作”，四国一致认为，“为了具体推进‘自由开放的印度太平洋’，将在高质量的基础设施、海洋安全保障、恐怖对策、网络安全、人道支援、灾害救援、教育和人才培养等各个领域进一步进行实践性合作”[11]，除对以往的相关政策的确认外，四国还明确表示致力于争取更多的地区国家参与“印太战略”，拓展该战略的实施范围和增强该战略的实施效果。四国达成的战略共识，坚定了日本通过构建“四国机制”，以多边合作机制的形式助力日本“印太战略”实施的战略意志。
二、形成日本“印太战略”地缘政治逻辑的驱动因素
国家的外交政策和国际战略的制定是以国家利益为依据，而国家利益的界定是受多种因素制约的，其中一个国家在国际格局中的实力地位以及这个国家的地缘政治状况是界定国家利益的重要影响因素。因此，
通过对这个国家在国际格局中的实力地位和地缘政治状况的分析，可以对这个这个国家的外交政策和国际战略的意图有一个清醒的认知。
首先，日本是美国主导的战后国际政治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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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的受益者，在中美权力转移态势下，日本“印太战略”的战略目的是营造和维护有利于日本的国际格局与地区秩序。其次，由于中国影响力的提升，印太地区原有权力平衡状态被打破，印太地区成为新时期日本海外战略的重心，出现了日本在该地区布局国家利益的新契机。最后，“海洋国家”的地缘身份属性优势推动日本在印太地区建构同盟网络，采取同盟外交战略。
中国在地区内的强势崛起，对当前国际秩序的演化影响越来越大，维护当前国际秩序的实质就是对冲和制衡中国在地区内影响的扩大，将中国的影响力置于当前国际体系的规范之下。
(一) 国际格局驱动：对美既“追随”又“协调”，努力营造有利于日本的国际格局与地区秩序
国际格局反映了国际体系的权势情况，而国际格局主要是大国间权势分布的状态，大国间权势地位的变动，直接影响到国际格局的变化，进而导致国际体系的变迁。
日本是二战战败国，战败初期的日本，从现实出发，认识到日美关系的重要性，时任首相的吉田茂就认为“日本的现状，不能只根据军事上的要求……目前充实国家的经济力量以民生，乃是先决条件”[12]。而“无论从历史的渊源和经济的必然性来看，日美友好和日美合作都是我国国策上最自然、最正确的道路”[13]。“日本外交的根本方针必须放在对美亲善这个大原则之上……是遵循明治以来日本外交的正确路线”[14]。
自二战战败后，日本的外交政策转向以日美同盟为基轴的积极和平主义外交，选择对美为主的“追随外交”，同时积极融入战后以美国为主导建构的国际经济政治体系，将国家发展的重心放在恢复和发展本国经济上，将国家安全保障建基于日美同盟，形成了“轻军备，优先发展经济”的“吉田路线”，成功实现了经济大国的战略目标，进而为日本政府实现“战后政治总决算”，为日本迈向政治大国创造了坚实的条件。以美国为主导的国际体系为日本的发展创造了有利的外部环境，日本外交当然要维护这一有利于日本的国际秩序。因此，加强同
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协调成为日本外交的重点。日本作为当前以美国为主导的国际体系的受益者和维护者，其“印太战略”首要目标是维护战后国际秩序并为之建立地区安全合作网络。
追随美国、维护美国主导的国际格局，并不意味着日本不想改变其在国际体系中的地位。世界历史中，大国之间一旦出现权力转移的国际态势，国际关系将面临大的调整和重组。当前，中国在国际格局中地
位显著提升，美国在当前国际体系中的绝对优势地位发生动摇，美国对华重新进行战略评估，将中国定位为美国的战略竞争对手，中美两国关系的变化，是当前国际体系权力转移态势的开始。日本政府的战略传统是“不加入‘弱者同盟’，只与强者为伍”和“即使结盟也要力避同敌对国家关系的恶化”[15]。因此，日本一方面强化同美国的同盟关系，借助美国的力量加强自己的战略优势，另一方面同中国保持中日战略互惠关系，在中美之间，日本拓展了自己的战略回旋空间，既确保通过美国制衡中国，稳定当前周边和地区秩序，又通过渲染中国威胁论，推动美国主动提升日本在美国全球战略中的地位，使日本获得更多的战略主动权，改善日本在国际格局中的地位。
具体到印太地区，日本试图利用以中美关系发生重大变化为主要背景的国际局势，通过强调国际安全形势严峻和维护稳定的国际秩序，以“自由和开放的印度太平洋战略”为抓手，从国内国外两方面实现对美国的“追随”与“协调”，以营造最有利于实现日本国家利益的国际格局和地区秩序。
对内，加快对和平宪法的修改，解禁“集体自卫权”，实现“战后政治总决算”，试图以“政治大国”的身份开展积极的战略性外交，引领国际和地区合作，主动塑造地区安全合作环境和争取相关国际规则的制定权，谋求国际事务中的更大话语权。同时面对美国的相对衰弱，美国在印太地区内急需制衡中国的盟友，此时日本加强同美国的合作，势必会提升日本在美国印太战略中的地位，得到美国对日本发展其军事政治力量的进一步松绑。
对冲与制衡：日本“印太战略”的地缘政治逻辑与制约因素
对外，日本加强同具有相同“价值观”的国家在安全领域内的战略合作，“打造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我国将在日美同盟的基础上，加强与拥有相同价值观的澳大利亚、印度、英国、法国等各国的合作。同时，还要引领《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日欧经济伙伴关系协定》（EPA）以及与数字数据有关的大阪轨道等新时代世界规则的制定”[16]。形成以美国为首的印太安全合作网络，同时借助美国和地区相关国家的合作，在安全和经济领域塑造有利于日本的国际和地区秩序，并积极争取在制定国际规则设置国际议程上的主导权以加强对国际秩序的影响和塑造。
（二）战略契机驱动：印太地区内权力平衡状态的打破出现了布局国家利益的新契机中国在本世纪初的发展已经实质性地改变了地区国际格局，中国经济在改革开放后迅猛发展，中国在世界经济格局中的地位显著提升，经济规模已经超过日本并接近美国。伴随中国经济的迅猛发展，中国的综合国力也得到显著提升，特别是中国积极参与世界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同时，影响力也开始在全球扩散，在全球治理和地区问题的解决中，中国扮演的角和作用也逐渐变化和增强。
具体到印太地区，中国同地区内的国家在经贸往来和地区事务合作等诸多领域有着广泛而深入的交流与合作，特别是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受到东南亚和南亚地区相关国家的欢迎，中国在地区内的基础设施和互联互通的建设，改善了沿线相关国家的社会经济环境，密切并加深了地区相关国家同中国的联系与合作。日本认为中国的强势崛起和在印太地区影响力的提升，对当前地区国际秩序的稳定有着相当程度的冲击，日本担心中国的地区战略也会对日本的地区利益带来相应的影响。所以，从现实和战略两个层
面，日本都需要通过积极的地区战略来对冲和制衡中国在地区影响力的扩大。
此外，日本强调印太地区的重要性，“基于法律的支配自由开放的海洋秩序，是国际社会稳定和繁荣的基础。特别是从亚太到印度洋，到中东、非洲的印度太平洋地区，是培养世界人口半数以上的世界活力的核心”[17]。印太地区是世界经济最为活跃的地区，区域内拥有丰富的资源和广阔的市场，印度洋和西太平洋又是连接世界能源产地的重要海上交通线，同时也是日本同欧美以及东南亚等重要贸易伙伴国通商的重要路径。日本是典型的“海洋型贸易国家”，国内市场的狭小和资源的贫乏导致日本更加重视海外市场和原料产地，特别是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日本经济已经高度融入全球产业链和价值链，除去传统的海上交通的畅通和能源保障之外，又出现了对调整和维护日本经济在全球范围的产业结构和布局的战略需要。因此，无论是为了制衡中国还是维护日本的印太利益，日本都需要积极构建有利于自己的地区战略。而目前国际关系和地区局势的变化客观上为日本构建地区战略提供了有利条件。
印太地区特别是东南亚地区，是战后日本重要的海外市场和原料产地，日本在东南亚地区深耕多年，通过战后的“赔偿外交”在东南亚地区建立了紧密的经济联系，在地区保有较大的影响力，特别是南海问题的出现，为日本通过与南海问题相关国家的合作，强化日本在东南亚地区的影响提供了有利的条件。而印度作为南亚地区大国，丰富的劳动力和潜力较大的市场以及对印度洋海上通道有着较大的影响力。同时中印之间存在领土争端以及印度对中国存在战略上的戒备和猜疑，使得与印度在经济和安全领域的合作变得十分有利。而日本作为美国的同盟国，在制衡中国方面有共同利益，而又值美国在特朗普政府时
期，积极推行美国的“印太战略”，意在遏制中国，为日本同美国协调两国在地区内的政策和战略提供了政治基础。澳大利亚与美国是同盟国，在价值观和安全利益方面与美国和日本有较大的一致性，澳大利亚的对华政策高度追随美国，自2017年以来，澳大利亚就执行对华不友好的政策，在贸易、投资和安全领域对华屡屡责难，并对“一带一路”倡议明确表示反对。为了追随美国制衡中国，日本与澳大利亚在战略上有高度的契合性，为日本实施其“印太”战略提供了又一重要合作伙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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