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清末留日学生译书活动的原因、内容及影响
作者：杜京容
来源：《河南图书馆学刊》 2015年第4期
    杜京容
    （南京晓庄学院图书馆，江苏南京211171）
    关键词：清末；留日学生；图书翻译；影响
    摘要：在中国近代文化教育活动中，图书翻译是一项相当重要的内容，尤其是在清末面临深刻的民族危机之时，中国人为了挽救国家，挽救民族，更加主动地吸收外来优秀文化，其中译书是最为重要的途径之一。“留日热”催生了大批留日学生，他们致力于传播资产阶级思想的文化活动，所译图书数量之大，影响之广，在近代中国是空前的。
    中图分类号：G25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1588（2015）04-0138-03
    收稿日期：2015-03-19
content的中文翻译
    作者简介：杜京容（1988—），南京晓庄学院图书馆助理馆员。
    早在战争前期，外国来华传教士便在中国开展传教和导入西方文化教育的译书活动，战争以后，在不平等条约的保护下，他们开始创办近代报刊，发表论文或译文介绍西方文化教育。到了洋务运动时期，清政府开始创办新式学堂，在学堂内部也存在着一些译书活动，但纵观晚清时期的教育翻译活动，翻译的主体仍旧是传教士。直到甲午中日战争之后，新崛起的资产阶级维新派开始引导人们反思洋务运动，探讨救亡图存的新路子，这一时期中国留日学生成了教育翻译的主体。
    图书翻译主体的转变带来更多的是译书内容的变化。甲午中日战争前的教育翻译，在外国传教士的引导下，译书内容仅仅局限在欧美文化。直到甲午战争之后，中国人便开始重新审视日本。戊戌变法的兴起，大量维新之士认识到必须“通过日本学习西洋的文化”［1］才能扭转中国落后挨打的局面。另外，清政府相对积极的留学政策引发的“留日热”产生了一大批留日学生，也投入到翻译日本书刊的队伍中来，一时间，大量日本书刊被译成中文，译书热随之出现，梁启超曾描述其盛况说：“壬寅、癸卯间，译述之业特盛。……日本每一新书出，译者动数家，新思想之输入，如火如荼矣。”［2］
    1清末译书活动产生的原因
    清末图书翻译活动产生的历史动力是救国思潮的影响。甲午中日战争造成了严重的民族危机，爱国人士认识到，日本早已不是中国人眼中的弱国，血的教训让中国人不得不把眼光投向日本，翻译日本书刊
便成了了解日本，学习日本文化的重要途径之一。实际上，从战争至甲午中日战争的半个世纪里，中国学人对日本文化并未产生足够的重视，译成汉文的日文书籍寥寥无几，而且其中有相当一部分还是日本人自己的汉文译述。据旅美学者谭汝谦在《中国译日本书综合目录》两书的代序中统计，汉译日文书1865—1895年仅8种，其中总类1种，宗教2种，应用科学2种，社会科学1种，史地2种，语文1种。［3］可见，甲午战争之前中国人翻译日文图书，仅仅是个开端，数量品种还很少。
    甲午中日战争的惨痛教训让中国人不得不把眼光投向日本，译日本书刊便成了了解日本、学习日本文化的重要途径之一。而直接推进留日学生译书活动的是，在戊戌变法前后数年间出现的，一股颇有影响力的翻译日本书刊的社会舆论。虽然引发舆论的这批学人的社会地位、政治见解乃至所在阶层不一样，但他们都认为翻译西书是日本崛起的一个主要因素，中国要想改变落后挨打的命运，应把日本的新书大量翻译过来。盛宣怀就曾指出：“日本维新以后，以翻译西书为汲汲，今其国人于泰西各种学问，皆贯串有得，颇得力于译出西书之文。”［4］梁启超对日本翻译西方图书、传播西方先进文化一事也甚为赞同，并谓：“日本自维新三十年来，广求知识于寰宇，其所译所著有用之书，不下数千种。”［5］康有为在深刻地分析了甲午中日战争日本胜利的原因后，指出：“日本与我国同文也，其变法至今三十年，凡欧美政治、文学、武备、新识之佳书，咸译矣！”［6］以上数人仅是枚举，事实上，持有这种看法的学人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中国带有普遍性，无论是学界还是政界都倡导向日本学习，翻译日本新书，进而推动社会变革乃至中国的崛起，所以说，这一股强大的社会舆论直接促进了清末图书翻译活动的兴起。
    另外，由于日本和中国文化相接近、文字相通，这样就为清末大量翻译日文书刊提供了可能性和条件。康有为、梁启超、张之洞等都发表过相关言论，指出翻译日本书省时省力，事半功倍。梁启超认为，“学英文者经五六年始成，其初学成也尚多窒碍……而学日本文者，数日而小成，数月而大成。”［7］张之洞在《劝学篇》中称：“译东洋书，则速而又速者也，是故从洋师不如通洋文，译西书不如译东书。”［8］康有为也说：“译日本之书，为我文字者十之八，其成事至少，其费日无多也。”［9］
    20世纪初中国出现了翻译日文书的高潮。1896年7月，有梁启超主笔的《时务报》专设外国报纸、杂志翻译栏；1897年，康有为、梁启超在上海创办大同译书局，将其翻译对象定为“以东文为主，而辅以西文”。［10］同年，罗振玉等人在上海出版《农学报》，专门刊登藤田丰八等人用日文翻译的日文农业书籍。与此同时，留日学生积极响应国内维新派和洋务派的号召，于1900年冬在日本东京成立了第一个留日学生翻译团体——译书汇编社，编辑出版《译书汇编》月刊，开始了大规模的翻译传播日本文化的活动。
    2清末译书的内容和种类
    据《中国近代出版史料》统计，1880—1904年，汉译日文书共2，200多种，其中自然科学260多种，应用科学近400种，社会科学近1，400种，其他200余种，社会科学约占60%。由此可以看出，清末译书主要是以社会科学为主，而在社会科学中又更侧重政治理论读物，这显然是与译书学人的政治要求是
相一致的，因为这些人留学日本的目的是希望通过学习日本先进的政治制度挽救中国的民族危亡，故而他们充分利用通晓日文的优势翻译了大量政治法律方面书籍，如《宪政论》（菊地学而著、林桀译）、《日本议会史》（工藤武重编、汪有龄译）、《万国宪法比较》（辰巳小二郎著、戢翼译）、《欧美政体通览》（上野贞吉著、巅涯生译）、《国家学原理》（高田早苗著、稽镜译）、《国民公私权考》（井上馨著、章宗祥译）、《政治泛论》（永井惟直著、范迪吉等译）等。
    仅次于政治学的是教育学。留日学生把教育看成振兴中国的基础，大力倡导兴办学校，而新学堂的设立急需大量的教科书，因此解决教科书问题成为当务之急。这种客观形势直接促进了留日学生对教育类书籍的翻译。《游学译编》《译书汇编》等期刊专设教育专栏，介绍世界流行的教育理论，风格流派，企图以其开民智，促进中国教育。例如刘揆一翻译了日本高等师范学校教师内藤庆助编著的《小学教育法》，“于教育之原理，修理之方法言之尤为亲切”［11］；湖南编译社翻译了《学校实践管理法》，所刊广告直接切中中国教育界之要害“中国言学校数十年矣，而造就无人……是故因学课之不高亦管理未善有以致之也”，并强调翻译该书的目的是“以饷国民”［11］。除了一般的教科书、教育理论方面的书籍，留日学生还翻译了有关教育管理方面的论著，如编译出版了日本的教学大纲《新译普通学科教授细目》，日本中野礼次郎的著作《十九世纪欧洲教育之大势》等等，其根本目的在于让中国人了解“欧洲各国教育发达之原因”［11］。可以说，留日学人翻译的这些图书，为当时的中国教育界指明了学习的方向，为中国的教育改革提供了蓝本，在当时的教育界产生了巨大的反响，这批图书也受到了广大教育者的好评。
    除了政治学和教育学，留日学生还翻译了大量其他学科的著作，如哲学、史学、宗教学等等。学人们编译了数十部亡国史，如《近世亡国史》《波兰衰亡史》《印尼灭亡史》《朝鲜亡国史》等，冀图以史为鉴，唤醒中国人的救国热情。倾向革命的留日学生则大量编译资产阶级革命史书，如《美国独立史》《法国革命史》《意大利独立史》等，这些书籍为中国革命青年指明了正确的方向。此外，学人们还编译了许多理论书籍，如哲学方面编译出版了《哲学纲要》《哲学大观》等；史学理论方面有湖南编译社出版的《史学原论》；宗教学方面有留日学生编译的《世界宗教史》《宗教研究》《伦理与宗教之关系》等。
    除了上述译书种类，留日学生还翻译了包括经济学、军事学、社会学、人类学等数十种类别的书籍，内容广泛，他们通过翻译活动将世界上最新的知识带到中国，对中国社会的进步做出了突出贡献。
    3清末译书活动的影响
    3.1推动了清末教育变革的进行
    留日学生的译书活动，推动了清末教育变革的进行，促进了中国教育事业的发展。据许多参与编译图书的学生回忆，那时他们在学堂用的教科书，多为这些留日学生的译本。留日学生对教育变革所做的最突出的贡献，就是将各种新式教科书引进学堂。
    1900年以后，由留日学生组成的翻译团体，如译书汇编社、湖南编译社、教科书编译社等，都曾编译过大量教科书，涉及历史、地理、教育、法制、经济等方面内容，一些留日学生回国后仍继续从事教科书编译工作。1903年，京师大学堂刊有《暂定各学堂应用书目》，其中不少都是由留日学生所译，如箕作元八等著、胡景伊等译《欧罗巴通史》，失津昌永著、吴启孙译《大地平方图》及《五大洲总图》，杨廷栋著《理财学教科书》，何橘时译补《中学生理教科书》，水岛久太郎著、陈榥译补《物理学》等［12］。当时出版界的龙头——商务印书馆甚至“招聘不少归国的留日学生，出版各种新式教科书。这批教科书大部分以日文书为蓝本编纂而成”。［13］
    虽然留日学生所译的教科书总体看来比较粗糙，如“取材过于日本化”，“日文语气太重”等［14］，但晚清留日学生的译书活动毕竟迈出了由旧教育走向近代教育的重要一步。他打破了中国传统的教育内容，为中国教育注入了一丝新的活力，更提供了更多新的教育方法和形式，极大地震撼了中国传统教育界。同时，这批译书满足了国内新式学堂发展的需要，推动了清末教育变革的进展，为更好地改造传统教育积累了经验。
    3.2促进了新思想、新概念的传播
    留日学生的译书活动，使西方文化广泛传播，让中国人民接触到外国各种先进思想和理念，是又一次重要的思想启蒙。这股译书热潮，对提高中国人的思想文化水准无疑是不能低估的，许多新思想、新概
念都是通过译书得到传播的，一些新兴词汇都是由留日学生首先使用，并经由他们传到中国，并被中国人民广泛接受。如“帝国主义”一词，就是由留日学生首先使用的。1901年，《开智录》在“论帝国主义之发达及二十世纪之前途”一文中痛斥帝国主义就是“侵略主义”“扩张版图主义”“膨胀主义”，此后“帝国主义”一词被广泛使用。另外，“经济学”“社会学”等词也是由留日学生首先使用的。《译书汇编》第七期在翻译日本法学博士失野为之的《经济学研究之方法》一文时，首先使用了“经济学”一词；而戊戌时期严复等人在介绍欧洲社会学时一律称为“学”，直到1902年留日学者章太炎在翻译日本岸本能武太所著的《社会学》一书时首次使用了“社会学”一词。上述数个新名词的出现都为当时中国迂腐陈旧的思想界注入了一丝新鲜活力。可以说，留日学生对这些外来文化的接纳和吸收，促进了新思想、新概念和新文化在中国的传播，对中国思想界做出了突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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