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一篇列宁著作旧译文《党的组织和党的文学》的修订
content的中文翻译——兼记胡乔木与修订工作
作者：丁世俊  网络编辑：张文镝  来源：本网发布  发布时间：2011-06-24  点击数：351
一、列宁本文在我国一向被看成论文学的经典之作
  提笔写下标题，其中所以要使用《党的组织和党的文学》这一旧译文篇名，是因为旧译文远比新译文为人所熟悉。其实，它在《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12卷和《列宁选集》中文第3版第l卷中已被改译为《党的组织和党的出版物》。
  在旧译文修订前，列宁本文长期闻名于我国文艺界，一直被认定为列宁论述文学、艺术以至美学问题的经典之作。据笔者所见，早在20世纪20年代中期，列宁本文就已这样被介绍到我国来了。1926年12月6日上海《中国青年》杂志（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机关刊物）第144期所载一声的节译，题为《论党的出版物与文学》[1]。此外，1930年2月上海《拓荒者》杂志第1卷第2期所载成文英（即冯雪峰，诗人，著名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的节译，题为《论新兴文学》。同年12月上海大江书铺出版、陈雪帆编《苏俄文学理论》，把列宁本文作为附录收载，
题为《伊里基论文学》（笔者按：“伊里基”现译“伊里奇”，列宁的名字）。抗日战争时期在重庆，1944年月15日《众》杂志所载戈宝权（苏俄文学研究家、翻译家）的中译文，题为《列宁论党的文学问题》。可以看出，列宁本文以上不同版本的中译文，其标题虽经译者改编，却都是和“文学”挂钩的。
  1949年后在我国，对认定列宁本文为论述文学、艺术问题的著作这一点起推动作用的是我国自行编印的《马恩列斯论文艺》。该书先后的不同版本都必收列宁本文，并把标题译为《党的组织和党的文学》。1951年周扬和曹葆华等译校、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马恩列斯论文艺》（该版本重印多次）是这样，我国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后年同一出版社的另一同名版本（多次重印）也是如此。
  正本清源，我国这样认定，应该说是受苏联影响。苏联作此认定由来已久。这里举一例子。1931年联共（布）中央列宁研究院出版由弗·阿多拉茨基、米·波克罗夫斯基等集体编辑的《列宁选集》俄文第l版第6卷，这一卷收载了列宁的《列夫·托尔斯泰是俄国革命的镜子》和《列·尼·托尔斯泰和他的时代》两文，编者还为两文加了一个长长的像一篇文章似的题注（即该卷上部注94）。两文是列宁评论文学家的重要著作自不待言，值得注意的是，题注中
竞把列宁本文也当作关于文学、艺术问题的文章来援引，用以论证文学、艺术具有阶级性、体现阶级利益。1933年在我国，瞿秋白翻译了这两文和这一题注。原中共领导人瞿秋白从领导岗位退下后，于1931—1934年期问匿居上海，从事左翼文化运动，与鲁迅共同战斗，评介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著作。在此期间，他根据《列宁选集》俄文第1版第6卷进行了翻译，其译文在他生前未见发表。他牺牲后，鲁迅收集亡友在文艺方面的译著，编为《海上述林》两卷，于1936年出版。该书上卷载《列宁论托尔斯泰》一辑，其中收列宁关于托尔斯泰的两文及《关于列宁论托尔斯泰的两篇文章的注解（v．亚陀拉茨基等）》[2]。附带说一下，《列宁选集》俄文第1版编者所加的题注大量摘引了列宁本文（约为本文的二分之一），因此，瞿秋白翻译该题注，也可说是节译了列宁本文。在题注译文中，瞿秋白把列宁本文的标题译为《党的组织和党的文学》。
  1938年，苏联艺术出版社编印《列宁论文化与艺术》一书，全文收载列宁本文，用以说明“艺术的阶级性和党性”。这部书在我国于1943年4月由重庆读书出版社翻译出版。译者萧三系诗人(在苏联以俄文笔名埃米·萧发表诗作闻名）、翻译家，曾任教于莫斯科东方学院，并主编《世界革命文学》中文版。他可能是沿袭瞿秋白的译法，也把列宁本文的标题译为《党的组织和党的文学》。他的译本在我国当时的解放区多次翻印，影响甚大。
  关于斯大林以后苏联在这方面的情况，笔者想举两部权威性的有影响的书为例。一部是两卷本的《列宁论文学与艺术》，它由苏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列宁著作研究专家尼·克鲁奇科娃（50年代她曾在中央编译局工作）编辑，苏联国家文学出版社1957年出版，我国翻译了该书。该书收载《党的组织和党的文学》，并在作为序言的长文《弗·伊·列宁和文学问题》中说明：列宁的这一著作：“制定出了文学的党性这一重大的原则”，“规定了艺术创作者的新任务”[3]。另一部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美学原理》（上下册），由苏联科学院哲学研究所、艺术史研究所等单位集体撰写，苏联国家政治书籍出版社1960年出版（该书一出版，在我国即由中央编译局翻译出版）。该书有《马克思主义美学发展的列宁阶段》这一专节，该节在着重介绍列宁本文时作了和上述《列宁论文学与艺术》大抵相同的阐释。[4]
  苏联对列宁本文所作的不符合列宁原意的阐释误导了我国的译者，而我国译者的不确切的译文又误导了我国广大的读者。这不是责备我国的译者，归咎于他们。须知，翻译和介绍列宁本文时，马列主义经典著作的译介工作尚处于幼稚的起步阶段，当时更谈不上对马列著作本身进行研究。到此，要提到一个重要情况，这就是1942年5月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时把列宁本文当作论述文学问题的著作加以引证。是从中译文阅读马列著作的，在战火纷飞的条件下，他阅读列宁本文前也不可能为他进行校订。他的《讲话》根
据旧译文，两次作了引证。第一次他说：“列宁还在1905年就已经着重指出过，我们的文艺应当为千千万万的劳动人民服务。”第二次他说：“无产阶级的文学艺术是无产阶级整个事业的一部分，是整个革命机器中的‘齿轮和螺丝钉’。”[5]建国后由中共中央选集出版委员会正式出版的《选集》对《讲话》中这两处引文加的出处注就使用了《党的组织和党的文学》这一篇名[6]。篇名和引文扣得很紧，一看便知列宁是在谈文艺问题。我国进入新时期后，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对旧《毛选》第1—4卷进行修订，于1991年出了第2版。其中，本《讲话》里对列宁本文作引证的文字未有变动，而相应地两个引文出处注及出处注中的引文却根据《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作了订正，订正后的篇名（《党的组织和党的出版物》）和引文同的引证扣得不是像从前那样紧，使的论述颇为失。[7]这个矛盾是难于解决的，因为后人不能去修改的论述，订正的原意。
  的这一《讲话》是中国革命文艺的纲领性文献，《讲话》中对列宁本文所作的引证具有权威性。此后，在我国一直无人怀疑过列宁本文是论述文艺问题的。且不说在生前是这样，即使在逝世后的很长时间内，我国的文学理论家、文学史家也都是根据的引证来进行引证的。1984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简编》（唐弢主编）是一部有影响的大学文科教材（笔者手头的一部系1994年的第13次重印本），
它就作了这样的引证（见该书第54页）。
  可见，《党的组织和党的文学》的译法已成定案，以致80年代初修订旧译文和发表新译文竟引起轩然大波。这不难理解，因为修订后的新译文不能被视作列宁论文艺问题的经典之作了，文中的某些警句也不大好用来阐述文艺问题了。更有甚者，这还牵涉到对文艺思想的来源的解释。我国文艺界某些人士有失落感，因此，胡乔木不得不出面做说服工作。关于这，笔者放到后面再讲。
二、不确切的翻译扭曲了列宁本文的内容
  《党的组织和党的文学》这一旧译法使列宁本文的内容遭到扭曲；改译为《党的组织和党的出版物》才是对内容的真实揭示。列宁本文写于俄国第一次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高潮中，我们就从这一历史背景谈起吧。为了行文的方便，下面从列宁本文作引证时，使用的是修订后的译文。
  20世纪初俄国社会各种矛盾的发展导致革命的爆发。以1925年1月9日（俄历）彼得堡工人向沙皇呈递请愿书、遭军警屠杀而发生的“流血星期日”为开端，革命风暴迅猛发展，到10月
举行了全俄政治罢工。政治罢工不同于工人过去仅仅为争取提高工资、缩短工作日和改善生活条件而举行的罢工，它提出了“推翻专制制度”、“建立民主共和国”等口号。在政治罢工的基础上，武装起义也在酝酿。沙皇迫于革命的威慑，不得不在表面上作些让步，先是提出召开谘议性的杜马（没有立法权的议会，史称布里根杜马），但遭抵制。不得已，沙皇于10月17日（俄历）颁布《关于完善国家制度的宣言》，许诺“赐予”居民以“政治自由”，即人身不可侵犯和信仰、言论、集会、结社等自由；承认国家杜马为立法机关，未经它的同意，任何法律无效。这样，沙皇终于在口头上宣布，俄国要实行立宪君主制度。这里专门提到10月17日《宣言》，是因为这同列宁此后的革命活动有关，也同列宁写作本文有关。
  俄国爆发革命，列宁是在国外得知的，他欢迎这次革命，密切注视革命的发展，也急于直接投身到革命中去。10月17日《宣言》的颁布使他这个流亡异国的革命者有了“政治自由”，能返回祖国直接参加同沙皇专制制度的斗争。《宣言》颁布后不到一个月，他辗转回到首都彼得堡。之后，他立即开展组织活动，同时以撰写政论、时评为武器投入战斗。本文就是他公开发表的一系列政论、时评之一，是回国后第三天写的。
  在这些政论、时评中，列宁谈到了党如何应对10月17日《宣言》颁布后新的政治形势、如
何利用有利的条件开展革命工作。他回国后写的第一篇文章就叫《论党的改组》。专制制度是禁止政党活动的，沙皇允诺“结社自由”后，俄国纷纷建立政党，一时间显露出“政党政治”的苗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虽早已成立，但因是无产阶级革命政党，此前只能进行秘密活动，而今情况不同了。列宁认为，党的活动条件发生了根本变化，因此必须改变活动方式、扩大活动内容，既要保留党的秘密机关，又必须建立大批新的公开和半公开的、党的以及接近党的组织。他还指出，党公开进行活动后，必然面对更多的众，因此也应改变党的宣传鼓动方法。他说，在这场资产阶级革命中，无产阶级已经为俄国赢得了一半自由，它将要赢得全部自由，并引导俄国经过自由走向社会主义。上述《论党的改组》反映的正是这样的历史内容。本文稍有不同，反映的只是这一内容的一部分。本文如标题所示，专以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党和出版物的关系问题为内容。下面分四个方面来谈。
  1．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出版物（包括报纸、刊物、书籍、传单等）过去都是非法（秘密）印制、发行的，其中不少还是在国外印制好、冒险运回国内、秘密分送的。为了躲避“警察的压迫”，取得一定的“合法性”，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不得不给自己的某些书刊加上伪装，或者在行文时使用隐晦的手法，在某些处采取暗示的方式，抹去尖锐论点的棱角，等等。列宁在本文中称沙皇专制制度的书报检查制度为“亚洲式的书报检查制度”、“农奴制的书报检查制度”。
他说：“伊索式的笔调，写作上的屈从，奴隶的语言，思想上的农奴制——这个可诅咒的时代!”[8]如今，摆脱了书报检查制度的束缚，党的出版物能够和读者公开或半公开见面，这是革命所取得的成果。《新生活报》就是在俄国实行“出版自由”后成为布尔什维克的第一个合法报纸的。它由列宁主编，列宁把它当做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主要舆论阵地，连续为它写了14篇政论、时评，包括《论党的改组》以及本文。该报利用“合法”地位，还直接刊登党的文件，如刊登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召开第四次代表大会的决定。但是，随着革命的受挫，该报也遭沙皇政府的迫害，出版仅一月余即被查封。事实说明，这争得的“出版自由”就像其他革命成果一样，只是暂时的、极不稳固的。
  2．有了“出版自由”，非法报刊和合法报刊的区别开始消失。列宁在本文中认为：“出版物现在有十分之九可以成为，甚至可以‘合法地’成为党的出版物。”[9]“党的出版物”这个原则有两层意思。一层意思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出版物要体现“彻底的党性”[10]。所谓“党性”，就是“要求在对事变作任何评价时都必须直率而公开地站到一定社会集团的立场上”[11]，在此，就是要站到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立场上。再者，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不是代表资产阶级的利益，而是代表无产阶级的利益，因此，党的出版物的“党性”必须体现俄国无产阶级的利益。“党的出版物”这个原则的另一层意思是，党的一切报纸、杂志、出版社
等等不能惟利是图，成为个人或集团赚钱的工具。与资产阶级的出版物相反，它们“不是为饱食终日的贵妇人服务，不是为百无聊赖、胖得发愁的‘一万个上层分子’服务，而是为千千万万劳动人民，为这些国家的精华、国家的力量、国家的未来服务”[12]。
  3．党的出版物（包括党报）是党的喉舌。列宁从党的整个事业的角度给党的出版事业定位。他在本文中认为，党的出版事业“根本不能是与无产阶级总的事业无关的个人事业”，它“应当成为整个无产阶级事业的一部分，成为由整个工人阶级的整个觉悟的先锋队所开动的一部巨大的社会民主主义机器的‘齿轮和螺丝钉”’，即“社会民主党有组织的、有计划的、统一的党的工作的一个组成部分。”[13]他也注意到，党的出版事业具有自身的特点，它不能同党的整个事业的其他组成部分刻板地等同起来。“在这个事业中，绝对必须保证有个人创造性和个人爱好的广阔天地，有思想和幻想、形式和内容的广阔天地。”[14]
  4．俄国社会民主工党自1903年第二次代表大会后，分成了“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两大派别，各有自己的“中央”（“中心”）和“中央机关报”，平起平坐。1905年革命爆发后，在这年上半年，布尔什维克派和孟什维克派分别在不同地点召开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列宁呼吁党的统一、党的出版事业的统一。他坚持党的宣传鼓动工作、书刊出版工作应
受党的监督和领导的原则。他在本文中提出，社会民主党人的一切报纸、杂志、出版社应当参加到各个党组织中去，“全部社会民主主义出版物都应当成为党的出版物”[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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