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语的魅力
英语的历史是典型的大规模窃取其他语种的历史。这就可以清楚地解释为什么今天英语的词汇量愈百万以上，而其他语种的词汇却要相形见绌得多。
例如，法语仅有75，000个词汇，尚且包括如小吃店(snack bar)和最畅销的流行音乐唱片集(hit pa-rade)等英语词汇在内。然而，法国人不喜欢借用外来词汇，生怕破坏了自己的语言。法国政府总想宣布法语中的英语词汇为非法，公布条文称不需要“大型喷气式客机”(jumbo jet)，为此他们造了“大型客机”(gross porteur)一词。法国的孩子理所当然该讲“滑动者”(balladur)，而不应当讲“能行走的人”(walkman)了吧?但他们并不这样。
能行走的人(walkman)一词很吸引人，因为该词甚至都不是英语词汇。该词是日本制造商发明的，他们将两个简单的英语单词组合到一起为自己的产品命名。英国人不感到有什么不妥，但法国人不行，觉得麻烦不小。这正是英语的辉煌魅力所在。那种欢快的宽容，甘愿接受一切词汇的大度就说明了英语何以丰富广博，何以成为真正的第一种世界语言。
一个欧洲大陆外围小岛上的语言何以成为全球语言?英语为何比其他任何一种语言讲得更广写得更多?英语的历史扎根于孩子学语时第一批基本词汇中，如人称代词：我(I me)、你(you)；所有格：我的(mine)、你的(yours)；身体部位：眼睛(eye)、鼻子(nose)、嘴(mouth)；大小：高(tall)、矮(short)；必需品：食物(foo
d)、水(water)。这些词汇均源于古英语，或盎格鲁萨克逊英语。它们是英语的核心。这些词汇往往较短，发音脆，更直接，今天仍大量用于对人们生活有切实作用的事物。
伟大的演说家常常使用古英语唤起人们的热情。例如，为鼓舞英国人的勇气，反击希特勒军队横渡海峡，温斯顿・丘吉尔在演说中大声疾呼:“我们将战斗在滩头，我们将战斗在登陆点，我们将战斗在田野和街巷，我们将战斗在山坡，我们将永不投降(surrender)。”
这些词汇几乎全部是古英语，除最后投降(sur-render)一词外。该词来自诺曼底法语词汇。丘吉尔本可以说，“我们将决不投降(givein)”，但他在此为制造更好的效果，意味深长地选择了不同的词汇，就是古英语词汇与其他词汇最生动的结合，产生了强有力的效果。古英语词汇往往能直接说到人们的心上。
公元前55年，尤利乌斯・凯撒入侵不列颠时，英语尚不存在。凯尔特语一直留传至今，就是现在的威尔士语、盖尔语和布列塔尼语。这些语言来自何方目前仍是个迷。
有一种理论认为两个世纪之前，一位身在印度的英国法官注意到梵文中的几个词汇与希腊语和拉丁语中的一些词汇非常相似。比如，梵文词汇中父亲一词是pitar，很像拉丁语词汇patar。系统研究之后发现许多现代语言均源自于一种共同的母语，只是因为没有记载下来而失传了。
辨明相似的词汇后，语言学家认为存在一种印欧母语，一直讲到公元前3500年至2000年。那些人有许多
共同的词汇，如雪(snow)、蜜蜂(bee)、狼(wolf)，但没有“海”(sea)这个单词。一些学者估计他们生存在较寒冷的欧洲北部和中部某个地方。一些人东迁建立了印度和巴基斯坦语言，其他人西移至欧洲比较温暖的地域。最早西迁的移民就是凯撒军团在英国发现的凯尔特人。
日尔曼部落跨过北海定居不列颠后，英语词汇得到进一步丰富。多数学者同意来自朱特兰(今日丹麦)的朱特人和萨克逊人(今日德国)迁移到了不列颠南部，盎格鲁人(也是来自今日德国)定居到北部和东部。他们一道组成了人们称之的盎格鲁萨克逊社会。
relic盎格鲁萨克逊给我们留下了农耕词汇，如羊(sheep)、牧羊人(shepherd)、土壤(earth)、猪(swine)、木(wood)、田地(field)和工作(work)。他们的生活肯定很愉快，因为他们赋予了我们如高兴(glee)、笑(laughter)和欢乐(mirth)等词汇。
随之对英语产生很大影响的是基督教。格雷戈里大主教希望给盎格鲁人送去信仰，派遣僧侣建造教堂和修道院。盎格鲁萨克逊语新增词汇400至500个，主要来自希腊语和拉丁语，包括天使(angel)信徒(disci―ple)、祈祷(litany)、殉难者(martyr)、圣物(relic)、忏悔(shrift)、神龛(shrine)和赞歌(psalm)。
斯堪的纳维亚的海盗开始入侵这片相对安宁和平的土地，他们攻城掠地。他们带入许多以“SK”开头的词汇，如天空(sky)、裙子(skirt)。但古斯堪的纳维亚语和英语同时保留了下来，这样人们就可以抚育(rear，英语)孩子，或抚养(raise，斯堪的纳维亚语)孩子。还有不少这样成双成对的词汇，如理想(wish)
和希望(want)、手艺(craft)和技术(skill)。这些词汇的增加补充，使英语更加精确微妙和广博。
1066年，英语词汇量大增。这年诺曼底人征服了英国。从语言学角度讲，英国有三种不同的语言：贵族讲法语，教堂神职人员讲拉丁语，平民百姓讲英语。在日常生活中，诺曼底人吃牛肉用beef，该词来自法语boeuf；平民百姓吃牛肉用ox或cow；诺曼底人吃鹿肉用venison；平民百姓吃鹿肉用deer。但是今天这些词汇通用了。
宗教、法律、科学和文献一般用拉丁语和法语词汇，如重罪(felony)、伪证(perjury)、律师(attorney)、法警(bailiff)、贵族(nobility)。陪审团(jury)一词来自诺曼底法语“誓言”(juree)一词。
三种语言相互竞争，有时就出现了三个词汇同指一物。比如，盎格鲁萨克逊语有国王的(kingly)一词，诺曼底人来到之后，英语新增了三个同义词：国王的(royal)、国王的(regal)和国王的(sovereign)。奇特的是法语没能取代英语。历经三个世纪后，英语逐渐消化吸收了法语。到十五世纪末叶，英语经过修改、丰富，发展成中世纪英语，大约从法语中“借”了1万个词汇。
威廉・卡克斯顿于1476年左右在英国创办了第一个印刷所，开始了一场通讯革命。印刷业给英语带来了欧洲文艺复兴产生的新思想等宝贵财富。希腊和罗马经典著作的翻译文本大规模问世，与此一道出现了成千上万的拉丁词汇，如敏捷(agile)、药丸(capsule)、习惯(habitual)、和希腊词汇，如大灾难(catastrophe)、词典(lexicon)和温度计(thermo―meter)。
文艺复兴激起了一场科学革命，英语就需要容纳接收它。新发现需要新解释，如大气(atmosphere)、肺炎(pneumonia)和骨骼(skeleton)。伽利略和牛顿重新为自然世界下定义，就产生了一些新词汇，如百科全书(encyclopedia)、解释(explain)、引力(gravity)、矛盾(paradox)、外部(external)、年代记(chronology)。今天，英语仍在借用拉丁语和希腊语词汇命名新创造新发明，如录像机(video)、电视(televi―sion)、合成器(synthesizer)、电脑空间(cyberspace)等。有人估计，文艺复兴给英语新增了12，000个词汇。
《詹姆斯国王的圣经》和沙士比亚的剧作与诗篇使英语成了通用语言，自此英语开始广泛传播。伊丽莎白时代的航行家将英语带到世界各个角落，同时英语又得到进一步丰富。英属北美的定居者与土著美洲人的交往使英语新增了印弟安语，如山胡桃木(hickory)、胡桃树(pecan)、浣熊(raccoon)、负鼠(opoosum)、图腾(totem)，幼婴(papoose)、鹿皮鞋(moccasin)和战斧(tomahawk)。一些短语如装死(play possum)、媾和(bury the hatchet)和作战(go on thewarpath)成了普通用语。
不久，美国发生革命，英语有了两种来源――美国英语和英国英语。英国一些学者担心英语将失控，希望建一所研究院，具体决定什么词汇合适，什么词汇不当。《鲁滨逊漂流记》一书作者丹尼尔・笛福要求制定一条法律，宣布制造新词属于犯罪，如同伪造货币一样严重。值得庆幸的是，说英语的人的固有的天性将其置之一边，不予理睬。
英语对变化的宽容和大度同样深深扎根于自由的观念中。丹麦学者舆托・耶斯佩森1905年写到，“如果英语在数个世纪以来不是极大地尊重每个人的自由，如果每个人不是无拘无束地创造各自的新生活，那么英语就不会成为当今的英语。”
这个观点站得住脚。想想英语培育的同一文化土壤同样养育着现代世界上伟大的自由原则和人类权利。首先缘起英国，在美国发展壮大。讲英语的人击败了想为英语建造围墙的一切企图。
的确，英语不是语法专家独有的保护区，英语不是语言警察，不是教师、作家或知识精英。英语一如既往是普通百姓的语言。想想有多少强有力的习惯用语出自玩扑克牌者、牛仔和爵士音乐家。现在，新的词汇短语又在计算机操作人员中出现。一些词汇可能美丽，一些词汇可能丑陋；一些词汇可能会生存下去，一些词汇可能会消失。但这都是英语，英语一如既往属于每个人。
(康健摘自《大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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