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语标记研究综述
话语标记是口语交际中一种十分常见的语言现象。本文回顾了国内外话语标记的研究现状，指出国外话语标记的研究已逐渐从句法、语义转向认知。国内的研究，除了直接继承国外相关理论，还引入了其他最新理论并获得了新的发现。
标签：话语标记 篇章 认知
话语标记曾被认为是口语中的“填充语”（filler），最初并未得到重视。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语用学等学科的确立与发展，话语标记越来越受到研究者的重视。
一、国外话语标记研究
国外话语标记的研究主要有两个角度：一是篇章角度;二是认知角度。
篇章角度的研究，就是根据话语标记的篇章特征分析其语篇功能，探讨其与连贯之间的关系。Schiffrin是话语标记研究的代表学者，她的Discourse Markers（1987）是第一部系统研究话语标记的专书。她对话语标记的定义是：切分话语单位的顺序性依附成分（sequentially depend
ent elements which bracket units of talk）。从这个定义可以看出：话语标记的作用是切分话语单位;话语标记是一种顺序性依附成分，与话语组织的序列有关。Fraser（1999）认为，话语标记的语用功能主要体现在前后话语之间的某种联系上，它们的核心意义是程序性意义，为话语理解提供方向以引导听话者识别话语的前后关系。这种功能类似于某种双位关系，在其所在的话语片段和前述话语片段之间添加某种联系。这些研究主要考虑话语标记在“相邻语对”（adjacency pairs）之间的连贯作用，不太注意话语标记的情态、语气等语用功能，也未能揭示话语标记存在的认知理据。
从认知角度研究话语标记的集大成者是Blackmore，其研究是在Sperber&Wlilson关联理论（Relevance Theory）的框架下进行的。Blackmore（1992）指出，关联理论最大的贡献在于它能揭示出话语标记存在的理据：一方面，说话者总会最大程度地表述话语信息，以便让听话者付出最小的努力。为此，说话人会通过某种附加形式去制约或引导听话者，以帮助听话人寻话语的关联性。另一方面，听话人为了更好地解读话语，必须将这类附加形式和话语信息相结合，最终达到正确理解说话人意图的目的。话语标记就是实现这些目标的重要机制。Blackmore还指出，语言对两种意义进行编码：一是概念意义，概念表征被编码后，进入语用推导;二是程序意义，这是一种制约信息，影响语用推导。话语标记编码的不是概念意
义，而是程序意义，话语标记研究的目的在于描述它们在语用推导中的作用。
二、国内话语标记研究
在汉语传统语法中，话语标记常被视作一种句子成分，称为插入语、插语、插说等。廖秋忠（1986）是国内最早进行语篇分析的专家，他率先从篇章层面入手，将插入语称作“篇章连接成分”。自2000年以后，国外“话语标记”这一术语和相关理论逐渐被引介到国内，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将注意力集中到这类语言成分上。
（一）连贯理论、关联理论的继承
冉永平（2000）将话语标记界定为“在话语中起语用作用的词语或结构”，话语标记为话语理解提供信息标记，具有对话语理解起引导作用的程序性意义，从整体上对话语的构建或理解产生影响，具有动态的语用特征。刘丽艳（2005）将话语标记界定为：互动式口语交际中所特有的一类功能词（或短语），在句法上具有相对独立性，在口语交际中没有概念义，只有程序义，其功能体现了认知主体的元语用意识。莫爱屏（2004）、朱铭（2005）指出关联理论对话语标记具有较强的解释力，并探讨话语标记的使用和关联的重要关系。近几年来，较多的学者从连贯的角度研究话语标记的连接作用。
（二）语用学理论的运用
于国栋、吴亚欣（2003）根据语言顺应理论，指出话语标记的使用是说话人对语境的一种顺应，是构建语篇和促成交际的重要手段。霍永寿（2005）探讨话语标记在言语行为实施过程中的调节功能。李秀明（2006）运用元语言理论对汉语语篇中的“元话语标记”（meta-discourse markers）作了比较全面的研究，他指出，元话语是指对命题态度、语篇意义和人际意义进行陈述的话语。许静（2007）探讨了话语标记的元语用功能。马国彦（2010）讨论了元话语标记作为主文本，接纳发话者自己的话语为互文本的自互文结构。乐耀（2011）通过对“不是我说你”这一类话语标记的具体考察来论证言语交际中的主观性范畴和语用原则之间的互动关联。袁伟、冯晓晴（2012）阐述具有委转功能的对比语用标记“其实”的语义功能，并根据Traugott的（交互）主观化斜坡假说提出委转类标记有一个由低主观到主观再到交互主观的历时发展过程。
（三）语法化等理论的运用
从来源上看，话语标记大多是意义实在的语言结构的虚化。因此，运用语法化、词汇化、主观化等理论探讨话语标记的来源和形成过程也是学者们研究兴趣之所在。
方梅（2000）认为，弱化连词具有话语组织和言语行为功能。高增霞（2004）指出，话语标记“回头”在连动语境中发展为只表示一种步骤意义，体现了说话人组织话语的痕迹。董秀芳（2007）运用词汇化和语法化理论探讨了话语标记“谁知道”和“别说”的来源。张德岁（2009）分别从“你”的泛化和“想”的虚化两个方面考察了话语标记“你想”的虚化和形成机制。殷树林（2009）指出“这个”和“那个”的话语标记用法来源于其定指用法。
刘顺、殷相印（2010）、李慧敏（2012）等考察了“算了”等“X了”形式的语法化。在此基础上，张国宪、卢建（2011）将“X了”中的“了”视为是一种再语法化现象，重点考察其演化路径以及再语法化的后果。
李思旭（2012）结合“别说”“完了”“就是”三个话语标记探讨了话语标记与词汇化、语法化三者之间的关系，以及话语标记与副词、连词之间的纠结等理论问题。张田田（2012）探讨了即将成为话语标记的句法结构“管他”的连词化与标记化。这些研究借鉴国外的语法化理论，探讨了汉语话语标记语法化和词汇化的规律和特点，获得了不少重要的认识。董秀芳（2007）还总结了汉语话语标记形成过程的共性。也有学者对话语标记的演变是语法化和词汇化的说法提出质疑，如李宗江（2010）以“我说”类话语标记为例，认为由短语或小句变为话语标记既不是典型的语法化过程，也不是典型的词汇化过程。
（四）其他研究角度
一是跨语言对比的角度。王红、葛云峰（2004）对比了英语和汉语中的重构性话语标记“namely”和“即”。邱明明、王吉民（2008）比较英汉话语标记的宏观功能。林素娥（2012）指出，新加坡华语“懂”的常见搭配发展为表现言谈主体元语用意识的话语标记。
二是运用社会语言学的研究方法。如郭风岚（2009）发现话语标记“这个”和“那个”的使用情况与说话人社会化程度的深浅有关。吴艳、余民（2012）探析访谈节目中“然后”一词的功能、使用条件和形成动因。王丹荣（2011）考察了”的说”和“你懂的”的话语功能、结构变化和发展途径。
三是语料库的方法。譬如，何安平、何曼菲（2003）、吴钰（2006）、陈细竹、罗凌（2012）等利用语料库研究了中国学生使用英语话语标记的情况。汉语方面，刘丽艳（2005）自建语料库对话语标记“你知道”“不是”等进行研究;许家金（2008）建立“城市青少年汉语口语语料库”研究话语标记“那（个）”。
另外，部分学者将一定的注意力集中在少数民族语言和汉语方言话语标记的研究上。包敏娜
、华沙宝（2011）探讨影视剧语料库中的蒙古语话语标记的标注问题;刘探宙、石定栩（2012）研究烟台话中不带指示词或数词的量词结构;刘杨（2012）讨论影响方言话语标记的语境因素。
三、结语
综上所述，国外话语标记的研究已逐渐从句法、语义转向认知，以揭示其心理理据。国内的话语标记研究，除了直接继承国外的连贯、关联等相关理论，还大胆引入了言语行为、元语言等理论，并通过运用语法化、类型学等最新理论，获得了新的发现。此外，还有意识地借鉴了社会语言学、语料库的方法。在研究对象和方法上，也经历了从宏观到个案、从单一语种到多语种对比等变化。另外，也有学者对方言话语标记和少数民族语言话语标记的研究作了大胆的尝试。
（本论文得到宁夏大学社会科学基金资助，项目编号[SK1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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