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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实体隐喻(Ontological Metaphor)。实体隐喻主要包括人体隐喻(Human Being Metaphor)和容器隐喻(Container Metaphor)。人体隐喻主要是通过swollen ，cripple ，healthy ，recoverystrong 和headache 等关键词来实现的，比如：The Labor Department figures underscore the shaky state of the economic recovery. (劳工部的数据进一步印证了经济复苏状况的不稳 定)，这句隐喻表达是通过关键词recovery 来实现的，其映射的源“域”是“human beings ”目标“域”则是“economy ”，其形象生动地把经济看成是具有健康生病以及身体恢复等人体特性的事物。容器隐喻主要是通过in ，into ，out of ，enter 和 of 等关键词来实现的，比如：McGregor's effort was enough to edge Johnson out of the top spot. (麦格雷戈奋力一搏，成功地将约翰逊从第一的位置上挤了下来)。这句隐喻表达是通过关键词out of 来实现的，其映射的源“域”是“container ”目标“域”则是“top spot ”，其形象生动地把第一的位置比喻成一个容器，把被淘汰出第一位置的人描述为挤出了第一的位置这一容器，使人们能很生动形象地理解这一行为过程。
3.方位隐喻(Orientational  Metaphor)。方位隐喻主要包括“Up is good, down is bad ”  这一隐喻假设，其主要是通过growth ，increasing ，rise ，peak ，up ，improvement ，promote ，top ，tumble ，boost, do
wnturn ，decline 和decreased
等关键词来实现，如：The move is designed to boost sales during the peak booking months of January and February. (这一举措旨在增加1月和2月预订高峰期的销售量)。在此句表达中的概念隐喻主要是通过“boost ”和“peak ”来实现“Up is good, down is bad ”  这一方位隐喻表达的，很生动地体现了“增加”和“高峰”都是褒义的隐喻假设。
四、结论
从本文对概念隐喻的种类以及运行机制的分析来看，概念隐喻在我们的生活中无处不在，并且极大地丰富了我们的语言表达，有利于人与人之间的有效的沟通和信息的传达。参考文献：
[1]林书武.隐喻与认知评价[J].外语教学与研究.1994,(4).[2]赵燕芳.语言的隐喻认知结构[J].外语教学与研究,1995,(3).[3]束定芳.试论现代隐喻学的研究目标、方法和任务[J].外国语,1996,(1).
[4]林书武.国外隐喻综述[J].外语教学与研究.1997,(1).[5]王寅.认知语言学[M].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6.
*本文系2014年度江西省高校人文社科课题《顺应论视角下的医学英语隐喻的分析研究》(课题编号：YY1415)的研究成果。
从意识形态角度对《麦田里的守望者》两译本的研究
三峡大学科技学院/韩晓鹏
【摘要】翻译活动会同时受到意识形态和诗学的影响。本文根据勒弗韦尔的意识形态理论，对比了《麦田里的守望者》施咸荣译本和孙仲旭译本的不同。两者在粗俗语和性描写方面的翻译有明显差异，本文从意识形态角度探讨了这种差异形成的原因。
【关键词】意识形态 麦田里的守望者 翻译
《麦田里的守望者》作为塞林格(J. D. Salinger)的一部经典作品，在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持久而深远的影响。其中文译本主要有两个，一是施咸荣1983年译本，由译林出版社出版，一是孙仲旭2007年译本，也由译林出版社出版。两个译本各有千秋，读者对这两个版本也各有偏爱。本文试图从意识形态角度，分析造成两个译本差异的社会和历史原因，从而加深对翻译活动的认识。
一、意识形态与翻译
意识形态对翻译的影响现在已经为众人所公认。勒弗韦尔(1992)阐述了影响翻译的“两要素”理论，即翻译自始至终都会受到意识形态和诗学观的影响。其中，“赞助人”控制意识形态，“专业人士”控制诗学。他还指出，作为一定意识形态代言人的赞助人会利用他们的话语权利直接干预翻译过程，而由文学家和翻译家等组成的专业人士相对只能在赞助人允许的意识形态范围内，操纵他们有限的话语权利和诗学技巧，
完成他们的诗学追求。因此，译者在跨文化交流中，意识形态和诗学会同时在他们的意识中起作用，影响其话语选择，决定其翻译策略。我们下面就通过意识形态的角度，来探讨两个译本所处的意识形态背景有何不同以及造成了何种翻译差异。
二、两译本所处时代的意识形态极其对作者的影响
施咸荣的译本虽然公开出版于八十年代初，但却最初产生于六十年代。五六十年代中国的国家意识形态对翻译有非常重要的影响。作为新生的社会主义国家，当时的中国在政治意识形态上实行的“一边倒”的方针，即倒向当时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一边，同时对翻译活动也实行了极强的政策影响。由于太多的限制与障碍，在翻译过程中，译者时常不得不对原作进行适当割舍和调整。因为他的思维模式需与他所处社会的意识形态保持一致，以至于他的话语不会受到当时的权力话语的排挤，甚至产生冲突。
当时的赞助人意识形态操纵了《麦田里的守望者》的汉译本的出版发行。在六十年代初，该译本只能以“黄皮书”的形式内部出版并作为批判和反面教材。直到八十年代初期，译本才得以公开出版发行。而施的个人意识形态影响了其翻译动机和翻译策略也受到了影响，其选取了翻译该作品，是为了让国人用批判的眼光更好地了解西方社会，起到教育的作用。另一方面，传统儒学仍然对作者有较大影响，施在译文中对于原文中的粗俗用语及与性相关的话题较多采用回避及规划的态度。
而孙于2007年发表的译本，其意识形态则大有不同。“本时期的意识形态是实现现代化，个人发财致富。
…… 这些观念逐渐为人广泛接受，成为有史以来吸收忠实信徒最多的主流意识形态。…… 其内涵和实施策略从偏重精神到偏重物质，由强调富国到强调富民。”
因此，孙的意识形态与施已经大有不同，其译本可以公开发表，社会环境已大为不同，其翻译目的也已更倾向吸引读者。同时，儒家思想虽然仍有影响力，但其对性等问题的影响已经大不相同。这些在孙的译作中都有所体现。
三、两译本翻译策略比较极其意识形态原因
1.粗俗语处理策略比较及原因。如前文所说，施咸荣所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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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历史环境使得他在翻译中要特别注意与他所处社会的意识形态保持一致，这使得他对于语言的选择比较谨慎，原文中的粗俗语往往被回避或委婉地表达。而对青年翻译家孙仲旭来说，社会包容度已经大为增加，其个人选择也大为增加。因此在孙的译本中，对粗俗语的翻译往往更为直接。如：例1：They don't do any damn more, molding at Pencey than they do at any other school.
施咸荣：在潘西也像在别的学校一样，根本没栽培什么人材。
孙仲旭：跟别的学校比起来，他们在潘西做的培养工作他妈的强不到哪儿去。
例2：Old Marsalla, he damn near blew the roof off.
施咸荣：老马萨拉，他差点儿没掀掉屋顶。
孙仲旭：毛尔绍洛这厮，差点儿没他妈把房顶给崩掉。
例3：I was probably the only normal bastard in the whole place - and that isn't saying much.
施咸荣：我也许是这地方唯一的正常人了——而我这么说一点也不夸大。
孙仲旭：我很可能是整个这儿唯一正常的混蛋——这话说得不算过分。
在例1，例2中，施将原文中的粗俗语都省略掉了，而孙则加以保留。在例3中，施将“bastard”翻译为“人”，而孙则保留了“混蛋”的原意。
关于两个译者对于粗俗语态度的不同，我们从施在序言中的一段话也可看出端倪。施咸荣曾在序言中写到：“我国的青少年生长在社会主义国家，受到党、团和少先队组织的亲切关怀，既有崇高的共产主义理想，又有丰富多彩，朝气蓬勃的精神生活，因此看了像《麦田里的守望者》这样的书，拿自己幸福的生活环境与资本主义的丑恶环境作对比，确实能开阔视野，增加知识。当然，如果有个别青少年分不清两种根本不同的社会制度的界限，不珍惜祖国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竟也去盲目崇拜或模仿霍尔顿的思想，
举止和言行，那自然是十分错误的了。”这里不难看出当时社会意识形态的痕迹以及施之所以加以删减的原因。
相比之下，在社会更加开放、自由，出版业商业化的今天，为了吸引读者，那些个性张扬，更具刺激性的作品往往更受出版社的青睐。因此，孙仲旭在翻译《麦田里的守望者》时，对于原文中的脏话，更倾向于保留原文的语言风格而无需净化处理。
2.性描写处理策略比较及原因。除了粗俗语之外，两译者对于性描写部分的翻译策略也有所不同。我们先来看两个例子。
例4：And when she turned around, her pretty little butt twitched so nice and all.
施咸荣：她让我神魂颠倒了。
孙仲旭：转圈时，她小巧的屁股扭来扭去，好看之极。
很明显施省略了对性较直接的描写，而孙则完全加以保留。
例5：He was always saying, “Try this for size,” and then he'd goose the hell out of you while you were going down the corridor. And whenever he went to the can, he always left the god damn door open and talked to you while you were brushing your teeth or something. That stuff's sort of flitty. It really is.
施咸荣：他老是说，“这件事你可以实地干一下试试。”你走到走廊上的时候，他还会在你后面拼命呵痒。……这类玩艺儿就有搞同性爱的迹象。一点不假。
孙仲旭：他经常在你经过走廊时对你说“试试这个大小如何”，然后猛捣你的敏感部位。他每次上厕所时，老是他妈的不关那格厕所门，在你刷牙或者干别的什么时跟你说话。这种事有点儿同性恋意思，没错。
省略号是两个译本最大的不同，施咸荣所处的年代的中国人还不能接受同性恋，因此施的译本就用省略号代替了。而孙仲旭译本所处的21世纪对此已大为包容，因此他不用担心此事。
对于两个译本对性描写处理方式的不同，我们可以从两方面来看。一方面，施咸荣所处年代对性话题是隐晦的，保守的，这使得施必须加以删减以符合主流意识形态。而孙仲旭所处的年代对于性已大为开放和包容，因此孙可以保留原作相关部分。另一方面，施咸荣本人生长的年代及其所受的教育使其个人意识形态对于性话题更加小心触及，这很大一部分是因为传统儒家思想的影响。而孙仲旭作为在改革开放后成长起来的青年译者，其个人意识形态所受传统儒家思想的影响已经大为减少，而对与西方性解放的思想接受程度已大为提高，因此其对性话题可以更大胆的处理。
3.翻译目的不同造成的翻译策略差异。
例6：Anyway, it was December and all, and it was cold as a witch’s teat.
施咸荣：嗯，那是十二月，天气冷得像巫婆的。
孙仲旭：当时已经是十二月，天气冷得邪门。
同之前的例子不同，在这个例子中施的译本似乎要更大胆些，这是由两者的翻译目的不同决定的。施采取了异化的翻译策略，并运用了直译的翻译方法；而孙则采用了归化的翻译策略，运用了意译的翻译方法。这是因为施咸荣的翻译目的是“让国人用批判的眼光更好地了解西方社会”，并且其最初的译本只是用于内部发行。因此对于“as a witch’s teat”这样一个美国俚语，采取直译的策略更有助于读者了解美国文化和社会。而孙仲旭的译本则更偏重于商业目的，也更偏重于吸引读者。如果对这一俚语直译，则会增加读者的理解难度，因此孙这里为了适应读者的口味而采用了归化的翻译方法。
我们这里看到，社会意识形态对机构和译者的翻译目的也会产生影响，而这又进一步影响了译者的翻译策略。意识形态对译者的影响是多方面的。
四、结语
从前文分析我们可以看到，意识形态对两个译者的选择产生了多方面多层次的影响。不同的时代社会背景以及译者本人的意识形态都会译者的翻译策略产生影响并影响译本。而国家主流意识形态和传统儒家思想同时影响了两个译本的内容。译者的翻译策略选择总是会受到其所处社会的政治文化环境的影响，并逃脱不了意识形态的操控。
参考文献：
[1]Lefevere A.(1992).Translation,rewriting and the manipulation of literary fame[M].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sort out什么意思中文意思
[2]J•D•塞林格.施咸荣译.麦田里的守望者[M].南京：译林出版社,1983.
[3]王友贵.意识形态与20世纪中国翻译文学史(1899 - 1979)[J].中国翻译,2003(9).
作者简介：韩晓鹏(1980.8-)，男, 河北沧州人，汉族，硕士，讲师。研究方向：英语教育，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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