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传播中译者中心与译者责任的体现——以汉学家蓝诗玲英译《马桥词典》为例
摘 要：译者在文化传播过程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通过对蓝诗玲所译《马桥词典》的译者中心与译者责任进行分析与研究，指出了其译作之所以在西方世界受到广泛认可，是因为译者准确把握原语与译语生态，以译入语读者感受为要义，从宏观层面彰显译者责任，从微观层面在原语与译入语之间寻最佳契合点，以译者为中心，践行“忠实性再创造”的翻译原则，使译文既忠实于原文，又不失流畅性，最终获得读者认可与接受。
关键词：生态翻译学；译者中心；译者责任；蓝诗玲；《马桥词典》
译者作为文化传播过程中的重要参与者，一直是翻译界研究的焦点。纵观世界翻译史，译者的地位、身份、主体性以及支配性等问题一直是人们讨论的热点。Holmes主张译者有权决定译文的内容、风格和意义。Lefevere分析了意识、赞助人和诗学如何影响译者及其翻译文本。Even-Zohar提出了多元系统理论，将翻译的研究重点从原作转向了译作，从作者转向了译者。这些研究的共同之处在于他们认为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可以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换言之，译者不仅是译文的接受者，也是译文的生产者。因此，译者在翻译活动中发挥着关键作用。
我国学者胡庚申[1]教授于2004年提出了生态翻译学的理论研究范式，将生态学思想应用于翻译研究，提出了以译者为中心的翻译适应选择观，为翻译研究提供了全新的视角。在生态翻译学的建构与阐释中，从翻译链的角度来看，“译者中心”指的是翻译阶段的翻译实践，而不是译前阶段的翻译准备或译后阶段的翻译结果。也就是说，译者中心是指翻译过程或翻译操作或译者的选择性适应和适应性选择活动。在这种情况下，无论是从翻译活动还是从通过译者的努力而翻译出来的文本来看，译者都必须在这一过程中充当中心角，发挥主导作用。
一、蓝诗玲与《马桥词典》
蓝诗玲(Julia Lovell)毕业于剑桥大学中文系，曾就读于南京大学，获有中国文学博士学位。她在西方汉学界负有盛名，与葛浩文被并列视为英美文学翻译界的“双子星 座”[2]。她深谙中国文化，翻译过多部中国经典文学著作，包括《鲁迅小说全集》和朱文的《我爱美元》、阎连科的《为人民服务》、张爱玲的《戒》等，其中，《鲁迅小说全集》和《戒》还被列入“企鹅经典”丛书，蓝诗玲的翻译能力及素养由此可见一斑。
《马桥词典》作者韩少功不仅是多产的作家，还是造诣颇深的翻译家。他的诸多著作被翻译
成不同语言，并在国外广为接受深得喜爱。《马桥词典》只是其众多著作中的一篇。这本书于1999年被《亚洲周刊》评为“20世纪中文小说100强”之一，这正是译者选取此文本的原因之一。蓝诗玲的英译本取得了巨大成功，其译作获得了美国第二届纽曼华语文学奖。
二、译者中心与译者责任
胡庚申[1]运用生态学“适应选择”思想阐释翻译，认为“适应是译者的选择性适应，选择是译者的适应性选择”。他认为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处于中心位置，是翻译活动的领导者。在译者的指导下，“作者、原文、适应性选择与转换、译文与读者等”构成了一个循环的翻译活动。在这一翻译活动中，“适应性选择与转换”作为核心要素，是译者适应与选择的运作过程。其他相关或潜在的因素包括出版商、客户、评论家和赞助商等[1]。“语言、交际、文化、社会”是翻译过程中至关重要的转换视角。此外，社会因素还包括美学因素、哲学因素和人类学等因素。所有这些因素共同构建了译者主导的互动整体[3]。以译者为中心主要体现了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的主导地位，表现在两个方面：伦理层面的“译者责任”和运作层面的“以译者为中心”[4]。spring怎么读怎么翻译
1.伦理层面的译者责任
从生态理性的角度或宏观层面来看，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的中心意识体现为译者的责任，即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甚至在整个翻译活动中要对译文负责。具体而言，译者必须协调好翻译生态、翻译环境以及译文之间的关系，实现互动性和整体性的平衡[5]。虽然译者和其他翻译要素有着同等的话语权，但其他要素不能直接参与翻译过程，只有译者能够直接参与到翻译实践中来。因此，翻译过程中的译者中心意识正是译者责任在翻译过程中的体现。
2.操作层面的译者中心意识
“译者中心”理念主要体现于“译事中”的翻译行为。从操作层面看，译者在翻译过程中首先要“适应”翻译生态环境，此后，译者又要依据翻译生态环境决定其对译文的选择[4]。翻译活动中的一切翻译行为皆由译者判断和决定，这是“译者中心”的核心理念。
三、译者中心与译者责任在蓝诗玲英译《马桥词典》中的体现
生态翻译学认为，对翻译内外部环境的认识，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译者的翻译行为，包括文本选择和翻译策略等方面[3]。蓝诗玲作为汉学家，有其独特的翻译观。她十分重视翻译文学的生态环境。在文本选择方面，蓝诗玲倾向于翻译那些对他人或社会具有极大影响力的作品
或者作品的内容涵盖全面或在未来有深远影响的作品。例如，她选择翻译鲁迅作品，很大原因在于鲁迅在中国文学与中国文化中所占有的重要地位[6]。
在翻译策略方面，蓝诗玲倾向于选择可接受性策略，原因在于她对翻译文学在英语文学多元系统中一直处于边缘性地位有深刻的认知。她曾说，中国读者或许很难想象中国文学作品在西方的边缘性。通读她的译作，读者可以发现，她通常是寻求英美文学经典形式库中现有的表达法，以便于读者理解和接受，从而尽可能地缩小边缘性程度。蓝诗玲曾在《鲁迅小说全集》的“翻译札记”中提出“忠实性再创造”的概念。她总结说“总体上，我最基本的原则是忠实于原文”。但是所谓的忠实并不是绝对的、机械的。蓝诗玲把原作称为“创造”，译文的产生称为“再创造”。
1.宏观层面的译者责任
“译者中心”意识表现于译者在翻译的宏观操作过程中对译本的高度责任感，例如，要兼顾原作、原作者和目的语读者的接受和阅读习惯等[5]。
在《马桥词典》的英译本中，蓝诗玲没有使用任何注释。在本书的序文中，她详细介绍了原
作的主要内容、故事发生的背景，在译本的末尾，对书中所涉及的具有中国特文化和历史的相关术语进行了整理，以方便目的语读者进行资料查或进行深入研究。
此外，由于《马桥词典》的创作所使用的方言及方言文化，给译者的翻译带来了极大的挑战，蓝诗玲在《马桥词典》英译本的“翻译说明”部分特别解释了“小说原文中有五个词条在方言和普通话之间存在强烈双关，如要翻译，势必要在英语中增加解释性词语”[7]。因此，在征得原作作者许可后，她对这些极具中国文化彩的词条进行了删译。因为这些内容如果强行译入目的语，非但不能有效保留中国文学作品的文化韵味，还会给西方读者造成理解上的困惑，进而影响译本的可接受程度[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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